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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从王奇生先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谈起,归纳了国民党党治的特点,认为主要是一党专制和蒋介石的“一人独裁”体制,而且是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复杂相系的一党专制,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导致了国民党执政资源的流失,也成为其党治的特点之一,这些则决定了国民党在大陆最终走向失败的历史命运。
关键词:国民党;党治特点;一党专制;执政资源的流失
王奇生先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对国民党自改组、“容共”、清党,到转型、蜕变都作了一次梳理,而且还论及了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党治结构、党政关系、派系纷争等,将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剖析得十分透彻。读了先生的书后,归纳了国民党党治的特点,主要是一党专制和蒋介石的“一人独裁”体制,而且是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复杂相系的一党专制,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导致了国民党执政资源的流失,也成为其党治的特点之一,这些则决定了国民党在大陆最终走向失败的历史命运。
一、从《党员、党权与党争》看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一)“以党治国”之名而行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一人独裁”之实。
党治,即以党治国。1927年,由于内外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国民党取得了在全国的执政地位。在政治上,国民党采取的是“以党治国”的执政方式,目的是为了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执政地位,维护蒋介石个人的最高领袖权威。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宣布进入“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在训政期间,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掌有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1]国民党在1929年就规定训政时期为6年,1935年实行宪政。中间几经拖延,到了抗战结束后,1946年,国民党开始实行宪政。但实际上,“还政于民”只是口头上的政治宣传,其实质仍是在“民主”的外衣下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体制。这通过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的召开可以反映出它假民主的本质。
“以党治国”和建立党治国家模式是孙中山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党政治的失败,向苏联党治国家一党制经验学习的产物。从理论上说,如果国民党能够成功地动作这种模式,是切合中国的实际的。但是由于国民党自身的原因,导致“以党治国”的失败。国民党在实际动作这一模式时,对孙中山的党治模式设计进行了重大修改,使得国民党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带有浓厚的蒋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色彩,其党治国家模式实际上是苏联革命专政在中国的歪曲反映。[2]这一体制的主要特点是:
1、国民党不仅通过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委会,特别是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而且还能通过党的领导人兼任政府主要领导人来控制政府;党军的统帅同时即是党的领袖,通过以党领军,以党治政的集权方式,支配全党、全国。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国民党总裁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统辖党政军一切事务,并且明文规定委员长可以“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处置“党政军一切事务”。[3]从而确立了蒋介石的一人独裁体制。
2、国民党通过掌握政权将其组织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各级政府均受党指导,党自身由中央到省、市、县均有垂直领导机构,而且党的组织机构及其分支遍布社会各个层面,犹如人体细胞一样存在于整个社会有机体中,以强化国民党的统治。
3、党治模式在中央一级直接表现为党政一体,而在省以下的基层则实行党政完全分开。
4、在公开的党治行政机构而外,国民党蒋介石还建立了以“中统”、“军统”为主的秘密政治组织,以特务活动来确立巩固其权威。[4]
很显然,这样的政治统治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一是一旦高层出现问题,极容易造成全局性的社会大震荡,使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都受到巨大的影响。二是不利于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高度集权,各方面的利益、意见难以表达,容易造成各方推诿,不负责任,把决定权推给蒋介石,最终影响国民党领导的整体效能。三是不利于蒋介石、国民党接受监督。这样,一旦决策错误就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四是由于过多包办政府和其他组织的事务,从而影响国民党的自身建设,削弱其战斗力。[5]由此可见,国民党的执政实际上是借孙中山“以党治国”之名而行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一人独裁”之实。
(二)党政关系:党政双轨体制在中央和地方的差异
国民党依照俄共体制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与行政层级相并行的党务系统。而国民党没有完全师承苏联的党政关系模式,尽管在名义上亦号称“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但在实践中,并非所有各级党部都在其相应级别上充当领导角色。党控制政府决策过程的程度随级别不同而呈现出较大差异。在中央一级,党的精英不仅垄断了决策权,也垄断了执行其决策的党、政、军权力体系内的关键职位;而在地方层级中,党的机关不能直接干预行政,更不能直接将他们的指令传达给政府部门去执行。党只管党,党的机关只负责党内组织事务,而且行政机关的党员干部往往不受党组织的约束,由此一来,党部无法透过从政党员贯彻党的指示。党治在地方层级近似一种虚拟状态。[6]
(三)党军关系:形式上的党治,实质上的军治
国民党党权与军权的较量,可以约略分为三个阶段:1924~1926年为党权支配军政时期;1927~1931年为党权与军权分裂时期;1931年以后则为军权控扼党政时期。蒋介石从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行营和侍从室成为主宰一切的“太上党部”和“太上政府”。国民党党治体制的法理序列依然是党→政→军,而实际序列却是军→政→党;名义上是以党统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但这也非如胡汉民所说的“没有党治,只有军治”,因为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形式上的党治。孙中山一手奠定的国民党统为蒋介石的军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7]这种“融党于军政”的措施,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实际上成了“蒋氏治国”,时人描述:“蒋之军权,本受党之命令而来,而积久渐化为个人中心之军权。党之组织,形式上依然,精神则渐堕落,党国大权日益集中于蒋之一人。而彼所赖以实际上维持其权者,则为武力。……其对中央也,并不知党与政府,不知党纪法律,惟知受辖于总司令;而为总司令者,亦遂只知军权之可尊,而党权政权悉成附属品焉:……以国论,不过变大元帅之类为国府主席;以省论,则督军易名为省主席而已。情形如此,故国民党以党治国之精神,日成形式化,实际上还原到武力支配政治之故辄。”[8]因此,国民党的党治特点之一,便是伴有党权与军权间的较量,形式上的党治,实际上的军治。
二、从执政资源的流失看党治特点
(一)执政资源及其类型
所谓执政资源是执政党履行执政使命,巩固执政地位可供调动和利用的各种积极因素和条件的总和。一个执政党所拥有和控制的执政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利用和掌控执政资源的水平以及开发和拓展执政资源的能力如何,对该政党执政能力与执政前景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执政资源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执政资源的类型主要有:思想理论、政治权力、人才组织和历史经验、文化资源等。
(二)国民党执政资源的特点及其流失
1、国民党执政资源的特点
其特点体现在:其一,有着较为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国国民党是由孙中山发起的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较深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从1894年兴中会开始,经同盟会(1905年)、国民党(1912年)、中华革命党(1914年),到中国国民党(1919年),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其二,民心资源的缺失。国民党的执政主要是靠武力取得。南京国民政府这个新政权被全国民众所接受,主要原因是因为人民已经厌倦了长期的军阀混战。执政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倒行逆施,如:国内与中共的决裂,疯狂的镇压工农群众运动;对外放弃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列强达成妥协。使得国民党政权由初期被全国民众所接受演变为被全国民众所唾弃,民心资源缺失。其三,执政资源利用的目的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取向不一致。国民党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只是代表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大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不能动员、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着自己的目标去奋斗,最终走向失败。
2、一党专制导致国民党执政资源的流失
(1)意识形态能力弱化导致理论资源流失
国民党本来是一个革命党,是以孙中山为它提供的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但孙中山去世后不久,以“三民主义”继承者自居的国民党右派,在戴季陶所谓团体和主义“独占性”、“排拒性”的理论指导下,在实行所谓“纯正三民义”的幌子下,公开抛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9]在政界、理论界一方面不断出现违背三民主义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对三民主义歪曲、曲解。尤其是1928年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在蒋介石的策划和主持下,歪曲、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使国民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从一个以孙中山三民义为指导思想的、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意识的国民党完全转变为具有浓厚封建性、买办性、反动性的政党。国民党意识形态能力的弱化导致党内思想混乱,必然导致政治信念的动摇和理论资源的流失,促使国民党朝着衰落的方向发展。
(2)党内组织结构的异化导致组织资源流失
国民党的组织原则,自1924年其“一大”到1949年败退台湾,在名义上一直都是坚持民主集权制的。而实际上,蒋介石无限扩大了集权和个人专断的一面,把民主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他完全违背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把“以党治国”理论变成了他“实行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的挡箭牌”。把民主集权的组织体制发展为“党魁独裁制度”,扼杀了党内民主,束缚了党员自由。[10]而且国民党组织极为涣散,犹如一盘散沙。在吸收党员上,只重数量,不重质量,且接纳手续散漫无章,党员人数猛增。除集体和强迫入党外,党票也成了一部分人谋求饭碗或晋升的工具。[11]党组织迅速扩大,党内的争权夺利加剧。蒋介石多次整理党务,但大都事与愿违。1927年国民党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进行清党运动。清党运动说是清除共产党,实际上成千上万与共产党没有关系的人也被清洗。正如美国学者易劳逸所说:“把许多最富有献身精神、最富有革命理想的革命家清除出去,而使党和政府成了一个谋求私利的官僚分子所把持的机构”。[12]清党运动大大削弱了国民党的政治基础,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推到了对立面,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再加上,由于党员数量、地域分布的局限性及地方组织基础的脆弱性,均显示出国民党的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13]由此可见,国民党党内组织结构的异化导致了它执政组织资源的流失。
(3)权力运作失范化导致政治资源萎缩
权力动作失范主要有:一是权力没有约束产生的结果异化,如腐败;二是权力的“不作为”、“乱作为”等。英国历史学家劳德·艾克顿曾说:“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国民党党内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泛滥,使得权力运作失范化,从而导致政治资源萎缩。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4]“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15]蒋介石本人便是一个对权力有极强欲望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他的专制独裁导致了国民党党政军的腐败。蒋介石“对同事,御部属,一以权诈为能事”。“终使一领导革命的政党,逐渐变为争权夺利的集团。此种转变,在清党后,已日益显著。”[16]在“以党治国”的招牌下,各级政府官吏,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国民党党员,从上至下,纷纷利用职权以各种手段贪污搜刮,巧取豪夺。官场的腐败,也使得国民党经济、军事更加腐败。由专制独裁诱发政治腐败,导致权力动作失范,执政党的政治资源萎缩,国民党的党治力度有限。如:新生活运动即是名“新”实“旧”,“实际上只停留在公文、标语、口号的层次上”。[17]
(4)群体间价值观念冲突诱致文化资源断层
国民党内部,派系是非常纷繁复杂的,可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军队、地盘为凭籍的地方实力派,一类是没有军队、地盘的政治性派系。前类暂且不论,后类主要有西山会议派、改组派、CC系、力行社和政学系等。[18]这些派系间多少带有各自的政见、各自的利益价值取向。党权的派系化也使得党内人才资源日益枯竭。而国民党又推行了一种党员义务泛化的社会控制模式,通过党对权力的垄断,使党内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泛化。尽管国民党一贯标榜理性、政治、人权、自由和民主,且颁布了宪法及一系列法律来保证。但事实上,这些只是幌子,它往往采用极端的手段去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持有异议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各个群体间不同的价值观念,显现出国民党缺乏一种具有权威性、强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政党文化,执政党的文化资源出现断层。
参考文献:
[1]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2]聂资鲁:《国民党大陆失败论》[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张皓:《派系斗争与国民党政府运转关系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4]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余克礼、朱显龙主编:《中国国民党全书》[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注释:
①《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57页.
②许纪霖等:《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06页.
③《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58页.
④聂资鲁:《国民党大陆失败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⑤聂资鲁:《国民党大陆失败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⑥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⑦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
⑧天津,《大公报》,社论:《何日实现文治政府》,1930年4月22日.
⑨聂资鲁:《国民党大陆失败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⑩聂资鲁:《国民党大陆失败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11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12易劳逸:《流产的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13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
14 《论语·为政》.
15 《国语·齐语》.
16 《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5页.
17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三周年告全国同胞书》,《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书告),(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
18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关键词:国民党;党治特点;一党专制;执政资源的流失
王奇生先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对国民党自改组、“容共”、清党,到转型、蜕变都作了一次梳理,而且还论及了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党治结构、党政关系、派系纷争等,将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剖析得十分透彻。读了先生的书后,归纳了国民党党治的特点,主要是一党专制和蒋介石的“一人独裁”体制,而且是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复杂相系的一党专制,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导致了国民党执政资源的流失,也成为其党治的特点之一,这些则决定了国民党在大陆最终走向失败的历史命运。
一、从《党员、党权与党争》看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一)“以党治国”之名而行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一人独裁”之实。
党治,即以党治国。1927年,由于内外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国民党取得了在全国的执政地位。在政治上,国民党采取的是“以党治国”的执政方式,目的是为了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执政地位,维护蒋介石个人的最高领袖权威。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宣布进入“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在训政期间,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掌有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1]国民党在1929年就规定训政时期为6年,1935年实行宪政。中间几经拖延,到了抗战结束后,1946年,国民党开始实行宪政。但实际上,“还政于民”只是口头上的政治宣传,其实质仍是在“民主”的外衣下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体制。这通过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的召开可以反映出它假民主的本质。
“以党治国”和建立党治国家模式是孙中山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党政治的失败,向苏联党治国家一党制经验学习的产物。从理论上说,如果国民党能够成功地动作这种模式,是切合中国的实际的。但是由于国民党自身的原因,导致“以党治国”的失败。国民党在实际动作这一模式时,对孙中山的党治模式设计进行了重大修改,使得国民党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带有浓厚的蒋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色彩,其党治国家模式实际上是苏联革命专政在中国的歪曲反映。[2]这一体制的主要特点是:
1、国民党不仅通过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委会,特别是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而且还能通过党的领导人兼任政府主要领导人来控制政府;党军的统帅同时即是党的领袖,通过以党领军,以党治政的集权方式,支配全党、全国。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国民党总裁兼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统辖党政军一切事务,并且明文规定委员长可以“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处置“党政军一切事务”。[3]从而确立了蒋介石的一人独裁体制。
2、国民党通过掌握政权将其组织和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仅各级政府均受党指导,党自身由中央到省、市、县均有垂直领导机构,而且党的组织机构及其分支遍布社会各个层面,犹如人体细胞一样存在于整个社会有机体中,以强化国民党的统治。
3、党治模式在中央一级直接表现为党政一体,而在省以下的基层则实行党政完全分开。
4、在公开的党治行政机构而外,国民党蒋介石还建立了以“中统”、“军统”为主的秘密政治组织,以特务活动来确立巩固其权威。[4]
很显然,这样的政治统治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一是一旦高层出现问题,极容易造成全局性的社会大震荡,使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都受到巨大的影响。二是不利于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高度集权,各方面的利益、意见难以表达,容易造成各方推诿,不负责任,把决定权推给蒋介石,最终影响国民党领导的整体效能。三是不利于蒋介石、国民党接受监督。这样,一旦决策错误就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四是由于过多包办政府和其他组织的事务,从而影响国民党的自身建设,削弱其战斗力。[5]由此可见,国民党的执政实际上是借孙中山“以党治国”之名而行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一人独裁”之实。
(二)党政关系:党政双轨体制在中央和地方的差异
国民党依照俄共体制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与行政层级相并行的党务系统。而国民党没有完全师承苏联的党政关系模式,尽管在名义上亦号称“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但在实践中,并非所有各级党部都在其相应级别上充当领导角色。党控制政府决策过程的程度随级别不同而呈现出较大差异。在中央一级,党的精英不仅垄断了决策权,也垄断了执行其决策的党、政、军权力体系内的关键职位;而在地方层级中,党的机关不能直接干预行政,更不能直接将他们的指令传达给政府部门去执行。党只管党,党的机关只负责党内组织事务,而且行政机关的党员干部往往不受党组织的约束,由此一来,党部无法透过从政党员贯彻党的指示。党治在地方层级近似一种虚拟状态。[6]
(三)党军关系:形式上的党治,实质上的军治
国民党党权与军权的较量,可以约略分为三个阶段:1924~1926年为党权支配军政时期;1927~1931年为党权与军权分裂时期;1931年以后则为军权控扼党政时期。蒋介石从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行营和侍从室成为主宰一切的“太上党部”和“太上政府”。国民党党治体制的法理序列依然是党→政→军,而实际序列却是军→政→党;名义上是以党统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但这也非如胡汉民所说的“没有党治,只有军治”,因为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形式上的党治。孙中山一手奠定的国民党统为蒋介石的军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7]这种“融党于军政”的措施,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实际上成了“蒋氏治国”,时人描述:“蒋之军权,本受党之命令而来,而积久渐化为个人中心之军权。党之组织,形式上依然,精神则渐堕落,党国大权日益集中于蒋之一人。而彼所赖以实际上维持其权者,则为武力。……其对中央也,并不知党与政府,不知党纪法律,惟知受辖于总司令;而为总司令者,亦遂只知军权之可尊,而党权政权悉成附属品焉:……以国论,不过变大元帅之类为国府主席;以省论,则督军易名为省主席而已。情形如此,故国民党以党治国之精神,日成形式化,实际上还原到武力支配政治之故辄。”[8]因此,国民党的党治特点之一,便是伴有党权与军权间的较量,形式上的党治,实际上的军治。
二、从执政资源的流失看党治特点
(一)执政资源及其类型
所谓执政资源是执政党履行执政使命,巩固执政地位可供调动和利用的各种积极因素和条件的总和。一个执政党所拥有和控制的执政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利用和掌控执政资源的水平以及开发和拓展执政资源的能力如何,对该政党执政能力与执政前景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执政资源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执政资源的类型主要有:思想理论、政治权力、人才组织和历史经验、文化资源等。
(二)国民党执政资源的特点及其流失
1、国民党执政资源的特点
其特点体现在:其一,有着较为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国国民党是由孙中山发起的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较深的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从1894年兴中会开始,经同盟会(1905年)、国民党(1912年)、中华革命党(1914年),到中国国民党(1919年),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其二,民心资源的缺失。国民党的执政主要是靠武力取得。南京国民政府这个新政权被全国民众所接受,主要原因是因为人民已经厌倦了长期的军阀混战。执政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倒行逆施,如:国内与中共的决裂,疯狂的镇压工农群众运动;对外放弃了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列强达成妥协。使得国民党政权由初期被全国民众所接受演变为被全国民众所唾弃,民心资源缺失。其三,执政资源利用的目的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取向不一致。国民党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只是代表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大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不能动员、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着自己的目标去奋斗,最终走向失败。
2、一党专制导致国民党执政资源的流失
(1)意识形态能力弱化导致理论资源流失
国民党本来是一个革命党,是以孙中山为它提供的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但孙中山去世后不久,以“三民主义”继承者自居的国民党右派,在戴季陶所谓团体和主义“独占性”、“排拒性”的理论指导下,在实行所谓“纯正三民义”的幌子下,公开抛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9]在政界、理论界一方面不断出现违背三民主义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对三民主义歪曲、曲解。尤其是1928年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在蒋介石的策划和主持下,歪曲、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使国民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从一个以孙中山三民义为指导思想的、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意识的国民党完全转变为具有浓厚封建性、买办性、反动性的政党。国民党意识形态能力的弱化导致党内思想混乱,必然导致政治信念的动摇和理论资源的流失,促使国民党朝着衰落的方向发展。
(2)党内组织结构的异化导致组织资源流失
国民党的组织原则,自1924年其“一大”到1949年败退台湾,在名义上一直都是坚持民主集权制的。而实际上,蒋介石无限扩大了集权和个人专断的一面,把民主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他完全违背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把“以党治国”理论变成了他“实行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的挡箭牌”。把民主集权的组织体制发展为“党魁独裁制度”,扼杀了党内民主,束缚了党员自由。[10]而且国民党组织极为涣散,犹如一盘散沙。在吸收党员上,只重数量,不重质量,且接纳手续散漫无章,党员人数猛增。除集体和强迫入党外,党票也成了一部分人谋求饭碗或晋升的工具。[11]党组织迅速扩大,党内的争权夺利加剧。蒋介石多次整理党务,但大都事与愿违。1927年国民党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进行清党运动。清党运动说是清除共产党,实际上成千上万与共产党没有关系的人也被清洗。正如美国学者易劳逸所说:“把许多最富有献身精神、最富有革命理想的革命家清除出去,而使党和政府成了一个谋求私利的官僚分子所把持的机构”。[12]清党运动大大削弱了国民党的政治基础,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推到了对立面,失去了他们的支持。再加上,由于党员数量、地域分布的局限性及地方组织基础的脆弱性,均显示出国民党的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13]由此可见,国民党党内组织结构的异化导致了它执政组织资源的流失。
(3)权力运作失范化导致政治资源萎缩
权力动作失范主要有:一是权力没有约束产生的结果异化,如腐败;二是权力的“不作为”、“乱作为”等。英国历史学家劳德·艾克顿曾说:“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国民党党内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泛滥,使得权力运作失范化,从而导致政治资源萎缩。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4]“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15]蒋介石本人便是一个对权力有极强欲望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他的专制独裁导致了国民党党政军的腐败。蒋介石“对同事,御部属,一以权诈为能事”。“终使一领导革命的政党,逐渐变为争权夺利的集团。此种转变,在清党后,已日益显著。”[16]在“以党治国”的招牌下,各级政府官吏,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国民党党员,从上至下,纷纷利用职权以各种手段贪污搜刮,巧取豪夺。官场的腐败,也使得国民党经济、军事更加腐败。由专制独裁诱发政治腐败,导致权力动作失范,执政党的政治资源萎缩,国民党的党治力度有限。如:新生活运动即是名“新”实“旧”,“实际上只停留在公文、标语、口号的层次上”。[17]
(4)群体间价值观念冲突诱致文化资源断层
国民党内部,派系是非常纷繁复杂的,可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军队、地盘为凭籍的地方实力派,一类是没有军队、地盘的政治性派系。前类暂且不论,后类主要有西山会议派、改组派、CC系、力行社和政学系等。[18]这些派系间多少带有各自的政见、各自的利益价值取向。党权的派系化也使得党内人才资源日益枯竭。而国民党又推行了一种党员义务泛化的社会控制模式,通过党对权力的垄断,使党内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泛化。尽管国民党一贯标榜理性、政治、人权、自由和民主,且颁布了宪法及一系列法律来保证。但事实上,这些只是幌子,它往往采用极端的手段去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和持有异议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各个群体间不同的价值观念,显现出国民党缺乏一种具有权威性、强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政党文化,执政党的文化资源出现断层。
参考文献:
[1]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2]聂资鲁:《国民党大陆失败论》[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张皓:《派系斗争与国民党政府运转关系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4]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余克礼、朱显龙主编:《中国国民党全书》[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注释:
①《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57页.
②许纪霖等:《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06页.
③《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58页.
④聂资鲁:《国民党大陆失败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⑤聂资鲁:《国民党大陆失败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⑥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⑦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
⑧天津,《大公报》,社论:《何日实现文治政府》,1930年4月22日.
⑨聂资鲁:《国民党大陆失败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⑩聂资鲁:《国民党大陆失败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11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
12易劳逸:《流产的中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13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
14 《论语·为政》.
15 《国语·齐语》.
16 《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5页.
17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三周年告全国同胞书》,《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0(书告),(台)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
18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