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9岁的王映霞与郁达夫登报结婚，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段著名的恋情。10年后，郁达夫和王映霞闹得不可开交，郁达夫一怒之下在《大公报》上发了一个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后来经过友人调解，两人和好了。然而到了1939年，郁达夫又在《星岛日报》上登出启事：“达夫与王映霞女士已于本年三月脱离关系，嗣后王女士之生活、行动完全与达夫不涉，诸亲友处恕不一一函告。谨此启事。”
　　民国时期，在报纸上刊登订婚、结婚甚至离婚启事，成为一种时髦。
　　1913年2月，《长沙日报》登载了一则结婚广告，说郑师道与唐群英因“道义与感情成婚姻之爱”。郑师道是唐群英的追求者，从浙江一直追到湖南，据说此人“精神有恙”。唐群英是中国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女权运动的领袖。那时她丈夫已去世多年，这么个启事岂不是有损她的清譽？唐群英大怒，带着几个姐妹大闹《长沙日报》编辑部。编辑部再三解释说，广告是经营性质的，和他们无关，应该去找郑师道。编辑部还答应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致歉，好话说尽，唐群英才答应离开。
　　民国的报纸上还有订婚启事。男女自由恋爱或经人介绍，征得双方家长同意后，互相交换纪念品，摄影留念，并在报上合登订婚启事，男女双方准备喜糖馈赠亲友，婚约即告确立。从此，双方就有义务忠于对方。
　　除了订婚和结婚启事，民国的报纸上也有离婚启事。1946年8月4日，《大公报》上刊登：“朱绍辉、吴少云离婚启事：我俩结婚三载，今因意见不合，势难偕老，今凭男女双方亲族，自愿脱离夫妇关系，以后男婚女嫁各听自由。双方已将个人物品各自检点清楚，永无瓜葛。此系两人自愿，并无丝毫逼迫之事。空口无凭，特此登报声明。”口气之冷漠，让人唏嘘。
　　（摘自《恋爱婚姻家庭·养生版》 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