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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儒学里，为了加以说明既定根本原则与因具体条件而时常不断变化的形势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经”与“权”这一对范畴。“经”是指根本原则，“权”指权变、灵活、变通、创新之意。然而儒学两千多年的传承中，“权”的思想日益萎缩，与之相应众多陈腐教条却代代相传。与中国不同，日本的儒学者特别是以日本阳明学之祖中江藤树及其弟子熊泽蕃山为首的日本阳明学者则更加注重如何灵活应对的“权”的思想，把日本幕末幕府所制定的法度条文相对化，跳出传统秩序，摆脱“封建礼教”，促进了思想解放，加速了日本幕末幕藩体制的瓦解。
一、中江藤树的“经权观”
世称“近江圣人”的日本阳明学开山之祖中江藤树，于1608年出生于近江高岛郡小川村，常讲学于藤树下，被世人称为藤树先生。中江藤树的“经权观”是萌芽于朱子学。朱子学以“理”为本体，为世界万物之本源，更多地突出了形式主义的礼仪，法度等外在规范。据藤树的《年谱》记载，中江藤树在18岁后，一心专奉朱子学，以格套受用，动辄以礼法自居，颇拘泥于形式。更是为了遵从“三十而有室”的古训，直到三十岁才娶高桥氏之女为妻。直到他27岁辞官向母尽孝后，他才终于开始对自己一直所遵循的依据外在的严格规定来约束自己的格套主义产生怀疑。对此最好的佐证应该就是他27岁时，在为国尽忠和为母尽孝的选择中，冒死选了“孝”的权变行为吧。但是这一时期中江藤树还是没有完全脱离朱子学的格法主义，但是他已经摆脱了外在规定的约束，成功的从思想约束中逃离出来。直到他33岁时读了明人钟人杰的《性理会通》和王阳明高弟王龙溪的《语录》后才恍然大悟，开始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据《年谱》记载：余尝信朱子，命汝辈专以《小学》为准则，今始知其拘泥之甚矣。盖守格法之与求名利，虽不可同日而语，至其害真性活泼之体则一也，汝辈读圣贤书，宜师期意，勿泥其迹。”在这里他认为朱子学的格套之拘泥，以致于影响了内在真性。藤树所提到的“真性”应该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吧。中江藤树认为只要在确定自己内在性的时候，深深的畏惧它，就能自然而然的恪守格法。这就是他提出的“畏天命，尊德性”思想。这就和王阳明的以“良知”作为判断是非标准的思想相一致。
中江藤树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的“经权观”，形成了独具日本特色的思想。中国儒学者甚至中国阳明学，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以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作为封建统治外在法度的“经”，而并非是作为灵活应对形势的“权”。例如西汉董仲舒所说：“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之，终弗为止。”（《春秋繁露.度制》），他所说的“可以然之域”就是经，也就是说在形势变动的时候，可以采取灵活的措施“权”，但是“权”必须是在“经”的允许范围内。朱熹在《朱子语类》也提到：“虽是权，依旧不离那经，权只是经之变。”另外他还认为“权”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的。这就否定了人们采取灵活应对的可能性。甚至王阳明从挽救明代社会危机的立场出发，建立的“阳明学”虽反对统治者所倡导的程朱理学，但还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追求心理伦理，主张人们发自内心的去遵守封建道德规范。但是他过度的强调“心”的作用，以“良知”为判断标准，却降低了外在法度，思想教条的权威，具有思想解放作用。这也是阳明学内在的矛盾。这就导致了阳明左派学者特别是晚明李贽以主观“良知”对反对外在权威，走上离经叛道的道路。王阳明和王们左派的分歧，正如中日阳明学分歧一样。所以与其说日本阳明学直接受王阳明影响，还不如说它是王学左派在日本的一个分支。
中江藤树的“经权观”实际上也是对王阳明“经权观”的继承和创造。进而提出了“时处位论”和“心迹差别说”。他在《论语乡党启蒙翼传》中提到：“凡经济所遇谓之时。时有天地人三境：曰时，曰处，曰位。”他在这里说的“时”是广义的“时”，即实现经世济民之道的现实状况，意味着人的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况。中江藤树将这种“中”命名为“时中”。“时中”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中庸》中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喜怒哀乐未发的时候，无偏无倚的状态，就是中，当喜怒哀乐已发的时候，都符合一定的“节度”，无过无不及，叫做和，也可以叫做中节。朱熹又把“中”分为“未发之中”和“随时之中”（时中），“时中”就是那无过不及之中。中江藤树的“时（时中）”又包含狭义的时间、处所和地位。他主张人们应该根据“时处位”的不同境遇，使自己的行为去符合他所说的“天则”。另外中江藤树和孟子相同，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够完全的做到“时中”，所以他又将其称作“圣之时”，将体得“圣之时”作为学问的目的。在我看来，藤树这里说的“圣之时”应该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体得“圣之时”应该就是“致良知”的另外一种说法吧。藤树和阳明一样，不认为“心外还有一个理”，认为“心即理”，把“心”放在至高无上的位子，认为外在的礼法都是圣人根据“时处位”的不同境遇而制定的。换句话说，儒学是活泼开放的，并没有要求后人死守古人定下的教条，而是允许并鼓励后人针对各自所处的“时处位”，对即有的思想进行“权变”，达到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就像王阳明在回答学生陆澄时所说：“中只有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传习录.上.陆澄传》。阳明的这个回答道出了儒学的真精神---执中有权，要通权达变。就像孟子所说：“执中无权，犹执一。”《孟子.尽心上》孟子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他在讨论杨朱，墨子和子莫三人各自的人生观是，针对杨朱“一毛不拔”的利己主义，墨子“摩顶放踵”的利他主义和子莫的中道主义时，肯定了子莫“执中”的人生态度。但是他又话锋一转说，如果一个人只知道“执中”而不懂“权变”的话，那就是“执一”就是僵化保守。所以中江藤树说：“纵无违实行儒书所载礼法，若不和时处位，非行儒道，异端也。”《翁自答》，这里藤树认为林罗山所说的“上下定分之理”的外在法度甚至是儒家经典所说的都不是真理，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通权达变的儒学真精神。
如前所述，学问的目的是体得“圣之时”，也就是阳明所说的“致良知”，接下来藤树又提出了作为学习方法的“心迹差别说”。所谓“心迹”，指的就是内在的精神和外在的言语和行为，换而言之就是“心”和“事”。他认为作为“迹”的外在的用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礼法和规范都是圣人根据“时处位”，在各個具体的场合下的具体行为，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不能作为永久不变的规范。与之相反，“心”却具有时间和空间超越性，是潜在于“迹”的背后，能够再生“迹”的一种精神本质。藤树认为人们学习的顺序应该是从学习“迹”开始，然后在从“迹”中理解并体得包含于“迹”中的“心”，学习的目的在于体得圣人的“心”，而不是恪守作为“迹”的外在格套，他不仅以此把现存的礼法制度相对化，否定其权威地位，甚至说其为“枝叶”。他提到：“礼仪法度有本末。明君心以行道，定国中规范，乃政之根本也。法度条文，祭事之枝叶也。”《翁自答》 综上所述，“时处位论”和“心迹差别说”形成了藤树及日本阳明学者所独有的“经权观”，在藤树的“经权观”里，是以“心”为准绳，在“时处位”的背景下，采取灵活对应，实现“心”和“迹”的对立统一。
二、熊泽蕃山及其后阳明学者的“经权观”
中江藤树的以“心迹差别说”和“时处位论”为背景的“经权观”由其弟子熊泽蕃山继承，并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状况相结合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人情事变论”和“水土论”。这可以说是藤树经权思想的移植与发展。
人情事变论中的“人情”指的是人的喜怒哀乐，也是前述的实现经世济民之道德现实状况“时”在天地人三境中“人境”的体现，相当于藤树“时处位论”中的“位”;另外“事变”指的是“患难生死贫贱富贵”，也就是不同境遇，相当于“时”，所以“事变”也可以称为“时变”;“处”就是人情和事变所共同作用的场所，也就会蕃山所说的“水土”。因此，蕃山的“人情事变论”和“水土论”实为藤树“时处位论”的翻版，并认为贤明的政治应该“谋时处位之至善”。他认为任何理论，政策都要随着时处位的不同而灵活变通。他指出：“学术随日月而有增益不可固滞一所，当以先师生时所未有之时变为志，继以期至善之志，受其日新又新之德业，可以为真门人。”《集义和书》
由于藤树和蕃山生活的背景不同，藤树年轻时就弃官还乡，从此专心从事教学而终了此生，从未在从仕。但是蕃山不仅是个阳明学者，而是是个出色的政治家。蕃山年轻时曾仕于冈山藩主池田光政，所以在他的时政论中有着不少事功主义特色。他认为学问目的在于针对“时弊”，解决问题，为学不可以偏执一端，应该根据具体形势的变动，应遵循“受用”与“中和”，通权达变。他曾根据这种政治理论，进行一系列的藩政改革，在这里“权变”的理论在政治上称为了“变革”的思想基础。他提倡减轻赋税以及倡导“农兵论”，反对交替参觐，以减轻诸侯日益贫困的现象。换句话说，蕃山的人情事变论和水土论比起藤树的时处位论更加与现实接轨，更加的具体化和政治化。但是藤树和蕃山的变革理论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发展为变革的行动，他们变革性的理论由其后的大盐中斋和吉田松阴演变为行动。蕃山死后，日本阳明学呈现出沉寂状态，直到江户后期，出现以佐藤一斋和大盐中斋为代表的阳明学者，但是由于资料缺乏，他们的经权观也不得而知，但是由一斋的“朱王兼修”和中斋领导起义亦可以窥见一斑，这应该充分体现一种“权”的思想吧。
到风云变幻的幕末时期，随着幕藩体制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出现了一批深受阳明学影响的维新志士，他们更是直言不讳地批判现存制度，不仅把阳明学作为批判武器，更是付诸于行动。其中不容看过的就是维新先驱吉田松阴。松阴受业于佐藤一斋弟子，曾热心研究王阳明的《传习录》，他说：“吾曾读王阳明《传习录》，颇觉有味。顷得《李贽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记》，大盐亦阳明派，取观为可。然吾并专修阳明学，但其学真，往往与吾真会耳。《已未文稿》。松阴吸收并发展了阳明学，主张“于动处认本心”，主张以“心”作为判断标准，顺应时势，支持变革。他说：“以往古之死例，欲制将来之万变，何其迂阔之至。松阴的“经权观”应该是藤树的“心迹差别论”的另一种翻版吧。
三、日本阳明学“经权观”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在日本，作为异端思想而兴起发展的日本阳明学是颠覆封建幕藩体制的催化剂，其独特的“经权”思想，在日本面临国内矛盾和外敌入侵时，顺应具体的形势采取灵活的对策，瓦解了封建的幕藩体制，推翻了长达二百六十年的德川幕府，为日本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从政治制度上来说，日本阳明学“经权观”有着反体制性。提倡以“心”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对外在的制度采取自由的态度，这就把外在的制度相对化，具有强烈的反体制精神。首先，受阳明学“经权观”影响的学者志士们对幕府的封建身份制度发起挑战，冲击了封建幕藩体制。江户幕府为了巩固其政权，实施了“士农工商”的封建身份制度。在江户时期的日本，“士”指的是武士，“农”指的是生产者农民，“工”指的是进行再生产的手工业者，被列入最低等级的就是靠买卖关系榨取农民剩余价值的商人，由此可见江户时代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林罗山又将这种封建的等级制度视为“上下定分之理”的客观表现，以其作为人们不可违背的天理。
江户时代后期，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商人经济力量日益提高，日本的早期资本主义出现的萌芽。但是由于作为“经”的外在封建等级制度的存在，妨碍了商人和商业的自由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等待着的就是一种“权变”思想的出现。此时出现的就是深受阳明学影响，主张以“心”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石门心学”的创始人石田梅岩。梅岩在面对这种形势下，主张从传统的外在道德中解放出来，提出职业有差别，但人人平等，并且如果没有商人的存在，社会是无法延续的。他还认为商人获取利润就和武士获取俸禄一样，承认其正当性，强烈否定了轻商风潮。他的这一思想对幕藩体制中“士农工商”的四民不等的思想发出了挑战，给封建幕藩体制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对日本资本主义滋生和发展奠定了有利的条件。
同样不拘泥于封建的身份等级制度的就是，主张顺应时势，提出“草莽崛起论”的阳明学者吉田松阴，松阴深受王阳明和泰州学派李贽影响，以主观“良知”去反对封建礼教和外在权威，跳出传统等级制度，主张人人平等。他所开设的松下村塾，追求自由的教育，不受身份限制，其学生上到高级武士子弟下到农民，有志者皆可入塾受課。在江户时期严格的等级制度下，他的这样思想具有跨时代的作用。继承松阴“草莽崛起”论的就是其弟子高杉晋作，晋作读了王阳明《传习录》后作诗曰：“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道沉烟。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羲皇以上人。”他以“良知”为则，不拘泥于外在既定制度，主张变革。他所创立的“奇兵队”，其半数以上都不是武士而是农民和町人。在第二次征长战争中，他的奇兵队以一挡十，以这支由草莽之军打败幕府的武士正规军，打开了明治维新的大门。 日本阳明学的“经权观”思想，在日本所处的特色社会历史条件下，表现了其鲜明的反对现存制度规范的反体制性，影响了一批维新志士，点燃了改革之火，推翻了统治日本长达二百六十年的德川幕府，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在思想方面，日本阳明学的不拘泥于既定的原则秩序，特别注意灵活应对形势变动的“经权观”也起着思想解放的作用。在江户时代后期，“洋学”的传播是日本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开端。当时的阳明学者们开始认识到西方科学文化和技术的先进性，对以往头脑中的“华夷”观和中国崇拜提出疑问，并开始脱离固有的思想传统，作为洋学者对洋学进行积极吸收。其代表人物就是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他们既是洋学者又是阳明学者。他们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以阳明学的“经权观”为思想武器，顺应时势，抛开固有的“华夷”思想，迅速从学习中国文化转向学习西洋文化，為开国倒幕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佐久间象山师从著名阳明学者佐藤一斋，深受阳明学的影响。在得知鸦片战争中清朝惨败的消息后，他批判了固有的华夷观念，并分析中国战败的原因，说：“清朝唯知本国之善，视外国为贱物，侮为夷狄蛮陌，而不知彼之熟练于实事，兴国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遥出己国之上。”他开始跳出固有思想的束缚，主张“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论，开启了学习西方文化之风，培养了一大批思想家，为吸收西洋文化打下了理论基础，加速了近代化的进程。
幕末著名洋学家横井小楠，也深受阳明学“经权观”思想的影响，他说：“随势理亦不同。理与势相因而不离。”《沼山对话》。他提倡“权变”，发对思想僵化，倡导不仅要学习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还要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这些思想成为了小楠主张变革的思想依据。
他们的这些思想，影响到后面的众多维新志士，胜海舟师从佐久间象山，深受其思想影响，提出了一种新型“攘夷论”，建立了日本的海卫队。幕末“平民英雄”坂本龙马深受胜海舟和横井小楠影响，发展了他们的思想，创作出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纲领的《新政府纲领八策》并通过大政奉还的实现开启了维新之路。
四、结语
以上简述了阳明学的“经权观”思想及其影响。本文首先由日本阳明学者入手，具体分析了他们各自的独特“经权观”，他们比起作为“经”的外在法度规范，更加注重如何灵活地应对形势的变化（权），提出了一系列独具日本特色的思想，这应该也与日本人注重实用，多元共存的传统文化有关。这样的“经权观”思想，在政治上反对固有根本原则，脱离传统体制，具有强烈的反体制性。在思想上，对西方科学文化采取积极吸收态度，脱离了传统思想的藩篱，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并影响了大批维新志士，加快了瓦解封建体制的脚步，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实现，打开了日本近代化的大门。
【参考文献】
[1]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袁济喜.王明阳学说与日本明治维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朱谦之.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魏常海.王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先导作用.北京大学学报，1987（01）
[5]王守仁.阳明全书[M].上海中华书局，1936
一、中江藤树的“经权观”
世称“近江圣人”的日本阳明学开山之祖中江藤树，于1608年出生于近江高岛郡小川村，常讲学于藤树下，被世人称为藤树先生。中江藤树的“经权观”是萌芽于朱子学。朱子学以“理”为本体，为世界万物之本源，更多地突出了形式主义的礼仪，法度等外在规范。据藤树的《年谱》记载，中江藤树在18岁后，一心专奉朱子学，以格套受用，动辄以礼法自居，颇拘泥于形式。更是为了遵从“三十而有室”的古训，直到三十岁才娶高桥氏之女为妻。直到他27岁辞官向母尽孝后，他才终于开始对自己一直所遵循的依据外在的严格规定来约束自己的格套主义产生怀疑。对此最好的佐证应该就是他27岁时，在为国尽忠和为母尽孝的选择中，冒死选了“孝”的权变行为吧。但是这一时期中江藤树还是没有完全脱离朱子学的格法主义，但是他已经摆脱了外在规定的约束，成功的从思想约束中逃离出来。直到他33岁时读了明人钟人杰的《性理会通》和王阳明高弟王龙溪的《语录》后才恍然大悟，开始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据《年谱》记载：余尝信朱子，命汝辈专以《小学》为准则，今始知其拘泥之甚矣。盖守格法之与求名利，虽不可同日而语，至其害真性活泼之体则一也，汝辈读圣贤书，宜师期意，勿泥其迹。”在这里他认为朱子学的格套之拘泥，以致于影响了内在真性。藤树所提到的“真性”应该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吧。中江藤树认为只要在确定自己内在性的时候，深深的畏惧它，就能自然而然的恪守格法。这就是他提出的“畏天命，尊德性”思想。这就和王阳明的以“良知”作为判断是非标准的思想相一致。
中江藤树继承和发展了王阳明的“经权观”，形成了独具日本特色的思想。中国儒学者甚至中国阳明学，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以他们关注的重点在于作为封建统治外在法度的“经”，而并非是作为灵活应对形势的“权”。例如西汉董仲舒所说：“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之，终弗为止。”（《春秋繁露.度制》），他所说的“可以然之域”就是经，也就是说在形势变动的时候，可以采取灵活的措施“权”，但是“权”必须是在“经”的允许范围内。朱熹在《朱子语类》也提到：“虽是权，依旧不离那经，权只是经之变。”另外他还认为“权”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的。这就否定了人们采取灵活应对的可能性。甚至王阳明从挽救明代社会危机的立场出发，建立的“阳明学”虽反对统治者所倡导的程朱理学，但还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追求心理伦理，主张人们发自内心的去遵守封建道德规范。但是他过度的强调“心”的作用，以“良知”为判断标准，却降低了外在法度，思想教条的权威，具有思想解放作用。这也是阳明学内在的矛盾。这就导致了阳明左派学者特别是晚明李贽以主观“良知”对反对外在权威，走上离经叛道的道路。王阳明和王们左派的分歧，正如中日阳明学分歧一样。所以与其说日本阳明学直接受王阳明影响，还不如说它是王学左派在日本的一个分支。
中江藤树的“经权观”实际上也是对王阳明“经权观”的继承和创造。进而提出了“时处位论”和“心迹差别说”。他在《论语乡党启蒙翼传》中提到：“凡经济所遇谓之时。时有天地人三境：曰时，曰处，曰位。”他在这里说的“时”是广义的“时”，即实现经世济民之道的现实状况，意味着人的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况。中江藤树将这种“中”命名为“时中”。“时中”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中庸》中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喜怒哀乐未发的时候，无偏无倚的状态，就是中，当喜怒哀乐已发的时候，都符合一定的“节度”，无过无不及，叫做和，也可以叫做中节。朱熹又把“中”分为“未发之中”和“随时之中”（时中），“时中”就是那无过不及之中。中江藤树的“时（时中）”又包含狭义的时间、处所和地位。他主张人们应该根据“时处位”的不同境遇，使自己的行为去符合他所说的“天则”。另外中江藤树和孟子相同，认为只有圣人才能够完全的做到“时中”，所以他又将其称作“圣之时”，将体得“圣之时”作为学问的目的。在我看来，藤树这里说的“圣之时”应该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体得“圣之时”应该就是“致良知”的另外一种说法吧。藤树和阳明一样，不认为“心外还有一个理”，认为“心即理”，把“心”放在至高无上的位子，认为外在的礼法都是圣人根据“时处位”的不同境遇而制定的。换句话说，儒学是活泼开放的，并没有要求后人死守古人定下的教条，而是允许并鼓励后人针对各自所处的“时处位”，对即有的思想进行“权变”，达到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就像王阳明在回答学生陆澄时所说：“中只有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传习录.上.陆澄传》。阳明的这个回答道出了儒学的真精神---执中有权，要通权达变。就像孟子所说：“执中无权，犹执一。”《孟子.尽心上》孟子之所以说这句话，是因为他在讨论杨朱，墨子和子莫三人各自的人生观是，针对杨朱“一毛不拔”的利己主义，墨子“摩顶放踵”的利他主义和子莫的中道主义时，肯定了子莫“执中”的人生态度。但是他又话锋一转说，如果一个人只知道“执中”而不懂“权变”的话，那就是“执一”就是僵化保守。所以中江藤树说：“纵无违实行儒书所载礼法，若不和时处位，非行儒道，异端也。”《翁自答》，这里藤树认为林罗山所说的“上下定分之理”的外在法度甚至是儒家经典所说的都不是真理，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通权达变的儒学真精神。
如前所述，学问的目的是体得“圣之时”，也就是阳明所说的“致良知”，接下来藤树又提出了作为学习方法的“心迹差别说”。所谓“心迹”，指的就是内在的精神和外在的言语和行为，换而言之就是“心”和“事”。他认为作为“迹”的外在的用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礼法和规范都是圣人根据“时处位”，在各個具体的场合下的具体行为，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不能作为永久不变的规范。与之相反，“心”却具有时间和空间超越性，是潜在于“迹”的背后，能够再生“迹”的一种精神本质。藤树认为人们学习的顺序应该是从学习“迹”开始，然后在从“迹”中理解并体得包含于“迹”中的“心”，学习的目的在于体得圣人的“心”，而不是恪守作为“迹”的外在格套，他不仅以此把现存的礼法制度相对化，否定其权威地位，甚至说其为“枝叶”。他提到：“礼仪法度有本末。明君心以行道，定国中规范，乃政之根本也。法度条文，祭事之枝叶也。”《翁自答》 综上所述，“时处位论”和“心迹差别说”形成了藤树及日本阳明学者所独有的“经权观”，在藤树的“经权观”里，是以“心”为准绳，在“时处位”的背景下，采取灵活对应，实现“心”和“迹”的对立统一。
二、熊泽蕃山及其后阳明学者的“经权观”
中江藤树的以“心迹差别说”和“时处位论”为背景的“经权观”由其弟子熊泽蕃山继承，并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状况相结合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人情事变论”和“水土论”。这可以说是藤树经权思想的移植与发展。
人情事变论中的“人情”指的是人的喜怒哀乐，也是前述的实现经世济民之道德现实状况“时”在天地人三境中“人境”的体现，相当于藤树“时处位论”中的“位”;另外“事变”指的是“患难生死贫贱富贵”，也就是不同境遇，相当于“时”，所以“事变”也可以称为“时变”;“处”就是人情和事变所共同作用的场所，也就会蕃山所说的“水土”。因此，蕃山的“人情事变论”和“水土论”实为藤树“时处位论”的翻版，并认为贤明的政治应该“谋时处位之至善”。他认为任何理论，政策都要随着时处位的不同而灵活变通。他指出：“学术随日月而有增益不可固滞一所，当以先师生时所未有之时变为志，继以期至善之志，受其日新又新之德业，可以为真门人。”《集义和书》
由于藤树和蕃山生活的背景不同，藤树年轻时就弃官还乡，从此专心从事教学而终了此生，从未在从仕。但是蕃山不仅是个阳明学者，而是是个出色的政治家。蕃山年轻时曾仕于冈山藩主池田光政，所以在他的时政论中有着不少事功主义特色。他认为学问目的在于针对“时弊”，解决问题，为学不可以偏执一端，应该根据具体形势的变动，应遵循“受用”与“中和”，通权达变。他曾根据这种政治理论，进行一系列的藩政改革，在这里“权变”的理论在政治上称为了“变革”的思想基础。他提倡减轻赋税以及倡导“农兵论”，反对交替参觐，以减轻诸侯日益贫困的现象。换句话说，蕃山的人情事变论和水土论比起藤树的时处位论更加与现实接轨，更加的具体化和政治化。但是藤树和蕃山的变革理论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发展为变革的行动，他们变革性的理论由其后的大盐中斋和吉田松阴演变为行动。蕃山死后，日本阳明学呈现出沉寂状态，直到江户后期，出现以佐藤一斋和大盐中斋为代表的阳明学者，但是由于资料缺乏，他们的经权观也不得而知，但是由一斋的“朱王兼修”和中斋领导起义亦可以窥见一斑，这应该充分体现一种“权”的思想吧。
到风云变幻的幕末时期，随着幕藩体制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出现了一批深受阳明学影响的维新志士，他们更是直言不讳地批判现存制度，不仅把阳明学作为批判武器，更是付诸于行动。其中不容看过的就是维新先驱吉田松阴。松阴受业于佐藤一斋弟子，曾热心研究王阳明的《传习录》，他说：“吾曾读王阳明《传习录》，颇觉有味。顷得《李贽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记》，大盐亦阳明派，取观为可。然吾并专修阳明学，但其学真，往往与吾真会耳。《已未文稿》。松阴吸收并发展了阳明学，主张“于动处认本心”，主张以“心”作为判断标准，顺应时势，支持变革。他说：“以往古之死例，欲制将来之万变，何其迂阔之至。松阴的“经权观”应该是藤树的“心迹差别论”的另一种翻版吧。
三、日本阳明学“经权观”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在日本，作为异端思想而兴起发展的日本阳明学是颠覆封建幕藩体制的催化剂，其独特的“经权”思想，在日本面临国内矛盾和外敌入侵时，顺应具体的形势采取灵活的对策，瓦解了封建的幕藩体制，推翻了长达二百六十年的德川幕府，为日本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从政治制度上来说，日本阳明学“经权观”有着反体制性。提倡以“心”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对外在的制度采取自由的态度，这就把外在的制度相对化，具有强烈的反体制精神。首先，受阳明学“经权观”影响的学者志士们对幕府的封建身份制度发起挑战，冲击了封建幕藩体制。江户幕府为了巩固其政权，实施了“士农工商”的封建身份制度。在江户时期的日本，“士”指的是武士，“农”指的是生产者农民，“工”指的是进行再生产的手工业者，被列入最低等级的就是靠买卖关系榨取农民剩余价值的商人，由此可见江户时代是一个重农轻商的社会。林罗山又将这种封建的等级制度视为“上下定分之理”的客观表现，以其作为人们不可违背的天理。
江户时代后期，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商人经济力量日益提高，日本的早期资本主义出现的萌芽。但是由于作为“经”的外在封建等级制度的存在，妨碍了商人和商业的自由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等待着的就是一种“权变”思想的出现。此时出现的就是深受阳明学影响，主张以“心”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石门心学”的创始人石田梅岩。梅岩在面对这种形势下，主张从传统的外在道德中解放出来，提出职业有差别，但人人平等，并且如果没有商人的存在，社会是无法延续的。他还认为商人获取利润就和武士获取俸禄一样，承认其正当性，强烈否定了轻商风潮。他的这一思想对幕藩体制中“士农工商”的四民不等的思想发出了挑战，给封建幕藩体制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对日本资本主义滋生和发展奠定了有利的条件。
同样不拘泥于封建的身份等级制度的就是，主张顺应时势，提出“草莽崛起论”的阳明学者吉田松阴，松阴深受王阳明和泰州学派李贽影响，以主观“良知”去反对封建礼教和外在权威，跳出传统等级制度，主张人人平等。他所开设的松下村塾，追求自由的教育，不受身份限制，其学生上到高级武士子弟下到农民，有志者皆可入塾受課。在江户时期严格的等级制度下，他的这样思想具有跨时代的作用。继承松阴“草莽崛起”论的就是其弟子高杉晋作，晋作读了王阳明《传习录》后作诗曰：“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道沉烟。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羲皇以上人。”他以“良知”为则，不拘泥于外在既定制度，主张变革。他所创立的“奇兵队”，其半数以上都不是武士而是农民和町人。在第二次征长战争中，他的奇兵队以一挡十，以这支由草莽之军打败幕府的武士正规军，打开了明治维新的大门。 日本阳明学的“经权观”思想，在日本所处的特色社会历史条件下，表现了其鲜明的反对现存制度规范的反体制性，影响了一批维新志士，点燃了改革之火，推翻了统治日本长达二百六十年的德川幕府，在社会变革中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在思想方面，日本阳明学的不拘泥于既定的原则秩序，特别注意灵活应对形势变动的“经权观”也起着思想解放的作用。在江户时代后期，“洋学”的传播是日本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开端。当时的阳明学者们开始认识到西方科学文化和技术的先进性，对以往头脑中的“华夷”观和中国崇拜提出疑问，并开始脱离固有的思想传统，作为洋学者对洋学进行积极吸收。其代表人物就是佐久间象山和横井小楠，他们既是洋学者又是阳明学者。他们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以阳明学的“经权观”为思想武器，顺应时势，抛开固有的“华夷”思想，迅速从学习中国文化转向学习西洋文化，為开国倒幕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佐久间象山师从著名阳明学者佐藤一斋，深受阳明学的影响。在得知鸦片战争中清朝惨败的消息后，他批判了固有的华夷观念，并分析中国战败的原因，说：“清朝唯知本国之善，视外国为贱物，侮为夷狄蛮陌，而不知彼之熟练于实事，兴国利，盛兵力，妙火技，巧航海，遥出己国之上。”他开始跳出固有思想的束缚，主张“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论，开启了学习西方文化之风，培养了一大批思想家，为吸收西洋文化打下了理论基础，加速了近代化的进程。
幕末著名洋学家横井小楠，也深受阳明学“经权观”思想的影响，他说：“随势理亦不同。理与势相因而不离。”《沼山对话》。他提倡“权变”，发对思想僵化，倡导不仅要学习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还要学习西方先进政治制度，这些思想成为了小楠主张变革的思想依据。
他们的这些思想，影响到后面的众多维新志士，胜海舟师从佐久间象山，深受其思想影响，提出了一种新型“攘夷论”，建立了日本的海卫队。幕末“平民英雄”坂本龙马深受胜海舟和横井小楠影响，发展了他们的思想，创作出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纲领的《新政府纲领八策》并通过大政奉还的实现开启了维新之路。
四、结语
以上简述了阳明学的“经权观”思想及其影响。本文首先由日本阳明学者入手，具体分析了他们各自的独特“经权观”，他们比起作为“经”的外在法度规范，更加注重如何灵活地应对形势的变化（权），提出了一系列独具日本特色的思想，这应该也与日本人注重实用，多元共存的传统文化有关。这样的“经权观”思想，在政治上反对固有根本原则，脱离传统体制，具有强烈的反体制性。在思想上，对西方科学文化采取积极吸收态度，脱离了传统思想的藩篱，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并影响了大批维新志士，加快了瓦解封建体制的脚步，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实现，打开了日本近代化的大门。
【参考文献】
[1]王家骅.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袁济喜.王明阳学说与日本明治维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朱谦之.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魏常海.王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先导作用.北京大学学报，1987（01）
[5]王守仁.阳明全书[M].上海中华书局，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