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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管理层为了能够完成股权激励的业绩考核，往往会在股权激励过程中操纵盈余管理。本文以中外合资企业F公司为例，主要研究股权激励实施过程中管理层具体盈余管理途径的变化。研究结果发现：在股权激励考核期间，随着考核压力的不断增加，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范围和强度也不断加强，主要由一开始的轻度控制管理费用，到中期的重度控制管理费加轻度控制销售费用，再到最后重度控制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加放宽信用政策等一系列手段全面操纵盈余管理。
关键词： 股权激励;盈余管理;机会主义
1.引言
自2005年证监会出台相关政策后，我国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公告数量不断激增，但真正发挥激励效果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由于一些制度、公司治理不完善等因素，无论是在股权激励计划设计（吕长江等，2009）[1]、公布（邱静和吴琪琪，2020）[2]，还是股权激励的执行当中（吕长江和巩娜，2009）[3]都会出现机会主义行为，违背了股权激励的初衷。表面上看企业业绩增长，实则是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结果，企业后续发展的动力堪忧，存在一些严重的隐患。本文以此为背景，选择F公司为案例，研究股权激励过程中管理层如何一步步加强对盈余管理的操纵来达到业绩考核指标。最后，本文提出相关建议，希望可以有效减少股权激励中的盈余管理行为，使得股权激励这一工具能发挥更大的激励效果。
2.F公司股权激励基本情况简介
2.1.F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017年6月，F公司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向社会公众发行2167万股普通股，募集资金38052.52万元。其中，F公司母公司持股30%，丁某通过其四家子公司合计持股44.99%，成为实际控制人。F公司主营业务是从事生产并销售实木地板、各种复合地板、人造板、整体橱柜、家具等等。截至2020年6月公司注册资本15133.105 万人民币。治理层情况为：代表母公司的董事J和T都是德国人，且一直都在德国另外担任4-5家公司的高管。经统计，自2017年公司上市至2020年6月，公司共公布20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其中只有6次J和T现场出席，由此可以推测，J和T大部分时间不在国内监督力度有限。根据资料显示，丁某在一直在境内外五六十家企业担任高管，由此可见实际控制人精力有限，这必然导致其对于F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监督力度的有限。综上所述，治理层的有限监督管理导致管理层自主权空间增大，方便了管理层完全进行盈余管理操作。
2.2.股权激励情况简介
在IPO成功上市后的第二个月即2017年8月，F公司发布公告称准备实施股权激励。激励方式为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92.25万股，占当时股本总额8667万股的4.53%，授予价格为15.40元。具体的业绩考核为2017-2019年中每年的年度扣非净利润环比增长率不低于10%。具体的限售期为1+3模式，解除限售比例分别是30%、30%和40%。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41人，包括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骨干。其中，管理层受激励股份占本次激励总股份的66.3%，经计算管理层人员年薪和股权激励价值（股权激励价值=股权激励数量*（授予日均价-授予价））发现管理层限制性股票激励价值相当于其年薪的十倍左右！显然这个诱惑是十分巨大的！正如股神巴菲特所言：优厚的股权激励会造就“贪心的CEO和高层管理人士”[4]。管理层定会不惜一切代价达到业绩考核指标。
3.股权激励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分析
3.1.基期向下盈余管理，方便业绩考核达标
F公司2014年、2015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95.42%和31.79%，但是2016年却同比增长只有0.68%，而之后的2017年和2018年分别增长11.06%和10.38%。很明显，2016年扣非净利润存在向下盈余管理操作，这样之后年度的业绩才更好达标。
3.2.激励期初轻度缩减管理费用
根据上文分析，管理层因有意调低2016年的扣非净利润，这使得完成2017年的业绩指标压力不是很大。由于管理费用的控制比较简单快捷，而且负面影响不会立马显现。所以管理层只是微调部分影响不大的管理费用，如办公费、保险费、会务费分别下降66.26%、9.07%和77.31%，从而提高了办公效率。
3.3.激励期中加大缩减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
2018年是要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长10%，基数变大，所以2018年的业绩指标完成难度比较大。在股权激励成本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管理层只能将缩减酌量性费用的范围扩大到销售费用，同时加强缩减酌量性费用的力度。比如18年管理费中专业费用、交际差旅费、会务费和应酬费分别比17年降低了40.90%、41.11%、71.79%和77.8%，这严重影响企业的交际应酬等管理效率。而销售费用中除了职工薪酬、差旅费和折旧费微涨，其他费用全部大幅下降。销售费用整体下降1601.43万元，下降16.58%，作为一个生产销售型的企业，销售环节至关重要，销售费用的削减必然会影响后续的销售业绩以及企业未来市场的占有率。
3.4.激励期末加强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控制并放宽信用政策
由于基数进一步扩大，2019年激励比例最高压力也最大。管理费用差不多已经达到底线，所以只能进一步加大对销售费用的削减。19年光广告费就比18年狂减3700多万，仅剩2018年的25%左右。差旅费、销售服务费、交际应酬费等也进一步的降低。这必然会严重打击销售人员的积极性，对企业主营业务的发展以及未来市场占有率的提升都是非常不利的。
费用控制已经到达极限，只能想办法提高收入来增加扣非净利润。F公司一直以来应收账款的规模控制得非常好，坏账比率比较低。但在2019年，管理层放款信用政策进行大量赊销，致使应收账款增涨了13.26倍。同时坏账数额也大幅增加，广义的应收账款中2018年还有应收票据，而2019年全是应收账款，公司广义应收账款的质量也在不断下降。
3.5.股权激励期间控制收入确认时间平滑利润
进一步分析季度营业收入数据会发现，第一季度的同比增长率却是波动最大的，也是偏离年平均同比增长率最远的。其次是第四季度，这很容易让人怀疑企业可能在每年的年底（即第四季度）根据业绩指标的完成情况，有选择的调整营业收入的确认时间，达到平滑利润，从而方便每年业绩考核的达标。
4.结论及建议
在治理层监督力度弱的情况下，管理层会通过操纵盈余管理来帮助其尽可能的完成业绩考核指标。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操纵的途径为：在股权激励公布前，管理层有意识的压低基期净利润指标，使得股权激励期间的业绩指标更好完成;其次在股权激励期间，管理层通过平滑利润来操纵盈余并不断的增强和扩大控制盈余管理的力度和范围。具体途径为：轻度控制管理费用——加強控制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重度控制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同时放宽了信用政策。鉴于此，笔者建议治理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一、合理确定基期指标，根据历史发展趋势选择没有被操纵的年份数据指标作为基期数据，并进行修正。二、限制酌量费用的最低值或者变动比率。治理层可以在制定股权激励时就规定部分对企业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的费用的最低值或者变动比率。比如研发费用、交际应酬费、广告费、销售服务费等等。三、严格规定销售政策。比如若改变销售政策必须经治理层的同意或者将考核指标与销售政策挂钩，如可以规定：应收账款每增加1000万元，扣非净利润考核指标在原基础上增加200万元等等。
参考文献
[1] 吕长江，郑慧莲，严明珠，许静静.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设计：是激励还是福利？[J]. 管理世界， 2009， （09）
[2]邱静，吴琪琪.股权激励中的管理层机会主义择时行为研究[J].财会通讯，2020（17）
[3] 吕长江，巩娜. 股权激励会计处理及其经济后果分析——以伊利股份为例[J]. 会计研究， 2009， （05）
[4]许汝俊，龙子午. 股权激励与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研究[J]. 财会通讯， 2014， （09）
关键词： 股权激励;盈余管理;机会主义
1.引言
自2005年证监会出台相关政策后，我国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公告数量不断激增，但真正发挥激励效果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由于一些制度、公司治理不完善等因素，无论是在股权激励计划设计（吕长江等，2009）[1]、公布（邱静和吴琪琪，2020）[2]，还是股权激励的执行当中（吕长江和巩娜，2009）[3]都会出现机会主义行为，违背了股权激励的初衷。表面上看企业业绩增长，实则是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结果，企业后续发展的动力堪忧，存在一些严重的隐患。本文以此为背景，选择F公司为案例，研究股权激励过程中管理层如何一步步加强对盈余管理的操纵来达到业绩考核指标。最后，本文提出相关建议，希望可以有效减少股权激励中的盈余管理行为，使得股权激励这一工具能发挥更大的激励效果。
2.F公司股权激励基本情况简介
2.1.F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2017年6月，F公司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向社会公众发行2167万股普通股，募集资金38052.52万元。其中，F公司母公司持股30%，丁某通过其四家子公司合计持股44.99%，成为实际控制人。F公司主营业务是从事生产并销售实木地板、各种复合地板、人造板、整体橱柜、家具等等。截至2020年6月公司注册资本15133.105 万人民币。治理层情况为：代表母公司的董事J和T都是德国人，且一直都在德国另外担任4-5家公司的高管。经统计，自2017年公司上市至2020年6月，公司共公布20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其中只有6次J和T现场出席，由此可以推测，J和T大部分时间不在国内监督力度有限。根据资料显示，丁某在一直在境内外五六十家企业担任高管，由此可见实际控制人精力有限，这必然导致其对于F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监督力度的有限。综上所述，治理层的有限监督管理导致管理层自主权空间增大，方便了管理层完全进行盈余管理操作。
2.2.股权激励情况简介
在IPO成功上市后的第二个月即2017年8月，F公司发布公告称准备实施股权激励。激励方式为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92.25万股，占当时股本总额8667万股的4.53%，授予价格为15.40元。具体的业绩考核为2017-2019年中每年的年度扣非净利润环比增长率不低于10%。具体的限售期为1+3模式，解除限售比例分别是30%、30%和40%。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总人数为41人，包括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业务骨干。其中，管理层受激励股份占本次激励总股份的66.3%，经计算管理层人员年薪和股权激励价值（股权激励价值=股权激励数量*（授予日均价-授予价））发现管理层限制性股票激励价值相当于其年薪的十倍左右！显然这个诱惑是十分巨大的！正如股神巴菲特所言：优厚的股权激励会造就“贪心的CEO和高层管理人士”[4]。管理层定会不惜一切代价达到业绩考核指标。
3.股权激励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分析
3.1.基期向下盈余管理，方便业绩考核达标
F公司2014年、2015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95.42%和31.79%，但是2016年却同比增长只有0.68%，而之后的2017年和2018年分别增长11.06%和10.38%。很明显，2016年扣非净利润存在向下盈余管理操作，这样之后年度的业绩才更好达标。
3.2.激励期初轻度缩减管理费用
根据上文分析，管理层因有意调低2016年的扣非净利润，这使得完成2017年的业绩指标压力不是很大。由于管理费用的控制比较简单快捷，而且负面影响不会立马显现。所以管理层只是微调部分影响不大的管理费用，如办公费、保险费、会务费分别下降66.26%、9.07%和77.31%，从而提高了办公效率。
3.3.激励期中加大缩减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
2018年是要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长10%，基数变大，所以2018年的业绩指标完成难度比较大。在股权激励成本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管理层只能将缩减酌量性费用的范围扩大到销售费用，同时加强缩减酌量性费用的力度。比如18年管理费中专业费用、交际差旅费、会务费和应酬费分别比17年降低了40.90%、41.11%、71.79%和77.8%，这严重影响企业的交际应酬等管理效率。而销售费用中除了职工薪酬、差旅费和折旧费微涨，其他费用全部大幅下降。销售费用整体下降1601.43万元，下降16.58%，作为一个生产销售型的企业，销售环节至关重要，销售费用的削减必然会影响后续的销售业绩以及企业未来市场的占有率。
3.4.激励期末加强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控制并放宽信用政策
由于基数进一步扩大，2019年激励比例最高压力也最大。管理费用差不多已经达到底线，所以只能进一步加大对销售费用的削减。19年光广告费就比18年狂减3700多万，仅剩2018年的25%左右。差旅费、销售服务费、交际应酬费等也进一步的降低。这必然会严重打击销售人员的积极性，对企业主营业务的发展以及未来市场占有率的提升都是非常不利的。
费用控制已经到达极限，只能想办法提高收入来增加扣非净利润。F公司一直以来应收账款的规模控制得非常好，坏账比率比较低。但在2019年，管理层放款信用政策进行大量赊销，致使应收账款增涨了13.26倍。同时坏账数额也大幅增加，广义的应收账款中2018年还有应收票据，而2019年全是应收账款，公司广义应收账款的质量也在不断下降。
3.5.股权激励期间控制收入确认时间平滑利润
进一步分析季度营业收入数据会发现，第一季度的同比增长率却是波动最大的，也是偏离年平均同比增长率最远的。其次是第四季度，这很容易让人怀疑企业可能在每年的年底（即第四季度）根据业绩指标的完成情况，有选择的调整营业收入的确认时间，达到平滑利润，从而方便每年业绩考核的达标。
4.结论及建议
在治理层监督力度弱的情况下，管理层会通过操纵盈余管理来帮助其尽可能的完成业绩考核指标。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操纵的途径为：在股权激励公布前，管理层有意识的压低基期净利润指标，使得股权激励期间的业绩指标更好完成;其次在股权激励期间，管理层通过平滑利润来操纵盈余并不断的增强和扩大控制盈余管理的力度和范围。具体途径为：轻度控制管理费用——加強控制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重度控制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同时放宽了信用政策。鉴于此，笔者建议治理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一、合理确定基期指标，根据历史发展趋势选择没有被操纵的年份数据指标作为基期数据，并进行修正。二、限制酌量费用的最低值或者变动比率。治理层可以在制定股权激励时就规定部分对企业长远发展至关重要的费用的最低值或者变动比率。比如研发费用、交际应酬费、广告费、销售服务费等等。三、严格规定销售政策。比如若改变销售政策必须经治理层的同意或者将考核指标与销售政策挂钩，如可以规定：应收账款每增加1000万元，扣非净利润考核指标在原基础上增加200万元等等。
参考文献
[1] 吕长江，郑慧莲，严明珠，许静静.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设计：是激励还是福利？[J]. 管理世界， 2009， （09）
[2]邱静，吴琪琪.股权激励中的管理层机会主义择时行为研究[J].财会通讯，2020（17）
[3] 吕长江，巩娜. 股权激励会计处理及其经济后果分析——以伊利股份为例[J]. 会计研究， 2009， （05）
[4]许汝俊，龙子午. 股权激励与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研究[J]. 财会通讯， 2014， （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