1914年，常州女师附小发生了一件轰动全校的“闹学潮”事件，虽然学生们如愿赶走了一个不学无术的算术教员，可领头的三年级女生史良也被记大过一次。
　　反叛的性格缘自清贫的家庭和充满忧患的社会环境，“五四”的风吹到常州时，已是女师学生会会长的史良打破男女界限，与男师联合，高举义旗罢课演讲，“慷慨陈词，工人很受感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在游行中，她手执校旗领头高呼，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鼓舞了看热闹的人们，从此，史良在常州名声大噪。
　　从女师毕业后，史良考入上海女子法政学校，半年后，因不满学校的办学方针，率领一百名同学转入上海法科大学，成为司法界著名人士董康的得意门生。她天资过人，熟背《六法全书》，立志“做一个不出卖灵魂的律师”。
　　在董康的提携下，史良以出众的口才迅速跻身于上海滩名律师行列。史良的名声吸引了妇女们前来求助，她深知女性地位的低下和痛苦的处境，总是全力以赴为她们辩护，因此被誉为“妇女代言人”。
　　1933年的一个早晨，史良接到一封署名“施义”的信，请她速到巡捕房见面。“我担负着重要工作，请设法营救。”施义的信任让史良非常感动。但由于叛徒供出施义就是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营救失败。
　　“每想起邓中夏同志的牺牲，就很难过。它使我明白，靠统治者的法律来争取人民的政治权利是不可能的。我就是在这个思想背景下，参加到爱国救亡运动的行列中来的。”史良从此开始为地下党员做辩护律师，并与宋庆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抗日救国运动如火如荼时，以史良为主要领导人的妇女救国会成为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救国团体。在一次会议上，有人说，妇女的责任是做好家庭主妇，帮助丈夫，搞好和睦家庭。史良反驳说：“今天中国妇女的最大责任是救国，而不是治家，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犹如一记棒喝，史良穿着暗色旗袍的高大身影深深地印在与会者的心中。
　　“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救国会的主张引起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仇视与恐慌，他们开始镇压，沈钧儒、史良等七名领导人被非法逮捕，成为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
　　在法庭上，史良毫不畏惧，慷慨陈词：“抗日二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非检察官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才会判救国有罪！”一步步把审判长逼到理屈词穷。毛泽东听说后，称她为“女中豪杰”。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鼓励下，史良出任司法部第一任部长。在长期为妇女办案的切身体会中，她深知旧社会女性对婚姻自由的梦想，在她的主持下，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实施，包办强迫、男尊女卑被废除，女性终于和男子一样，有了爱和被爱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史良早早用自身诠释了婚姻自由，嫁给比她小7岁的陆殿栋，是那个年代罕见的“姐弟恋”。一同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在陆殿栋的镜头下，一张张泛黄的照片是他们恩爱婚姻的注脚。
　　“她不是名门之后，也不是名人之妻，她是她自己，她所得所成皆是自我奋斗而来。”养女这样评价史良。
　　史良（1900年-1985年），江苏常州人，法学家、政治家、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部长。
　　（编辑 张秀格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