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走了，他留下的遗产里，被全球几代人都不得不敬佩的，不是其国内辉煌的治理，反而是其无与伦比的外交成绩及外交思想。如果硬是在他同一时代人中找到一个能与其比肩的人物，能相配的人，仅只有约旦国王侯赛因，他们都在大国的缝隙中创造了“小国大外交”的奇迹。
　　已故伦敦经济学院东南亚问题专家迈克尔·利弗（Michael Leifer）曾说，新加坡在国际上“享有一种与其微小幅员和有限人口极不相称的影响力”。台湾学者陈烈甫称，新加坡在国际的威望“远远超过人口与土地的比例”。
　　生存外交
　　在现实主义的外交词典里，小国被视为毫无能力对国际体系施加影响的弱国，“弱国无外交”。国际关系理论家布尔承认，“这些国家如此弱小、缺乏军事实力，以致根本不配称做强国”。新加坡1959年从英国那里获得了自治的地位之时，没有人看到没有资源、甚至连喝的淡水都需要进口的港口城市新加坡未来在国际舞台上的大作为。
　　李光耀1959年起担任“自治邦总理”。在这之前，新加坡经历了英属时期（1819-1942）、日据时期（1942-1945）和1945年二战结束后的英国直属统治时期。

　　英国殖民者把新加坡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其海权和海航战略地位相当重要，英国可以承诺给予新加坡更多的自治权，却不乐见新加坡独立。
　　李光耀看到了马来西亚、英国以及背后大国美国的力量，通过借助马来西亚的力量，李光耀成功地把新加坡通过公民公投的形式加入了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成为马来西亚下的一个联邦地区，这个“迂回战术”令新加坡摆脱了英国的统治。
　　在那个时代，冷战的阴影在全球进一步聚集，印度支那战争已经打响，美国影响力在强力趁势进入东南亚，美国自然支持新加坡脱离传统的东南亚霸主英国，把英国力量从东南亚驱逐出去，而马来西亚以获得新加坡的预期而全力支持新加坡脱离英国。
　　李光耀实现第一阶段目标之后，从1963年，几乎没有一项政策能与马来西亚的中央政策合拍，双方分歧加大，区域大国印度尼西亚趁势介入，马来西亚不堪新加坡的“烦恼”，1965年马来西亚议会干脆对新加坡下了“逐客令”，新加坡不费一兵一卒地“被迫”独立。
　　李光耀在世人面前表演了“悲情剧”，他含泪痛苦表示独立，没有欢呼。这与大部分国家独立之初的欢天喜地截然不同。李光耀是真正践行了“韬光养晦”之术，他让马来西亚人沉浸在“新加坡人会哭鼻子求我们接收回去”的幻觉中。
　　这一段历史牢牢地记住了李光耀如何为了一个弱小的新加坡生存独立而展开的“生存外交”之战，当他斗英国时，他引入了马来西亚、美国等外部力量，而他没有与英国撕破脸皮。当他转而斗马来西亚之时，又聪明地利用了印尼、美国等力量，成功地把新加坡引入了安全的港湾，他也没有与马来西亚结下世仇。
　　“多边卷入”
　　1965年独立之后，李光耀也从“自治邦总理”变成了“共和国总理”。1965年东南亚的国际局势发生很大变化，介入东南亚政治势力争夺的，不仅有美国，还有苏联，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有北方邻国中国。东南亚成为亚洲地缘政治最为动荡的地区，身居马六甲海峡之上的新加坡也自然地被卷入其中。
　　独立之初的新加坡根本没有实力发展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来独立解决领土等问题在内的国家安全问题，而新加坡的周围，均是实力不俗的地区大国和域外大国及超级大国。
　　李光耀曾言：“依靠几个大国在地区内相互竞争的平衡局面来维系安全的政策，比把国家命运拴在一个专横傲慢的伙伴身上更好。” 李光耀没有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多头卷入”的外交成了李光耀的选择。在这样的战略下，李光耀支持美国力量的存在，但当美国在东南亚居于优势时，新加坡欢迎苏联力量的平衡，当美国力量衰退、越战后期美国“撤出亚洲”之时，新加坡又竭力配合中国，使中国成为东南亚的一股平衡力量，另一方面，新加坡不顾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反对，依然支持美国在亚洲的政策。
　　李光耀的“多边卷入”外交战略，颇有“均衡外交”之风。历史上，能玩转均势与均衡外交的无非都是超一流的大国，如17世纪的英国对欧洲均势的维持。李光耀的平衡外交，师承于英国，被称为“小国玩弄大国”的把戏，这一游戏起了作用，新加坡上升为区域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外交调停者与外交走势操盘手。
　　经济合作外交
　　李光耀的经济合作外交思想，又释放着他对务实外交的基本追求。
　　李光耀给新加坡设立的外交目标是如何争取邻国的承认与尊重，如何利用世界大市场来实现新加坡的现代化和经济腾飞。独立之初的背景是，新马分家使新加坡失去了传统的经济腹地，而英国决定撤出新加坡的军事基地，加剧新加坡独立初期的失业问题。
　　甫一独立的新加坡不计前嫌，立即申请加入了英联邦组织。英联邦不再是个军事或集体安全组织，而是一个经济与市场联合体，加入其中，对本国经济与吸引投资有诱人的好处。
　　1967年初，李光耀公开表示：“东南亚国家可能通过一种可靠的途径，保证彼此的主权与独立，然后在经济上彼此协助，不相互倾轧，并确保彼此将不借武力改变彼此的疆界。” 　　1967年4月，美国《时代》杂志记者采访李光耀，当问及“新加坡是否积极考虑成为区域联盟或集团中的一个成员”时，李光耀回答，新加坡愿意参加任何联盟或集团，只要这种联盟或集团不是基于种族或意识形态的排他性。
　　同年7月，在与来访的日本首相佐藤会谈时，李光耀再次提出区域合作应超越意识形态斗争。他说：“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能和平相处，把各自的政治制度搁置一旁，让每一个国家都能运用其资源以致力于经济与社会的开发，追求区域性的合作，以保证稳定的经济成长，以充分的集体力量为所有亚洲较弱的国家，提供一个共同的安全保障，而使亚洲成为潜在的超级强权。”
　　李光耀的经济务实合作外交，巧妙地利用了全球化与世界市场两股力量，没有令新加坡成为区域某一大国的附庸。随着新加坡经济的腾飞，李光耀在国际上的外交影响力越大。

　　导师外交
　　李光耀穿梭于国际外交平台，凭其睿智与经验，以及推心置腹的诚恳，与他接触过的领导人往往把他视为“导师”。李光耀对时局的精辟分析，赢得许多大国领袖的认可，并将他的直率批评视为诤言。
　　在一本李光耀的传记中写道，1978年李光耀与邓小平会谈时，邓小平问李光耀：“你要我怎么做？”李光耀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李光耀犹豫了一下，然后直率地说：“中国必须停止马来西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他甚至提倡“亚洲价值观”，在亚洲外交上寻求亚洲主体性。他的小国的安全不能系于某一大国身上，小国的安全在于大国力量的平衡等思想，在今天依然在区域安全等战略上起作用。李光耀曾经说过，在一个地区，要是有两个以上大国的竞争，小国就有了合纵连横的空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贾秀东称，李光耀以奉行平衡外交著称。首先是借鉴不结盟思想，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但不建立正式盟国关系。其次，采取类似于瑞士那样的中立政策，多交友，少树敌，尽量在对立双方间不选边站。再次，不选边并不意味着不发声，而是选准议题、找准时机，阐述自己的看法和立场，彰显新加坡的存在和影响。
　　甚至连基辛格都承认，李光耀的外交思想对他的启发最大。一旦有外交方面的僵局，很多人都会想到听听李光耀怎么说。
　　李光耀去世消息传来后，各国领导人纷纷表达了对他的崇敬之情。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称李光耀为“一位巨人”。阿博特称，他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向李光耀的家人和新加坡民众致以慰问。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则表示，李光耀的勇气，决心，承诺，性格和能力，让他成为了一个强大的领导者。
　　对华外交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李光耀一生曾与无数政治领袖会面，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与中国5代领导人的交往。自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至今的39年间，李光耀共访华33次，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李光耀是罕有的与5代中国领导人都有过会面的国际政治家。李光耀与他们的会谈和交流，不仅推动新中关系的发展，也对亚太乃至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光耀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中谈到了1978年他与邓小平会面的一段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这位74岁高龄、矮小精干、敏捷硬朗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新加坡渊源很深，早在其任职福建省时期，习近平就曾四次访问新加坡。2007年习近平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会见的第一个外宾也恰是李光耀。
　　这次会面后，李光耀对习近平表示赞赏，他对习的评价也被收录在2013年出版的新书《李光耀观天下》中。李光耀表示，“他（习近平）让我感觉他很大气，是一位思想有宽度的人。他对问题深思熟虑，不是要炫耀知识的那种人……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他经历过不少艰难，例如年少时被下放，1969年派到陕西，但他还是能慢慢向上爬，从不埋怨或发牢骚。在我眼中，他跟纳尔逊·曼德拉（南非前总统）是同一等级的人。”
　　2010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新加坡，和李光耀一起主持了邓小平纪念铜像的揭幕仪式。因之前的会谈较原定时间为长，仪式延迟近20分钟。李光耀以主人身份先到场迎接习近平，习近平则礼貌地请李光耀先就座。主持仪式时，习近平也细心地用手搀扶李光耀起身。结束后，习近平又再次与李光耀握手，并说“很高兴跟您会面”，言行之间流露出对这位长辈的尊敬。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不幸逝世向新加坡总统陈庆炎致唁电。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李光耀先生是新加坡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李光耀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关系的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李光耀先生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确立了中新关系发展方向，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开拓两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光耀先生的逝世，是新加坡人民的损失，也是国际社会的损失。
　　纵观李光耀对华外交史，历史几乎历尽了中国从50年代的“一边倒”、60年代的“两面开弓”到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等外交战略调整，以及80年代始的改革开放。某一阶段中国外交战略的不同，也必然找到了李光耀对华政策的不同。新加坡一直等到区域内的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复交之后才与中国建交，那已经是冷战缓和之际的1990年。当中国吹起改革开放之风时，李光耀积极推进新中经济合作，苏州工业园区等都是中新合作共赢的杰作。然而，当中国显露出区域大国的影响力时，他又在国际场合上告诫人们要“警惕中国”。总之，他的对华外交，虽因文化和血缘纽带关系，显示出特殊性一面，但始终处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现实主义外交本性，这一作风，也被其子、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继承，李显龙在一次美国演讲中，公开支持美国遏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