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空间:内涵、维度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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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生产的资本化、碎片化、均质化加剧了城市空间中个体道德生活的失落,只有重新开启对空间生活向度的道德审视——即构建基于个体自我认同与实践的"道德空间",才有可能走出城市空间中人际关系所面临的伦理和价值断裂的问题.借助近年来城市空间正义理论研究的学理启示,道德空间旨在通过对空间结构、价值形态的剖析来阐明个体维度的道德善恶问题,提出以道德空间的概念关联道德学与空间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具体来说,道德空间是指个体道德观念形成的原初场所,它具有主体间的互惠性、空间结构上的开放性以及主体价值判断与选择上的独立性三种特性.从空间中的道德发生机制、社会关系、组织形式等方面来看,道德空间又分为身体性与心理性、私人性与公共性、实体性与虚拟性六个维度.澄清道德空间的内涵,把握其特征及维度,理解其建构的必要性,对于构建富有道德人文关怀的现代都市空间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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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10月,为配合基本建设,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北、314省道以南发掘了一批汉晋和唐宋墓(图一).其中一座唐墓(编号2017ZZZM80,以下简称M80)保存较完好,未被盗扰,据出土墓志记载,墓主为唐滁州司马郑仲淹及其夫人.此墓纪年明确,随葬器物丰富,组合完整.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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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rn古代漆器上常常朱漆书写有“牢”、“上牢”等铭文,早已为学界所关注.关于这些铭文的含义,历来众说纷纭,聚讼不息.1925年,日本东京大学在朝鲜平壤发掘了东汉乐浪郡王盱墓,出土的一件画像漆盘的底部有朱书铭文“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夹纻,行三丸,治千二百,卢氏作,宜子孙,牢”(图一).其中的“牢”,原田淑人认为“即坚牢之谓.但亦似寓有吉祥之意”[1].
受汉地封印文化影响,吐蕃最早视印章为“盟誓诏书”(bka\'gtsigs kyi yi ge)或上级发放敕令的有效凭证.吐蕃时期的印章遗存可分为实物遗存和文书押印印痕两种.近年来,学界已从不同视角对此展开了充分研究.吐蕃王朝奔溃之后,其后裔在西藏阿里象雄故地新建地方政权——古格王国(10世纪末至17世纪初).该时期印章形制与特征,因缺乏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故学界对此悬而未解.2016年,托林寺佛塔出土文书印痕的发现,为学界探究古格王国早期印章形制、功能打开了一扇窗口.本文基于此次佛塔出土古格早期官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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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rn木鱼山摩崖造像,又称菩提寺摩崖造像,位于四川省安岳县自治乡黄河村四组的木鱼山上,西北距安岳县城约23公里,西约300米处为菩提寺旧址,现为自治乡小学(图一).2007年被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rn20世纪90年代,木鱼山摩崖造像内容有零星披露和介绍[1].2015年6月,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岳县文物局联合组成调查队,对该造像点进行了详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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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五纪》篇以天下有灾殃,“后帝”通过“修历五纪”平息灾祸为背景,详细论述了一套内容复杂、逻辑严谨的“五纪”系统.其中简79 ~97,继阐述后帝所修建的宇宙、道德和神祗体系之后,又将这套系统与人体相结合进行描述,内容独特,引人关注.本文就此谈谈我们的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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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五纪》曰“日、月、星、辰、岁,唯天五纪”(简3),“星”指二十八宿.文中依次列举了二十八宿的名称,还记载了二十八宿每一宿所宜之事,与后世的星占有一定渊源.简文明确提出了“四维”的概念,还以四维的首尾两宿、南门、北斗与身体部位相配,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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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四川考古工作者对荥经同心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26座[1],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即秦据巴蜀至秦统一六国之际.M18出土7方印章,其中6方为巴蜀符号印,1方为汉字印(M18:22).rn该印为铜质,印面呈方形,边长1.8、厚0.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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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是历史记载中第一位上古帝王,被后世尊奉为“人文初祖”.战国秦汉时期,有关黄帝的故事流传甚广.先秦史书《左传》《国语》,以及《管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对其事迹均有描述.到了汉初,由于统治者对“黄老”之学的重视,以黄帝为背景题材的文献更是盛行一时,并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均著录有“黄帝书”,根据学者统计,竟有31家、589篇(卷)之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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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五纪》凡130简,简长45、宽0.6厘米,每简书写约35字.简下端有编号,简14、15、113、114缺失,简22、24、27、34~36、101、103、105、106有残损,现存4463字(合文、重文以1字计),全篇内容基本完整,是前所未见的先秦佚籍.《五纪》借托“后”,论述以五纪(日、月、星、辰、岁)与五算相参,建立常法;并在此历算基础之上,将礼、义、爱、仁、忠五种德行,与星辰历象、神祗司掌、人事行用等相配,从而构建了严整宏大的天人体系.该篇文献原无篇题,全篇以“五纪”为中心展开,因拟以今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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