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农村，上学之后，虽然寒假、暑假会回到村里，可更多时候，都是在离村不远的镇上生活。小镇在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过渡，无论是离家远走还是从外地归来，都要路过小镇，在那里歇歇脚、喘喘气。因为处于过渡地带，无论是城市里还是乡村中发生的新变化，都会很快在小镇上激发、传扬、变化，并以一种很奇特的形式流露出来。在镇上读小学、初中的那些年，正是20世纪90年代。在很多讨论里，20世纪80年代是属于理想主义的，在某种光环照耀下，曾被无数人回顾、书写、眷恋、渴望重返，但20世纪90年代，往往以一句“市场化大潮的到来”之类，便被打发，其背后多少纠结和撕裂，被直接无视或省略——小镇上的20世纪90年代，更是少有人去回顾。
　　我们那个海南岛上不靠海的小镇，人人爱吃，有几种美食在省内很著名，多年后央视还来拍过节目。也就是说，即使都是镇上的贫困之人，吃起来也从不含糊、绝不将就。镇上永远顾客盈门的，是茶馆、粉店和饭馆。隔天一集的小镇，会集着各村来赶集的农民，总要在镇上阔气一把，趁着卖瓜菜、买日用品的时刻，到一家店里吃一份加蛋的粉条汤。镇上不少人，在村里还有田，身份还是农民，他们可以随时回到两三公里外的村子，甚至就在村里种着田，但忙完农活之后，他们很少在村里过夜——回到镇上洗澡、睡觉、喝一杯茶，代表着某种身份感，代表着和村里农民真正的距离。
　　我在镇上读的，并不是镇中心小学，而是幾个杀猪佬联合当校董、邀请老师举办的一个私立学校。这在当年也是一个创举了。这私立小学邀请了不少县内有名的退休教师前来任教，使得它吸引了不少成绩好的学生。我爷爷这个农民有一个巨大的心结，希望家里有人读大学、当读书人。爷爷少年时供他弟弟读书，却由于阶级关系不能考学；他的几个儿女不是读书的料，写自己名字都困难；他就把希望放在家里的第三代上，听说县里哪个学校风气好，立即把我送去。四年级之前，我在一个农场读书，课余时间要参加农场的砍甘蔗等农活；五年级之后，我成了镇上那私立小学最高年级的学生，后来是这所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校董们的小孩也在班上，他们依仗家长的身份，横行霸道欺负人，也招来过反抗——我就同两位堂兄一起，跟几位校董的小孩打过一场架，教室里的桌椅被我们打得七倒八歪。
　　小镇上的秩序，基本上属于一种原生的混乱，可悄然之中，很多东西已经随着整个中国的变化而变化了。海南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在20世纪90年代，曾处于一个房地产疯狂的泡沫期，小镇基本上还是隔绝的，但不少东西已经随风而来。小镇上很早就遍布着各种电子游戏厅，出入其间的，大多是被家长视为坏小孩的那些人；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台球桌、录像厅、武侠小说出租店、私彩、老虎机……这些还是可见的，更可怕的是那些不可见、暗中潜行的——比如白粉的泛滥。
　　可能因为自小是被爷爷寄予厚望、严加叮嘱的长孙，我有着同龄人中少见的自律和压力。在很多同龄人分帮结派互相斗殴的时候，我没有参与其中，而是保持一种距离。很多同学把零花钱花掉之后，开始偷家里的钱出入电子游戏厅、台球厅和抽烟，甚至吸食白粉。早先时候，录像厅还是稀罕之物。小学毕业的那年暑假，我第一次进录像厅观看一部黄飞鸿电影时，前面插播的是一段日本A片，整个银幕上白花花的扭动人体和周围那些点评、赞叹、吞口水的声音，直接宣告我的青春期的到来。那一瞬间，体内一些东西被开启，而另一些永远离去。录像厅每次放映前，都会在门前贴出手写的红纸海报，夸张的字体写着“最新爱情武打暴力枪战片，黄金阵容，隆重上映”之类的话……不过录像厅的黄金岁月其实很短暂，镇上的茶馆里很快就备上了录像机，点一杯茶、无限续水，坐一个上午。香港过来的盗版武打片、黑帮片厮杀不止，刀光剑影满街巷。
　　初中时候，同学之间的分化更加厉害了，有不少人毁于毒品。我和弟弟妹妹租房住，隔壁一个瘾君子，经常跑到我们房里，关上门，点起蜡烛就吸粉。我的一位成绩很好的堂兄，就在初中时吸食了白粉。伯父很早就搬到镇上买地盖房，买了面包车拉客，过着让人羡慕的日子，堂兄染上白粉，使得他们直接返贫，回到村里，生活不断陷落。堂兄被关在一个我爸爸焊成的大铁笼里强制戒毒的时候，我常常给他递送武侠小说解闷。他戒掉之后的十年里，曾有过一段美好的岁月，可惜白粉仍旧没有放过他，他在十年之后再次染上，导致妻离子散凄惨不已。家族里另一位吸毒的堂兄，毒瘾发作后死在小镇的山坡上，我弟弟去认的尸。我的同学当中，有吸毒毁全家的，也有参与贩毒，很早就被抓入狱的。小镇上单调的日子，没法安放那些少年骚动的心。阅读是匮乏的，男看武侠、女看言情，至多再加上邮局门口报刊亭里的《江门文艺》《佛山文艺》《故事会》和《知音》。我经常钻到租书店后面，把不少泛灰的武侠小说也翻了出来。读镇中学时，还流行考中师、中专，觉得早点出来工作才是正道，而我基本上没犹豫过，铁定了心要读高中、考大学。那不仅仅是爷爷多年来一直灌输的想法，那也是我的信念——出走、离开这个小镇。
　　这个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小镇，最大的节日是每年农历的七夕，那是小镇上的军坡节。军坡节每年行军庆祝的队伍极其热烈，但那个节日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一年终止了，很多年以后才重新恢复。由于阻隔着一道琼州海峡，海南的民间保存着很多地方性的民间习俗——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礼”的东西——这种“礼”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消失得比内地很多地方要慢。可也正是这种慢，让生活其中的人愁肠百结。旧的礼在崩垮，新的生活方式并没建立，于是我们看到，私彩横行、赌博疯狂、白粉泛滥、诈骗惊人……各种新东西，在刷新着我们的认知。我很多年内一直在思考关于小镇外部的冲击与内部的纠结问题，并用了很多短篇、中篇、长篇来探讨，可直到现在，我也没能把问题想清楚。
　　初中之后，为了减轻负担，我们几兄妹不再租房住，而是被分配到几个嫁到镇上的姑姑家去，我住在小姑姑家。小姑丈是镇农业银行的职工，他住在农行那栋楼的顶层——五楼。小姑丈有录像机，时常租碟回来，我因此看了无数TVB的武侠电视剧；小姑丈家的一个纸箱里，堆放着很多老旧的磁带，我从那些磁带里，听到了许冠杰、谭咏麟和张国荣等香港乐坛黄金时代的歌；他家里还有一些租书店也没有的武侠小说。但我记忆最深的，却是那些睡在屋顶的夜晚。海南岛天热，夏天尤其闷，风扇没法解决问题，空调还是奢侈物，很多人到了晚上，便会抱着席子、被子、枕头，跑到屋顶上睡觉。有时还得在楼顶洒水，才能把温度降下去。我在屋顶上度过了很多夜晚，导致我后来一回到房间就没法睡着，失眠严重。有时暴雨，屋顶没法睡了，我还是难以在房间里睡着，只好关住楼顶的门，睡在楼梯的转角处。入秋以后，霜雾比较大，一夜露天，被子枕头全湿了，就不收拾，留给太阳晒。有时还会在头部遮一把伞以挡夜露，天亮时伞早被风刮到另一个角落。有时还把灯泡拉到屋顶，在上面写作业、看书。更多的时候，是躺着看夜空、发呆、想着外面更大的世界。农行那栋楼，是小镇的最高点，可以俯视着整个小镇，家家户户或闪着灯光，或隐在黑暗里。
　　各家屋顶上也睡着我的同龄人，他们有时会出去，有时又返回，他们之中的更多人，并不会跟我一样，去思考、建构甚至想象自身生活的这个地方——生活本身的压力，已经足以让他们手忙脚乱。他们有的往外面走，在更大的世界里拼搏；有的一直在镇上做点小生意，甚至回到了村里，重新务农；有的小小年纪就结婚生娃，到了现在都当了爷爷；也有的没能熬过最骚动的叛逆期，或在监狱里待了多年，或早就不在人世。那些睡在小镇的屋顶、看着同一片夜空的少年，走向了不同的生命轨迹。
　　有一段时间，我的几个朋友，时常会在夜里，从省城海口驱车回到镇上，约上几个当年的同学，在一间破茶馆里闲聊半天，等着消夜时间到，好去三角楼下吃一份别处永远吃不到的炒粉。他们只是在城市里碰得晕头转向之后，需要有那么一个片刻，让自己穿越时空，激活一些旧日痕迹，以获得更大的前进力量。有时遇到暴雨，街上消夜摊子没法摆，他们带着遗憾从雨中离开，驱车绕过狭小的街巷，抬头看着暴雨笼罩的小镇，他们知道，今晚，所有的小镇少年，都无法睡在屋顶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