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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中华传统文化现存于世的，仍然具有比较强大生命力的载体。中医是中华文明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现在国家提倡文化自信，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中医这样的实实在在的载体。
关于中医在普通大众心里被认同和被信赖的程度，青岛出版社大众健康中心的编辑王秀辉有个观察：一般来说，一位中医身边的亲朋好友，会有了解中医的意愿。而对于更多人来说，更大的疑问可能在于，中医能治好病吗？
这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能够说明，人们对中医的不了解，成为了中医不被广泛认同和信赖的重要原因，如深圳市中医院主任中医师王祚邦多年临床所观察到的：你对患者讲“阴虚”“阳虚”“痰凝”“湿阻”，他一头雾水，因为他不知“阴阳”为何物。你若讲“缺碘”“缺钙”“尿酸增高”，他便点头称是，因为这些在课堂里“似曾相识”啊。
2020年8月，王祚邦所著的《中医是什么》一书在青岛出版社出版，这本通俗生动的科普图书，为普通大众揭开了中医神秘的面纱。
王秀辉是本书的责任编辑，第一次拿到本书的书稿时，即认定其很有价值，“中医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回答好并不容易。不仅需要自身熟稔整个中医领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更需要高屋建瓴的识力与表达能力。作者为此倾注了长期的努力，在这本书里把这种努力呈现得非常到位。”
他将这本书定位为“为广大零基础的读者上的一堂中医课”。当今不少人对中医自以为熟悉，实则认识模糊，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中医药科普工作中时有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甚至一些别有用心者将伪科学渗入其中。正因如此，更需要一个专业权威的领路人带读者回到原点，客观地向其介绍：中医是什么。
作为首届深圳市名中医，王祚邦将中医临床和中医科普有机结合，为读者搭建起了认识中医的“四梁八柱”。在他看来，任何一门科学若没有受众，其意义又何在？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医科普和中医文化传播工作意义重大。
借《中医是什么》一书入选2020年12月“中国好书”榜单的契机，《商周刊》记者专访了王祚邦，请他谈谈中医科普工作的现实意义。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中医科普文章的？写作初衷是什么？
王祚邦：我原来一直是临床医生，主要还是以临床看病和学术研究为主，所以之前写作过几本学术方面的书。2016年我退休之后，想到原来临床上发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跟一些患者沟通、解释起病情来很费劲，便觉得向老百姓通俗地介绍中医，非常重要，于是在2017-2018年集中做了一些工作。
其实中医的科普并不一定比中医的科研意义更小，说不定意义更大，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要有受众，不然东西再好，没有人了解、没有人接受，那就无用武之地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科普文章的作用和意义并不亚于科研。
问：科普写作有什么特点？
王祚邦：这本书虽然没有多少深奥的东西，但既然是科普写作，我首先需要对这些知识、这些理论有一个梳理的过程。所谓科普，就是既要深入也要浅出，特别是要把那些看上去复杂的概念用浅显的道理或比喻说给大家听。要做到浅出，首先得深入，要对被阐述的事物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它的精髓、它的客观真相是什么，必须理解这些，才能浅显地、形象地把它阐释出来。
比如书中写到了中医的脉诊，号脉怎么就能感知到全身的病证呢？道理何在？我做了一个比喻：寸口的部位尽管不大，但仍可细分为寸、关、尺三部，三部之间虽然只有一个指头的距离差异，但它们分候的脏腑各不相同，这就好比我们在拉二胡时，上一个指头和下一个指头在琴弦上所按的位置不同，所发出的音阶也就不同。这样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就能很快地理解并记住了。
问：结合您平时看病问诊的观察，生活中真正了解中医、信赖中医的人，比例大不大？
王祚邦：应该说不大。现在的老百姓从小就对中医的哲学理论接触得很少，更多学的是现代科学的东西。那么你现在对他们讲“阴阳”，讲“五行”，講“痰湿”，他们原来在学校没接触过这些，就没有一个文化基础来接受。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生活中真正了解中医、信赖中医，这样的人群明显增多。
问：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王祚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不断加深，中医跟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这样一来，人们对中医有一个再认识，对中医的信赖度也逐渐提高。
另一方面，西医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并且西医使用的抗生素、激素、手术等药物或方法，可以很有效地治疗一些急症。然而渐渐地，西医的副作用显现出来了，对很多病证也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另外从疾病谱的角度来说，过去出现的病证多是急性病、传染病，针对这些病证，西医见效快;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疾病谱也发生了变化，急性病的比例下降，慢性病的比例升高，病原微生物的耐药性也提高了，西医的治疗就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诉诸中医。
问：了解和信赖中医对老百姓来说有何裨益？
王祚邦：应该可以说，加深对中医的认识，老百姓的健康就多了一层实实在在的保护。中医治病有整体观念，它是从人体体质的角度、调动人体的积极因素来治疗疾病的，所以它没有那么明显的副作用，针对于疾病谱的变化，中医的方式更加适合。
现在有些疾病，西医建议手术治疗，好多病人做了手术之后，又跑来看中医。我跟他们说，一些需要手术治疗的疾病，除非是急症，在决定手术之前，建议找中医好好咨询一下，也许中医有办法能让患者免挨一刀之苦，在一段时间里让症状消失，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问：您的从医经历是怎样的？
王祚邦：我在年轻的时候做了乡镇的赤脚医生，那时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医学培训，但是懂一些西医的方式方法，主要从事血吸虫病的治疗。后来去了中医院校系统地学习了中医理论基础，毕业之后在临床上就一直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10年左右。而随着临床的经验不断增多，越来越感受到中医的作用和效果，不光针对慢性病，对一些急性病的治疗效果也很好，于是逐渐变成只用中医治疗。一般的看病问诊，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会跟病人解释这个病从中医的角度是怎么辨证的，从西医角度的诊断又是什么，治疗的话就用中医的方法。 问：您对中医和西医都有较深的研究，在您看来，中医和西医各自有什么特点？
王祚邦：西医是在解剖刀和显微镜下发展而来的医学，“还原论”是其主要的思维模式。即把复杂的整体分解为简单的基本单元，通过研究这些基本单元的性质，来推导出整体的性质。中医则讲究“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整体，各系统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把它人为地切开来分析，反而看不清楚真相。
另一个方面，西医讲究的是规范，这不仅表现在明确的诊断标准方面，也表现在治疗用药的标准和急症抢救的措施方面。中医则讲究辨证论治，对同一个病，若不同的患者表现的证候不同，其治疗方案也许会差别很大，甚至会完全不同，中医称为“同病异治”。从这个角度来讲，就需要充分发挥医生的主观能动性。
西医有其长处和短处，中医也有其长处和短处，没有孰优孰劣之分。中医与西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相互补充。
问：现在越来越多地提倡中医的推广和复兴，中医科普和中医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在哪里？
王祚邦：这个重要性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说。
从大的方面来讲，中医是中华传统文化现存于世的，仍然具有比较强大生命力的载体。中医是中华文明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现在国家提倡文化自信，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中医这样的实实在在的载体。
从小的方面来讲，老百姓能够尽早地认识中医、接受中医，对提高人民大众的健康水平可以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中医的很多理念不但能对疾病治疗起到作用，对人们的日常保健、疾病预防也能起到作用。
问：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什么阻力？
王祚邦：阻力当然是多方面的了，应该说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外因方面，首先，西医在近百年来作为主流医学，肯定对人们的心理带来一些影响，与此同时，我們对中医的宣传做得还是不够。其次，现在很多人讨论中医是什么，究竟科不科学，他们用判断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认为中医是迷信。但是我认为，我们目前定义科学的标准，不适合判断中医。这方面就还有待于相关专家来研究相关的理论，证实中医的科学性。还有一点，我们对中医的规范管理用的是西医的那一套方法，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医越来越西化，越来越失去自身的灵魂性的东西。
再从内因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医面临乏人乏术的境地。
中医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在临床上多数是中西医混用甚至以西医为主，这样一来，真正用中医来解决问题的人少之又少，跟老一辈那些传统中医当中的精锐人物更没法比，这是一个预警信号。现在培养出那么多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有些还是硕士、博士生，但在临床看病的能力却差强人意，跟他们的学历不相匹配。这就说明了我们的中医教育也存在一些问题，对《黄帝内经》这样的中医经典不够重视，基础的中医文化底蕴涉及不够多，只强调临床试验的数据，这样的要求看上去好像有道理，实际上跟中医的内涵和发展没有多大关系。
关于中医在普通大众心里被认同和被信赖的程度，青岛出版社大众健康中心的编辑王秀辉有个观察：一般来说，一位中医身边的亲朋好友，会有了解中医的意愿。而对于更多人来说，更大的疑问可能在于，中医能治好病吗？
这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能够说明，人们对中医的不了解，成为了中医不被广泛认同和信赖的重要原因，如深圳市中医院主任中医师王祚邦多年临床所观察到的：你对患者讲“阴虚”“阳虚”“痰凝”“湿阻”，他一头雾水，因为他不知“阴阳”为何物。你若讲“缺碘”“缺钙”“尿酸增高”，他便点头称是，因为这些在课堂里“似曾相识”啊。
2020年8月，王祚邦所著的《中医是什么》一书在青岛出版社出版，这本通俗生动的科普图书，为普通大众揭开了中医神秘的面纱。
王秀辉是本书的责任编辑，第一次拿到本书的书稿时，即认定其很有价值，“中医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回答好并不容易。不仅需要自身熟稔整个中医领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更需要高屋建瓴的识力与表达能力。作者为此倾注了长期的努力，在这本书里把这种努力呈现得非常到位。”
他将这本书定位为“为广大零基础的读者上的一堂中医课”。当今不少人对中医自以为熟悉，实则认识模糊，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中医药科普工作中时有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甚至一些别有用心者将伪科学渗入其中。正因如此，更需要一个专业权威的领路人带读者回到原点，客观地向其介绍：中医是什么。
作为首届深圳市名中医，王祚邦将中医临床和中医科普有机结合，为读者搭建起了认识中医的“四梁八柱”。在他看来，任何一门科学若没有受众，其意义又何在？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医科普和中医文化传播工作意义重大。
借《中医是什么》一书入选2020年12月“中国好书”榜单的契机，《商周刊》记者专访了王祚邦，请他谈谈中医科普工作的现实意义。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中医科普文章的？写作初衷是什么？
王祚邦：我原来一直是临床医生，主要还是以临床看病和学术研究为主，所以之前写作过几本学术方面的书。2016年我退休之后，想到原来临床上发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跟一些患者沟通、解释起病情来很费劲，便觉得向老百姓通俗地介绍中医，非常重要，于是在2017-2018年集中做了一些工作。
其实中医的科普并不一定比中医的科研意义更小，说不定意义更大，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要有受众，不然东西再好，没有人了解、没有人接受，那就无用武之地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科普文章的作用和意义并不亚于科研。
问：科普写作有什么特点？
王祚邦：这本书虽然没有多少深奥的东西，但既然是科普写作，我首先需要对这些知识、这些理论有一个梳理的过程。所谓科普，就是既要深入也要浅出，特别是要把那些看上去复杂的概念用浅显的道理或比喻说给大家听。要做到浅出，首先得深入，要对被阐述的事物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它的精髓、它的客观真相是什么，必须理解这些，才能浅显地、形象地把它阐释出来。
比如书中写到了中医的脉诊，号脉怎么就能感知到全身的病证呢？道理何在？我做了一个比喻：寸口的部位尽管不大，但仍可细分为寸、关、尺三部，三部之间虽然只有一个指头的距离差异，但它们分候的脏腑各不相同，这就好比我们在拉二胡时，上一个指头和下一个指头在琴弦上所按的位置不同，所发出的音阶也就不同。这样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就能很快地理解并记住了。
问：结合您平时看病问诊的观察，生活中真正了解中医、信赖中医的人，比例大不大？
王祚邦：应该说不大。现在的老百姓从小就对中医的哲学理论接触得很少，更多学的是现代科学的东西。那么你现在对他们讲“阴阳”，讲“五行”，講“痰湿”，他们原来在学校没接触过这些，就没有一个文化基础来接受。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生活中真正了解中医、信赖中医，这样的人群明显增多。
问：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王祚邦：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不断加深，中医跟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这样一来，人们对中医有一个再认识，对中医的信赖度也逐渐提高。
另一方面，西医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并且西医使用的抗生素、激素、手术等药物或方法，可以很有效地治疗一些急症。然而渐渐地，西医的副作用显现出来了，对很多病证也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另外从疾病谱的角度来说，过去出现的病证多是急性病、传染病，针对这些病证，西医见效快;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疾病谱也发生了变化，急性病的比例下降，慢性病的比例升高，病原微生物的耐药性也提高了，西医的治疗就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诉诸中医。
问：了解和信赖中医对老百姓来说有何裨益？
王祚邦：应该可以说，加深对中医的认识，老百姓的健康就多了一层实实在在的保护。中医治病有整体观念，它是从人体体质的角度、调动人体的积极因素来治疗疾病的，所以它没有那么明显的副作用，针对于疾病谱的变化，中医的方式更加适合。
现在有些疾病，西医建议手术治疗，好多病人做了手术之后，又跑来看中医。我跟他们说，一些需要手术治疗的疾病，除非是急症，在决定手术之前，建议找中医好好咨询一下，也许中医有办法能让患者免挨一刀之苦，在一段时间里让症状消失，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问：您的从医经历是怎样的？
王祚邦：我在年轻的时候做了乡镇的赤脚医生，那时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医学培训，但是懂一些西医的方式方法，主要从事血吸虫病的治疗。后来去了中医院校系统地学习了中医理论基础，毕业之后在临床上就一直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10年左右。而随着临床的经验不断增多，越来越感受到中医的作用和效果，不光针对慢性病，对一些急性病的治疗效果也很好，于是逐渐变成只用中医治疗。一般的看病问诊，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会跟病人解释这个病从中医的角度是怎么辨证的，从西医角度的诊断又是什么，治疗的话就用中医的方法。 问：您对中医和西医都有较深的研究，在您看来，中医和西医各自有什么特点？
王祚邦：西医是在解剖刀和显微镜下发展而来的医学，“还原论”是其主要的思维模式。即把复杂的整体分解为简单的基本单元，通过研究这些基本单元的性质，来推导出整体的性质。中医则讲究“整体观”，认为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整体，各系统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把它人为地切开来分析，反而看不清楚真相。
另一个方面，西医讲究的是规范，这不仅表现在明确的诊断标准方面，也表现在治疗用药的标准和急症抢救的措施方面。中医则讲究辨证论治，对同一个病，若不同的患者表现的证候不同，其治疗方案也许会差别很大，甚至会完全不同，中医称为“同病异治”。从这个角度来讲，就需要充分发挥医生的主观能动性。
西医有其长处和短处，中医也有其长处和短处，没有孰优孰劣之分。中医与西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相互补充。
问：现在越来越多地提倡中医的推广和复兴，中医科普和中医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在哪里？
王祚邦：这个重要性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说。
从大的方面来讲，中医是中华传统文化现存于世的，仍然具有比较强大生命力的载体。中医是中华文明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现在国家提倡文化自信，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中医这样的实实在在的载体。
从小的方面来讲，老百姓能够尽早地认识中医、接受中医，对提高人民大众的健康水平可以起到实实在在的作用，中医的很多理念不但能对疾病治疗起到作用，对人们的日常保健、疾病预防也能起到作用。
问：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什么阻力？
王祚邦：阻力当然是多方面的了，应该说有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外因方面，首先，西医在近百年来作为主流医学，肯定对人们的心理带来一些影响，与此同时，我們对中医的宣传做得还是不够。其次，现在很多人讨论中医是什么，究竟科不科学，他们用判断西医的标准来衡量中医，认为中医是迷信。但是我认为，我们目前定义科学的标准，不适合判断中医。这方面就还有待于相关专家来研究相关的理论，证实中医的科学性。还有一点，我们对中医的规范管理用的是西医的那一套方法，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中医越来越西化，越来越失去自身的灵魂性的东西。
再从内因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医面临乏人乏术的境地。
中医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在临床上多数是中西医混用甚至以西医为主，这样一来，真正用中医来解决问题的人少之又少，跟老一辈那些传统中医当中的精锐人物更没法比，这是一个预警信号。现在培养出那么多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有些还是硕士、博士生，但在临床看病的能力却差强人意，跟他们的学历不相匹配。这就说明了我们的中医教育也存在一些问题，对《黄帝内经》这样的中医经典不够重视，基础的中医文化底蕴涉及不够多，只强调临床试验的数据，这样的要求看上去好像有道理，实际上跟中医的内涵和发展没有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