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个阶层的崛起
财富在中国更多的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概念．不是生产经营概念而是政策制度概念，这说明，有些人是先天的必富者，有些人是顺应潮流的主动富裕者．还有些人是被迫富裕了一把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暴富高峰都与重大政治决策有关。第一次是1979年，邓小平首次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些胆大的和在计划体制内找不到位置的人．就成为了第一批发财致富的领头羊。顺着动词特性可以看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让”、”允许搞承包”的“允许”等等，都使人感到好制度是上级发下来的，今天的收成、财富也是领导批下来的。
第二次是八十年代中期，这次高峰与价格双轨制有关，于是那些能够掌握和接近相关资源、利用体制转轨对接机会的人就成为了双轨制的受益者。在经济史上，站在财富金字塔顶尖的往往是“立法者”，也就是那些为行业划定疆界、制定标准的企业，像铁轨的宽度、电脑的windows平台、VCD运行规格等。这样的企业对财富具有无穷的吸附力。中国的这类项目一向先天不足，在这种”小吃大”格局的安排下，已经注定了自己的被剥削身份，注定了在一个时期内只有以“贴牌生产者”(OEM)的身份向首创者交纳无数“标准使用费”。
这个规律在国内同样有效。经过两次热身，锤炼出了一批善于把握游戏规则的人，事实上，许多日后成为富豪级的，都是那些别具慧眼能够提前洞察或者是在人家暗示下“洞察”新经济政策——实际上也就是行业规范、运营许可标准——的那部分人．在91年《文汇报》上出台”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要亡党亡国”论调时仍坚信市场洪流不可阻挡的那部分人。前两个波次赚钱的更像是被政策推着走，现在．他们学会了让政策为他们快速致富。
一部分人、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先富起来是一个道理，比如烟草行业、肝行业都在奔小康的队伍中当过领头羊(红塔集团工人的私家车拥有率竟高达1／2．在上个世纪末爆发的IT大潮中，更年轻一代把“35岁退休”当成暴富的梦想和口号)，但造富运动势头最为迅猛的当属金融和房地产业。
股票是第三次发财高潮的第一推动力，有些人是不小心撞上了鸿运，而更多的人则是通过内幕消息或操纵股市而一夜暴富，第四次则与房地产开发有关，那些能够利用银行金融资源以及国有土地资源的人就纷纷出现各种媒体的财经或者名人板块中，向老百姓讲述他们的成功故事。
经过这几次政策派送．社会资源彻底重新配置了一遍，穷富真正拉开了距离，形成了不同阶层。这一变化主要地来自于政府少做了很多，而不是多做了很多。相反地，多做反而可能导致集体贫困．三年自然灾害时恰是政府参与、管制得最多的时候。虽然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这种进步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造成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可大跃进时经济基础也这样要求过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就是不批准。
接下来，那些手握金元的成功人士也就由不得自己了，他们无法控制资本要求自我增值的特性，一旦具有市场这个温床，资本的自增值意志就不会停止。食利阶层的诞生，不过是市场环境下资本所催生的一个必然后果。《珠江三角洲正日益走下神坛，》中说，当地人的食利收入已经超过外来白领的平均收入．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征地和外来人口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当地一部分食利阶层的诞生。仅在珠海香洲区，被征地的农民由于有物业出租和股份分红等收入来源，就形成了1 4万人的食利阶层。他们正在悄然改变中国。此暴利合法
在一次莫斯科共产党的会议上，列宁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 ”同志们，不要惊慌，当形势对我们不利的时候，我们只消把绳子抛给资产阶级，他们自己就会把绳子往脖子上套。”一位布尔什维克大声问 ”好极了，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可是，我们从哪儿能搞到那么多绳子去吊死所有的资产阶级呢，”列宁轻松地回答道“你放心，资本家会卖给我们的，”
不错，资本家是要尽一切办法卖一切东西的，这使得总有一些富人为富不仁，尤其是在步入市场的初期，暴利渗透进每个有油水的孔隙。但正如《黑夜有多黑我就有多黑》中揭示的．暴利有一个非常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不光是投资人一厢情愿的事。市场的不成熟、消费者和商家的信息不对称、法律意识不强，都在某种程度上怂恿了投资者的超暴利欲望。在第一个投诉者之前，没人想到猪肉会注水，医院的药比药店贵十倍。房子会短斤少两，距地铁站十几公里叫“紧靠”，加上策划创意们海盗般大胆的想像力，股评家、房记们把死人说活的煽动之舌，让人难以压抑购买的冲动。消费者都是冤大头，”上帝”们在市场初级阶段永远是输家。不过，这是整个社会为转型所付出的代价，这时期的暴利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最重要的是，这种种投机都曾白纸黑字地”合法过”。
诚如《大腕》里说的，富人的原则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一位腐败分子说，看人是否有钱，就看他买的没用的东西有多少。的确，接近金宇塔尖的那一小群人，已经根本不用考虑基本生活资料的费用．他们的生活方式主要就是消费，用恩格尔系数衡量的话接近于o。在《格调》一书中，作者把它们称为看不见的人，指西方的那些最富有家族生活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像洛克菲勒家族，刚刚继承了77亿美元遗产的希腊船王外甥女之类，他们除了偶尔出现在某国王的晚会上，嘲笑两句总统是乡巴佬，其余时间只以符号形式现身媒体的角落．普通劳动人民根本不会拿他们和自己相比。
如果不进入税收体系．那么富人消费多少。是否消费都是在一个较为独立的系统中进行的，和社会没有什么交换，也没增长社会财富总量，比如买一件五万元的裘皮大衣，它的最大贡献是另一个富人的利润收入。再比如笔者所经历的一次社会财富分配实例中，周星驰主演的一个茶广告报酬是一千万，导演冯小刚大概是一两百万．而负责创意、拍摄、制作的广告公司总费用是六十几万．除了公司利润，落实到人头上大约是拍摄制作创意人员平均几千元，打杂的一天数十元，也就是说，在分配的金字塔上，塔尖以下的所有人加在一起也不及塔顶人的收入多，甚至连一半都不及。并不是富人的消费越高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而是对另一个富人的贡献越大。但有统计表明，除了超级富豪，大部分中间阶层的富人群体中．享受型消费所占的比例不高．在商人眼里．高消费经常作为成本被纳入投资预算中，位于金宇塔底的人群如果只把塔尖上的百十号人当作唯一参照的话．恐怕立刻就要造反。问题是，人家的不平等已经延续了一两百年，一切都像是命定般自然，而在中国，几乎昨天晚上大家还平起平坐的，今早起来你凭什么就坐到奔驰里去了。我们一边赞赏着李嘉诚、比尔·盖茨，掉过脸去就随口痛恨起那些指望赶上他们的人，就好像李嘉诚的钱是用公有制赚来似的。他们的罪名只是因为他们就在我身边，昨天还跟我一样到处蹭饭。
在我们习惯了的政治词典中，阶级间具有天然的鸿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如冰炭．必须以好坏、对错来划分，一个活另一个就该灭．一个是另一个的掘墓人。这种”有罪推定”式的人为界定．使得人们无论站在其中的哪一级阶梯上．都必须承担着准备随时起来战斗的义务和风险，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划界办法被断然抛弃。在以暴力革命为目标的理论诠释中．人们的智慧和精力被过多耗费在能引发斗争的关节上，眼光过度集中在劳资关系的结果上．专注于分配问题，其实马克思的内容要深刻和复杂得多．连他本人都说资本家“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550—551页)
但一切都在悄然变化。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万里也曾说，左的干扰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人们意识到，一个强大而无所畏惧的社会主义将是一种兼容资本主义的仪器。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龙永图如释重负地说 ”大家都说我们已经谈判十年了，实际上我们用六年的时间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承认我们中国是在搞市场经济。”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更是被看作全国人民的重大利好、一切有钱人的重大利好，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强调”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并认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都要受到法律保护。我们看到．政治上的阶级特性已悄然被法律上的正当特性所取代。
”三个代表”理论的先进性就表现在其务实性和可行性，它不在虚拟的理想化概念上兜圈子，而是从实际的民生问题上开始有所行动。近几百年的历史实践表明，保护私有财产加上允许投机、继承、无主物占有以及保护知识产权，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方案，只有这样，最大多数的人，才有最大可能得以改善，而全部人绝对平等的一致到达幸福的承诺绝对是虚幻的乌托邦。除了上帝，没有人能保证这个结果在预期内实现。现实中可以操作的方案只能是，确保更多的人幸福。就象广告词中所说的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可行但听起来不大悦耳和听起来很舒服但无法操作的两种方案中，理性的选择站在那边，我想，凡是不打算把生活寄托在幻想上的人都心自有数。回避这一点，不是浅薄的无知就是世故的胆怯。
重要的不是剥削
在以往的故事里，资本家被描述为”毒蛇猛兽”，可市场的力量不仅让“毒蛇”变得正确，连”猛兽”也变得可爱和值得向往起来。
在改革开放初期，贫富差别的主要表现是收入上的差距，而后，贫富差别渐成为劳动方式的差别和资源占有及利用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才是造成两极分化的真正原因．而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剩余价值，剥削使资本家更富有，但并不同时使工人更贫困，由于经营决策、风险、和现代科技的诸多变量存在，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市场位置可能产生置换。
目前，围绕保护私有财产的问题，左中右三派又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尽管他们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会争论，但这次似乎摸到了事情的腰眼上。自由派提出的主张核心是将私有财产保护问题写进宪法，甚至不惜付出让脏钱洗红的阵痛代价，企图一劳永逸地实现彻底转型。一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兼政府官员在电视上公开宣称，应该让非法的钱合法化，他说，不然这些钱就会跑到国外去。相信他本人主观上绝没有鼓励贪污的意思．但恐怕贪官或正把贪腐列入计划内的看官，是能从中捕捉到变相教唆的信息的。这个“无罪推定”的前提不过是一道简单的二难选择题，即对“污点财富”要么保护要么任其流出，其间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该怎样调和四个坚持和”消灭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之间如此赤裸裸的；中突，
十六大的决议是早在一些观察家的预料之中的，但人们还是奔走相告，一些人额手相庆，慨叹这一天终于到来，另一些人则以为社会主义的天塌了一块，甚至有极左思想的人认为 在资产阶级有步骤地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同时，他们认为与社会主义进行文化决战的时机也已经到来了。他们决定在中共16大前发动“辽沈战役”式的理论决战。如果取得了这一决战的胜利．他们很快就可以”解放全中国”，公开举行资产阶级的开国大典了。在16大前，资产阶级企图通过摧毁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它们的巧取豪夺制造合理性和奠定理论基础，为修改宪法扫清障碍，但是资产阶级的这些企图明显地破产了。(旷新年语)
财产，无论公有私有，总要在明确的法律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才是有效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即使在宪法上不提及．但是在刑法，民法等法律中，已经确定了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因此，私有财产的保护，更多是体现在一种法律无法行使的非常状态下的价值取向与权利诉求，而并非法律上硬性的条文。这时候有财产的人只有采取个人的能力与智慧保护自己的财产．至少在道义上是无可非议的。应该说，这种道义上合理，是保护私有财产最有力的武器。同样，按照私有财产的属性来说，财产在个人之间流动，个人会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也易于保护。
(责编／康恺)
财富在中国更多的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概念．不是生产经营概念而是政策制度概念，这说明，有些人是先天的必富者，有些人是顺应潮流的主动富裕者．还有些人是被迫富裕了一把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四次暴富高峰都与重大政治决策有关。第一次是1979年，邓小平首次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些胆大的和在计划体制内找不到位置的人．就成为了第一批发财致富的领头羊。顺着动词特性可以看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让”、”允许搞承包”的“允许”等等，都使人感到好制度是上级发下来的，今天的收成、财富也是领导批下来的。
第二次是八十年代中期，这次高峰与价格双轨制有关，于是那些能够掌握和接近相关资源、利用体制转轨对接机会的人就成为了双轨制的受益者。在经济史上，站在财富金字塔顶尖的往往是“立法者”，也就是那些为行业划定疆界、制定标准的企业，像铁轨的宽度、电脑的windows平台、VCD运行规格等。这样的企业对财富具有无穷的吸附力。中国的这类项目一向先天不足，在这种”小吃大”格局的安排下，已经注定了自己的被剥削身份，注定了在一个时期内只有以“贴牌生产者”(OEM)的身份向首创者交纳无数“标准使用费”。
这个规律在国内同样有效。经过两次热身，锤炼出了一批善于把握游戏规则的人，事实上，许多日后成为富豪级的，都是那些别具慧眼能够提前洞察或者是在人家暗示下“洞察”新经济政策——实际上也就是行业规范、运营许可标准——的那部分人．在91年《文汇报》上出台”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要亡党亡国”论调时仍坚信市场洪流不可阻挡的那部分人。前两个波次赚钱的更像是被政策推着走，现在．他们学会了让政策为他们快速致富。
一部分人、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先富起来是一个道理，比如烟草行业、肝行业都在奔小康的队伍中当过领头羊(红塔集团工人的私家车拥有率竟高达1／2．在上个世纪末爆发的IT大潮中，更年轻一代把“35岁退休”当成暴富的梦想和口号)，但造富运动势头最为迅猛的当属金融和房地产业。
股票是第三次发财高潮的第一推动力，有些人是不小心撞上了鸿运，而更多的人则是通过内幕消息或操纵股市而一夜暴富，第四次则与房地产开发有关，那些能够利用银行金融资源以及国有土地资源的人就纷纷出现各种媒体的财经或者名人板块中，向老百姓讲述他们的成功故事。
经过这几次政策派送．社会资源彻底重新配置了一遍，穷富真正拉开了距离，形成了不同阶层。这一变化主要地来自于政府少做了很多，而不是多做了很多。相反地，多做反而可能导致集体贫困．三年自然灾害时恰是政府参与、管制得最多的时候。虽然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解释，这种进步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造成的，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可大跃进时经济基础也这样要求过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就是不批准。
接下来，那些手握金元的成功人士也就由不得自己了，他们无法控制资本要求自我增值的特性，一旦具有市场这个温床，资本的自增值意志就不会停止。食利阶层的诞生，不过是市场环境下资本所催生的一个必然后果。《珠江三角洲正日益走下神坛，》中说，当地人的食利收入已经超过外来白领的平均收入．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征地和外来人口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当地一部分食利阶层的诞生。仅在珠海香洲区，被征地的农民由于有物业出租和股份分红等收入来源，就形成了1 4万人的食利阶层。他们正在悄然改变中国。此暴利合法
在一次莫斯科共产党的会议上，列宁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 ”同志们，不要惊慌，当形势对我们不利的时候，我们只消把绳子抛给资产阶级，他们自己就会把绳子往脖子上套。”一位布尔什维克大声问 ”好极了，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可是，我们从哪儿能搞到那么多绳子去吊死所有的资产阶级呢，”列宁轻松地回答道“你放心，资本家会卖给我们的，”
不错，资本家是要尽一切办法卖一切东西的，这使得总有一些富人为富不仁，尤其是在步入市场的初期，暴利渗透进每个有油水的孔隙。但正如《黑夜有多黑我就有多黑》中揭示的．暴利有一个非常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不光是投资人一厢情愿的事。市场的不成熟、消费者和商家的信息不对称、法律意识不强，都在某种程度上怂恿了投资者的超暴利欲望。在第一个投诉者之前，没人想到猪肉会注水，医院的药比药店贵十倍。房子会短斤少两，距地铁站十几公里叫“紧靠”，加上策划创意们海盗般大胆的想像力，股评家、房记们把死人说活的煽动之舌，让人难以压抑购买的冲动。消费者都是冤大头，”上帝”们在市场初级阶段永远是输家。不过，这是整个社会为转型所付出的代价，这时期的暴利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最重要的是，这种种投机都曾白纸黑字地”合法过”。
诚如《大腕》里说的，富人的原则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一位腐败分子说，看人是否有钱，就看他买的没用的东西有多少。的确，接近金宇塔尖的那一小群人，已经根本不用考虑基本生活资料的费用．他们的生活方式主要就是消费，用恩格尔系数衡量的话接近于o。在《格调》一书中，作者把它们称为看不见的人，指西方的那些最富有家族生活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像洛克菲勒家族，刚刚继承了77亿美元遗产的希腊船王外甥女之类，他们除了偶尔出现在某国王的晚会上，嘲笑两句总统是乡巴佬，其余时间只以符号形式现身媒体的角落．普通劳动人民根本不会拿他们和自己相比。
如果不进入税收体系．那么富人消费多少。是否消费都是在一个较为独立的系统中进行的，和社会没有什么交换，也没增长社会财富总量，比如买一件五万元的裘皮大衣，它的最大贡献是另一个富人的利润收入。再比如笔者所经历的一次社会财富分配实例中，周星驰主演的一个茶广告报酬是一千万，导演冯小刚大概是一两百万．而负责创意、拍摄、制作的广告公司总费用是六十几万．除了公司利润，落实到人头上大约是拍摄制作创意人员平均几千元，打杂的一天数十元，也就是说，在分配的金字塔上，塔尖以下的所有人加在一起也不及塔顶人的收入多，甚至连一半都不及。并不是富人的消费越高对社会的贡献就越大，而是对另一个富人的贡献越大。但有统计表明，除了超级富豪，大部分中间阶层的富人群体中．享受型消费所占的比例不高．在商人眼里．高消费经常作为成本被纳入投资预算中，位于金宇塔底的人群如果只把塔尖上的百十号人当作唯一参照的话．恐怕立刻就要造反。问题是，人家的不平等已经延续了一两百年，一切都像是命定般自然，而在中国，几乎昨天晚上大家还平起平坐的，今早起来你凭什么就坐到奔驰里去了。我们一边赞赏着李嘉诚、比尔·盖茨，掉过脸去就随口痛恨起那些指望赶上他们的人，就好像李嘉诚的钱是用公有制赚来似的。他们的罪名只是因为他们就在我身边，昨天还跟我一样到处蹭饭。
在我们习惯了的政治词典中，阶级间具有天然的鸿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如冰炭．必须以好坏、对错来划分，一个活另一个就该灭．一个是另一个的掘墓人。这种”有罪推定”式的人为界定．使得人们无论站在其中的哪一级阶梯上．都必须承担着准备随时起来战斗的义务和风险，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划界办法被断然抛弃。在以暴力革命为目标的理论诠释中．人们的智慧和精力被过多耗费在能引发斗争的关节上，眼光过度集中在劳资关系的结果上．专注于分配问题，其实马克思的内容要深刻和复杂得多．连他本人都说资本家“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550—551页)
但一切都在悄然变化。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万里也曾说，左的干扰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人们意识到，一个强大而无所畏惧的社会主义将是一种兼容资本主义的仪器。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龙永图如释重负地说 ”大家都说我们已经谈判十年了，实际上我们用六年的时间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承认我们中国是在搞市场经济。”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更是被看作全国人民的重大利好、一切有钱人的重大利好，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强调”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并认为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都要受到法律保护。我们看到．政治上的阶级特性已悄然被法律上的正当特性所取代。
”三个代表”理论的先进性就表现在其务实性和可行性，它不在虚拟的理想化概念上兜圈子，而是从实际的民生问题上开始有所行动。近几百年的历史实践表明，保护私有财产加上允许投机、继承、无主物占有以及保护知识产权，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方案，只有这样，最大多数的人，才有最大可能得以改善，而全部人绝对平等的一致到达幸福的承诺绝对是虚幻的乌托邦。除了上帝，没有人能保证这个结果在预期内实现。现实中可以操作的方案只能是，确保更多的人幸福。就象广告词中所说的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在可行但听起来不大悦耳和听起来很舒服但无法操作的两种方案中，理性的选择站在那边，我想，凡是不打算把生活寄托在幻想上的人都心自有数。回避这一点，不是浅薄的无知就是世故的胆怯。
重要的不是剥削
在以往的故事里，资本家被描述为”毒蛇猛兽”，可市场的力量不仅让“毒蛇”变得正确，连”猛兽”也变得可爱和值得向往起来。
在改革开放初期，贫富差别的主要表现是收入上的差距，而后，贫富差别渐成为劳动方式的差别和资源占有及利用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才是造成两极分化的真正原因．而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剩余价值，剥削使资本家更富有，但并不同时使工人更贫困，由于经营决策、风险、和现代科技的诸多变量存在，有产者和无产者的市场位置可能产生置换。
目前，围绕保护私有财产的问题，左中右三派又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尽管他们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会争论，但这次似乎摸到了事情的腰眼上。自由派提出的主张核心是将私有财产保护问题写进宪法，甚至不惜付出让脏钱洗红的阵痛代价，企图一劳永逸地实现彻底转型。一位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兼政府官员在电视上公开宣称，应该让非法的钱合法化，他说，不然这些钱就会跑到国外去。相信他本人主观上绝没有鼓励贪污的意思．但恐怕贪官或正把贪腐列入计划内的看官，是能从中捕捉到变相教唆的信息的。这个“无罪推定”的前提不过是一道简单的二难选择题，即对“污点财富”要么保护要么任其流出，其间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该怎样调和四个坚持和”消灭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之间如此赤裸裸的；中突，
十六大的决议是早在一些观察家的预料之中的，但人们还是奔走相告，一些人额手相庆，慨叹这一天终于到来，另一些人则以为社会主义的天塌了一块，甚至有极左思想的人认为 在资产阶级有步骤地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同时，他们认为与社会主义进行文化决战的时机也已经到来了。他们决定在中共16大前发动“辽沈战役”式的理论决战。如果取得了这一决战的胜利．他们很快就可以”解放全中国”，公开举行资产阶级的开国大典了。在16大前，资产阶级企图通过摧毁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它们的巧取豪夺制造合理性和奠定理论基础，为修改宪法扫清障碍，但是资产阶级的这些企图明显地破产了。(旷新年语)
财产，无论公有私有，总要在明确的法律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才是有效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即使在宪法上不提及．但是在刑法，民法等法律中，已经确定了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因此，私有财产的保护，更多是体现在一种法律无法行使的非常状态下的价值取向与权利诉求，而并非法律上硬性的条文。这时候有财产的人只有采取个人的能力与智慧保护自己的财产．至少在道义上是无可非议的。应该说，这种道义上合理，是保护私有财产最有力的武器。同样，按照私有财产的属性来说，财产在个人之间流动，个人会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也易于保护。
(责编／康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