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我对迷信行为常常报之以不屑。每次母亲在神龛前一本正经地上香、作揖、口中念念有词时，我在她旁邊常常是漫不经心，甚至发出几声冷笑。最初母亲不说话，只是拿眼睛瞪我，后来见我没有改进，狠狠地呵斥了我一顿，说我不要以为读了大学就不得了，沒有神明保佑你就活不到今天，不信就不要碍事，呆一边去！自此以后，家里的“重大迷信活动”，我就坐了冷板凳。
　　后来，随着年岁渐长，我也慢慢地理解了母亲的信神心理。母亲从旧时代走来，没上过一天学，10多岁就挑起家庭重担，吃过很多苦，她所受的文化教育是信神敬祖。母亲不识字，一生养育了9个孩子，3个在“三年困难时期”中缺药缺吃夭折，6个长大成人，其中的艰辛坎坷，别人无法体会。小时候，我体弱多病，父母到处求神问药，10多岁时，我发现家里的衣柜顶上摆满了小型的沾满灰尘的瓶瓶罐罐，准备拿下来当玩具，被母亲大声喝止。原来那些瓶瓶罐罐是我的兄弟姊妹生命的保护神，是在我们兄弟姊妹闹病时请道人、法师为我们施法“立禁”的实物，在我们长大成人前，是碰不得的！那些瓶瓶罐罐是母亲心灵的希望和寄托。试想，在一个物质贫乏、缺医少药的时代，能养活6个子女，并且平安长大成人，在文盲母亲的心中，除了神灵的保佑还有什么能帮她呢？所以她敬祖宗信神灵既是“传统”的浸洇，也是现实中的无奈选择。
　　人类从蒙昧时代走来，对自然现象的无法解释，产生了对天地的崇拜；又因个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产生对神灵的景仰。即使到了科学昌明、人文发达的现代，这种“景仰”时常也大有市场。有些事业有成的民企甚至国企老总为了财源茂盛甘掷万金在大年初一登名山上佛殿争上第一柱香，有的中学校长老师高考前为一举成名不辞辛劳带领高三学子组团风尘仆仆去孔圣人雕像前跪拜祈祷，而最奇葩的是个别干部为了仕途平安发达，虔诚敬神礼佛。已落马的刘志军、韩桂芝、丛福奎各自在住宅内设置佛堂烧香拜佛。韩桂芝在所供的佛像边贴着“佛德我升大官，官大升我佛德”的条幅，丛福奎在家里设了佛堂和道台，每月初一、十五都要烧香、念经、打坐、拜佛，居然还在被褥下铺了五道佛令，在枕头下压了五道道符。刘志军在铁路一些重大工程项目的开工竣工之前，他都要请“大师”掐指算吉日，还依“风水大师”王林之言在办公室弄了一块靠山石，祈求一辈子不倒。
　　除了落马高官，据《检察日报》报道，还有个别公务员不同程度地迷信。明明大家都知道，神佛是最不靠谱的东西，为什么这些人都信奉不二呢？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应当是对未来命运的无法预期而产生的一种行为。我的父辈生活在物质贫乏、缺医少药的时代，迷信的出发点多是求家人平安，避天灾人祸；而这些落马贪官们拜佛，除了说明其信仰缺失外，更多的，不过是企图通过拜佛保佑其仕途通达，及逃脱党纪国法制裁的奢望罢了。
　　迷信作为一种“文化”遗留，于普通百姓而言只能寄望于科学教育，文化普及的不断深入及社会保障的不断厚实，才会逐渐消去其印记。对官场来说，必须深化改革选人用人机制，坚决摒弃暗箱操作、任人唯亲，破除关系网、人脉圈，实现公开透明、公平竞争，能者上庸者下，才能消除官场中人的重重心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