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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是在理论和方法上选取的女性主义视角。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内容在于揭露殖民主义和男性中心的权力话语对于第三世界女性的遮蔽和歪曲。她通过对西方白人女性的文学文本所作的后殖民解读，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拓展了新的空间。使后殖民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视角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11-0172-04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是美籍印度族裔学者，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市，1963年移居美国。其主要著述涉及对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解构批评，主要有《在他者的世界里》(1988)、《后殖民批评家》(1991)，另外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移置作用与妇女的话语》(1983)、《阐释的政治》(1983)、《爱我及我影——她》(1984)、《属下能说话吗?》(1985)以及《三个女性文本与对帝国主义的批评》(1986)等。
斯皮瓦克是当今著名的后殖民批评家，与赛义德、霍米·巴巴齐名，被誉为后殖民批评“神圣的三剑客”。如果说赛义德的理论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霍米·巴巴对殖民话语的解构和颠覆往往通过模拟和戏仿来实施，那么斯皮瓦克的理论则带有鲜明的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色彩，而且在后殖民理论阵营中，只有斯皮瓦克真正愿意将自己标榜为“后殖民知识分子”和“后殖民妇女知识分子”。
斯皮瓦克是一个打破专业界限、具有多学科造诣、吸收不同流派思想的学者，“她善于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去分析女性所遭受到的权力话语剥离处境，运用解构主义的权力话语理论去透析后殖民语境的‘东方’地位。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殖民主义权威的形成及构成进行重新解读，以解析权威的力量并恢复历史的真相”。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是在理论和方法上选取的女性主义视角。后殖民批评家和女性主义批评家发现，在妇女与第三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与白人男性的主宰地位相比，自己都处于被边缘化的从属地位，都经常被视为是异己的“他者”。基于此，二者寻找到了对话与联合的契合点。共同向西方主流社会发起挑战。这样，两种理论便进行了频繁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了学界通常称为“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模式和文本阐释策略。
这种理论模式的意义在于，它引发了批评家们对第三世界妇女的重新发现和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第三世界妇女都是理论话语中的盲区，由于西方女性主义者关注的主要是白人女性，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关注的主要是第三世界的男性，第三世界妇女的处境则毫无例外地被忽略了，她们即使在话语中得到呈现，也是一种遭到歪曲的呈现。对此，斯皮瓦克甚至抱怨福科和德勒兹在他们的著作中轻视“性别化的”属民，为了纠正这类性别上的盲点，斯皮瓦克特意关注第三世界妇女的独特身份和特征。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所关注的，远远不只是那些直接反映第三世界妇女生活、思想和情感的作品，她们同时致力于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立场来重读文学史上的正典，尤其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对那些早有定论的文本进行全新的阐释。最典型的范例莫过于她的论文《三个女性文本与对帝国主义的批评》。斯皮瓦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理论框架来分析文学文本，指出夏洛蒂，勃朗苔的小说《简·爱》、简，里斯为这部作品所写的续篇《藻海无边》以及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这三个文本中隐含着强烈的帝国主义霸权叙述话语。在这种强有力的霸权叙事话语中，非西方女性所起的历史作用被无端地忽略了。
一、《简·爱》：女性主义经典与帝国主义的共谋
《简·爱》是一部历来女性主义者“狂热崇拜的文本”。女主人公简，爱的形象也一直被看作女性实现自身价值、争取平等权利的一个象征。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简这个相貌平平，但聪颖独立的女性。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但斯皮瓦克却从这部作品中读出了与众不同甚至是叛逆性的结论。斯皮瓦克批评了美国女权主义者忽视伯莎，梅森这个人物的做法，她主张应该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现实背景纳入考虑之列。她还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批论家特里·伊格尔顿观点的不足，因为伊格尔顿是从家庭教师的阶级地位的角度来分析该小说的，她觉得这是不可取的。她认为，《简·爱》的作者在小说中设置了一系列家庭与反家庭的二元对立关系，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罗彻斯特与罗彻斯特太太所组成的合法家庭和简与罗彻斯特所组成的“非法”家庭的对立，而小说正是围绕这些对立关系的变化展开的。在小说一开始，简处于家庭的边缘，她甚至得“偷偷滑进”“一间与会客室相连的小小的早餐室”，因为在会客室里进行着快乐谈话的人们不欢迎她。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简从对立于家庭的边缘位置，逐渐进入了合法的家庭，而且最终与罗彻斯特和他的孩子组成了一个“和谐”的家庭。那么，促使简的位置发生变化的小说的叙事动力何在呢?斯皮瓦克提供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回答：那就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简从不合法变为合法提供了话语场。
在该小说中，构成合法家庭和简与罗彻斯特婚姻关系障碍的是罗彻斯特的合法妻子伯莎·梅森。那么，怎样才能使读者认可简与罗彻斯特的爱情呢?怎样才能从读者心中清除伯莎·梅森这个障碍呢?斯皮瓦克在小说中发现了两处意味深长的描写。她认为这些细节却素来被人们所忽视。一处是简第一次看见伯莎·梅森时的印象：
在房间另一头的暗影里，一个人影前后跑动，那究竟是什么?是动物还是人?粗粗一看难以辨认，它好像四肢着地趴着，又是抓又是嚎叫，活像某种奇异的野生动物，只不过有衣服蔽体罢了。
另一处是简和罗彻斯特的婚礼被打断，真相大白，在简决心出走之前，罗彻斯特对简有一段自陈：
有一天晚上，我被她的叫喊惊醒了……这是火烧火燎的西印度群岛的夜晚……“这一种生活”，我终于说，“是地狱!这就是无底深渊里的空气和声音! 如果我能够，我有权解脱自己……让我解脱，回到上帝那里吧!”
来自欧洲的风吹过海面，穿过大开着的窗户，大雨滂沱，电闪雷鸣，空气清新了……在那一刻，真正的智慧抚慰了我，向我指明了正确的道路。来自欧洲的甜甜的风在格外清新的树叶间互语，大西洋在自由自在地咆哮着……
“走吧”，希望说，“再到欧洲去吧，如果你让她按照病情需要得到照应，你就已做到了上帝和人类要求你做的一切”。
从上述描写中可以看出一种对应的对立关系：人与兽的对立，人间与地狱对立。在简看来，伯莎·梅森人兽难辨，甚至就是“披着衣服的野兽”，这样的人，从人的角度讲，罗彻斯特显然是无法与之生活在一起的，或者说他是受了欺 骗，受着委屈的。与此相呼应，罗彻斯特则把伯莎·梅森所出身和成长的西印度群岛，把这片英属殖民地看作地狱。他要逃出地狱，争取正常的、文明人的生活；而呼唤他，帮助他做出这一决定的是欧洲，这个有法律的地方。这个生活着“人”而非“兽”的地方。基于这种认识，罗彻斯便将伯莎·梅森带回英国，囚禁在桑菲尔德的黑屋子里，为了追求幸福生活并无视法律的尊严与简在无奈的伯莎，梅森面前结婚。在小说中，以人与兽的区分来区分罗彻斯特和伯莎·梅森，罗彻斯特则以人间与地狱的区分来区别欧洲(英国)和它的殖民地。斯皮瓦克认为。正是这种区分，为简与罗彻斯特关系的合法化，为简从一个反家庭的位置进入拥有一个合法家庭的身份变化提供了基础，“这种区分无疑是基于一种帝国主义公理的意识形态”。
二、《藻海无边》：帝国主义“认知暴力的寓言”
在《简·爱》的读者中，“能够对在简的眼中简直像‘鬣狗’、‘野兽’和‘吸血鬼’的伯莎，梅森产生同情的人为数当然不多，而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位美国女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她们在其女权主义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中，认为疯女人不过是简·爱心灵中隐蔽、愤怒、疯狂的一面，她们都是受男性压迫的姐妹”，或者“从心理学角度看，是她黑暗的化身”。但在她们之前，英国当代女作家简。里斯就对这个人物产生了兴趣，她以《简·爱》提供的情节为线索。撰写了一部以疯女人身世及遭遇为题材的小说《藻海无边》。
在斯皮瓦克看来，这部薄薄的小说与《简·爱》有巨大的差异：疯女人是人不是野兽，在此，里斯让伯莎·梅森保持了其人性，并指出“她的癫疯是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是一个英国殖民地的克里奥白人。成年后在继父及罗彻斯特父兄的安排下，嫁给了罗彻斯特。然而，丈夫贪图的只是她的钱财，对她没有丝毫的情感可言。因为安托瓦内特的母亲伯莎死于精神病。罗彻斯特就故意用伯莎来称呼她以示轻蔑和羞辱；尽管婚后安托瓦内特尽力取悦他，换来的却是更深的嫌弃和厌恶。最后，罗彻斯特想方设法把她带回英国，像囚犯一样将她囚禁在桑菲尔德庄园的阁楼上，迫使她走向疯狂。斯皮瓦克就此指出：“里斯有意安排让安托瓦内特把她的‘自我’看作她的‘他者，即勃朗苔笔下的伯莎·梅森。”很显然，对于《简·爱》来说，简·里斯的作品就是一篇翻案文章，表明的是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
斯皮瓦克进一步分析道：“里斯暗示我的即便是个人及人类身份这样的私人化的事情，它也可能是为帝国主义政治决定的。”斯皮瓦克接着认为，在里斯的小说中有许多重要的镜像隐喻。如蒂亚这个牙买加的黑人少女，是安托瓦内特的女仆，也是她童年的伙伴：
我们曾经同吃、同睡，同在一条河里洗澡。我边跑边想，我要跟蒂亚生活在一起，像她一样……我跑近她一看，我看见她手上有一块带棱的石头，但我没有看见她扔。我们互相瞪着，我脸上有血，她脸上有泪。我就像看到了自己，就像在镜子里一样。
安托瓦内特希望保持她们之间的友谊，将蒂亚视为她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但蒂亚却不以为然，因为牙买加的奴隶已经获得解放，享受着自由。尽管蒂亚会在打破安托瓦内特的脸颊时流出泪来。但她还是扔出了石头。这个看似简单的行为表明，在安托瓦内特与蒂亚之间。蒂亚更为敏感的是牙买加本土人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对抗关系。安托瓦内特作为一个白种克里奥少女，在英国殖民者(帝国主义)与黑皮肤的本地居民的夹缝中备受折磨； 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只能与蒂亚分道扬镳，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讲，蒂亚正好是西方女权主义者所概括的‘妇女’，是一种受压迫者的言论的反证，她代表的是殖民地妇女的处境和心态”。
在古希腊神话中，那喀索斯是一个爱恋自己在水中影子的美少年。而当他发现水中的他者竟然是自己时，他失去了理智，憔悴而死。里斯小说在结束时，安托瓦内特要自焚之前。同样有一处镜像的描写，表现了自恋主题。它导致了安托瓦内特的死亡。因为安托瓦内特在镜中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他者：
我手里拿着那枝长蜡烛，又走进门厅。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了她——那个鬼，这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四周围着一个镀金画框。可我认识她。我扔下手里的蜡烛。烛火就把桌布的一头烧着了。
安托瓦内特与蒂亚不可能再团聚。安托瓦内特陷入了在她看来是虚构的英国，她自身也变成了一个虚构的他者。这个他者以她的纵火自焚。以她的死，成全了简·爱这个英国小说中个人奋斗的女性主义的英雄。斯皮瓦克说：“我必须把它读作一个带着普遍意义的帝国主义一般认知暴力的寓言，读者为了殖民者的社会传教团的光荣而构建的一个自我牺牲和献祭的殖民地的主体。”
三、《弗兰肯斯坦》：主／仆范式的解读
一般情况下，学者们都将《弗兰肯斯坦》解读为科幻小说或者哥特小说，然而我们发现，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巴兰坦的《珊瑚岛》，二战后威廉·戈尔丁的《蝇王》，乃至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无不深受《鲁滨逊漂流记》的主奴范式影响。它们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一再模仿这一叙事模式，将白人殖民者的征服欲望与被殖民对象的无知顺从，反复再现为永恒不变、世代相传的主奴神话。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则是另一类后殖民重读典范。乔治·拉明在《流放的快感》中，琼·柯克比在其论文《美国的普罗斯匹罗》中，均对莎翁笔下的抵抗英雄卡利班表示出强烈的理论关注。在卡利班与征服者普罗斯匹罗之间，他们发现了经典的反抗主题，据此建构起一种后殖民阅读范式，即卡利班范式。史蒂芬，格林布拉特也认为，该剧集中表现了强势文化对于没有文字的弱势文化的悲剧性影响：当普罗斯匹罗要将他的主子语言“恩赐”给卡利班时，后者严正地加以拒绝，并阐明自己拒绝的正当理由。
斯皮瓦克依据这个卡利班范式对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进行重读。她首先指出，《弗兰肯斯坦》“在不经意中也流露出不少帝国主义情感”，如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亨利·克勒弗要掌握东方的各种语言、熟悉东方的一切，目的是为“欧洲殖民主义和贸易事业尽力”。斯皮瓦克认为，第一世界女性经典小说所体现出的对第三世界妇女形象的建构无疑流露出一种帝国的话语霸权，而这种文学的霸权主义产生于帝国主义的历史，因此文学批评家必须转向帝国主义统治的档案，否则很难找到帝国主义的知识暴力的意识形态的线索。
接着斯皮瓦克得出概括性的结论：该小说的表面文本是关于人类起源与理性进步的神话，但小说中那个科学怪人的原型竟来自卡利班这类人，而他反抗的对象恰是维克多隐喻的启蒙理性，这是小说的隐含文本。在该文本中，维克多、亨利、伊丽莎白分别代表了科技理性、实践理性、人文理性。由怪物引起的三人之间那复杂纠结的错乱关系，生动现形象地言说了理性自身的分裂过程。同时，“殖民话语和男性中心话语对于女作家的影响，又形成文本中的种族与性别鸿沟：惟有白人主子才拥有历史，惟有白人男性与非白人男性才占据叙事中心”。
此外，斯皮瓦克通过文本分析考察了帝国主义的“世界化”过程，指出帝国主义是通过伪装使欧洲的霸权统治显得合情合理。人们不仅能从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中，而且能从反映帝国主义时代欧洲殖民文化的文学中获得一种对“世界化”中的“第三世界”的文学史叙述。斯皮瓦克指出，“任何把‘第三世界妇女’作为一个能指来建构的企图都告诫我们，界定文学的霸权主义，其本身就处在帝国主义的历史时期内”。她认为“‘第三世界’的说法使我们忘却了‘世界化’，而且‘第三世界’的说法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一样成为一种符号，这种符号模糊了它的所指，从而使西方的霸权主义显得自然而合理”。在此，她进一步表明了对帝国主义殖民霸权的批判态度。
斯皮瓦克在其论文的开篇指出：在解读19世纪英国小说时，必须牢记，作为英国社会使命的帝国主义在英国人的文化表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文化表征生产过程中文学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样，便不会忘记文学史中有关“第三世界”的“世界化”叙事，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内容是揭露殖民主义和男性中心的权力话语对于第三世界女性的遮蔽和歪曲。她通过对西方白人女性的文学文本所作的后殖民的解读，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拓展了新的空间，也使后殖民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但是，必须承认，斯皮瓦克论文的语言风格显得艰涩难懂，由于其学术领域宽泛。思想内容较为艰深，难以很好地把握，有些论点在学术界难以得到认同。也引发了不少争论。但是决不会因此而抹杀斯皮瓦克对后殖民和女性主义独特的双重贡献。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视角
中图分类号：1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8)11-0172-04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是美籍印度族裔学者，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市，1963年移居美国。其主要著述涉及对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解构批评，主要有《在他者的世界里》(1988)、《后殖民批评家》(1991)，另外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移置作用与妇女的话语》(1983)、《阐释的政治》(1983)、《爱我及我影——她》(1984)、《属下能说话吗?》(1985)以及《三个女性文本与对帝国主义的批评》(1986)等。
斯皮瓦克是当今著名的后殖民批评家，与赛义德、霍米·巴巴齐名，被誉为后殖民批评“神圣的三剑客”。如果说赛义德的理论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霍米·巴巴对殖民话语的解构和颠覆往往通过模拟和戏仿来实施，那么斯皮瓦克的理论则带有鲜明的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色彩，而且在后殖民理论阵营中，只有斯皮瓦克真正愿意将自己标榜为“后殖民知识分子”和“后殖民妇女知识分子”。
斯皮瓦克是一个打破专业界限、具有多学科造诣、吸收不同流派思想的学者，“她善于运用女权主义理论去分析女性所遭受到的权力话语剥离处境，运用解构主义的权力话语理论去透析后殖民语境的‘东方’地位。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殖民主义权威的形成及构成进行重新解读，以解析权威的力量并恢复历史的真相”。斯皮瓦克的后殖民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是在理论和方法上选取的女性主义视角。后殖民批评家和女性主义批评家发现，在妇女与第三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与白人男性的主宰地位相比，自己都处于被边缘化的从属地位，都经常被视为是异己的“他者”。基于此，二者寻找到了对话与联合的契合点。共同向西方主流社会发起挑战。这样，两种理论便进行了频繁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了学界通常称为“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模式和文本阐释策略。
这种理论模式的意义在于，它引发了批评家们对第三世界妇女的重新发现和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第三世界妇女都是理论话语中的盲区，由于西方女性主义者关注的主要是白人女性，而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关注的主要是第三世界的男性，第三世界妇女的处境则毫无例外地被忽略了，她们即使在话语中得到呈现，也是一种遭到歪曲的呈现。对此，斯皮瓦克甚至抱怨福科和德勒兹在他们的著作中轻视“性别化的”属民，为了纠正这类性别上的盲点，斯皮瓦克特意关注第三世界妇女的独特身份和特征。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家所关注的，远远不只是那些直接反映第三世界妇女生活、思想和情感的作品，她们同时致力于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立场来重读文学史上的正典，尤其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对那些早有定论的文本进行全新的阐释。最典型的范例莫过于她的论文《三个女性文本与对帝国主义的批评》。斯皮瓦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理论框架来分析文学文本，指出夏洛蒂，勃朗苔的小说《简·爱》、简，里斯为这部作品所写的续篇《藻海无边》以及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这三个文本中隐含着强烈的帝国主义霸权叙述话语。在这种强有力的霸权叙事话语中，非西方女性所起的历史作用被无端地忽略了。
一、《简·爱》：女性主义经典与帝国主义的共谋
《简·爱》是一部历来女性主义者“狂热崇拜的文本”。女主人公简，爱的形象也一直被看作女性实现自身价值、争取平等权利的一个象征。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简这个相貌平平，但聪颖独立的女性。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但斯皮瓦克却从这部作品中读出了与众不同甚至是叛逆性的结论。斯皮瓦克批评了美国女权主义者忽视伯莎，梅森这个人物的做法，她主张应该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现实背景纳入考虑之列。她还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批论家特里·伊格尔顿观点的不足，因为伊格尔顿是从家庭教师的阶级地位的角度来分析该小说的，她觉得这是不可取的。她认为，《简·爱》的作者在小说中设置了一系列家庭与反家庭的二元对立关系，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罗彻斯特与罗彻斯特太太所组成的合法家庭和简与罗彻斯特所组成的“非法”家庭的对立，而小说正是围绕这些对立关系的变化展开的。在小说一开始，简处于家庭的边缘，她甚至得“偷偷滑进”“一间与会客室相连的小小的早餐室”，因为在会客室里进行着快乐谈话的人们不欢迎她。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简从对立于家庭的边缘位置，逐渐进入了合法的家庭，而且最终与罗彻斯特和他的孩子组成了一个“和谐”的家庭。那么，促使简的位置发生变化的小说的叙事动力何在呢?斯皮瓦克提供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回答：那就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为简从不合法变为合法提供了话语场。
在该小说中，构成合法家庭和简与罗彻斯特婚姻关系障碍的是罗彻斯特的合法妻子伯莎·梅森。那么，怎样才能使读者认可简与罗彻斯特的爱情呢?怎样才能从读者心中清除伯莎·梅森这个障碍呢?斯皮瓦克在小说中发现了两处意味深长的描写。她认为这些细节却素来被人们所忽视。一处是简第一次看见伯莎·梅森时的印象：
在房间另一头的暗影里，一个人影前后跑动，那究竟是什么?是动物还是人?粗粗一看难以辨认，它好像四肢着地趴着，又是抓又是嚎叫，活像某种奇异的野生动物，只不过有衣服蔽体罢了。
另一处是简和罗彻斯特的婚礼被打断，真相大白，在简决心出走之前，罗彻斯特对简有一段自陈：
有一天晚上，我被她的叫喊惊醒了……这是火烧火燎的西印度群岛的夜晚……“这一种生活”，我终于说，“是地狱!这就是无底深渊里的空气和声音! 如果我能够，我有权解脱自己……让我解脱，回到上帝那里吧!”
来自欧洲的风吹过海面，穿过大开着的窗户，大雨滂沱，电闪雷鸣，空气清新了……在那一刻，真正的智慧抚慰了我，向我指明了正确的道路。来自欧洲的甜甜的风在格外清新的树叶间互语，大西洋在自由自在地咆哮着……
“走吧”，希望说，“再到欧洲去吧，如果你让她按照病情需要得到照应，你就已做到了上帝和人类要求你做的一切”。
从上述描写中可以看出一种对应的对立关系：人与兽的对立，人间与地狱对立。在简看来，伯莎·梅森人兽难辨，甚至就是“披着衣服的野兽”，这样的人，从人的角度讲，罗彻斯特显然是无法与之生活在一起的，或者说他是受了欺 骗，受着委屈的。与此相呼应，罗彻斯特则把伯莎·梅森所出身和成长的西印度群岛，把这片英属殖民地看作地狱。他要逃出地狱，争取正常的、文明人的生活；而呼唤他，帮助他做出这一决定的是欧洲，这个有法律的地方。这个生活着“人”而非“兽”的地方。基于这种认识，罗彻斯便将伯莎·梅森带回英国，囚禁在桑菲尔德的黑屋子里，为了追求幸福生活并无视法律的尊严与简在无奈的伯莎，梅森面前结婚。在小说中，以人与兽的区分来区分罗彻斯特和伯莎·梅森，罗彻斯特则以人间与地狱的区分来区别欧洲(英国)和它的殖民地。斯皮瓦克认为。正是这种区分，为简与罗彻斯特关系的合法化，为简从一个反家庭的位置进入拥有一个合法家庭的身份变化提供了基础，“这种区分无疑是基于一种帝国主义公理的意识形态”。
二、《藻海无边》：帝国主义“认知暴力的寓言”
在《简·爱》的读者中，“能够对在简的眼中简直像‘鬣狗’、‘野兽’和‘吸血鬼’的伯莎，梅森产生同情的人为数当然不多，而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位美国女学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她们在其女权主义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中，认为疯女人不过是简·爱心灵中隐蔽、愤怒、疯狂的一面，她们都是受男性压迫的姐妹”，或者“从心理学角度看，是她黑暗的化身”。但在她们之前，英国当代女作家简。里斯就对这个人物产生了兴趣，她以《简·爱》提供的情节为线索。撰写了一部以疯女人身世及遭遇为题材的小说《藻海无边》。
在斯皮瓦克看来，这部薄薄的小说与《简·爱》有巨大的差异：疯女人是人不是野兽，在此，里斯让伯莎·梅森保持了其人性，并指出“她的癫疯是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是一个英国殖民地的克里奥白人。成年后在继父及罗彻斯特父兄的安排下，嫁给了罗彻斯特。然而，丈夫贪图的只是她的钱财，对她没有丝毫的情感可言。因为安托瓦内特的母亲伯莎死于精神病。罗彻斯特就故意用伯莎来称呼她以示轻蔑和羞辱；尽管婚后安托瓦内特尽力取悦他，换来的却是更深的嫌弃和厌恶。最后，罗彻斯特想方设法把她带回英国，像囚犯一样将她囚禁在桑菲尔德庄园的阁楼上，迫使她走向疯狂。斯皮瓦克就此指出：“里斯有意安排让安托瓦内特把她的‘自我’看作她的‘他者，即勃朗苔笔下的伯莎·梅森。”很显然，对于《简·爱》来说，简·里斯的作品就是一篇翻案文章，表明的是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
斯皮瓦克进一步分析道：“里斯暗示我的即便是个人及人类身份这样的私人化的事情，它也可能是为帝国主义政治决定的。”斯皮瓦克接着认为，在里斯的小说中有许多重要的镜像隐喻。如蒂亚这个牙买加的黑人少女，是安托瓦内特的女仆，也是她童年的伙伴：
我们曾经同吃、同睡，同在一条河里洗澡。我边跑边想，我要跟蒂亚生活在一起，像她一样……我跑近她一看，我看见她手上有一块带棱的石头，但我没有看见她扔。我们互相瞪着，我脸上有血，她脸上有泪。我就像看到了自己，就像在镜子里一样。
安托瓦内特希望保持她们之间的友谊，将蒂亚视为她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但蒂亚却不以为然，因为牙买加的奴隶已经获得解放，享受着自由。尽管蒂亚会在打破安托瓦内特的脸颊时流出泪来。但她还是扔出了石头。这个看似简单的行为表明，在安托瓦内特与蒂亚之间。蒂亚更为敏感的是牙买加本土人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对抗关系。安托瓦内特作为一个白种克里奥少女，在英国殖民者(帝国主义)与黑皮肤的本地居民的夹缝中备受折磨； 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只能与蒂亚分道扬镳，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讲，蒂亚正好是西方女权主义者所概括的‘妇女’，是一种受压迫者的言论的反证，她代表的是殖民地妇女的处境和心态”。
在古希腊神话中，那喀索斯是一个爱恋自己在水中影子的美少年。而当他发现水中的他者竟然是自己时，他失去了理智，憔悴而死。里斯小说在结束时，安托瓦内特要自焚之前。同样有一处镜像的描写，表现了自恋主题。它导致了安托瓦内特的死亡。因为安托瓦内特在镜中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他者：
我手里拿着那枝长蜡烛，又走进门厅。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了她——那个鬼，这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四周围着一个镀金画框。可我认识她。我扔下手里的蜡烛。烛火就把桌布的一头烧着了。
安托瓦内特与蒂亚不可能再团聚。安托瓦内特陷入了在她看来是虚构的英国，她自身也变成了一个虚构的他者。这个他者以她的纵火自焚。以她的死，成全了简·爱这个英国小说中个人奋斗的女性主义的英雄。斯皮瓦克说：“我必须把它读作一个带着普遍意义的帝国主义一般认知暴力的寓言，读者为了殖民者的社会传教团的光荣而构建的一个自我牺牲和献祭的殖民地的主体。”
三、《弗兰肯斯坦》：主／仆范式的解读
一般情况下，学者们都将《弗兰肯斯坦》解读为科幻小说或者哥特小说，然而我们发现，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巴兰坦的《珊瑚岛》，二战后威廉·戈尔丁的《蝇王》，乃至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无不深受《鲁滨逊漂流记》的主奴范式影响。它们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一再模仿这一叙事模式，将白人殖民者的征服欲望与被殖民对象的无知顺从，反复再现为永恒不变、世代相传的主奴神话。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则是另一类后殖民重读典范。乔治·拉明在《流放的快感》中，琼·柯克比在其论文《美国的普罗斯匹罗》中，均对莎翁笔下的抵抗英雄卡利班表示出强烈的理论关注。在卡利班与征服者普罗斯匹罗之间，他们发现了经典的反抗主题，据此建构起一种后殖民阅读范式，即卡利班范式。史蒂芬，格林布拉特也认为，该剧集中表现了强势文化对于没有文字的弱势文化的悲剧性影响：当普罗斯匹罗要将他的主子语言“恩赐”给卡利班时，后者严正地加以拒绝，并阐明自己拒绝的正当理由。
斯皮瓦克依据这个卡利班范式对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进行重读。她首先指出，《弗兰肯斯坦》“在不经意中也流露出不少帝国主义情感”，如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亨利·克勒弗要掌握东方的各种语言、熟悉东方的一切，目的是为“欧洲殖民主义和贸易事业尽力”。斯皮瓦克认为，第一世界女性经典小说所体现出的对第三世界妇女形象的建构无疑流露出一种帝国的话语霸权，而这种文学的霸权主义产生于帝国主义的历史，因此文学批评家必须转向帝国主义统治的档案，否则很难找到帝国主义的知识暴力的意识形态的线索。
接着斯皮瓦克得出概括性的结论：该小说的表面文本是关于人类起源与理性进步的神话，但小说中那个科学怪人的原型竟来自卡利班这类人，而他反抗的对象恰是维克多隐喻的启蒙理性，这是小说的隐含文本。在该文本中，维克多、亨利、伊丽莎白分别代表了科技理性、实践理性、人文理性。由怪物引起的三人之间那复杂纠结的错乱关系，生动现形象地言说了理性自身的分裂过程。同时，“殖民话语和男性中心话语对于女作家的影响，又形成文本中的种族与性别鸿沟：惟有白人主子才拥有历史，惟有白人男性与非白人男性才占据叙事中心”。
此外，斯皮瓦克通过文本分析考察了帝国主义的“世界化”过程，指出帝国主义是通过伪装使欧洲的霸权统治显得合情合理。人们不仅能从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中，而且能从反映帝国主义时代欧洲殖民文化的文学中获得一种对“世界化”中的“第三世界”的文学史叙述。斯皮瓦克指出，“任何把‘第三世界妇女’作为一个能指来建构的企图都告诫我们，界定文学的霸权主义，其本身就处在帝国主义的历史时期内”。她认为“‘第三世界’的说法使我们忘却了‘世界化’，而且‘第三世界’的说法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一样成为一种符号，这种符号模糊了它的所指，从而使西方的霸权主义显得自然而合理”。在此，她进一步表明了对帝国主义殖民霸权的批判态度。
斯皮瓦克在其论文的开篇指出：在解读19世纪英国小说时，必须牢记，作为英国社会使命的帝国主义在英国人的文化表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在文化表征生产过程中文学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样，便不会忘记文学史中有关“第三世界”的“世界化”叙事，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内容是揭露殖民主义和男性中心的权力话语对于第三世界女性的遮蔽和歪曲。她通过对西方白人女性的文学文本所作的后殖民的解读，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拓展了新的空间，也使后殖民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但是，必须承认，斯皮瓦克论文的语言风格显得艰涩难懂，由于其学术领域宽泛。思想内容较为艰深，难以很好地把握，有些论点在学术界难以得到认同。也引发了不少争论。但是决不会因此而抹杀斯皮瓦克对后殖民和女性主义独特的双重贡献。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