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小学教辅材料的出现，伴随高考制度的恢复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从活页练习题开始，发展到装订成册、成书的参考资料，再到后来教辅期刊报纸开始问市，逐步发展成为一大文化产业。教辅材料满足了中小学教学需求，弥补了学校教学质量不高的缺陷。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种类繁杂、质量良莠不齐、价格虚高、市场混乱、使用缺乏规范。为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和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的使用，近日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纠风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教辅市场乱象丛生
　　我国教辅图书市场乱象丛生，中小学教辅材料品种滥、质量差、价格高，侵权盗版和非法出版现象不断发生。
　　教辅图书之所以会那么泛滥，是因为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它有着刚性需求。全国约有1.84亿中小学生，一人买几本，就是个惊人的市场。据中国新闻出版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出版物销售总额为1456.39亿元，其中，中小学教材、教辅为878.7亿元，占销售总额的60.38%。（以上数据仅包括新华书店系统和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不包括民营发行机构，而教辅图书80%是通过民营机构发行和直销）如此大的一块大蛋糕，人人都想分一杯羹。由于是非专业，由于是急功近利，大量教辅书都是粗制滥造，乃至相互抄袭，错误百出。一些打着“金版”“金牌”“金题”“金卷”招牌的教辅书，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由于进入门槛低，一些根本与教育不搭界的人，也拿起剪刀糨糊，泡制起教辅材料来。而一些“名师”，借助自身的名声，挂名多本教辅图书的“主编”，有一个“主编”挂名多达一百多种，实际上并未过问图书的内容。这是以名牟利，根本无益于教辅书的质量。沈阳市有过三年教辅书编辑工作经历的杨宏直言不讳地说：“别信教辅封面上那些‘XX名师推荐’‘ XX命题组推荐’的宣传，多半都是噱头。”他承认，有时出版社的确会邀请名校名师出题。而让名师出题，最终的目的也只是为了便于销售，更多的时候都是其他人编题，再挂上名师的名字。除了名校、名师挂牌，教辅书的封面上还经常出现一些看起来很权威的主编机构，但这只占极少的比例，有些机构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例如以“全国中考命题研究组”为例，现在中考都是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命题的，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构。杨宏还揭露说，自己没教过一天书，最快的时候却三天就能编出一本教辅书，从小学到初中的都编过。自己原来供职的单位，一个学期能编300余种教辅书，再通过买书号的方式，给教辅书安上合法的“身份”。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助理、课程处处长刘坚曾经语出惊人：“目前，市场上90%的教辅材料不达标，对学生来说都是无意义的。”
　　由于发行环节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各利益集团——教育主管部门、教辅编写者、出版社、新华书店、地方教育部门及学校等，卷入教辅市场并滋生腐败。推销商采取“高定价，低折扣”的办法，不仅损害了学生和家长的利益，也损害了出版行业和教育行业的形象，导致过多过滥，甚至出现数量和质量上的混乱和恶性竞争，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同时形成一条腐败利益链，毒化了学校和社会的风气。
　　教辅整治喜忧共存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曾天山认为这次专项治理比以往有更加先进的地方，吸取了以往的经验，一是建立健全教辅材料评议推荐办法，由中小学教师、校长、教研员和其他相关专家组成教辅材料评议推荐委员会，确保其专业性和代表性。二是合理确定评议推荐的教辅材料范围，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确定评议推荐教辅材料的学科和年级。三是强调机会均等、过程透明、程序公正，择优评议推荐。四是强调学生购买教辅材料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校或学生购买任何教辅材料。五是注重质量提升，强调资质保证编写质量，保证出版质量，由各级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加强对中小学教辅材料质量和非法盗印的监督检查，授权出版。六是规定一教一辅，一个学科每个版本选择一套教辅材料推荐给本地区学校供学生选用。七是减轻负担，出版发行价格合理，鼓励地方政府投入经费为学生免费提供教辅材料，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和学校组织开发面向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的教学辅助资源，免费提供使用。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教辅材料价格管理。
　　但是也有专家学者对该通知实施的有效性表示怀疑，《通知》并未细化各个环节的管理措施。第一视频独家评论员司马钦韬指出教育主管部门出台这一《通知》，确实是看到了当前教辅市场的诸多新老问题，而且是“10多年过去了”仍然如此。为了规范教辅乱象，《通知》的措词也相当明确、严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校或学生购买任何教辅材料”“学生和家长个人自行选择的教辅材料，学校不提供代购服务”等等。这些明确表态，尽管有一些效果，至少规约了教辅乱象的“形式”，大家赚钱也不再那明目张胆。然而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讲课的老师课堂教学的引导，或着重引用，这比硬性要求更有效。如果说教师与教辅商有利益关联，这又如何解决？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根据《通知》的要求，各地将成立省教辅材料评议委员会，推荐若干套教辅材料给学生。“若学生自愿购买本地区推荐的教辅材料并申请学校代购，学校可以统一代购，不得从中牟利。”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学校统一代购，只能代购教辅材料评议委员会推荐的教辅材料。因此，教辅材料评议委员会的权力不可谓不大。不过，这个教辅材料评议委员会凭什么可以强制学校统一购买他们推荐的教辅材料，难道这个委员会比本校的教师更懂得学生需要什么教辅材料吗？如果他们推荐的教辅没有适合自己的学生使用的，老师该怎么办？如果因为教辅市场乱象丛生，就硬要由教辅材料评议委员会定出教辅优劣，这样的整治思维已经背离教育规律。凭一些专家或者名校的教师来推荐教辅材料，已经脱离了教辅材料要与学生的实际需要相适应的原则，名校有名校的选择依据，一些不入流学校同样有选择他们学生教辅材料的依据。如果以名校的标准来为基础差的学生选择教辅，注定是十分错误的做法，即使是同类学校，每个学校的学生需要同样是不同的，因此，这个委员会推荐出的教辅，根本代表不了各个学校的实际需要。这样一来，他们推荐出来的教辅材料又有什么用？没有用不可怕，可怕的是还用行政的办法来规定学校只能统一代购他们推荐的教辅材料。其实能够为学生推荐教辅资料的人，只能是自己的老师。只有自己的老师，才真正知道学生需要什么类型的教辅材料，如果脱离了学生的实际需要去推荐教辅材料，只能说是瞎折腾，假关心。更为悲哀的是，当老师都不能为自己的学生选择甚至连推荐的资格都没有的时候，这样的结果其实是十分悲哀的。教辅市场需要规范，但任何规范都需要符合教育规律，不能因为害怕老师牟利就剥夺了老师接触教辅材料的权利，一旦让老师远离教辅材料，而让教育部门一手包办，其实这是赤裸裸的越轨行为，是无为的表示。以这样的思维去整治教辅市场，只能是失败的。
　　CNTV央视网评评论员邓海建认为，《通知》虽然规定了教辅的编写者和出版者的资质，但从实践来看，很可能是将教辅出版权进一步“垄断化”的前奏：市场需求是定量、教辅编写出版能力也是定量，剩下的就是资源整合的事情。至于教辅质量，很难因为资质的标准化而有明显提升——这就如同出租车经营权的“集中管制”一样，宰客、绕路、拒载等诸多症结，未必会因为管制的尺度而有质的改变。教材出版社是否天然具备编写配套教辅的能力？教材出版社编写的教辅用书一定优秀？……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教辅上的症结，根源并不在教辅本身。正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龚亚夫先生所言，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只靠教材学不会，是教材本身有缺陷。如果教材本身难度合理、梯度合适，需要那么多的教辅才能学通学会吗？又如果“偷跑”不至于成为基础教育的常态，题海战术怎么会有如此庞大的市场？教辅材料市场“乱花渐欲迷人眼”，教材确实应该反思。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只有真正厘清教材中“学”与“知”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教辅市场才不至于如此喧嚣无休。
　　（资料来源：凤凰网、新浪网、搜狐网、人民网、新华网、第一视频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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