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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弟：亲爱的一弟！
我是一个弱者仍然是一个弱者！好像永远都不能强悍起来。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我颤慄而寂寞！在这个情景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我的依傍，你如（于）是乎在我的心田里，就占了一个地位。此外同居在一起的仁，秀，也和你一样——你们一排站在我的心田里！我常常默祷着：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呵！
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利（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倘若真的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这一个遗嘱样的信，你见了一定会怪我是发了神筋（经）病？不知何解，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起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
杞忧堪嚎，书不尽意，祝你一切顺利！
这是杨开慧1929年3月写给她堂弟杨开明的一封信。文字情真意切，如泣如诉，充满无尽的思念和忧伤。写这封信时，她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丈夫的音讯了。
1927年8月底，毛泽东告别妻儿，离开长沙去安源部署秋收起义，杨开慧则带着三个孩子到距长沙市百余里的板仓老家开展地下斗争。别后的日子，夫妻二人各自处于生死险境，彼此惦念牵挂，却难以取得联系。
9月8日，毛泽东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国民党“清乡”团抓住。在被押送去处死的路上，他机智脱险，死里逃生。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10月，毛泽东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
井冈山在板仓的东南面，仅数县之隔，却因“清乡”团的“铲共”活动而路途险恶。毛泽东上山后，用暗语给杨开慧写过一封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现在好了，兴旺起来了。杨开慧收到信后激动万分，立即回信。然而，长沙到井冈山的秘密交通很快被敌人切断了。杨开慧曾多次寻找湖南省委，因省委数度被破坏和搬迁，一直联系不上。杨开慧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屡剿“朱毛”却总不成功的消息，既受鼓舞又很担心。
当时，长沙、武汉乃至全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1928年春，夏明翰、郭亮、向警予等相继被捕、遇难，国民党报纸上连篇累牍都是杀共产党人的报道。在井冈山上的毛泽东十分牵挂杨开慧的安危，他动员茅坪一个小店主吴福寿下山打听消息。吴福寿到了长沙，按地址没有找到杨开慧，听到的却是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的消息。吴福寿上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信以为真，悲痛万分。
而事实是，敌人来板仓捉拿杨开慧，但杨开慧提前得到消息躲了起来，在当地群众掩护下化险为夷。为了更好地保护杨开慧，当地群众刻意四下传播“杨开慧已死”的消息，以迷惑敌人视听。吴福寿并没有了解到实情。
1929年以后，杨开慧在板仓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她在3月7日的《国民日报》上看到朱德妻子萧奎联（伍若兰的化名）遇害后被砍头示众的消息，既震惊又愤怒。她对自己的前景很是忧虑，总觉得死亡如影随形。她把与毛泽东联系上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堂弟杨开明身上。
杨开明，即信中所称“一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一直在安源工作，帮助组建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武装。1928年6月，湖南省委迁到安源后，他被任命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并被派往井冈山工作。1929年1月，杨开明由井冈山到上海，代表红四军前委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3月，杨开慧从亲戚那里得知杨开明到上海，立即提笔给他写信。
信中，她流露出作为女人软弱的一面，“我是一个弱者仍然是一个弱者！好像永远都不能强悍起来。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我颤慄而寂寞”。她把能联系上的亲人一弟、仁、秀当成最后的依傍，“仁”“秀”指的是杨开慧的堂妹杨开仁和杨开秀。同时，她又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女子的坚定和勇敢：“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当真切感到死神接近时，她最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三个孩子。此时岸英7岁，岸青6岁，最小的岸龙才2岁，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已改为杨姓。尽管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会给孩子们一些照顾（毛泽民当时在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不时为失去生活来源的杨开慧母子寄些钱），可是在这样血腥动荡的环境下，一个叔父的爱怎能为孩子们抵挡“狂风骤雨的侵袭”。杨开慧请求开明、开仁、开秀等能在自己身后给予孩子们更多的爱护。她为弱小孩子的命运揪着心，她的语言万分恳切：“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起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
当时形势极为险恶，杨开慧收信和寄信都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她写好这封“遗嘱样的信”，却无法寄出，只好藏匿在故居老宅的墙缝中。
1929年1月后，毛泽东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他后来得到杨开慧还活着的消息，于11月写信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说“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并询问杨开慧的通信地址。但是，在转战途中与受敌人严密监控的板仓联系谈何容易，他们还是没有联系上。
日子在思念中一天天过去，杨开慧强忍内心的苦楚，陪伴母亲，照料孩子，同时参加当地党组织会议，坚持做革命的宣传工作。她预料中的不幸终于在1930年10月24日降临。这天凌晨，国民党“清乡”团将板仓屋场团团围住，杨开慧在家中被捕。敌人连保姆和孩子也不放过，把杨开慧、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一起押到长沙警备司令部。
带着孩子坐牢，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多么大的折磨！
毛岸英小小年纪看到妈妈受苦伤心痛哭，杨开慧对儿子说：“学会坚强，永生永世跟党革命。妈妈永远爱你的爸爸，长大后你要听爸爸的话，要心疼他，孝顺他。你是哥哥要照顾好弟弟们……”
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听了叛徒任卓宣（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建议“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表示只要杨开慧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但杨开慧坚贞不屈，何键对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从容走向刑场，英勇就义于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29岁。一个多月后，噩耗传到瑞金。毛泽东极度悲伤，强抑内心悲痛，挥笔致函杨老夫人及杨开慧的亲属，沉痛地表示：“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寄款为杨开慧修墓立碑。
杨开慧被杀害后十多天，毛岸英被舅舅杨开智从监狱接回。为了避免再被迫害，毛岸英与两个弟弟被送到上海，由叔父毛泽民安排进了“大同幼稚园”。后来，上海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岸龙夭折，岸英、岸青流落街头，过了很长一段“三毛”式的生活。
1950年，毛泽东在见到杨开慧的堂妹时，满怀深情地赞扬说：“你霞姐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在见到当年的保姆陈玉英时，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杨开慧被捕的经过和狱中情况，并说：“开慧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家就牺牲了六个，有的全家都牺牲了。”
1957年，毛泽东接到杨开慧的同窗好友李淑一怀念柳直荀烈士的一首词后，当即和了一首词，词曰：“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无限思念和深情礼赞。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網）
我是一个弱者仍然是一个弱者！好像永远都不能强悍起来。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我颤慄而寂寞！在这个情景中，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我的依傍，你如（于）是乎在我的心田里，就占了一个地位。此外同居在一起的仁，秀，也和你一样——你们一排站在我的心田里！我常常默祷着：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呵！
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利（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倘若真的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这一个遗嘱样的信，你见了一定会怪我是发了神筋（经）病？不知何解，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起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
杞忧堪嚎，书不尽意，祝你一切顺利！
这是杨开慧1929年3月写给她堂弟杨开明的一封信。文字情真意切，如泣如诉，充满无尽的思念和忧伤。写这封信时，她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丈夫的音讯了。
1927年8月底，毛泽东告别妻儿，离开长沙去安源部署秋收起义，杨开慧则带着三个孩子到距长沙市百余里的板仓老家开展地下斗争。别后的日子，夫妻二人各自处于生死险境，彼此惦念牵挂，却难以取得联系。
9月8日，毛泽东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国民党“清乡”团抓住。在被押送去处死的路上，他机智脱险，死里逃生。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10月，毛泽东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
井冈山在板仓的东南面，仅数县之隔，却因“清乡”团的“铲共”活动而路途险恶。毛泽东上山后，用暗语给杨开慧写过一封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现在好了，兴旺起来了。杨开慧收到信后激动万分，立即回信。然而，长沙到井冈山的秘密交通很快被敌人切断了。杨开慧曾多次寻找湖南省委，因省委数度被破坏和搬迁，一直联系不上。杨开慧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屡剿“朱毛”却总不成功的消息，既受鼓舞又很担心。
当时，长沙、武汉乃至全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1928年春，夏明翰、郭亮、向警予等相继被捕、遇难，国民党报纸上连篇累牍都是杀共产党人的报道。在井冈山上的毛泽东十分牵挂杨开慧的安危，他动员茅坪一个小店主吴福寿下山打听消息。吴福寿到了长沙，按地址没有找到杨开慧，听到的却是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的消息。吴福寿上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信以为真，悲痛万分。
而事实是，敌人来板仓捉拿杨开慧，但杨开慧提前得到消息躲了起来，在当地群众掩护下化险为夷。为了更好地保护杨开慧，当地群众刻意四下传播“杨开慧已死”的消息，以迷惑敌人视听。吴福寿并没有了解到实情。
1929年以后，杨开慧在板仓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她在3月7日的《国民日报》上看到朱德妻子萧奎联（伍若兰的化名）遇害后被砍头示众的消息，既震惊又愤怒。她对自己的前景很是忧虑，总觉得死亡如影随形。她把与毛泽东联系上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堂弟杨开明身上。
杨开明，即信中所称“一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一直在安源工作，帮助组建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武装。1928年6月，湖南省委迁到安源后，他被任命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并被派往井冈山工作。1929年1月，杨开明由井冈山到上海，代表红四军前委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3月，杨开慧从亲戚那里得知杨开明到上海，立即提笔给他写信。
信中，她流露出作为女人软弱的一面，“我是一个弱者仍然是一个弱者！好像永远都不能强悍起来。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我颤慄而寂寞”。她把能联系上的亲人一弟、仁、秀当成最后的依傍，“仁”“秀”指的是杨开慧的堂妹杨开仁和杨开秀。同时，她又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女子的坚定和勇敢：“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当真切感到死神接近时，她最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三个孩子。此时岸英7岁，岸青6岁，最小的岸龙才2岁，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已改为杨姓。尽管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会给孩子们一些照顾（毛泽民当时在上海主持地下印刷厂，不时为失去生活来源的杨开慧母子寄些钱），可是在这样血腥动荡的环境下，一个叔父的爱怎能为孩子们抵挡“狂风骤雨的侵袭”。杨开慧请求开明、开仁、开秀等能在自己身后给予孩子们更多的爱护。她为弱小孩子的命运揪着心，她的语言万分恳切：“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好像自死神那里飞起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把我缠着，所以不能不早作预备！”
当时形势极为险恶，杨开慧收信和寄信都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她写好这封“遗嘱样的信”，却无法寄出，只好藏匿在故居老宅的墙缝中。
1929年1月后，毛泽东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他后来得到杨开慧还活着的消息，于11月写信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说“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并询问杨开慧的通信地址。但是，在转战途中与受敌人严密监控的板仓联系谈何容易，他们还是没有联系上。
日子在思念中一天天过去，杨开慧强忍内心的苦楚，陪伴母亲，照料孩子，同时参加当地党组织会议，坚持做革命的宣传工作。她预料中的不幸终于在1930年10月24日降临。这天凌晨，国民党“清乡”团将板仓屋场团团围住，杨开慧在家中被捕。敌人连保姆和孩子也不放过，把杨开慧、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一起押到长沙警备司令部。
带着孩子坐牢，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多么大的折磨！
毛岸英小小年纪看到妈妈受苦伤心痛哭，杨开慧对儿子说：“学会坚强，永生永世跟党革命。妈妈永远爱你的爸爸，长大后你要听爸爸的话，要心疼他，孝顺他。你是哥哥要照顾好弟弟们……”
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听了叛徒任卓宣（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建议“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表示只要杨开慧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但杨开慧坚贞不屈，何键对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从容走向刑场，英勇就义于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29岁。一个多月后，噩耗传到瑞金。毛泽东极度悲伤，强抑内心悲痛，挥笔致函杨老夫人及杨开慧的亲属，沉痛地表示：“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并寄款为杨开慧修墓立碑。
杨开慧被杀害后十多天，毛岸英被舅舅杨开智从监狱接回。为了避免再被迫害，毛岸英与两个弟弟被送到上海，由叔父毛泽民安排进了“大同幼稚园”。后来，上海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岸龙夭折，岸英、岸青流落街头，过了很长一段“三毛”式的生活。
1950年，毛泽东在见到杨开慧的堂妹时，满怀深情地赞扬说：“你霞姐是有小孩子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在见到当年的保姆陈玉英时，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杨开慧被捕的经过和狱中情况，并说：“开慧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家就牺牲了六个，有的全家都牺牲了。”
1957年，毛泽东接到杨开慧的同窗好友李淑一怀念柳直荀烈士的一首词后，当即和了一首词，词曰：“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无限思念和深情礼赞。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