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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惩治腐败力度的加大，反腐的思维与方式也日渐更新。基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可知，当今我国腐败产生的关键并非在于公务员的制度体系，而在于道德教育未能落实。一是我国腐败现象出自整体社会的滥用权力，非仅限于行政官员；二是行政官员在满足匮乏性需求后，未能提升需求层次，此乃非健康、病态的人格发展。环顾东西方的先进国家，无一不以道德为立国之本。因此，唯有不断改善道德教育才能彻底落实反腐。要重新树立独立、明确的道德观；贯彻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鼓励善良宗教活动，增强道德他律性与鼓励自我实现的追求；给人民充分的自由权，以满足生理与心理的需求；推广心理治疗，普及心理诊所。
关键词：道德教育；腐败；需求理论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973(2011)02-0069-05
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各个层面皆面临极大转变。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腐败问题已成为我国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道路上的重大阻碍其造成的后果不仅仅在于扭曲激励机制、扩大贫富差距与阶级对立等恶果，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社会大众善良的价值观。随着时代进步，原本显而易见的腐败行为走向了“隐性腐败”，使得反腐工作更难落实。
国家的反腐工作从人治走到了法治，从运动反腐走向制度反腐。然而，包含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所推崇的制度反腐大多停留在正式制度层面。尽管制度反腐值得提倡，但倡导制度中的非正式制度，如道德、伦理等，才是重中之重。笔者以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为依据，说明只有培养健康的人格，才能避免病态的人为活动(腐败)的产生，同时也印证了那句古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参加起草《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政治家富兰克林也说过：“对于不知足的人，没有一把椅子是舒服的”。所以，在反腐工作中，应以道德教育为主，并结合法治教育。
一、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动机是由不同性质的高低层次需求所组成，在较低层次被“相对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产生(见图1)。需求层级分为七等：(1)生理需求。是维持本身生存及繁衍后代的需求，如饮食、性欲、睡眠。(2)安全需求。是寻求被保护或免于被威胁进而获得一种安全感的需求，如求助、保险、医疗等。(3)归属和爱的需求。是一种需要被人接纳、关心、爱护、鼓励、支持的需求。(4)自尊需求。是指需要透过被人的认可、称许、尊重而维护并满足个人自信心的需求。(5)求知的需求。是个人对一切人、事、物中所不了解而希望了解的需求，如阅读、咨询、研究、实验等。(6)求美的需求。指个人对欣赏美好事物的需求，如对寻求人世间的和谐、理性、自然、秩序的需求。(7)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指在个人精神上臻于真善美合一的境界需求，也是对个人理想实现的需求。这一时期的人，具有高道德、自我追求方向、个人与社会责任感，乐于付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对现实生活中的自身状态与付出后的回报充满信心、满意与期待。插图
从第一层的生理需求到第七层的自我实现的需求，唯独第一层是生理需求，二至七层皆是心理需求。而在七个需求层次中，第一层至第四层称为基本需求，因生理或心理上的缺失而导致其产生，所以又称为“匮乏性需求”。马斯洛认为基本需求是一种“类本能”，是先天遗传所决定，但其满足却取决于后天的文化条件和社会因素，因不同文化与社会提供了不同的方式去满足特定的欲望。而五至七层需求是相对于“匮乏性需求”的“成长性需求”。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的满足很大程度上依赖自身之外，而后者的满足独立于他人和环境。同时，前者的满足导致了自身免于疾病(消极)，而后者的满足增进了自身的健康(积极)。最后，就成长性需求而言，分析其求知、求美、求自我实现的内容，可知其虽与第二、三、四层皆属于心理需求，但实质已上升至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层面。
虽然需求层级依照顺序表明了人类低层次乃至于到高层次的需求，但真正的重点，同时也被许多人所忽略的是马斯洛对这些需求的描述与引申，有以下几点：
1．尽管高层次需求的出现是由于低层次需求的满足，但这份满足是“相对满足”，而非“绝对满足”，即低层次的需求是不需要百分之百的被满足。是故越往高层次的需求，需要被满足的百分比也就越低。马斯洛认为一般公民大概满足了85％的生理需求、70％的安全需求、50％的爱的需求、40％的自尊需求，而到了自我实现的需求约有10％。
2．一旦某一需求被相对满足，继续满足该需求亦不对下一层次的需求产生如同原先强度的激励作用。
3．高层次需求的出现，并不是在较低层次需求被满足后突然出现，而是在较低层次需求被满足的过程中渐进式地出现。
4．除非所有的需求都不被满足，否则生理需求不会被认为是最重要或唯一的需求。这代表当两种需求都被满足的时候，人们认为高层次需求比低层次需求有更高的价值，他们更愿为了获取高层次需求而放弃低层次需求。也就说明人类社会中有如同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等追求理想的人。是故越是高层次的需求，越为人类所特有，而自我实现的需求与精神层面为人类独有。
5．需求的层次越高，关怀的范围越广泛，其满足越具有“公益性”的效果。因为需求层次越高，精神层面提升得也越高，而精神的满足往往具有正外部性。例如归属和爱的需求、自尊的需求，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互相尊重。进一步而言，具有高道德与高精神需求的人，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
6．需求层次越高，越接近自我实现，精神层面越高，则心理治疗越容易且有效；反之，需求程度越低，其内容更显物质化、局限化。但也更易于测量。
二、道德教育为反腐之本的理由
(一)由腐败的定义与内涵而言
腐败，即是贪污腐败，许多学者为其从不同角度、不同范畴下了定义：(1)从事反腐调查的组织“透明国际”认为“腐败指的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滥用权力，包括政府官员收受贿赂、在政府采购中收取回扣以及贪污公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3)学者J.S.内伊认为“……因考虑金钱或地位上的好处而偏离公共角色规范职责的行为；或者违背某些规则而以权谋私的行为。这些规则包括贿赂、裙带关系和不正当的占有”。(4)公共选择学派则使用“寻租”一词，其认为寻租是个人或集团向行政官员提供“租金”，以获取在市场中的垄断权(尽管寻租不完全等于腐败，但大部分的情况下两者通常有所关联)，而寻租活动往往增加了社会经济成本、扭曲资源配置、减低了社会剩余，使人民蒙受损失。
除此之外，许多学者或团体也对腐败下了定义，大体而言，相同观点有二：一是腐败主体的滥用公权 力，二是腐败的目的在于满足其自身或与自身相关的亲友的私利。
若更深一层地探究，利用公共权力而谋取私利的行政人员固然属于腐败，而利用其它权力而谋取私利的私部门人员或普通人民，即使不触犯相关的腐败罪，但其本质却是相同的。换而言之，滥用权力谋私并不是政府部门或国营企事业单位成员为主的独特现象，而是现今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只因为公权力的滥用所影响的是全体国民的国家与社会利益，所以引起全体人民的抵制。2010年9月28日《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联合进行了一项调查，根据个人观察与自身生活体验，94.8％的受访者认为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滥用权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其中，68.3％的人认为日常生活中权力滥用现象“非常多”，26.5％的人表示“较多” 。此外，65.9％的受访者认为“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权力滥用和公共权力的滥用一样可怕”，而35.4％的人不认同这种说法。的确，当工商业者为了获取利益而和相关官员进行权钱交易时，社会上的人民也无时无刻不在送出红包或透过关系以求得“特殊待遇”。例如医生或护理人员明目张胆地收取病人红包、家长给学校或老师送红包、法官或其它执法人员收取红包……，从微不足道的个体户小贩到掌握病人生死的医者，再到负有传道、授业、解惑之责的教职人员，人民在市场上进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几乎不再是潜规则，而成为明规则。
除滥用权力者之外，受压迫一方的姑息容忍同样也是“滥用权力”现象的帮凶。同样源自《中国青年报》的调查，在日常生活中，有88.2％的人表示曾有因他人权力滥用而受害的经历。但在之后，竟有41.1％的人选择“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影响正事就算了”。选择“据理力争”与“举报”的人分别只有13.2％和3.5％。根据学者研究，那些选择“小不忍则乱大谋”的人所显示的不是宽容，而是从容忍转为认同，并在之后面对其它人的时候，往往同样滥用手中的权力，将怒气报复于社会大众。更甚者，此种现象如同滚雪球般形成“涟漪效应”，致使社会大众群起效尤，有权者滥用权力、无权者利用关系求取权贵的帮助，进而破坏原有的秩序，使社会道德每况愈下。
所以，腐败的本质，其实不只是公部门人员滥用公权力，更是全体人民对权力的滥用与姑息养奸，显示了人民缺乏道德操守与道德勇气。所以我们要杜绝的，不仅仅是靠着修改公务员腐败的相关法律或变更人事安排，而是对全社会推动全面、彻底的公民道德教育。
(二)我国腐败官员的病态人格发展
回顾近几年来的腐败案件，腐败官员所追求的目标，不外是升官、逐利、谋色，而往往三者间相互联系。除了本身接受利益集团的贿赂而对其大开方便之门(如2000年的成克杰案、2006年的陈良宇案、2007年的郑筱萸案、2009年的文强案等)，家人与亲友也往往凭借其权力在社会上胡作非为、破坏法治。近来的“官二代”一词，就是说明社会已出现了“权力继承”的现象，著名的如“南开大学官二代发帖事件”、“李刚门”事件。而比起男性官员的腐败行为，女性官员腐败的手腕不遑多让，同样地贪恋钱、权、色，有的甚至凭借自身姿色平步青云。如“湖南第一女贪蒋艳萍”、“前鞍山市国税局长刘光明”等。
这些官员在满足了生理需求后，并没有追求更高层级的需求。因为权力和金钱最终落实的实际物质无非美食华服，而性欲的满足，同样也是属于“类本能”的生理需求。表面上看，这些追求全都停滞在生理需求而不前，但实际上，这些官员仍是继续追求归属、自尊等需求。马斯洛认为对需求必须深入探究才能得知其本质。例如某A见邻居买了鱼翅、燕窝，所以A也买了，这并非代表A追求生理需求，而是鱼翅、燕窝的价格象征了购买者的身份，A所要满足的是自尊的需求。再看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的“樊中黔腐败案”，贵阳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市长助理、金阳新区管委会主任樊中黔收贿人民币1005万、美金4万、欧元8千、港币24.8万、金条50根(价值18万元)、房产9处，另有大量人民币与外币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但其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近女色、少应酬，并且顾家、节俭，这说明了其本人纯粹视搜集钞票为爱好。但不论其只是喜爱钞票、或是因为钞票所能带来更多的安全感或自尊，这种偏差需求的行为被马斯洛视为是人格上的不健康，即是一种病态的人格发展。除了樊中黔，还有许多官员的言行举止同样显现出这种病态人格，例如海南省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贪污2000多万，但平时一毛不拔。还有山西吕粱上水西村村支书王某，上任不到一年，曾对向其讨要说法的村民当面叫嚣“我不贪污，当官干啥。”上任不到一年的村支书，不是想着借由为人民服务而获取尊重、或是透过对社会的服务实践自我存在的价值，而是以谋私为己任。上任不到一年的新官却流露出老气横秋的官僚气息，唯一的解释是他在为官前已抱持着这种病态思维。
从官一代到官二代、从男官员到女官员、从大官员到小官员，这些官员并不是缺乏生理需求、亦不是停留在生理需求发展，而是朝着不健康的、病态的需求发展，而这种病态的发展就是在缺乏道德教育却握有权力的情况下进一步恶化。
三、以道德教育为主的改进之道
透过前述，可以得知人的需求是不会停止的，而以阻止行政官员的追逐需求为主的反腐行为大多不可行，且耗费监督成本、法律成本等，而应该以疏导方式，将其病态的人格与病态的需求导正，所以进行以道德教育为主的反腐是最好的方式，其内涵是以健全的道德教育激发或改善人性中自我超越的本质，进而造就良好的社会风气与文化思维，将杜绝腐败动机的发生率达到最小化。具体做法如下：
(一)重新树立独立、明确的道德观，以完善健全人格、减少腐败动机
道德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不分种族、宗教、党派、性别、年龄、地域、职业、贫富。同时，道德也具有标的性，善恶美丑、该为或不该为的思想与行为皆应被清楚区分。
树立独立、明确的道德观为道德教育中的首要作为，其原因如下：
1．就个人而言，透过道德教育可以提升人民对生命中真、善、美的认识，有助于追求其自我实现，也就是加速其成长性需求。即使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民，亦有助其在爱、自尊等需求的构建，也就是匮乏性需求的心理需求部分。
2．就社会群体而言，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是腐败参与者，而不只是握有公共行政权力的人，如企业的管理人员可能向商务部门的官员行贿，而一般的人民也可能向基层公务员行贿。所以建立独立、明确的道德观，推广全面、普及的道德教育，使国家人民成为一位小对个人负责、大对国家、社会负责的现代公民，是道德教育反腐的第一步。
3．就腐败行为的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果：“腐败动机(没有道德、充满欲望的想法)＋腐败工具(权力)＋背景环境(有缺陷的制度、未尽完善的法 规)=腐败行为的产生”。对于腐败行为的产生，腐败动机、工具、环境三因素缺一不可(见表1)。
三者中唯独腐败动机是可控的主观因素，而且动机本身便有善恶之别。但外部的腐败工具与腐败环境的存在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腐败工具(权力)并无善恶优劣之别，而赋予行政官员相应的权力本是为了便于行政官员向人民提供服务的必须作为；同时，由于整体环境不断的变化，新的需求的产生与新的权力必须被赋予，制度环境中必然存在着可供腐败行为出现的漏洞，架构整体行政制度与法律的健全也不过是将其漏洞减至最小，而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杜绝。所以，树立良好道德观是预防腐败行为发生的最佳选择。
(二)贯彻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
当前我国的道德教育存在两点不足：(1)以认知为主，实践能力不足。(2)以学生为主，学校、家庭、社会示范作为不足。
有鉴于此，我国应该在各个层面彻底落实道德教育，也就是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等全方位着手。首先，不分教导者与受教者，不分私人住所或公众场所，一律遵守道德规范，甚至教导者应该接受更严格的规范。《论语》有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次，设立认知与实践并重的道德测评。知而不行是假知，即知即行才是真知。所有的腐败官员开会时都在痛批腐败弊病，却又私下收取贿赂。只有从小养成知行合一的习惯，才能避免社会对于道德话题“说一套又做一套”的现象。最后，建立家庭、学校、社会的道德教育网络。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于其为道德教育的基础，孩子在潜意识中学习到父母的道德行为与价值观。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于学校是个人首次参与集体行动、接受集体规则的场所，个人在道德方面的过失会受到集体的批判。社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于个人能否在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中一面保持道德操守一面追求个人理想的实现，特别是社会中的道德行为容易被少数人搭便车的行为所摧毁。
(三)鼓励善良宗教活动，增强道德他律性与鼓励自我实现的追求
宗教就其强大的精神力量与共同信仰形成一种教条或规则，鼓励信徒存善去恶，这介于人性道德的自律与法律约束的他律之间。而信徒愿意接受宗教的他律约束，则是因为宗教不仅能满足信徒归属和爱的需求，更可帮助信徒达到自我实现的需求。至于许多宗教团体对部分地区或国家的粮食、医疗补助，也补充了部分人民生理与安全需求，那更是不在话下。
相较于外国的宗教皆属有神论者，中国除了宗教，还有被外国学者定义为介于宗教与非宗教之间的儒家(儒教)。儒家独特之处在于道德属于较高层次的自律(见表2)，插图 如《论语》里所说的：君子慎独。不管在私下或公开场合，皆要发挥自身的人本情操，保持道德与操守。对于其它“有神论”的宗教而言，是信徒相信“造物者”正不停地关注自己，然后赏其善、惩其恶，是故信徒必须时刻保持善心与善行。相较自律与他律二者，尽管在程度或过程上有高低不同，但其保持的道德观念与行为却无二异。同时，宗教的他律功能可以补充自律能力不佳者。所以鼓励善良的宗教活动的确有导正社会风气、增进人民道德观念的功效。
再者，宗教所带动的道德他律所造成的软性约束成效亦在法律条文造成的硬性约束之上。许多人只见到西方完善的法律规章，却没见到西方人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如2006、2007年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反腐败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丹麦、新西兰、芬兰。丹麦的宗教信仰情况是86.6％的居民信奉基督教路德宗O.6％的居民信奉罗马天主教。新西兰的情况是英国国教14.9％、罗马天主教12.4％、基督教长老会10.9％、卫理公会教2.9％、五旬节教派1.7％、浸信会1.3％、其它基督教派9.4％、其它宗教3.3％、不详17.2％、无宗教信仰26％。大多数芬兰人(89％)信奉基督教路德宗，大约1％的人口则信奉东正教。其余包括了少部分基督教新教其它教派的教徒、罗马天主教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姑且不论前三名清廉国家，以排名20的美国为例，全国51.3％的居民信奉基督教新教，信奉其它宗教人口比例为天主教23.9％、摩门教1.7％、其它基督教1.6％、犹太教1.7％、佛教0.7％、伊斯兰教O.6％、其它宗教2.5％，不属于任何教派的占4％。透过学者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可以知道新教带给美国人民勇敢、正义、节欲还有努力工作以报答上帝的观念，正符合了需求理论中最高层级的自我实现。反观在世界清廉度排名72的我国，据调查，我国具有宗教信仰者共一亿多人，信仰宗教人口比例与清廉国家相比明显低了许多。
固然宗教信仰并不是成为清廉国家的必要条件，但善良宗教信仰带来高道德水平的成绩，已说明了宗教乃是提升道德、建设廉明政治的充分条件。插图
(一)给人民充分的自由权，以满足生理与心理的需求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提出四个自由，即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这四个自由也成为日后许多政治家的施政理念。而马斯洛本人同样认为满足需求的先决条件在于满足言论自由、行动自由、表达自由、调查研究的自由、寻求信息的自由、防御自由，以及集体中的正义、公平、诚实、秩序等。没有这些自由，则人们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例如：缺少了防御的自由，则人身安全无法获得保障，需求层级中的安全需求自然也无法被满足，更高一层的归属和爱的需求就更不可能产生。再以“李刚门”为例，如果学校禁止学生于事后接受媒体采访，阻止学生的表达自由，那将会扼杀学生的道德勇气。
再者，只有授予人民充分、合理的自由权，人民才有可能在自由意识、自由行动之中，学习到如何尊重他人、如何使用权力、如何在集体行动中发挥道德与理性而不致有失控的行为、如何在追求自我理想的过程中提升自身道德等。政府不仅仅应该用法律、法规来约束人民，而更应该用自由、用道德来协助人民进行自我实现的积极作为。
(--)推广心理治疗，普及心理诊所
依照需求理论，一个基本需求获得满足的人，不会再对基本需求有所需求，也就是指一个完全健康、正常的人是不会有性、饥饿、安全、爱、自尊、特权的需要。扩大心理诊所的普及，对于已做出腐败行为却未被发现的人而言，是一种治疗；对于准备进行腐败行为的人而言，是一种劝阻；对于未进行腐败行为的人而言，是一种预防。预防胜于治疗，以心理治疗的方式来补强人民的道德缺失远比在人民犯错后以法律进行惩罚要先进的多。
如前所述，马斯洛认为需求层次越高，越接近自我实现，精神层面越高，则心理治疗越容易且有效。而许多研究表明，高层管理人员和基本管理人员相比，更能够满足他们的较高层次的需求，因为高层管理人员面临着有挑战性的工作，在工作中他们能够自我实现。而腐败案件中，案情越严重的也往往是掌握权力越大、职位越高的行政官员。所以强化行政官 员的心理诊断与治疗，可以更多地减少重大腐败案件的发生。
四、结论
世界强国在不断完善法治的同时，仍以道德教育为立国之本，如美国总统卡尔文.柯兰芝在1923年向国会提交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美国的制度以良好的公民意识为唯一基础”。而公民意识包含了树立正确道德观、自律、尊重他人价值和尊严、知礼守法、学会处世……重视人力资源的新加坡，也认为一个人的素质首先体现在道德层面，故首先采用以儒文化为主的亚洲价值观，建设廉政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反观我国，过于强调正式制度的重要，而忽略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具体落实，所以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产生许多无法根治的问题，而腐败问题正是其中之一。在强调落实“以人为本”的今日，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给我们指引了重要的方向，只有正视人性的需求、发现人性的光明面、导正追求的方向，以道德教育引导人民向最高层级发展，才能培养负责守法的公民，才能真正改善腐败问题，并建立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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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山庆 校对：叶慧娟]
关键词：道德教育；腐败；需求理论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973(2011)02-0069-05
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各个层面皆面临极大转变。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腐败问题已成为我国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道路上的重大阻碍其造成的后果不仅仅在于扭曲激励机制、扩大贫富差距与阶级对立等恶果，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社会大众善良的价值观。随着时代进步，原本显而易见的腐败行为走向了“隐性腐败”，使得反腐工作更难落实。
国家的反腐工作从人治走到了法治，从运动反腐走向制度反腐。然而，包含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所推崇的制度反腐大多停留在正式制度层面。尽管制度反腐值得提倡，但倡导制度中的非正式制度，如道德、伦理等，才是重中之重。笔者以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为依据，说明只有培养健康的人格，才能避免病态的人为活动(腐败)的产生，同时也印证了那句古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参加起草《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政治家富兰克林也说过：“对于不知足的人，没有一把椅子是舒服的”。所以，在反腐工作中，应以道德教育为主，并结合法治教育。
一、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动机是由不同性质的高低层次需求所组成，在较低层次被“相对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产生(见图1)。需求层级分为七等：(1)生理需求。是维持本身生存及繁衍后代的需求，如饮食、性欲、睡眠。(2)安全需求。是寻求被保护或免于被威胁进而获得一种安全感的需求，如求助、保险、医疗等。(3)归属和爱的需求。是一种需要被人接纳、关心、爱护、鼓励、支持的需求。(4)自尊需求。是指需要透过被人的认可、称许、尊重而维护并满足个人自信心的需求。(5)求知的需求。是个人对一切人、事、物中所不了解而希望了解的需求，如阅读、咨询、研究、实验等。(6)求美的需求。指个人对欣赏美好事物的需求，如对寻求人世间的和谐、理性、自然、秩序的需求。(7)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指在个人精神上臻于真善美合一的境界需求，也是对个人理想实现的需求。这一时期的人，具有高道德、自我追求方向、个人与社会责任感，乐于付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对现实生活中的自身状态与付出后的回报充满信心、满意与期待。插图
从第一层的生理需求到第七层的自我实现的需求，唯独第一层是生理需求，二至七层皆是心理需求。而在七个需求层次中，第一层至第四层称为基本需求，因生理或心理上的缺失而导致其产生，所以又称为“匮乏性需求”。马斯洛认为基本需求是一种“类本能”，是先天遗传所决定，但其满足却取决于后天的文化条件和社会因素，因不同文化与社会提供了不同的方式去满足特定的欲望。而五至七层需求是相对于“匮乏性需求”的“成长性需求”。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的满足很大程度上依赖自身之外，而后者的满足独立于他人和环境。同时，前者的满足导致了自身免于疾病(消极)，而后者的满足增进了自身的健康(积极)。最后，就成长性需求而言，分析其求知、求美、求自我实现的内容，可知其虽与第二、三、四层皆属于心理需求，但实质已上升至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层面。
虽然需求层级依照顺序表明了人类低层次乃至于到高层次的需求，但真正的重点，同时也被许多人所忽略的是马斯洛对这些需求的描述与引申，有以下几点：
1．尽管高层次需求的出现是由于低层次需求的满足，但这份满足是“相对满足”，而非“绝对满足”，即低层次的需求是不需要百分之百的被满足。是故越往高层次的需求，需要被满足的百分比也就越低。马斯洛认为一般公民大概满足了85％的生理需求、70％的安全需求、50％的爱的需求、40％的自尊需求，而到了自我实现的需求约有10％。
2．一旦某一需求被相对满足，继续满足该需求亦不对下一层次的需求产生如同原先强度的激励作用。
3．高层次需求的出现，并不是在较低层次需求被满足后突然出现，而是在较低层次需求被满足的过程中渐进式地出现。
4．除非所有的需求都不被满足，否则生理需求不会被认为是最重要或唯一的需求。这代表当两种需求都被满足的时候，人们认为高层次需求比低层次需求有更高的价值，他们更愿为了获取高层次需求而放弃低层次需求。也就说明人类社会中有如同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等追求理想的人。是故越是高层次的需求，越为人类所特有，而自我实现的需求与精神层面为人类独有。
5．需求的层次越高，关怀的范围越广泛，其满足越具有“公益性”的效果。因为需求层次越高，精神层面提升得也越高，而精神的满足往往具有正外部性。例如归属和爱的需求、自尊的需求，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互相尊重。进一步而言，具有高道德与高精神需求的人，对社会的贡献也就越大。
6．需求层次越高，越接近自我实现，精神层面越高，则心理治疗越容易且有效；反之，需求程度越低，其内容更显物质化、局限化。但也更易于测量。
二、道德教育为反腐之本的理由
(一)由腐败的定义与内涵而言
腐败，即是贪污腐败，许多学者为其从不同角度、不同范畴下了定义：(1)从事反腐调查的组织“透明国际”认为“腐败指的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滥用权力，包括政府官员收受贿赂、在政府采购中收取回扣以及贪污公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3)学者J.S.内伊认为“……因考虑金钱或地位上的好处而偏离公共角色规范职责的行为；或者违背某些规则而以权谋私的行为。这些规则包括贿赂、裙带关系和不正当的占有”。(4)公共选择学派则使用“寻租”一词，其认为寻租是个人或集团向行政官员提供“租金”，以获取在市场中的垄断权(尽管寻租不完全等于腐败，但大部分的情况下两者通常有所关联)，而寻租活动往往增加了社会经济成本、扭曲资源配置、减低了社会剩余，使人民蒙受损失。
除此之外，许多学者或团体也对腐败下了定义，大体而言，相同观点有二：一是腐败主体的滥用公权 力，二是腐败的目的在于满足其自身或与自身相关的亲友的私利。
若更深一层地探究，利用公共权力而谋取私利的行政人员固然属于腐败，而利用其它权力而谋取私利的私部门人员或普通人民，即使不触犯相关的腐败罪，但其本质却是相同的。换而言之，滥用权力谋私并不是政府部门或国营企事业单位成员为主的独特现象，而是现今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只因为公权力的滥用所影响的是全体国民的国家与社会利益，所以引起全体人民的抵制。2010年9月28日《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联合进行了一项调查，根据个人观察与自身生活体验，94.8％的受访者认为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滥用权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其中，68.3％的人认为日常生活中权力滥用现象“非常多”，26.5％的人表示“较多” 。此外，65.9％的受访者认为“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权力滥用和公共权力的滥用一样可怕”，而35.4％的人不认同这种说法。的确，当工商业者为了获取利益而和相关官员进行权钱交易时，社会上的人民也无时无刻不在送出红包或透过关系以求得“特殊待遇”。例如医生或护理人员明目张胆地收取病人红包、家长给学校或老师送红包、法官或其它执法人员收取红包……，从微不足道的个体户小贩到掌握病人生死的医者，再到负有传道、授业、解惑之责的教职人员，人民在市场上进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几乎不再是潜规则，而成为明规则。
除滥用权力者之外，受压迫一方的姑息容忍同样也是“滥用权力”现象的帮凶。同样源自《中国青年报》的调查，在日常生活中，有88.2％的人表示曾有因他人权力滥用而受害的经历。但在之后，竟有41.1％的人选择“小不忍则乱大谋，不影响正事就算了”。选择“据理力争”与“举报”的人分别只有13.2％和3.5％。根据学者研究，那些选择“小不忍则乱大谋”的人所显示的不是宽容，而是从容忍转为认同，并在之后面对其它人的时候，往往同样滥用手中的权力，将怒气报复于社会大众。更甚者，此种现象如同滚雪球般形成“涟漪效应”，致使社会大众群起效尤，有权者滥用权力、无权者利用关系求取权贵的帮助，进而破坏原有的秩序，使社会道德每况愈下。
所以，腐败的本质，其实不只是公部门人员滥用公权力，更是全体人民对权力的滥用与姑息养奸，显示了人民缺乏道德操守与道德勇气。所以我们要杜绝的，不仅仅是靠着修改公务员腐败的相关法律或变更人事安排，而是对全社会推动全面、彻底的公民道德教育。
(二)我国腐败官员的病态人格发展
回顾近几年来的腐败案件，腐败官员所追求的目标，不外是升官、逐利、谋色，而往往三者间相互联系。除了本身接受利益集团的贿赂而对其大开方便之门(如2000年的成克杰案、2006年的陈良宇案、2007年的郑筱萸案、2009年的文强案等)，家人与亲友也往往凭借其权力在社会上胡作非为、破坏法治。近来的“官二代”一词，就是说明社会已出现了“权力继承”的现象，著名的如“南开大学官二代发帖事件”、“李刚门”事件。而比起男性官员的腐败行为，女性官员腐败的手腕不遑多让，同样地贪恋钱、权、色，有的甚至凭借自身姿色平步青云。如“湖南第一女贪蒋艳萍”、“前鞍山市国税局长刘光明”等。
这些官员在满足了生理需求后，并没有追求更高层级的需求。因为权力和金钱最终落实的实际物质无非美食华服，而性欲的满足，同样也是属于“类本能”的生理需求。表面上看，这些追求全都停滞在生理需求而不前，但实际上，这些官员仍是继续追求归属、自尊等需求。马斯洛认为对需求必须深入探究才能得知其本质。例如某A见邻居买了鱼翅、燕窝，所以A也买了，这并非代表A追求生理需求，而是鱼翅、燕窝的价格象征了购买者的身份，A所要满足的是自尊的需求。再看一则令人匪夷所思的“樊中黔腐败案”，贵阳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市长助理、金阳新区管委会主任樊中黔收贿人民币1005万、美金4万、欧元8千、港币24.8万、金条50根(价值18万元)、房产9处，另有大量人民币与外币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但其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近女色、少应酬，并且顾家、节俭，这说明了其本人纯粹视搜集钞票为爱好。但不论其只是喜爱钞票、或是因为钞票所能带来更多的安全感或自尊，这种偏差需求的行为被马斯洛视为是人格上的不健康，即是一种病态的人格发展。除了樊中黔，还有许多官员的言行举止同样显现出这种病态人格，例如海南省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贪污2000多万，但平时一毛不拔。还有山西吕粱上水西村村支书王某，上任不到一年，曾对向其讨要说法的村民当面叫嚣“我不贪污，当官干啥。”上任不到一年的村支书，不是想着借由为人民服务而获取尊重、或是透过对社会的服务实践自我存在的价值，而是以谋私为己任。上任不到一年的新官却流露出老气横秋的官僚气息，唯一的解释是他在为官前已抱持着这种病态思维。
从官一代到官二代、从男官员到女官员、从大官员到小官员，这些官员并不是缺乏生理需求、亦不是停留在生理需求发展，而是朝着不健康的、病态的需求发展，而这种病态的发展就是在缺乏道德教育却握有权力的情况下进一步恶化。
三、以道德教育为主的改进之道
透过前述，可以得知人的需求是不会停止的，而以阻止行政官员的追逐需求为主的反腐行为大多不可行，且耗费监督成本、法律成本等，而应该以疏导方式，将其病态的人格与病态的需求导正，所以进行以道德教育为主的反腐是最好的方式，其内涵是以健全的道德教育激发或改善人性中自我超越的本质，进而造就良好的社会风气与文化思维，将杜绝腐败动机的发生率达到最小化。具体做法如下：
(一)重新树立独立、明确的道德观，以完善健全人格、减少腐败动机
道德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不分种族、宗教、党派、性别、年龄、地域、职业、贫富。同时，道德也具有标的性，善恶美丑、该为或不该为的思想与行为皆应被清楚区分。
树立独立、明确的道德观为道德教育中的首要作为，其原因如下：
1．就个人而言，透过道德教育可以提升人民对生命中真、善、美的认识，有助于追求其自我实现，也就是加速其成长性需求。即使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民，亦有助其在爱、自尊等需求的构建，也就是匮乏性需求的心理需求部分。
2．就社会群体而言，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是腐败参与者，而不只是握有公共行政权力的人，如企业的管理人员可能向商务部门的官员行贿，而一般的人民也可能向基层公务员行贿。所以建立独立、明确的道德观，推广全面、普及的道德教育，使国家人民成为一位小对个人负责、大对国家、社会负责的现代公民，是道德教育反腐的第一步。
3．就腐败行为的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果：“腐败动机(没有道德、充满欲望的想法)＋腐败工具(权力)＋背景环境(有缺陷的制度、未尽完善的法 规)=腐败行为的产生”。对于腐败行为的产生，腐败动机、工具、环境三因素缺一不可(见表1)。
三者中唯独腐败动机是可控的主观因素，而且动机本身便有善恶之别。但外部的腐败工具与腐败环境的存在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腐败工具(权力)并无善恶优劣之别，而赋予行政官员相应的权力本是为了便于行政官员向人民提供服务的必须作为；同时，由于整体环境不断的变化，新的需求的产生与新的权力必须被赋予，制度环境中必然存在着可供腐败行为出现的漏洞，架构整体行政制度与法律的健全也不过是将其漏洞减至最小，而不是、也不可能完全杜绝。所以，树立良好道德观是预防腐败行为发生的最佳选择。
(二)贯彻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
当前我国的道德教育存在两点不足：(1)以认知为主，实践能力不足。(2)以学生为主，学校、家庭、社会示范作为不足。
有鉴于此，我国应该在各个层面彻底落实道德教育，也就是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等全方位着手。首先，不分教导者与受教者，不分私人住所或公众场所，一律遵守道德规范，甚至教导者应该接受更严格的规范。《论语》有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次，设立认知与实践并重的道德测评。知而不行是假知，即知即行才是真知。所有的腐败官员开会时都在痛批腐败弊病，却又私下收取贿赂。只有从小养成知行合一的习惯，才能避免社会对于道德话题“说一套又做一套”的现象。最后，建立家庭、学校、社会的道德教育网络。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于其为道德教育的基础，孩子在潜意识中学习到父母的道德行为与价值观。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于学校是个人首次参与集体行动、接受集体规则的场所，个人在道德方面的过失会受到集体的批判。社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于个人能否在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中一面保持道德操守一面追求个人理想的实现，特别是社会中的道德行为容易被少数人搭便车的行为所摧毁。
(三)鼓励善良宗教活动，增强道德他律性与鼓励自我实现的追求
宗教就其强大的精神力量与共同信仰形成一种教条或规则，鼓励信徒存善去恶，这介于人性道德的自律与法律约束的他律之间。而信徒愿意接受宗教的他律约束，则是因为宗教不仅能满足信徒归属和爱的需求，更可帮助信徒达到自我实现的需求。至于许多宗教团体对部分地区或国家的粮食、医疗补助，也补充了部分人民生理与安全需求，那更是不在话下。
相较于外国的宗教皆属有神论者，中国除了宗教，还有被外国学者定义为介于宗教与非宗教之间的儒家(儒教)。儒家独特之处在于道德属于较高层次的自律(见表2)，插图 如《论语》里所说的：君子慎独。不管在私下或公开场合，皆要发挥自身的人本情操，保持道德与操守。对于其它“有神论”的宗教而言，是信徒相信“造物者”正不停地关注自己，然后赏其善、惩其恶，是故信徒必须时刻保持善心与善行。相较自律与他律二者，尽管在程度或过程上有高低不同，但其保持的道德观念与行为却无二异。同时，宗教的他律功能可以补充自律能力不佳者。所以鼓励善良的宗教活动的确有导正社会风气、增进人民道德观念的功效。
再者，宗教所带动的道德他律所造成的软性约束成效亦在法律条文造成的硬性约束之上。许多人只见到西方完善的法律规章，却没见到西方人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如2006、2007年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反腐败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丹麦、新西兰、芬兰。丹麦的宗教信仰情况是86.6％的居民信奉基督教路德宗O.6％的居民信奉罗马天主教。新西兰的情况是英国国教14.9％、罗马天主教12.4％、基督教长老会10.9％、卫理公会教2.9％、五旬节教派1.7％、浸信会1.3％、其它基督教派9.4％、其它宗教3.3％、不详17.2％、无宗教信仰26％。大多数芬兰人(89％)信奉基督教路德宗，大约1％的人口则信奉东正教。其余包括了少部分基督教新教其它教派的教徒、罗马天主教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姑且不论前三名清廉国家，以排名20的美国为例，全国51.3％的居民信奉基督教新教，信奉其它宗教人口比例为天主教23.9％、摩门教1.7％、其它基督教1.6％、犹太教1.7％、佛教0.7％、伊斯兰教O.6％、其它宗教2.5％，不属于任何教派的占4％。透过学者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可以知道新教带给美国人民勇敢、正义、节欲还有努力工作以报答上帝的观念，正符合了需求理论中最高层级的自我实现。反观在世界清廉度排名72的我国，据调查，我国具有宗教信仰者共一亿多人，信仰宗教人口比例与清廉国家相比明显低了许多。
固然宗教信仰并不是成为清廉国家的必要条件，但善良宗教信仰带来高道德水平的成绩，已说明了宗教乃是提升道德、建设廉明政治的充分条件。插图
(一)给人民充分的自由权，以满足生理与心理的需求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提出四个自由，即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这四个自由也成为日后许多政治家的施政理念。而马斯洛本人同样认为满足需求的先决条件在于满足言论自由、行动自由、表达自由、调查研究的自由、寻求信息的自由、防御自由，以及集体中的正义、公平、诚实、秩序等。没有这些自由，则人们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例如：缺少了防御的自由，则人身安全无法获得保障，需求层级中的安全需求自然也无法被满足，更高一层的归属和爱的需求就更不可能产生。再以“李刚门”为例，如果学校禁止学生于事后接受媒体采访，阻止学生的表达自由，那将会扼杀学生的道德勇气。
再者，只有授予人民充分、合理的自由权，人民才有可能在自由意识、自由行动之中，学习到如何尊重他人、如何使用权力、如何在集体行动中发挥道德与理性而不致有失控的行为、如何在追求自我理想的过程中提升自身道德等。政府不仅仅应该用法律、法规来约束人民，而更应该用自由、用道德来协助人民进行自我实现的积极作为。
(--)推广心理治疗，普及心理诊所
依照需求理论，一个基本需求获得满足的人，不会再对基本需求有所需求，也就是指一个完全健康、正常的人是不会有性、饥饿、安全、爱、自尊、特权的需要。扩大心理诊所的普及，对于已做出腐败行为却未被发现的人而言，是一种治疗；对于准备进行腐败行为的人而言，是一种劝阻；对于未进行腐败行为的人而言，是一种预防。预防胜于治疗，以心理治疗的方式来补强人民的道德缺失远比在人民犯错后以法律进行惩罚要先进的多。
如前所述，马斯洛认为需求层次越高，越接近自我实现，精神层面越高，则心理治疗越容易且有效。而许多研究表明，高层管理人员和基本管理人员相比，更能够满足他们的较高层次的需求，因为高层管理人员面临着有挑战性的工作，在工作中他们能够自我实现。而腐败案件中，案情越严重的也往往是掌握权力越大、职位越高的行政官员。所以强化行政官 员的心理诊断与治疗，可以更多地减少重大腐败案件的发生。
四、结论
世界强国在不断完善法治的同时，仍以道德教育为立国之本，如美国总统卡尔文.柯兰芝在1923年向国会提交的国情咨文中指出：“美国的制度以良好的公民意识为唯一基础”。而公民意识包含了树立正确道德观、自律、尊重他人价值和尊严、知礼守法、学会处世……重视人力资源的新加坡，也认为一个人的素质首先体现在道德层面，故首先采用以儒文化为主的亚洲价值观，建设廉政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反观我国，过于强调正式制度的重要，而忽略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具体落实，所以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产生许多无法根治的问题，而腐败问题正是其中之一。在强调落实“以人为本”的今日，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给我们指引了重要的方向，只有正视人性的需求、发现人性的光明面、导正追求的方向，以道德教育引导人民向最高层级发展，才能培养负责守法的公民，才能真正改善腐败问题，并建立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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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任山庆 校对：叶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