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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久长是带着上山打游击的思想准备去古巴赴任的。这位“先下海后上山”的中国前驻古巴、秘鲁大使，以其独特而惊心动魄的外交经历，在那片热情的土地上种下了友谊的种子。退休在家的陈久长笔耕不辍，忆述自己眼中的传奇人物卡斯特罗，并结集出版。为此，古巴政府专门在驻华使馆为他的书举行了首发式，以此褒扬这位中国友人的美好情谊。
从农家走向世界的第二代外交官
新中国外交事业迅速发展，仅靠初期第一批将军外交官来支撑已难以为继，尽快培养外交专业人才成了外交部60年代的一项重要工作。第二批外交工作人员的全国选调很快展开。知识分子、良好的家庭出身、政治过硬的干部是当时的选调标准，正在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的陈久长夫妇就是这样成为中国第二代外交官的。
1934年，陈久长出生在湖南桂阳县一个贫苦农家。幼年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战乱中他坚持学业，终于在1950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53年毕业后被保送到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58年留校任教。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的伴侣陈镇坤，二人1962年组成家庭。此时，一纸调令让这个小家庭从此改变生活轨迹。1964年，陈久长夫妇进入外交部。本要学习一段时间的他被直接任用在干部司，开始了一切从头学起的外交生涯。
1969年至1973年的湖南五七干校生活结束，一家回到北京，陈久长被分配到美洲大洋洲司任美国处副处长。当时，澳大利亚刚和中国建交，台湾驻澳“大使馆”商务参赞宋伟斌先生一家回归大陆。这是第一个回归大陆的台湾外交官，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抓此事。而陈久长便是接待、安置宋氏一家的负责人。在相处中，陈、宋两家结下友谊，在宋被安置到外贸部研究所当所长后，两家仍时常往来。1976年，为避开“四人帮”搞的运动，陈久长要求离职到外交学院学英语。1978年回部后不久便被派往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为翌年中美正式建交进行前期筹备。驻美使馆成立后，陈久长任使馆二秘，在美工作四年。
说起在美时期，陈镇坤女士插话：“那时我上街，还会有好奇的人问，你们中国女人不是小脚不出门的吗?可见当时美国人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因此，大使馆的一大功能就是让当地人了解中国，逢年过节都要在使馆请华侨和友好人士联欢，许多亲台华侨开始渐渐向大陆靠近。陈久长指着笔者面前的茶杯说：“这就是中美建交前一位不知名的爱国华侨预先定做纪念建交的，当时发了一大批货到驻美联络处来，我们工作人员都发了一个。平时我们都珍藏着，专门用来待客。”
1983年陈久长任满回国，又在干部司一干就是七年，先后担任干部司参赞、副司长。1990年受命出任中国驻古巴大使，任期结束后又于1993年转任驻秘鲁大使。1997年，超期服务两年的陈久长大使从外交部退了下来。
与古巴共渡最困难的三年
之所以说陈久长是带着上山打游击准备出使古巴的，是因为1990年国际气候正发生巨大变化，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进出口贸易85％依靠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带来极大冲击，这场“灾难”使古巴一夜之间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岛”。同时，美国将古巴作为“和平演变”的下一目标，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施压，特别是加强了持续30年的经济封锁。在此情况下，古巴的红旗还能打多久?卡斯特罗会不会成为“齐奥塞斯库第二”?许多国家纷纷猜测，这也成了陈久长出使古巴的首要调研任务。很多朋友都在他行前不无担忧地说：“你要准备跟着卡斯特罗将军上山打游击了。”
1990年8月，陈久长偕夫人按期抵达哈瓦那赴任，并迅速投入到广泛的调研中。为此，他先后走访古巴政府各部门和各国驻古使节，到一些省市与各界人士接触，查阅大量材料，再加上对卡斯特罗主席本人的认识，陈久长向国内发回了到任半年的述职报告。
陈久长大使对古巴前景问题的回答建立在六个基本看法上。一是古巴共产党领导核心是团结的，态度明确，行动一致，牢牢控制着全国局势；二是古巴军队坚定可靠，长期掌握在卡斯特罗和劳尔兄弟手中；三是广大民众从政府的改革和建设中获得实惠，尽管目前困难重重，人民基本生活需求还可以保证；四是古巴的党群关系非常好，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基层与群众紧密联系；五是卡斯特罗清正廉洁，威望甚高，领袖地位巩固；六是古巴的长期革命传统对人民影响深远。最后，陈久长得出与当时不少国际政治学者不同的结论：古巴政局还是稳定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卡斯特罗政权是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十几年过去了，这一判断经受了事实验证。
早在国内时，陈久长就对传奇人物卡斯特罗心存敬意。在陈久长出任大使期间，卡斯特罗是中国使馆的常客，许多亲身接触使陈久长更加深了对卡斯特罗的敬意。卡斯特罗很喜欢中国菜，特别是喜欢吃鱼，使馆专门派会做上百种鱼的厨师为其做菜。宴席间，卡斯特罗常把厨师请来，亲自给他敬酒。卡斯特罗还熟悉每位使馆工作人员，以至于被大家称为“中国使馆的好朋友”。
卡斯特罗的简朴清廉也使陈久长印象深刻。一次使馆餐宴上，陈久长看到卡斯特罗斟满茅台酒的小杯里有个小黑点，便示意服务员换一杯。卡斯特罗一下猜到，马上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并说：“这不能倒掉，12亿中国人有多少人能喝上茅台呢!”吃饭时，卡斯特罗为不浪费食物，总是坚持自己吃多少自己添，而且不小心掉在桌上的菜他也会夹起来吃掉。
在任期内，中古关系得到全面恢复发展，首脑互访频繁，两国友谊不断加深。让陈久长不能忘怀的是，1991年中国遭遇罕见洪涝灾害时，卡斯特罗主席在古巴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仍决定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捐助了5000万吨糖和价值1300多万美元的药品。
1993年，陈久长奉命转任秘鲁大使，卡斯特罗专门设家宴为他送行，深情地说：“你同我们一起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候。”并送给陈大使象征友谊的美人鱼雕作为纪念。
秘鲁把关键一票投给中国
离开风雨飘摇中的海滨之国，山地之国秘鲁之行更不轻松。秘鲁极左组织“光辉道路”那几年连续以中国使馆作为恐怖活动目标，在陈久长出使的前一年，使馆就遭遇一次汽车炸弹袭击，所以刚一到任，陈久长便开始与政府当局交涉安全问题。所幸的是，严密的保全措施防止了恶性事件的再度发生，陈大使几年任内没发生过类似问题。
有“美国后院”之称的秘鲁，各方面受美国影响较深。但在1995年和1996年两次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秘鲁都将关键一票投给中国，加深了两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合作与友好关系。这其中，更有着秘鲁使馆人员的不懈努力。
1990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连续多次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就中国人权问题炮制反华提案。1995年，屡屡受挫的美国等西方国家要在新一届人权大会上第五次做反华提案。秘鲁作为人权会议成员国之一，过去均投“弃权”票，这次成了中国主要争取支持票的国家。陈久长大使立刻展开工作，走访有关部门和官员，反复阐述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观点、立场。在得知藤森总统态度具决定性作用后，陈大使设法找机会直接与藤森面谈，成功地完成公关任务。在投票中，秘鲁顶住压力，主持正义，首次投票支持中国。尽管在第一次程序性表决中失利，但实质性表决时，秘鲁的关键一票最终使中国获得胜利。
然而，1996年，美国等西方国家仍不放弃，再次提出反华提案，并加大对秘鲁的压力。秘鲁政府内部一度改变投票立场，决定退回弃权票。中国使馆也加强了工作，并得到藤森总统的再次许诺。陈久长放下的心很快又悬了起来，由于欧盟也配合美国向秘鲁施压，秘鲁总统的投票立场可能改变。
陈久长大使立即紧急约见秘鲁政府要员，请求代为安排与总统面晤。终于在这位老朋友的帮助下，在投票前一天争取到了藤森总统宝贵的三分钟。陈久长在会见中，表示对秘方立场的理解，并提出折衷方案：程序性投票支持中国，实质性投票时弃权。总统接受了这一方案。
第二天下午，陈久长欣喜地获知日内瓦大会上，中国的动议在程序性表决中通过，美国提案未能进入表决，中国再获胜利。
回忆这段经历，陈久长感慨地说：“中国的外交工作最成功之处就在于交朋友。我们是真心交朋友，平等待人，做感情投资，不像西方国家用金钱买选票。同样，中国的外交风格也让自己交上真正的好朋友，关键时刻便显现出效果来。”
返国共夕阳的外交官伉俪
“当年结缘湘江边，安贫敬业图自强。几度西洋寻友谊，待返故里共夕阳。”这是陈久长在秘鲁过60岁生日时，夫人陈镇坤为他写的贺诗。陈久长与温柔美丽、落落大方的夫人相携相知几十年，共同走过外交生涯的风风雨雨。
说起家庭生活来，大使夫人唯一觉得歉疚的是长年驻外，对三个儿子亏欠太多。但值得安慰的是，三个孩子从小就聪明懂事，互相照顾生活，连学业也是出类拔萃。这在外交官家庭中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作为母亲，陈镇坤看到周围很多同事为工作牺牲家庭，特别是有的孩子甚至不愿意认父母，就觉得很揪心。好在自己三个儿子各有成就，老两口不用费心。现在，夫妇俩每天打打太极，散散步，怡然自得。他们的共同心愿是让晚年生活过得既有意义，又丰富多彩，就像古诗中“夕阳”一样美丽。
除了写写文章，回顾历史，陈久长还学起书法和绘画，并成了外交部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他的书法作品多次展出，并被收入有关书画集中。陈大使谦虚地说：“虽然我的书法绘画说不上好，但参加这类活动对我修心养性、陶冶情操有益。”
从农家走向世界的第二代外交官
新中国外交事业迅速发展，仅靠初期第一批将军外交官来支撑已难以为继，尽快培养外交专业人才成了外交部60年代的一项重要工作。第二批外交工作人员的全国选调很快展开。知识分子、良好的家庭出身、政治过硬的干部是当时的选调标准，正在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的陈久长夫妇就是这样成为中国第二代外交官的。
1934年，陈久长出生在湖南桂阳县一个贫苦农家。幼年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战乱中他坚持学业，终于在1950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53年毕业后被保送到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1958年留校任教。在这里，他遇到了人生中的伴侣陈镇坤，二人1962年组成家庭。此时，一纸调令让这个小家庭从此改变生活轨迹。1964年，陈久长夫妇进入外交部。本要学习一段时间的他被直接任用在干部司，开始了一切从头学起的外交生涯。
1969年至1973年的湖南五七干校生活结束，一家回到北京，陈久长被分配到美洲大洋洲司任美国处副处长。当时，澳大利亚刚和中国建交，台湾驻澳“大使馆”商务参赞宋伟斌先生一家回归大陆。这是第一个回归大陆的台湾外交官，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抓此事。而陈久长便是接待、安置宋氏一家的负责人。在相处中，陈、宋两家结下友谊，在宋被安置到外贸部研究所当所长后，两家仍时常往来。1976年，为避开“四人帮”搞的运动，陈久长要求离职到外交学院学英语。1978年回部后不久便被派往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为翌年中美正式建交进行前期筹备。驻美使馆成立后，陈久长任使馆二秘，在美工作四年。
说起在美时期，陈镇坤女士插话：“那时我上街，还会有好奇的人问，你们中国女人不是小脚不出门的吗?可见当时美国人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因此，大使馆的一大功能就是让当地人了解中国，逢年过节都要在使馆请华侨和友好人士联欢，许多亲台华侨开始渐渐向大陆靠近。陈久长指着笔者面前的茶杯说：“这就是中美建交前一位不知名的爱国华侨预先定做纪念建交的，当时发了一大批货到驻美联络处来，我们工作人员都发了一个。平时我们都珍藏着，专门用来待客。”
1983年陈久长任满回国，又在干部司一干就是七年，先后担任干部司参赞、副司长。1990年受命出任中国驻古巴大使，任期结束后又于1993年转任驻秘鲁大使。1997年，超期服务两年的陈久长大使从外交部退了下来。
与古巴共渡最困难的三年
之所以说陈久长是带着上山打游击准备出使古巴的，是因为1990年国际气候正发生巨大变化，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进出口贸易85％依靠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带来极大冲击，这场“灾难”使古巴一夜之间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岛”。同时，美国将古巴作为“和平演变”的下一目标，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施压，特别是加强了持续30年的经济封锁。在此情况下，古巴的红旗还能打多久?卡斯特罗会不会成为“齐奥塞斯库第二”?许多国家纷纷猜测，这也成了陈久长出使古巴的首要调研任务。很多朋友都在他行前不无担忧地说：“你要准备跟着卡斯特罗将军上山打游击了。”
1990年8月，陈久长偕夫人按期抵达哈瓦那赴任，并迅速投入到广泛的调研中。为此，他先后走访古巴政府各部门和各国驻古使节，到一些省市与各界人士接触，查阅大量材料，再加上对卡斯特罗主席本人的认识，陈久长向国内发回了到任半年的述职报告。
陈久长大使对古巴前景问题的回答建立在六个基本看法上。一是古巴共产党领导核心是团结的，态度明确，行动一致，牢牢控制着全国局势；二是古巴军队坚定可靠，长期掌握在卡斯特罗和劳尔兄弟手中；三是广大民众从政府的改革和建设中获得实惠，尽管目前困难重重，人民基本生活需求还可以保证；四是古巴的党群关系非常好，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基层与群众紧密联系；五是卡斯特罗清正廉洁，威望甚高，领袖地位巩固；六是古巴的长期革命传统对人民影响深远。最后，陈久长得出与当时不少国际政治学者不同的结论：古巴政局还是稳定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卡斯特罗政权是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十几年过去了，这一判断经受了事实验证。
早在国内时，陈久长就对传奇人物卡斯特罗心存敬意。在陈久长出任大使期间，卡斯特罗是中国使馆的常客，许多亲身接触使陈久长更加深了对卡斯特罗的敬意。卡斯特罗很喜欢中国菜，特别是喜欢吃鱼，使馆专门派会做上百种鱼的厨师为其做菜。宴席间，卡斯特罗常把厨师请来，亲自给他敬酒。卡斯特罗还熟悉每位使馆工作人员，以至于被大家称为“中国使馆的好朋友”。
卡斯特罗的简朴清廉也使陈久长印象深刻。一次使馆餐宴上，陈久长看到卡斯特罗斟满茅台酒的小杯里有个小黑点，便示意服务员换一杯。卡斯特罗一下猜到，马上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并说：“这不能倒掉，12亿中国人有多少人能喝上茅台呢!”吃饭时，卡斯特罗为不浪费食物，总是坚持自己吃多少自己添，而且不小心掉在桌上的菜他也会夹起来吃掉。
在任期内，中古关系得到全面恢复发展，首脑互访频繁，两国友谊不断加深。让陈久长不能忘怀的是，1991年中国遭遇罕见洪涝灾害时，卡斯特罗主席在古巴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仍决定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捐助了5000万吨糖和价值1300多万美元的药品。
1993年，陈久长奉命转任秘鲁大使，卡斯特罗专门设家宴为他送行，深情地说：“你同我们一起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候。”并送给陈大使象征友谊的美人鱼雕作为纪念。
秘鲁把关键一票投给中国
离开风雨飘摇中的海滨之国，山地之国秘鲁之行更不轻松。秘鲁极左组织“光辉道路”那几年连续以中国使馆作为恐怖活动目标，在陈久长出使的前一年，使馆就遭遇一次汽车炸弹袭击，所以刚一到任，陈久长便开始与政府当局交涉安全问题。所幸的是，严密的保全措施防止了恶性事件的再度发生，陈大使几年任内没发生过类似问题。
有“美国后院”之称的秘鲁，各方面受美国影响较深。但在1995年和1996年两次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秘鲁都将关键一票投给中国，加深了两国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合作与友好关系。这其中，更有着秘鲁使馆人员的不懈努力。
1990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连续多次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就中国人权问题炮制反华提案。1995年，屡屡受挫的美国等西方国家要在新一届人权大会上第五次做反华提案。秘鲁作为人权会议成员国之一，过去均投“弃权”票，这次成了中国主要争取支持票的国家。陈久长大使立刻展开工作，走访有关部门和官员，反复阐述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观点、立场。在得知藤森总统态度具决定性作用后，陈大使设法找机会直接与藤森面谈，成功地完成公关任务。在投票中，秘鲁顶住压力，主持正义，首次投票支持中国。尽管在第一次程序性表决中失利，但实质性表决时，秘鲁的关键一票最终使中国获得胜利。
然而，1996年，美国等西方国家仍不放弃，再次提出反华提案，并加大对秘鲁的压力。秘鲁政府内部一度改变投票立场，决定退回弃权票。中国使馆也加强了工作，并得到藤森总统的再次许诺。陈久长放下的心很快又悬了起来，由于欧盟也配合美国向秘鲁施压，秘鲁总统的投票立场可能改变。
陈久长大使立即紧急约见秘鲁政府要员，请求代为安排与总统面晤。终于在这位老朋友的帮助下，在投票前一天争取到了藤森总统宝贵的三分钟。陈久长在会见中，表示对秘方立场的理解，并提出折衷方案：程序性投票支持中国，实质性投票时弃权。总统接受了这一方案。
第二天下午，陈久长欣喜地获知日内瓦大会上，中国的动议在程序性表决中通过，美国提案未能进入表决，中国再获胜利。
回忆这段经历，陈久长感慨地说：“中国的外交工作最成功之处就在于交朋友。我们是真心交朋友，平等待人，做感情投资，不像西方国家用金钱买选票。同样，中国的外交风格也让自己交上真正的好朋友，关键时刻便显现出效果来。”
返国共夕阳的外交官伉俪
“当年结缘湘江边，安贫敬业图自强。几度西洋寻友谊，待返故里共夕阳。”这是陈久长在秘鲁过60岁生日时，夫人陈镇坤为他写的贺诗。陈久长与温柔美丽、落落大方的夫人相携相知几十年，共同走过外交生涯的风风雨雨。
说起家庭生活来，大使夫人唯一觉得歉疚的是长年驻外，对三个儿子亏欠太多。但值得安慰的是，三个孩子从小就聪明懂事，互相照顾生活，连学业也是出类拔萃。这在外交官家庭中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作为母亲，陈镇坤看到周围很多同事为工作牺牲家庭，特别是有的孩子甚至不愿意认父母，就觉得很揪心。好在自己三个儿子各有成就，老两口不用费心。现在，夫妇俩每天打打太极，散散步，怡然自得。他们的共同心愿是让晚年生活过得既有意义，又丰富多彩，就像古诗中“夕阳”一样美丽。
除了写写文章，回顾历史，陈久长还学起书法和绘画，并成了外交部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他的书法作品多次展出，并被收入有关书画集中。陈大使谦虚地说：“虽然我的书法绘画说不上好，但参加这类活动对我修心养性、陶冶情操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