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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甘醇”牙膏、“铅超标”玩具、“有毒”的动物食品、“脱落的”轮胎……一股对“中国制造”的批评正在全球沸沸扬扬蔓延。除了召回、索赔等常规手段之外，“China Free”也成了商家一个重要的卖点。在短短几个月里，连续出现“中国制造”的负面新闻，显得密集而刻意。但是，与当年的美日贸易摩擦相比，有关国家的对“中国制造”问题产品的处理却没有“斩立决”。个中原因很简单，过分宣传“中国制造威胁论”对其自身也不利。因为“中国制造”能力的提升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成果，更是全球化条件下国际产业链转移和国际分工的结果。因此，当“中国制造”在一些国家受到诘难的时候，我们不禁要思考：谁在制造“中国制造”，惩罚“中国制造”又将伤害谁?
全球产业转移——世界的“中国制造”形成
1、国际产业链的转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制造业国际分工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不是传统的水平分工，而是形成了包括垂直分工在内的更为复杂的混合型分工。因此，世界产业链的国际转移已经超越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转移模式，从产业转移到产业链增殖环节中的全球布局。在经济全球化为跨国公司开拓快速便捷的投资通道后，世界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越来越变成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中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加上成功的货币贬值，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首要的外国资本的投资热土，实际使用FDI(对外直接投资)从1990年的34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694.7亿美元。不少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都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如日本的松下公司、东芝公司、韩国三星公司都在中国有巨额投资，美国和欧洲的公司也正在将更多的制造移向中国，戴尔和IBM计算机的绝大多数PC是在中国组装，通用汽车要出口在中国制造的汽车，空中客车正考虑在中国制造喷气客机……与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对应的是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199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1154亿美元，外资进出口占中国总进出口的比例很低。但是到2006年，对外贸易额猛增到17607亿美元，增长了10倍多，不仅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而且外资的进口和出口所占比重也大大增加了，这正说明中国的生产体系与国际价值增殖体系结合的紧密程度。
2、互利共赢的时代。成千上万的外资企业的进入不仅为中国的低工资民工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且也与世界实现了共赢。
中国制造业的增长不仅创造供给，同时也创造需求。由各企业合作生产组成的世界生产体系，改变了传统的国际贸易结构，从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易演变为同一产品内的不同零部件的国际贸易。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大大提高。中国不仅从供应方推进世界经济发展，而且，作为一个强大的需求方，中国制造业也在拉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自1998年开始，包括加工贸易在内的中国制成品出口的进口依赖程度就突破了50％。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制造的增长就是中国进口的增加。没有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中国制造会成为无米之炊。如果考虑到引进技术和生产设备等因素，中国制造业的对外依赖程度更高，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所说：“中国在为世界其他经济体提供着高端的制造业工作机会。”
“中国制造”已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质优价廉的“中国制造”，对降低全球生产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欧盟、日本最大进口来源国，是美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国。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项目主任杰夫里·贝德认为，尽管中国的经济对各部门的影响不同，但中国的经济对北美和欧盟而言的影响是显著的。据估计，中国2005年造成美国的经济增长约0.5％。对各国消费者而言，“中国制造”更不可或缺。目前，中国的空调、DVD机、照相机、笔记本电脑等700多种产品出口居世界第一位，平均每小时向世界各地输出货物超过l亿美元。而且，中国制造由于成本低、价格便宜，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世界通货膨胀的压力，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平稳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世界的生产车间——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制造”
1、中国融入世界制造的价值链。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产业转移已经不是产业整体转移，而是价值链增殖链条根据各国资源禀赋在全国的优化配置。产品的增殖过程不是在一个国家内完成，而是在整个世界完成，世界参与利润的生产，世界也参与利润的分配。跨国公司体系内产品、技术及人员在遍布全球的分(子)公司之间的跨国界流动程度更强，分工联系更为紧密，世界各国的生产过程经由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活动建立起有机的内在联系，形成了“世界生产体系”的实体部分。这里，生产的含义不仅限于制造过程，而是广义的增殖过程。在制造业领域，这种增殖过程包括从研发、制造、销售到售后服务的各个环节，在服务业领域，增殖过程更是贯穿于服务提供的全部阶段。
中国有幸在全球化大发展的时代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利用自身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顺理成章成为国际生产体系的一个环节。因此，“中国制造”一个更确切的标签应该是“Assembled in China(中国组装)”，中国只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巨大的全球生产网络的最终组装线和出口地，“中国制造”的含义更具有地域特征。从其价值增殖特征来看，“中国制造”完整的表述应该是世界的中国制造。在国内外市场上，由OEM、ODM、OBM的三资企业，国有以及民营共同培育了“中国制造”。从这个角度基本可以解释为什么外方对“中国制造”的批评是“雷声大、雨点小”。
2、诋毁“中国制造”，损人不利己。在目前的国际生产体系中，中国的世界生产车间定位就意味着“中国制造”产品的价值增殖主要部分就必然发生于外国，这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所决定的。就产品的增殖环节而言，制造业领域的价值增殖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其价值增殖呈现出由高向低再转向高的U形状，或曰“微笑曲线”状。在价值增殖链的微笑曲线上，研究开发与售后服务处于高附加值水平，一般加工制造处于低附加值水平，价值增殖能力最弱，处于中间水平的是关键零部件加工和销售。“中国制造”实质是处于增殖能力最弱的一环。从生产方式来看，随着生产供应链越来越复杂，各零部件在多个国家生产，然后运到中国来组装，外国垄断了技术也分享了更多的利润；从贸易方式看，中国出口中50％以上是加工贸易出口，这些产品都是按照外国订货商的要求和标准生产的，作为高附加值环节的研发和销 售都在国外，从出口主体看，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8％以上。以著名的“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在美国零售价是10美元，但在中国出厂价是35美分，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获利可见一斑。
因此，作为世界生产车间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实现了不对称的双赢。如果国际上将“中国制造”看做是问题，并且中国因此受到了惩罚，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各国也将因此受到损害，甚至其损害程度要比中国还大。因为全球产业链的增殖链条在中国断裂后，其他环节的增殖链条也无法最终实现，所以，对“中国制造”的指责恰恰是违背了产业国际转移和国际分工规律，损害了别人却没有使自己获得利益。
是问题也是话题——“中国制造”威胁了谁?
1、标准之争：制造话题的机会。在中国得到较低利润的“中国制造”产品的出口中，因产品质量问题被“妖魔化”的“中国制造”很少，中国出口产品在总体上超过99％是合格的。以玩具为例，在所有被召回的产品中，也只有大约14％的产品属于质量问题，其他大多数是属于“标准之争”。因此，与其说“中国制造”是个问题，不如说是西方构造“中国威胁论”的一个话题。不过这个新话题是通过“科学的技术标准”而形成的，所以能轻易通过媒体掀起轩然大波。也正因为是话题而不是很大的问题，对中国的出口影响也不大，2007年上半年我国出口仍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其中，食品、药品、玩具等境外负面报道较多的商品也分别增长22.2％、41％和27.7％。这说明，绝大多数进口商、零售商和消费者是理性的，不会因为一些片面之词就改变对中国产品的基本评价。全球最大肉制品公司——美国泰森食品公司的副总裁赖斯给《华尔街日报》撰文时坦言：“最理想的办法就是两国在商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方面采用相同的技术标准……不这样的话，其结果就是谁也弄不清楚这些进口禁令是真的与安全问题有关还是政治在作祟。”
显而易见，国际社会在中国的出口产品合格率超过99％并且质量仍然在不断提升的时候，将“中国制造”突然间由问题转化为话题，不难看出其“中国制造”的问题较小，构造“中国威胁论”的话题才大。
2、转移话题，解决问题，实现共赢。如果从全球价值链以及生产车间的角度来定位“中国制造”，那么“中国制造”就不是威胁了谁的问题，而是谁在威胁“中国制造”了，因为否定“中国制造”就等于否定了世界的“中国制造”；否定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增殖环节以及生产车间的作用，就基本否定了全球化的产业结构转移以及全球的分工体系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在西方有意无意混淆中国作为一个最终产品的出口地和产品价值的主要增殖地之后，对中国制造的指责可能更多地在于制造话语权以达到从中国捞取更多其他方面利益的目的。因此中国不仅要解决外方指出的质量问题，而且要利用恰当机会和手段，转移“中国制造威胁论”的话题，才能与世界实现共赢。
如果把“中国制造威胁论”由话题还原为问题，那么中国制造还有机会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扮演与世界共赢的角色。中国制造业增长和出口扩大的基本经济学原因是国际比较优势的体现，中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也为其他国家发挥比较优势提供了机会。国际经济合作只会导致经济发展空间的不断开展，而不会堵塞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可以对其他国家的产业形成强大的刺激作用和关联性带动作用，促进其经济增长和发展。
核心竞争力——中国“中国制造”的未来
1、化危机为契机。如果将目前对“中国制造”的批评看做是一场危机的话，那么对中国也不完全是坏事。“中国制造”的总量增长很快，却没有孵化出自身的核心技术；对外国技术和市场的路径依赖以及在较长时间内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中国制造”更大的深层次的危机，也是中国提升国际分工层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另外，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出口的强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工低成本和资源低价格。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价格的上升以及周边国家低成本竞争的压力，中国优势也在逐渐丧失。因此，要彻底化解“中国制造威胁论”，就必须化危机为契机，通过加强中国自身的研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高产业的增殖链条和产品的技术含量，超越简单制造以摆脱困境，实现“中国制造”的转型。这既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一般规律，也是应对“中国制造”危机的根本出路。
2、实现中国的“中国制造”
在世界制造体系下，“中国制造”凭借要素价格优势暂时取得一席位置，但是由于研发和服务能力的薄弱，这个“一席之地”很容易丢失。没有核心技术的“中国制造”将难以适应国际竞争，没有驰名品牌的“中国制造”也将无法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力。“芭比娃娃”的案例表明，在国际分工中，品牌和技术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简单制造。
但迄今为止，“中国制造”并未能从基本的技术模仿走到设计、创造的更高层面，中国的进步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进步形成鲜明对比，因为有核心技术，“日本制造”出现了丰田、本田、三菱、索尼等世界品牌。相形之下，中国却鲜有世界知名品牌，联想和海尔也仍在为获得品牌的国际认可而努力。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制造”，就是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低端地位，更多地在研发和服务环节上下工夫。虽然中国目前还不可能实现现有优势产业的全部转型，但是选择其中一部分为突破口，做强“中国制造”，实现有核心技术和品牌的“中国制造”，还是可以实现的。待“中国制造”总体上一个台阶后，“中国制造威胁论”必将不击自溃。
(责任编辑：肖雪晴)
全球产业转移——世界的“中国制造”形成
1、国际产业链的转移。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制造业国际分工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不是传统的水平分工，而是形成了包括垂直分工在内的更为复杂的混合型分工。因此，世界产业链的国际转移已经超越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转移模式，从产业转移到产业链增殖环节中的全球布局。在经济全球化为跨国公司开拓快速便捷的投资通道后，世界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越来越变成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中国凭借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加上成功的货币贬值，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首要的外国资本的投资热土，实际使用FDI(对外直接投资)从1990年的34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694.7亿美元。不少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都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如日本的松下公司、东芝公司、韩国三星公司都在中国有巨额投资，美国和欧洲的公司也正在将更多的制造移向中国，戴尔和IBM计算机的绝大多数PC是在中国组装，通用汽车要出口在中国制造的汽车，空中客车正考虑在中国制造喷气客机……与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对应的是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199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1154亿美元，外资进出口占中国总进出口的比例很低。但是到2006年，对外贸易额猛增到17607亿美元，增长了10倍多，不仅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而且外资的进口和出口所占比重也大大增加了，这正说明中国的生产体系与国际价值增殖体系结合的紧密程度。
2、互利共赢的时代。成千上万的外资企业的进入不仅为中国的低工资民工创造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而且也与世界实现了共赢。
中国制造业的增长不仅创造供给，同时也创造需求。由各企业合作生产组成的世界生产体系，改变了传统的国际贸易结构，从不同产品之间的交易演变为同一产品内的不同零部件的国际贸易。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大大提高。中国不仅从供应方推进世界经济发展，而且，作为一个强大的需求方，中国制造业也在拉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自1998年开始，包括加工贸易在内的中国制成品出口的进口依赖程度就突破了50％。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制造的增长就是中国进口的增加。没有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中国制造会成为无米之炊。如果考虑到引进技术和生产设备等因素，中国制造业的对外依赖程度更高，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所说：“中国在为世界其他经济体提供着高端的制造业工作机会。”
“中国制造”已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质优价廉的“中国制造”，对降低全球生产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是欧盟、日本最大进口来源国，是美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国。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项目主任杰夫里·贝德认为，尽管中国的经济对各部门的影响不同，但中国的经济对北美和欧盟而言的影响是显著的。据估计，中国2005年造成美国的经济增长约0.5％。对各国消费者而言，“中国制造”更不可或缺。目前，中国的空调、DVD机、照相机、笔记本电脑等700多种产品出口居世界第一位，平均每小时向世界各地输出货物超过l亿美元。而且，中国制造由于成本低、价格便宜，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世界通货膨胀的压力，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平稳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世界的生产车间——全球价值链中的“中国制造”
1、中国融入世界制造的价值链。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产业转移已经不是产业整体转移，而是价值链增殖链条根据各国资源禀赋在全国的优化配置。产品的增殖过程不是在一个国家内完成，而是在整个世界完成，世界参与利润的生产，世界也参与利润的分配。跨国公司体系内产品、技术及人员在遍布全球的分(子)公司之间的跨国界流动程度更强，分工联系更为紧密，世界各国的生产过程经由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活动建立起有机的内在联系，形成了“世界生产体系”的实体部分。这里，生产的含义不仅限于制造过程，而是广义的增殖过程。在制造业领域，这种增殖过程包括从研发、制造、销售到售后服务的各个环节，在服务业领域，增殖过程更是贯穿于服务提供的全部阶段。
中国有幸在全球化大发展的时代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利用自身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顺理成章成为国际生产体系的一个环节。因此，“中国制造”一个更确切的标签应该是“Assembled in China(中国组装)”，中国只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巨大的全球生产网络的最终组装线和出口地，“中国制造”的含义更具有地域特征。从其价值增殖特征来看，“中国制造”完整的表述应该是世界的中国制造。在国内外市场上，由OEM、ODM、OBM的三资企业，国有以及民营共同培育了“中国制造”。从这个角度基本可以解释为什么外方对“中国制造”的批评是“雷声大、雨点小”。
2、诋毁“中国制造”，损人不利己。在目前的国际生产体系中，中国的世界生产车间定位就意味着“中国制造”产品的价值增殖主要部分就必然发生于外国，这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所决定的。就产品的增殖环节而言，制造业领域的价值增殖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其价值增殖呈现出由高向低再转向高的U形状，或曰“微笑曲线”状。在价值增殖链的微笑曲线上，研究开发与售后服务处于高附加值水平，一般加工制造处于低附加值水平，价值增殖能力最弱，处于中间水平的是关键零部件加工和销售。“中国制造”实质是处于增殖能力最弱的一环。从生产方式来看，随着生产供应链越来越复杂，各零部件在多个国家生产，然后运到中国来组装，外国垄断了技术也分享了更多的利润；从贸易方式看，中国出口中50％以上是加工贸易出口，这些产品都是按照外国订货商的要求和标准生产的，作为高附加值环节的研发和销 售都在国外，从出口主体看，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8％以上。以著名的“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在美国零售价是10美元，但在中国出厂价是35美分，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获利可见一斑。
因此，作为世界生产车间的中国，与世界经济实现了不对称的双赢。如果国际上将“中国制造”看做是问题，并且中国因此受到了惩罚，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各国也将因此受到损害，甚至其损害程度要比中国还大。因为全球产业链的增殖链条在中国断裂后，其他环节的增殖链条也无法最终实现，所以，对“中国制造”的指责恰恰是违背了产业国际转移和国际分工规律，损害了别人却没有使自己获得利益。
是问题也是话题——“中国制造”威胁了谁?
1、标准之争：制造话题的机会。在中国得到较低利润的“中国制造”产品的出口中，因产品质量问题被“妖魔化”的“中国制造”很少，中国出口产品在总体上超过99％是合格的。以玩具为例，在所有被召回的产品中，也只有大约14％的产品属于质量问题，其他大多数是属于“标准之争”。因此，与其说“中国制造”是个问题，不如说是西方构造“中国威胁论”的一个话题。不过这个新话题是通过“科学的技术标准”而形成的，所以能轻易通过媒体掀起轩然大波。也正因为是话题而不是很大的问题，对中国的出口影响也不大，2007年上半年我国出口仍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其中，食品、药品、玩具等境外负面报道较多的商品也分别增长22.2％、41％和27.7％。这说明，绝大多数进口商、零售商和消费者是理性的，不会因为一些片面之词就改变对中国产品的基本评价。全球最大肉制品公司——美国泰森食品公司的副总裁赖斯给《华尔街日报》撰文时坦言：“最理想的办法就是两国在商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方面采用相同的技术标准……不这样的话，其结果就是谁也弄不清楚这些进口禁令是真的与安全问题有关还是政治在作祟。”
显而易见，国际社会在中国的出口产品合格率超过99％并且质量仍然在不断提升的时候，将“中国制造”突然间由问题转化为话题，不难看出其“中国制造”的问题较小，构造“中国威胁论”的话题才大。
2、转移话题，解决问题，实现共赢。如果从全球价值链以及生产车间的角度来定位“中国制造”，那么“中国制造”就不是威胁了谁的问题，而是谁在威胁“中国制造”了，因为否定“中国制造”就等于否定了世界的“中国制造”；否定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的一个增殖环节以及生产车间的作用，就基本否定了全球化的产业结构转移以及全球的分工体系对世界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在西方有意无意混淆中国作为一个最终产品的出口地和产品价值的主要增殖地之后，对中国制造的指责可能更多地在于制造话语权以达到从中国捞取更多其他方面利益的目的。因此中国不仅要解决外方指出的质量问题，而且要利用恰当机会和手段，转移“中国制造威胁论”的话题，才能与世界实现共赢。
如果把“中国制造威胁论”由话题还原为问题，那么中国制造还有机会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扮演与世界共赢的角色。中国制造业增长和出口扩大的基本经济学原因是国际比较优势的体现，中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也为其他国家发挥比较优势提供了机会。国际经济合作只会导致经济发展空间的不断开展，而不会堵塞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可以对其他国家的产业形成强大的刺激作用和关联性带动作用，促进其经济增长和发展。
核心竞争力——中国“中国制造”的未来
1、化危机为契机。如果将目前对“中国制造”的批评看做是一场危机的话，那么对中国也不完全是坏事。“中国制造”的总量增长很快，却没有孵化出自身的核心技术；对外国技术和市场的路径依赖以及在较长时间内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中国制造”更大的深层次的危机，也是中国提升国际分工层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另外，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出口的强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工低成本和资源低价格。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价格的上升以及周边国家低成本竞争的压力，中国优势也在逐渐丧失。因此，要彻底化解“中国制造威胁论”，就必须化危机为契机，通过加强中国自身的研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高产业的增殖链条和产品的技术含量，超越简单制造以摆脱困境，实现“中国制造”的转型。这既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一般规律，也是应对“中国制造”危机的根本出路。
2、实现中国的“中国制造”
在世界制造体系下，“中国制造”凭借要素价格优势暂时取得一席位置，但是由于研发和服务能力的薄弱，这个“一席之地”很容易丢失。没有核心技术的“中国制造”将难以适应国际竞争，没有驰名品牌的“中国制造”也将无法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力。“芭比娃娃”的案例表明，在国际分工中，品牌和技术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简单制造。
但迄今为止，“中国制造”并未能从基本的技术模仿走到设计、创造的更高层面，中国的进步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进步形成鲜明对比，因为有核心技术，“日本制造”出现了丰田、本田、三菱、索尼等世界品牌。相形之下，中国却鲜有世界知名品牌，联想和海尔也仍在为获得品牌的国际认可而努力。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制造”，就是改变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低端地位，更多地在研发和服务环节上下工夫。虽然中国目前还不可能实现现有优势产业的全部转型，但是选择其中一部分为突破口，做强“中国制造”，实现有核心技术和品牌的“中国制造”，还是可以实现的。待“中国制造”总体上一个台阶后，“中国制造威胁论”必将不击自溃。
(责任编辑：肖雪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