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孟子》作为古典时期儒家思想的重要奠基人，其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中《孟子》的选文篇幅比重较大，是文言教学中的重点之一。然而，《孟子》的教学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对文言阅读能力的考验与提升，更应当在于其内在的影响国人千百年的儒家精神内核。以入选新课标版初中语文及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的9段《孟子》选文为例，其精神内核可概括为：重义轻利的侠义精神、向善嫉恶的坚贞品质、民贵君轻的民本意识、兼济天下的入世态度。
关键词 中学语文 孟子 精神内核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z.2018.06.064
On the Confucian Spiritual Core from the Selected Works
of Mencius in Middle School Textbooks
——Taking People's Education Edition Middle School Language as an Example
TAO Banggui
（Maanshan No.8 Middle School， Maanshan， Anhui 243000）
Abstract Mencius， as an important founder of the Confucianism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has deep-rooted influence on the influence of 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n the later generations. The weight of the selection of Mencius in th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middle school teachers is relatively large. It is one of the focus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However， the teaching value of "Mencius" is not only the test and promotion of the reading ability of classical Chinese， but also lies in its internal spiritual influence on the spiritual co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aking the nine paragraphs of Mencius selected in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junior high school language and PEP high school language textbooks as an example， its spiritual core can be summarized as： chivalrous spirit that favors justice and frivolity； The gentleman's lightened people-centered consciousness and the attitude of joining the world with economic success.
Keywords middle school Chinese； Mencius； spiritual core
建國以来中学语文课本中从来不乏《孟子》的身影，以人民教育出版社新课标版初中语文及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先秦诸子选读》为例，《孟子》选文分别有《鱼我所欲也》、《寡人之与国也》（王好战，请以战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何必曰利》、《民为贵》、《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善养我浩然之气》、《仁义礼智，我固有之》9段，其字句的疏通、内容的解读是广大一线语文教师所轻车熟路的，然而，孟子作为儒家的“亚圣”，其哲学思想从子学时代贯穿至今，其精神内核早已深深的烙印在中国人的血脉中，我们不难从他的文字中找到国人品质与思维的源头——这兴许是在纯粹字面的文本解读以外，更为深沉而紧要的国学教育的初衷所在。那么回归到上文提及到的9段《孟子》选文中，我们将其中所集中展现的儒家精神内核提炼出来的，不妨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以下四点：
1 重义轻利的侠义精神
中国人有重义轻利的传统，这似乎不必我赘言。但要论及源头，孟子是无可回避的，冯友兰先生指出孟子“纯不从功利主义立论”。[1]而这一点，在9段《孟子》选文中皆有或多或少的体现，较为鲜明的当属《王何必曰利》。面对梁惠王“亦将有利于吾国乎”[2]的疑问，孟子直言道：“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因为孟子深谙，倘若“后义而先利”，则“不夺不厌”。“夺”是儒家所深恶痛绝的，荀子道：“争夺生而辞让亡”，[3]“夺”对于一个国家无疑是巨大的灾难。因而在“仁义”面前，“利”不值得一提。不仅如此，在生命面前，“义”依然是儒家不可动摇的信念。在另一段选文《鱼我所欲也》中，孟子提出 “舍生而取义者也”则颇有几分无畏的侠义精神了。这种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在《孟子》全文中是一以贯之的。孟子以为：但凡身怀仁义，便无所畏惧。“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正是此理。“义”给予君子无穷无尽的力量，这一点孟子亦有所说明。在选文《浩然之气》中，孟子解释道，他所擅长的，不过是“养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在孟子的口中“至大至刚”、所向披靡、“塞于天地之间”，令人不得不心驰神往。而练就一身“浩然之气”的法子，却只有一条 “集义所生”。可见“义”在孟子看来，是宇宙之间最为坚不可摧的武器，重义轻利所以坚不可摧、所以无所畏惧，这便是儒家代代相传的勇气源泉。而 “义”从何来，孟子在选文《仁义礼智》中指出：“仁义礼智，非外铄我，我固有之”。这就涉及到孟子的“四端”之说了，“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而“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义”不过是“人心之同然”，生来人人皆有，丢失的人不过是“弗思而已”。 2 向善嫉恶的坚贞品质
中国人向善嫉恶的品质，应当说自屈原的《楚辞》就奠定了雏形，“亦余心之所向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正是士大夫千百年来所追求的人格标杆。而儒家对国人坚贞品质的建树，则体现在其“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普及性与可行性。在选文《仁义礼智》中，孟子的“性善论”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与说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以上四者，又分别对应着“仁、义、礼、智”，被孟子归类为人心之“四端”。如此，“仁义礼智”自然是“我固有之”了——这与孟子毕生所坚持的“性善”理论一脉相承，正是因为“赤子之心”包涵“四端”，人性之“善”便是与生俱来的，“尧舜与我同类”，这是孟子所强调的“善”的普遍性。所有丧失“善”这一品质的人，在选文《鱼我所欲也》中，孟子称其为“失其本心”。而想要维持“本心”的纯洁与通透， 唯一的方式在于“思”。在这一层面上，以“仁义礼智”为核心的“善”的回归充满了可行性，“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而在选文《浩然之气》中，浩然之气需要“配义与道”、“直养而无害”，稍稍有所懈怠，则“馁也”。就如同浩然之气“扩而充之”则会“至大至刚”一样，“仁义礼智”一旦“扩而充之”甚至足以“保四海”，这也就是选文《天时不如地利》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提到的“道”。
3 民贵君轻的民本意识
儒家的人本思想缘起十分早，孔子 “伤人乎？不问马”[4]便初见端倪。但相对于“君”的“民本”思想，应当说是滥觞于孟子的。在選文《民为贵》中，孟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较之于殷商时期所默认 “天子”生来享有“天命”[5]的理念，君民关系到了孟子，可以说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扭转。选文《天时不如地利》中指出“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而在于“得道”。前文提到，孟子所认为的“道”在于人心深处的“仁义礼智”，这便无关乎身份地位，更不存在 “天命”靠亲属关系传承的说法。恰恰相反，但凡能够“从大体”（心）便是“大人”，但凡能够“尽心”，便能够“事天”，这彻底解构了脱胎于巫教文化的“绝地天通”后“君”的绝对权威。只有充分发扬“仁义礼智”的君子，才是真正能够得“天命”之人，譬如尧舜——这才是孟子一贯“法先王”的根本所在。这也就有了“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观点。因而在选文《乐民之乐》中，孟子强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甚至当民不得其乐，“非其上”也是无所厚非的。而在选文《寡人之与国也》中，“民本”甚至已经具化到了繁琐的“民生”问题上。为了使“黎民不饥不寒”，孟子从稼穑、捕鱼、伐木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规划蓝图，并在“五十者可以食肉，七十者可以衣帛”、“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的基础上强调“庠序之教”、“孝悌之义”。孟子对民生的关注是真诚的。
4 兼济天下的入世态度
积极入世的态度是儒家与道家的一条分水岭。中国人胸怀天下的担当与胸怀，在孔孟的时代便奠定了根基。同样是修身、同样是养性，老庄追求的是“逍遥”的自由的“神人”的境界，[6]只求在黑暗的乱世独善其身。而儒家则以为“独善其身”是“穷”迫的、远不够的，只有“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人生的追求与理想。这一点在绝大部分《孟子》的选文中都有所体现：在《寡人之与国也》、《何必曰利》、《民为贵》、《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人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孟子皆无所保留的试图传道于君王。尽管孟子的思想与提议今天看来过于理想化，终其一生他从未真正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尽管如此，孟子直到晚年依然在游走宣讲他“仁政”的号召。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孟子告诫世人，又似乎在告诫自己：“故天将降大任与仕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儒家的修身对自己几乎是苛刻的，却又是满怀使命感的、不可回绝的。而在《寡人之与国也》中，孟子对“黎民”的“饥”与“寒”感同身受，关于改善民生的提议与希冀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关怀。在《民为贵》、《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中，孟子一再提醒君王将人民的利益视为首要，于国、于民不得不说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了。即便是一介书生，从不放弃对或明或晦的世道的改变与改善，严于修身、兼怀天下——这是儒家千百年来的担当与抱负，更是后世莘莘儒生积极入世态度的源头所在。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8.
[2] 本文中《孟子》原文皆引自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方勇译注的《孟子》。
[3] 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104.
[4] 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6：67.
[5] 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41.
[6] 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153.
关键词 中学语文 孟子 精神内核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z.2018.06.064
On the Confucian Spiritual Core from the Selected Works
of Mencius in Middle School Textbooks
——Taking People's Education Edition Middle School Language as an Example
TAO Banggui
（Maanshan No.8 Middle School， Maanshan， Anhui 243000）
Abstract Mencius， as an important founder of the Confucianism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has deep-rooted influence on the influence of 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n the later generations. The weight of the selection of Mencius in the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middle school teachers is relatively large. It is one of the focus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eaching. However， the teaching value of "Mencius" is not only the test and promotion of the reading ability of classical Chinese， but also lies in its internal spiritual influence on the spiritual co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aking the nine paragraphs of Mencius selected in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junior high school language and PEP high school language textbooks as an example， its spiritual core can be summarized as： chivalrous spirit that favors justice and frivolity； The gentleman's lightened people-centered consciousness and the attitude of joining the world with economic success.
Keywords middle school Chinese； Mencius； spiritual core
建國以来中学语文课本中从来不乏《孟子》的身影，以人民教育出版社新课标版初中语文及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先秦诸子选读》为例，《孟子》选文分别有《鱼我所欲也》、《寡人之与国也》（王好战，请以战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何必曰利》、《民为贵》、《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善养我浩然之气》、《仁义礼智，我固有之》9段，其字句的疏通、内容的解读是广大一线语文教师所轻车熟路的，然而，孟子作为儒家的“亚圣”，其哲学思想从子学时代贯穿至今，其精神内核早已深深的烙印在中国人的血脉中，我们不难从他的文字中找到国人品质与思维的源头——这兴许是在纯粹字面的文本解读以外，更为深沉而紧要的国学教育的初衷所在。那么回归到上文提及到的9段《孟子》选文中，我们将其中所集中展现的儒家精神内核提炼出来的，不妨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以下四点：
1 重义轻利的侠义精神
中国人有重义轻利的传统，这似乎不必我赘言。但要论及源头，孟子是无可回避的，冯友兰先生指出孟子“纯不从功利主义立论”。[1]而这一点，在9段《孟子》选文中皆有或多或少的体现，较为鲜明的当属《王何必曰利》。面对梁惠王“亦将有利于吾国乎”[2]的疑问，孟子直言道：“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因为孟子深谙，倘若“后义而先利”，则“不夺不厌”。“夺”是儒家所深恶痛绝的，荀子道：“争夺生而辞让亡”，[3]“夺”对于一个国家无疑是巨大的灾难。因而在“仁义”面前，“利”不值得一提。不仅如此，在生命面前，“义”依然是儒家不可动摇的信念。在另一段选文《鱼我所欲也》中，孟子提出 “舍生而取义者也”则颇有几分无畏的侠义精神了。这种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在《孟子》全文中是一以贯之的。孟子以为：但凡身怀仁义，便无所畏惧。“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正是此理。“义”给予君子无穷无尽的力量，这一点孟子亦有所说明。在选文《浩然之气》中，孟子解释道，他所擅长的，不过是“养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在孟子的口中“至大至刚”、所向披靡、“塞于天地之间”，令人不得不心驰神往。而练就一身“浩然之气”的法子，却只有一条 “集义所生”。可见“义”在孟子看来，是宇宙之间最为坚不可摧的武器，重义轻利所以坚不可摧、所以无所畏惧，这便是儒家代代相传的勇气源泉。而 “义”从何来，孟子在选文《仁义礼智》中指出：“仁义礼智，非外铄我，我固有之”。这就涉及到孟子的“四端”之说了，“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而“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义”不过是“人心之同然”，生来人人皆有，丢失的人不过是“弗思而已”。 2 向善嫉恶的坚贞品质
中国人向善嫉恶的品质，应当说自屈原的《楚辞》就奠定了雏形，“亦余心之所向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正是士大夫千百年来所追求的人格标杆。而儒家对国人坚贞品质的建树，则体现在其“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普及性与可行性。在选文《仁义礼智》中，孟子的“性善论”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与说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而以上四者，又分别对应着“仁、义、礼、智”，被孟子归类为人心之“四端”。如此，“仁义礼智”自然是“我固有之”了——这与孟子毕生所坚持的“性善”理论一脉相承，正是因为“赤子之心”包涵“四端”，人性之“善”便是与生俱来的，“尧舜与我同类”，这是孟子所强调的“善”的普遍性。所有丧失“善”这一品质的人，在选文《鱼我所欲也》中，孟子称其为“失其本心”。而想要维持“本心”的纯洁与通透， 唯一的方式在于“思”。在这一层面上，以“仁义礼智”为核心的“善”的回归充满了可行性，“求则得之，舍则失之”。而在选文《浩然之气》中，浩然之气需要“配义与道”、“直养而无害”，稍稍有所懈怠，则“馁也”。就如同浩然之气“扩而充之”则会“至大至刚”一样，“仁义礼智”一旦“扩而充之”甚至足以“保四海”，这也就是选文《天时不如地利》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提到的“道”。
3 民贵君轻的民本意识
儒家的人本思想缘起十分早，孔子 “伤人乎？不问马”[4]便初见端倪。但相对于“君”的“民本”思想，应当说是滥觞于孟子的。在選文《民为贵》中，孟子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较之于殷商时期所默认 “天子”生来享有“天命”[5]的理念，君民关系到了孟子，可以说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扭转。选文《天时不如地利》中指出“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而在于“得道”。前文提到，孟子所认为的“道”在于人心深处的“仁义礼智”，这便无关乎身份地位，更不存在 “天命”靠亲属关系传承的说法。恰恰相反，但凡能够“从大体”（心）便是“大人”，但凡能够“尽心”，便能够“事天”，这彻底解构了脱胎于巫教文化的“绝地天通”后“君”的绝对权威。只有充分发扬“仁义礼智”的君子，才是真正能够得“天命”之人，譬如尧舜——这才是孟子一贯“法先王”的根本所在。这也就有了“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观点。因而在选文《乐民之乐》中，孟子强调“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甚至当民不得其乐，“非其上”也是无所厚非的。而在选文《寡人之与国也》中，“民本”甚至已经具化到了繁琐的“民生”问题上。为了使“黎民不饥不寒”，孟子从稼穑、捕鱼、伐木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可行的规划蓝图，并在“五十者可以食肉，七十者可以衣帛”、“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的基础上强调“庠序之教”、“孝悌之义”。孟子对民生的关注是真诚的。
4 兼济天下的入世态度
积极入世的态度是儒家与道家的一条分水岭。中国人胸怀天下的担当与胸怀，在孔孟的时代便奠定了根基。同样是修身、同样是养性，老庄追求的是“逍遥”的自由的“神人”的境界，[6]只求在黑暗的乱世独善其身。而儒家则以为“独善其身”是“穷”迫的、远不够的，只有“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人生的追求与理想。这一点在绝大部分《孟子》的选文中都有所体现：在《寡人之与国也》、《何必曰利》、《民为贵》、《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人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孟子皆无所保留的试图传道于君王。尽管孟子的思想与提议今天看来过于理想化，终其一生他从未真正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尽管如此，孟子直到晚年依然在游走宣讲他“仁政”的号召。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孟子告诫世人，又似乎在告诫自己：“故天将降大任与仕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儒家的修身对自己几乎是苛刻的，却又是满怀使命感的、不可回绝的。而在《寡人之与国也》中，孟子对“黎民”的“饥”与“寒”感同身受，关于改善民生的提议与希冀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关怀。在《民为贵》、《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中，孟子一再提醒君王将人民的利益视为首要，于国、于民不得不说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了。即便是一介书生，从不放弃对或明或晦的世道的改变与改善，严于修身、兼怀天下——这是儒家千百年来的担当与抱负，更是后世莘莘儒生积极入世态度的源头所在。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78.
[2] 本文中《孟子》原文皆引自20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方勇译注的《孟子》。
[3] 荀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5：104.
[4] 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6：67.
[5] 尚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41.
[6] 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