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西安事变是有过两种发展前途的，一个是内战，一个是和平统一。
左派（杀王）事件的发生，说明内战的前途一度确是存在过的
1936年12月25日，被张学良、杨虎城用武力扣在西安已近两周的蒋介石，终于得以在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学良的陪同下飞离了西安，转经洛阳，于26日平安飞抵民国政府首都南京。伴随着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张灯结彩、鞭炮齐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似乎就此告一段落。
但是，西安事变所引发的大规模内战危机并未就此烟消云散。不过几天之后，事变主谋张学良即被送上军事法庭，失去自由，一度后撤的国民党中央军也重新集结大举西进，南京与西安再度剑拔弩张。事件不仅没能和平解决，反而因蒋介石已脱离西安，双方随时有爆发全面战争的严重危险。
中共中央首度得知事变有和平解决之希望，是宋子文和宋美龄到西安后的第二天深夜。周恩来报告称，已和宋子文有过接触，宋愿意劝说蒋接受西安方面“六项主张”。12月24日夜，周恩来进一步报告称，张学良告诉他，蒋介石已对西安方面“六项主张”在口头上给予了“答复”。
鉴于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之可能，毛泽东于25日晨电告周恩来、博古，准备按原计划派红军主力继续由甘肃东北南下陕西西安至宝鸡之间，以取得有利位置，完成原定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部署。
这一天张学良亲自送蒋一行回南京，临行前明确交待，一旦中央军后撤，“我军即在各原地待命”。周恩来据此电告，“现蒋军在东线部队确已开始撤”，因此，东北军将领明确要求红军原定南下计划必须中止，红军主力驻地问题，“张两日后回再商量”。
不难看出，西安方面这时对张学良此行可能身陷囹圄的危险几乎没有多少思想准备。2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事变及其善后问题。毛泽东明确认为中共应很好地利用这一形势，争取成为今后全国抗战的核心。周恩来、博古等这时的看法更为乐观。他们判断，陕甘将变成抗日根据地，南京政府改组在即，中共应立即准备将党的工作从陕甘扩展到全国去。
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在西安所做允诺，虽然是在生命受到威胁下被迫做出的，其回宁后并未全不认账，两宋一度也在设法落实他们的承诺。问题是，蒋在西安从未直接参与过所谓“六项允诺”的具体谈判，两宋口头允诺与蒋实际允诺的内容，难免会有相当差异。再加上两宋允诺也未形成具体文字记录，因而事后杨虎城、周恩来、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先后提到或公布的版本，不仅文字上，就连内容上也有不少出入。
实际上，蒋刚刚回到南京，就已经与张学良因此发生冲突了。
12月27日，蒋在日记中即有如下记述：“晚见汉卿，彼犹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请求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
当天晚上，张学良也在写给杨虎城的信里表达了对蒋未能马上践诺既不满又理解的矛盾心情。但直到12月31日被判处徒刑十年，他还是对蒋践诺抱有信心。他当天还给毛泽东去信称：“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属）顺利，俟二三日把政府做完，几天即回。”他不了解的一点是，蒋回到南京与众多干部商讨后，在29日已下决心不放他回陕了。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清楚地写道：“彼所要求者为中央在西北部队一律撤退，此为其惟一之要求。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不惟国防失一根据，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
因此，30日，蒋已令东西两线中央军向陕西推进，必欲进据陕甘两省。次日，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即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请求甘北红军予以支援。对此，无论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颇表怀疑，认为中间或存在误会。
第二天，中央军重新向西安方向推进的消息已得到确认。毛泽东去电在上海、南京与国民党当局直接联系的中共代表潘汉年，请其速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陈立夫接洽，了解情况，并说明红军“绝无扰乱中央军及侵入国民党区域之企图”，希望“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
不过，1937年1月1日晚间，综合各方情报，毛泽东等人已确信，“政局起变化了”。
1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首度对政局突变做出判断，称：“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李毅（指张学良），进攻西安之危险。”对蒋的态度还要看一下，目前方针“还是要争取他”。
2日白天，周恩来与杨虎城等商定，西安方面由杨领导，分电蒋、宋，促张速回。军事上，东北军、十七路军暂守原防不动，甘北红军主力可秘密南下陕西。
当天深夜，周恩来报告延安中央：张学良负责与南京方面联络的代表鲍文樾带回来的消息称，张已失去自由，蒋介石、宋美龄已回奉化老家疗养，中央军西进已证实，何应钦等事实上在南京主导一切，因此，杨虎城已不得不决心备战了。
次日午后，中共中央对形势变化的判断已基本确定，“南京亲日派当权，改组政府暂时无望”，红军当准备作战。
1月4日，南京方面内定在西安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派顾祝同为主任。并在宣布对张学良限制自由的同时，内定以王树常为驻甘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东北军一律恢复西安事变以前原位置，即全部退回甘肃；十七路军主力则须移驻陕北。
方案确定当天，何应钦即通过徐庭瑶用电话预先告知了杨虎城，要求西安方面“发拥护通电”。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蒋实行的是“政治分化、军事压迫”的策略。当晚，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一起开会讨论了作战准备问题，并拟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会议决定，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组成秘密的三人团，作为领导核心（张学良未归时由何柱国或王以哲代），目前则根据张去南京前的手令，暂由杨虎城统一指挥。另外，“为粉碎敌方造谣中伤和分化起见，建议在战争开始时红军番号及旗帜等即行改为抗日联军”。 中共中央这时对南京此举的基本看法是，南京报复派希望把杨虎城等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所以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地硬一下，顶住对方的军事进攻，就有可能逼蒋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而实现西北半独立局面，自1936年张、杨两军与中共红军先后结盟以来，始终是三方共同的政治目标。
1月5日晚，根据中共方面的意见，杨虎城、于学忠等将领领衔发表了斥责南京方面挑动内战的通电。杨同时分别致电蒋介石、宋子文、何应钦，以个人名义要求恢复张学良公权，允其重返陕甘复职。
但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南京方面却以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决定的形式，公开宣布了西北军政组织人事任免及其“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南京方面并不只是“希望吓一吓”来使西安方面就范，而是必欲一统西北军政，绝不让步。
这一情况不能不让西安方面特别是中共中央受到强烈冲击。张闻天和毛泽东明确认为，现在的问题已不止于张学良回不来和南京必欲派中央军进驻陕甘，最直接的问题是顾祝同一旦入驻西安，西北三位一体势将瓦解。因此，他们的意见是：“坚决奋战，拒顾迎张。”为此，首先必须严防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内部将领进一步动摇与叛变，同时应使“张、杨两军速向阵地，红军担任野战，坚决为保卫西北革命局面奋斗到底”。
坚持并强调红军应置于外线及实行野战，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安三方在军事行动上难以相互信赖的问题。周恩来此前就多次反映和说明，东北军所属各部队来源不一，各部将领之间原本就互不信任，军长一级高级将领与师旅团营级别的中青年军官之间更是存在着保守和激进两派。
东北军这时之所以没有迅速瓦解，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部队里师旅团营一级中年轻军官多数信赖张学良，一心想要救张回来，因而才会有“前线东北军师团营长情绪极高”，“急愿一战”的情况。而实际掌握着各军指挥权的将领们，多数却各有各的盘算。杨虎城虽握有张离陕时委托指挥的手令，并有中共代表的支持，实际上却只能起到一个会议召集人的作用。事变后杨手下只剩下17个团，且“士气不旺，战斗力弱，不能用之于主要方面”。东北军有57个团之多。红军总团数与东北军相当，人数却不及东北军一半。整个军事形势相当严峻。
熟知东北军战力的胡宗南这时就曾明白告诉中共代表：和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没有出路。“只有黄埔与红军能抗日，张、杨部队何能抗日？联合他们是失策。”
不过，蒋介石这时还没有打算对西安方面采取战争行动。还在1月1日，他就内定了“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西北善后方针。
对西安三方，蒋这时认为最需要解决的，既不是东北军，也不是红军，反而是杨虎城及其所部。因为在他看来，西安事变最主要祸首就是杨虎城。杨之所以必欲与南京对抗，是因为南京必欲控制杨及其十七路军看家之本的西安及潼（关）宝（鸡）铁路沿线地区。只要解决了杨的问题，中央军进入西安，西北善后也就基本上成功了。因此，蒋明显想不动刀枪，靠谋略来降服杨。
何应钦这时的善后方案完全没有顾及到西安对杨及十七路军的意义所在，很简单地命令杨部退出西安，移驻陕北。蒋对何的做法十分不满，在日记中激烈批评何此一处置实属“愚劣之误国”。他的策略是给杨留足面子，只要允许中央军进驻，则十七路军“准在西安酌留一部”。
蒋介石很清楚，要解决杨的问题，还必须要设法离间中共红军与杨的关系。他“对共党之策略”很明确：“予之出路，以相当条件收容之。”据此，他早就让陈立夫联络周恩来，请周从速秘密来京“面商一切”。同时通过中共代表潘汉年密告中共方面，盼对各方“暂宅静默”，以免外交发生困难及不利。
蒋的这一态度自然会让中共中央对红军继续保持第三者地位抱有期望。
7日，毛泽东接连两次致电周恩来，从宣传技术的角度对西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意见。一是批评西安解放社广播过于尖锐，未能注意策略，强调开火以前攻击锋芒应放在少数亲日派身上，不能批评蒋及南京中央，更不能表现出好战的姿态。二是对周发来的杨虎城及各军长新的通电的文字做了修订，指出切忌站在与南京中央对立的立场上谈话和表态，如批评南京善后办法时不要说整个中央，要说“中央部分同志”；说到中央军进攻时要说，“我们知道必有许多袍泽不愿内战而愿联合抗日，其进攻是属于命令”；说到蒋、张时要说，“我们愿在蒋、张领导下坚决为抗日奋斗”。
1月8日，在潘汉年陪同下，国民党中央组织调查科总干事张冲抵达潼关。惟因担心被扣，张并未进至西安，只是请潘到西安代为转达蒋的三点意见：一是张学良必须留京，二是西北问题将取政治解决办法，三是希望周到奉化密谈。
根据毛、张电示，周恩来分别在致蒋函和给张学良的信中再度提出了“撤兵释张”的要求。但他在信中亦改变了中共方面过去反对南京插手西北事务的态度，首度代表中共中央对蒋做出承诺说：南京方面若能“尽撤入陕甘之兵，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安主持”，则西北“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进行”。
中共中央这时不了解的是，张学良1月7日已决心放弃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关系，主动向蒋提出甲乙两案，以求彻底解决西北军事善后问题。
其甲案是建立在南京政府继续“剿匪”的基础上的，主张如中央继续“剿匪”，则请“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整理训练，担任国防工程”，由他负责调出及整理。其乙案是建立在中央不再“剿匪”的基础上的，主张如中央不“剿匪”，可调杨虎城去甘肃，以中央军和晋军等驻陕，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他帮助整理完毕，即可交王树常负责。
总之，他希望能就此将东北军调离陕甘，以免在西北乱局中被南京和中共红军分化瓦解。同时，这也可以减少蒋对他与中共红军关系的怀疑。为了让蒋相信他是真心为南京着想，他在交出甲乙两案时还特别告诉在他和蒋之间传递消息的戴笠称：解决西北善后的关键，在于切断东北军与红军的联系，南京军事善后办法是让东北军“与匪打成一片，实属大错”。 蒋介石最初对张案，尤其是对由张出面协助解决东北军问题的办法并不认同。他修订后的甲案基本上还是自己原来的设想：东北军全部驻甘肃，十七路军各部移驻陕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全归中央军驻扎。乙案大体照张的设计，惟蒋对乙案并不重视。
13日，蒋介石正式将自己修改过的张学良甲乙两案交杨虎城代表米春霖带回，限期最晚16日必须做出选择。
为避免战争，经中共中央认可，周恩来等16日下午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进行了紧急会商，决定接受甲案，同时宣布取消西安事变后成立的一切临时组织，惟坚持要求蒋放张回陕和谈判三部的防区问题。考虑到蒋未必会接受放张要求，傍晚时分周恩来致电中央书记处，要求中央答复：“一、蒋对防区让步，但坚不放张，是否决心打？二、蒋对防区让步，允张三中全会后回视事，是否接受？三、打有失守西安而屈服的危险（杨告我前线只能守三天），是否还打？”
中共中央这时对军事形势的估计，是建立在电台14日截获的蒋介石几天前关于“非得总攻令不得进攻”的情报基础上的，相信“局势有好转征兆”，因为对战争危险估计不高，故对于放张问题，中共中央的答复意见是：“条件略高无妨碍。”
据此，西安方面代表鲍文樾等17日呈送《杨虎城呈蒋委员长函》，除承认中央任命、同意取消临时组织外，坚持要求南京负责解决“张副司令出处问题”，并要求东北军驻甘肃，十七路军驻西安周围，红军驻陕北；同意中央军进驻陕西，但请驻潼关、华阴一带，只派三至四团兵力护路。
鲍文樾等提交的方案，刚一交到何应钦手上即遭否定。蒋介石看到方案后，也马上复函严厉斥责杨虎城称：此方案实不许中央过问西北，“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所及之陕甘，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
事至于此，蒋介石已转而开始着手部署具体的军事打击行动，准备要诉诸战争手段了。只不过，鲍文樾18日到奉化见蒋时，向蒋秘密报告了一个情报，称虽然杨虎城及东北军少壮派有中共红军撑腰，但东北军高级将领则必欲脱离陕甘，已有所密谋和计划。因此，蒋介石当天下令称：原定22日开始的“绪战与轰炸日期须另行规定，不可即时开始”。一旦东北军按约定从潼关撤退，中央军即准备于23日、24日开始轰炸杨虎城部，然后即开始进攻西安。
至此，西北善后明显地进入到了一个极端严重的状况：西北三位一体之瓦解，以及中央军对西安城的大举进攻，都一触即发，而中共方面尚不知情。
几乎就在蒋介石紧锣密鼓地做进攻西安的战争部署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刚刚发出一封由周恩来起草的给共产国际的电报，汇报了西安事变释蒋后工作的经过。
也在同一天，即中共中央的电报还未发送到莫斯科的时候，它却意外地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前一天亦即19日发出的一封措辞严厉的批评电。内中批评中共中央未能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方针贯彻到底，导致放蒋后中共与南京之间的关系不是走向和平，而是重又开始走向紧张和对抗了。电报明确提出：同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及其军队的合作，必须服从于“争取同南京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日本侵略者”这一主要任务。
紧接着这封电报指示之后，共产国际第二天又发来电报，更进一步提出了根本改变与南京中央政府对立的苏维埃政权形式和军队形式的要求。
对于中共和红军，蒋介石也一直没有停止分化拉拢的努力。几天前，他刚刚通过潘汉年表示了他愿意有条件妥协的态度，惟希望中共能够劝说张、杨两部接受张学良所提两案之一案。
面对西安方面基本不能战、按共产国际指示亦绝对不应战的现实与原则，毛泽东已意识到实现西北半独立局面可能很小了。问题是，蒋是否真的能停止“剿共”并保障红军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呢？他不得不致电潘汉年，表达了这方面的严重担心，“要求蒋亲笔答复恩来一信”，并强调“我们可保证绝对守秘密”。
潘汉年很快回电，报告了蒋请宋子文所做答复，要中共打消顾虑，相信中央。但对于保证书，蒋明确拒绝，“一切概由宋先生转达，亦即证明蒋先生意旨”。
对宋子文的答复，毛泽东并不放心。他进一步详细解释说：现有红军即便照过去一样仅发很少的伙食钱，每月也需要五十余万元，以后停止打土豪了，将绝无办法应付支出。现在划给红军的陕北八县粮食极少，无法久驻。所以还是让潘汉年提出要求，要蒋给亲笔信，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指定驻地，同时允许按月发给经费，并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
共产国际1月19日指示电于20日到达，恰好赶上蒋再度准备发动军事进攻之际。打还不是不打，几乎全在中共中央当时的一念之间。直到21日晚，毛泽东等依旧未能做出最后的抉择。22日，毛还特别以毛、周两人的名义去电潘汉年，要其转告蒋：只要蒋能对中共做出诚意表示，并在防地分配及对张、杨二人待遇上持爱护政策，中共方面愿意保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决不会造成割据和妨碍南京国防政策。“假如他们不对，我们当同蒋一道干涉他们。”
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共产国际指示，检讨自身工作。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共中央此前的工作确有错误的地方，如1936年抗日反蒋政策转变得不够及时和彻底；西安事变后发表宣言要求把蒋介石交付人民裁判是不对的；释蒋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但认为蒋近乎投降，把条件宣布是很幼稚的。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是，尽一切努力实现和平善后。据此，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会后即动身赶往西安附近云阳镇红军前敌总司令部去了。
25日，眼见潼关一线东北军并未后撤，蒋介石遂下令，等到27日下午东北军再不撤退，就对东北军前线阵地及其前线司令部实施轰炸。
面对这一危急情势，周恩来等仍坚持原定的无论和战都应由东北军自己拿主意的原则，力促东北军将领连夜开会自决。然而，会并未开成。最后还是杨虎城、何柱国两人作出决定：潼关方向东北军10天内撤至渭河北岸，请张学良回陕见众将领训话一次，即全部开赴甘肃。不料，左派军官对此坚持反对，一些人并跑去前线部队中活动，准备发起对中央军的作战。 毛泽东和赶到云阳的张闻天这时都力主让步。毛接连以非常坚定的语气电告周、博及彭、任等： “无论如何要说服东北军左派，全军整然撤退，不可冲突。”
由于蒋介石始终把军事解决视为不得已之策，因此，得知东北军内部纷争后，他即于27日电示顾祝同转告东北军各将领称，一俟移防完毕，可保证必为张学良向政府请求，以使张能出而效力。有了蒋的这一表态，再加上27日张学良也有函电对东北军干部进行劝诫，东北军将领几乎一致赞同从潼关撤兵。
但杨虎城和十七路军、东北军内的左派军官对可能出现的局面，还是难以接受。经过中共再三劝说，1月29日晚，杨虎城终于下定决心，且与东北军将领商定了从潼关撤兵的时间与步骤。
一切似乎都在按部就班地向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前行。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晚上，西安方面就有消息称，南京当局并不打算让张学良回陕。30日上午9时，周、博电告中央：按现时情况及杨和左派的要求，我们恐需做两手准备，战争可能难以避免。
对此，在云阳的张闻天表示异议。他提出，今天我们的基点应放在求得和平。只有在我方实行甲案之后，南京仍向我们进攻，破坏和平时，我方才应当实行自卫作战。在西安的周恩来对张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看法，他电告中央军委说明，如果两友军决心打，而红军不打，会冒失去朋友的危险。为说明自己的观点，当天傍晚，周恩来、博古专程赶到云阳镇，当面向张闻天、彭德怀和任弼时等介绍了西安方面的情况。与会者最终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同进退。
对这一主张，毛泽东最初明显有些犹疑。他复电周、博称，据潘汉年观察，蒋并无战之决心，重在政治解决。但紧张思考之后，他还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复电，表示接受前方领导人作出的决定。
但当天下午，事态又有了新的变化。直到当天晚上九十点钟，西安几方代表依旧争执不下。故周恩来不得不电请红军各部原地集结待命，“最后决心明日电告”。
实际上，三方讨论竟夜，多数主和。第二天一早于学忠到西安，坚决反战而主和。结果，因顾祝同许诺东北军移驻甘肃前“张可回陕训话”，故2月1日午后，东北军东西两线部队已经开始撤兵了。
出人意料的是，在西安的少数东北军少壮派于1日深夜联名通电前线部队，“决定以武力贯彻副座回陕之要求”。2日晨，他们一群人持通电文本打算挨个逼迫在西安的东北军主要将领签字认同，结果一开始即遭到反对。愤激之下，这些军官竟然枪杀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副处长宁学礼等数人。
时至午后，东北军前方部队不仅没有响应西安左派军官的通电，而且各将领特别是王以哲所部以及其他一些军师长，反而纷纷率部撤兵，有的部队还转向西安方向警戒，并开始捕杀自己部队中的左派分子。
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周恩来不得不毅然派人将几名最激进的左派军官秘密送去红军驻地暂时躲藏起来，然后报告中央称：“毙王事件东北军高级将领均欲惩办祸首，少壮派已悔过认罪，离队远避。”
多半是出于一年多来一直与王以哲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电报往来关系，再加上对争取东北军多数将领仍存有某种希望，毛泽东对此举极不认同。2月4日，毛泽东一连三电吊唁王以哲。同时，他以张、毛联名电的形式致电在云阳镇的博古，强硬提出：“杀王首犯应交出正法”，“杀王同谋犯我们亦不能收留，当送往各县为宜”。
对此，周恩来于6日下午复电中共中央，详细说明了他所以不赞同交出这几个杀王嫌犯的原因。其电称：2月2日的惨案后，少壮派溃乱，高福原被杀，四个团长被扣，一个营跑走，受左派影响的政训处和张公馆机要人员跑光，重要文件散掉，特务团、抗先队被迫躲去邠州，留在部队的抗日同志会成员都表现恐慌。而老派将领纷纷投降出卖。左派处境孤立，地位极困难。东北军已面临极大危机， “不宜再打击左派，长右派气焰，而更便于南京各个收买与分化”。
随着2月9日顾祝同及行营人员开始在西安办公，国共双方正式启动两党谈判，继续争取和团结东北军的条件也很快不复存在了。3月初，东北军全部东调豫皖。之后，连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也被撤销了，杨虎城被迫出国。张学良虽经蒋于2月13日提议恢复公权，并得批准，但仍交军委管束，再无恢复自由之条件。
但自西安事变以来近两个月的经历，也让中共领导人见识了很多，也成熟了很多。2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度讨论总结党在西安事变问题上的工作情况。毛泽东和张闻天都没有再讲全盘肯定西安事变的话，而是一致强调西安事变是有过两种发展前途的，一个是内战，一个是和平统一。左派（杀王）事件的发生，就说明内战的前途一度确是存在过的。
他们承认：“我们在部分的利益与整个利益的联系上，有时表现有些动摇”，“对左派（分子）没有做坚决的斗争”。现在，西安事变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正是由于方针的转变，即摆正了部分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从而把与南京之间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真正摆到首位来了。
（本文的学术研究长文刊发于2016年12月28日出版的《抗日战争研究》第6期，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左派（杀王）事件的发生，说明内战的前途一度确是存在过的
1936年12月25日，被张学良、杨虎城用武力扣在西安已近两周的蒋介石，终于得以在宋美龄、宋子文和张学良的陪同下飞离了西安，转经洛阳，于26日平安飞抵民国政府首都南京。伴随着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张灯结彩、鞭炮齐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似乎就此告一段落。
但是，西安事变所引发的大规模内战危机并未就此烟消云散。不过几天之后，事变主谋张学良即被送上军事法庭，失去自由，一度后撤的国民党中央军也重新集结大举西进，南京与西安再度剑拔弩张。事件不仅没能和平解决，反而因蒋介石已脱离西安，双方随时有爆发全面战争的严重危险。
形势预判
中共中央首度得知事变有和平解决之希望，是宋子文和宋美龄到西安后的第二天深夜。周恩来报告称，已和宋子文有过接触，宋愿意劝说蒋接受西安方面“六项主张”。12月24日夜，周恩来进一步报告称，张学良告诉他，蒋介石已对西安方面“六项主张”在口头上给予了“答复”。
鉴于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之可能，毛泽东于25日晨电告周恩来、博古，准备按原计划派红军主力继续由甘肃东北南下陕西西安至宝鸡之间，以取得有利位置，完成原定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部署。
这一天张学良亲自送蒋一行回南京，临行前明确交待，一旦中央军后撤，“我军即在各原地待命”。周恩来据此电告，“现蒋军在东线部队确已开始撤”，因此，东北军将领明确要求红军原定南下计划必须中止，红军主力驻地问题，“张两日后回再商量”。
不难看出，西安方面这时对张学良此行可能身陷囹圄的危险几乎没有多少思想准备。2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事变及其善后问题。毛泽东明确认为中共应很好地利用这一形势，争取成为今后全国抗战的核心。周恩来、博古等这时的看法更为乐观。他们判断，陕甘将变成抗日根据地，南京政府改组在即，中共应立即准备将党的工作从陕甘扩展到全国去。
紧急应变
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在西安所做允诺，虽然是在生命受到威胁下被迫做出的，其回宁后并未全不认账，两宋一度也在设法落实他们的承诺。问题是，蒋在西安从未直接参与过所谓“六项允诺”的具体谈判，两宋口头允诺与蒋实际允诺的内容，难免会有相当差异。再加上两宋允诺也未形成具体文字记录，因而事后杨虎城、周恩来、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先后提到或公布的版本，不仅文字上，就连内容上也有不少出入。
实际上，蒋刚刚回到南京，就已经与张学良因此发生冲突了。
12月27日，蒋在日记中即有如下记述：“晚见汉卿，彼犹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请求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
当天晚上，张学良也在写给杨虎城的信里表达了对蒋未能马上践诺既不满又理解的矛盾心情。但直到12月31日被判处徒刑十年，他还是对蒋践诺抱有信心。他当天还给毛泽东去信称：“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属）顺利，俟二三日把政府做完，几天即回。”他不了解的一点是，蒋回到南京与众多干部商讨后，在29日已下决心不放他回陕了。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清楚地写道：“彼所要求者为中央在西北部队一律撤退，此为其惟一之要求。如果放弃西北，任其赤化，则不惟国防失一根据，而且中华民族发祥之地且陷于永劫不复矣。”
因此，30日，蒋已令东西两线中央军向陕西推进，必欲进据陕甘两省。次日，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即致电毛泽东和彭德怀，请求甘北红军予以支援。对此，无论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颇表怀疑，认为中间或存在误会。
第二天，中央军重新向西安方向推进的消息已得到确认。毛泽东去电在上海、南京与国民党当局直接联系的中共代表潘汉年，请其速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陈立夫接洽，了解情况，并说明红军“绝无扰乱中央军及侵入国民党区域之企图”，希望“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
不过，1937年1月1日晚间，综合各方情报，毛泽东等人已确信，“政局起变化了”。
1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首度对政局突变做出判断，称：“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李毅（指张学良），进攻西安之危险。”对蒋的态度还要看一下，目前方针“还是要争取他”。
2日白天，周恩来与杨虎城等商定，西安方面由杨领导，分电蒋、宋，促张速回。军事上，东北军、十七路军暂守原防不动，甘北红军主力可秘密南下陕西。
当天深夜，周恩来报告延安中央：张学良负责与南京方面联络的代表鲍文樾带回来的消息称，张已失去自由，蒋介石、宋美龄已回奉化老家疗养，中央军西进已证实，何应钦等事实上在南京主导一切，因此，杨虎城已不得不决心备战了。
次日午后，中共中央对形势变化的判断已基本确定，“南京亲日派当权，改组政府暂时无望”，红军当准备作战。
军事准备
1月4日，南京方面内定在西安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派顾祝同为主任。并在宣布对张学良限制自由的同时，内定以王树常为驻甘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东北军一律恢复西安事变以前原位置，即全部退回甘肃；十七路军主力则须移驻陕北。
方案确定当天，何应钦即通过徐庭瑶用电话预先告知了杨虎城，要求西安方面“发拥护通电”。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蒋实行的是“政治分化、军事压迫”的策略。当晚，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将领一起开会讨论了作战准备问题，并拟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会议决定，由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组成秘密的三人团，作为领导核心（张学良未归时由何柱国或王以哲代），目前则根据张去南京前的手令，暂由杨虎城统一指挥。另外，“为粉碎敌方造谣中伤和分化起见，建议在战争开始时红军番号及旗帜等即行改为抗日联军”。 中共中央这时对南京此举的基本看法是，南京报复派希望把杨虎城等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所以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地硬一下，顶住对方的军事进攻，就有可能逼蒋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而实现西北半独立局面，自1936年张、杨两军与中共红军先后结盟以来，始终是三方共同的政治目标。
1月5日晚，根据中共方面的意见，杨虎城、于学忠等将领领衔发表了斥责南京方面挑动内战的通电。杨同时分别致电蒋介石、宋子文、何应钦，以个人名义要求恢复张学良公权，允其重返陕甘复职。
但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南京方面却以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决定的形式，公开宣布了西北军政组织人事任免及其“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这种情况清楚地说明，南京方面并不只是“希望吓一吓”来使西安方面就范，而是必欲一统西北军政，绝不让步。
这一情况不能不让西安方面特别是中共中央受到强烈冲击。张闻天和毛泽东明确认为，现在的问题已不止于张学良回不来和南京必欲派中央军进驻陕甘，最直接的问题是顾祝同一旦入驻西安，西北三位一体势将瓦解。因此，他们的意见是：“坚决奋战，拒顾迎张。”为此，首先必须严防十七路军和东北军内部将领进一步动摇与叛变，同时应使“张、杨两军速向阵地，红军担任野战，坚决为保卫西北革命局面奋斗到底”。
坚持并强调红军应置于外线及实行野战，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安三方在军事行动上难以相互信赖的问题。周恩来此前就多次反映和说明，东北军所属各部队来源不一，各部将领之间原本就互不信任，军长一级高级将领与师旅团营级别的中青年军官之间更是存在着保守和激进两派。
东北军这时之所以没有迅速瓦解，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部队里师旅团营一级中年轻军官多数信赖张学良，一心想要救张回来，因而才会有“前线东北军师团营长情绪极高”，“急愿一战”的情况。而实际掌握着各军指挥权的将领们，多数却各有各的盘算。杨虎城虽握有张离陕时委托指挥的手令，并有中共代表的支持，实际上却只能起到一个会议召集人的作用。事变后杨手下只剩下17个团，且“士气不旺，战斗力弱，不能用之于主要方面”。东北军有57个团之多。红军总团数与东北军相当，人数却不及东北军一半。整个军事形势相当严峻。
熟知东北军战力的胡宗南这时就曾明白告诉中共代表：和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没有出路。“只有黄埔与红军能抗日，张、杨部队何能抗日？联合他们是失策。”
和平呼吁
不过，蒋介石这时还没有打算对西安方面采取战争行动。还在1月1日，他就内定了“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西北善后方针。
对西安三方，蒋这时认为最需要解决的，既不是东北军，也不是红军，反而是杨虎城及其所部。因为在他看来，西安事变最主要祸首就是杨虎城。杨之所以必欲与南京对抗，是因为南京必欲控制杨及其十七路军看家之本的西安及潼（关）宝（鸡）铁路沿线地区。只要解决了杨的问题，中央军进入西安，西北善后也就基本上成功了。因此，蒋明显想不动刀枪，靠谋略来降服杨。
何应钦这时的善后方案完全没有顾及到西安对杨及十七路军的意义所在，很简单地命令杨部退出西安，移驻陕北。蒋对何的做法十分不满，在日记中激烈批评何此一处置实属“愚劣之误国”。他的策略是给杨留足面子，只要允许中央军进驻，则十七路军“准在西安酌留一部”。
蒋介石很清楚，要解决杨的问题，还必须要设法离间中共红军与杨的关系。他“对共党之策略”很明确：“予之出路，以相当条件收容之。”据此，他早就让陈立夫联络周恩来，请周从速秘密来京“面商一切”。同时通过中共代表潘汉年密告中共方面，盼对各方“暂宅静默”，以免外交发生困难及不利。
蒋的这一态度自然会让中共中央对红军继续保持第三者地位抱有期望。
7日，毛泽东接连两次致电周恩来，从宣传技术的角度对西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意见。一是批评西安解放社广播过于尖锐，未能注意策略，强调开火以前攻击锋芒应放在少数亲日派身上，不能批评蒋及南京中央，更不能表现出好战的姿态。二是对周发来的杨虎城及各军长新的通电的文字做了修订，指出切忌站在与南京中央对立的立场上谈话和表态，如批评南京善后办法时不要说整个中央，要说“中央部分同志”；说到中央军进攻时要说，“我们知道必有许多袍泽不愿内战而愿联合抗日，其进攻是属于命令”；说到蒋、张时要说，“我们愿在蒋、张领导下坚决为抗日奋斗”。
1月8日，在潘汉年陪同下，国民党中央组织调查科总干事张冲抵达潼关。惟因担心被扣，张并未进至西安，只是请潘到西安代为转达蒋的三点意见：一是张学良必须留京，二是西北问题将取政治解决办法，三是希望周到奉化密谈。
根据毛、张电示，周恩来分别在致蒋函和给张学良的信中再度提出了“撤兵释张”的要求。但他在信中亦改变了中共方面过去反对南京插手西北事务的态度，首度代表中共中央对蒋做出承诺说：南京方面若能“尽撤入陕甘之兵，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安主持”，则西北“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进行”。
危机毕现
中共中央这时不了解的是，张学良1月7日已决心放弃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关系，主动向蒋提出甲乙两案，以求彻底解决西北军事善后问题。
其甲案是建立在南京政府继续“剿匪”的基础上的，主张如中央继续“剿匪”，则请“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整理训练，担任国防工程”，由他负责调出及整理。其乙案是建立在中央不再“剿匪”的基础上的，主张如中央不“剿匪”，可调杨虎城去甘肃，以中央军和晋军等驻陕，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他帮助整理完毕，即可交王树常负责。
总之，他希望能就此将东北军调离陕甘，以免在西北乱局中被南京和中共红军分化瓦解。同时，这也可以减少蒋对他与中共红军关系的怀疑。为了让蒋相信他是真心为南京着想，他在交出甲乙两案时还特别告诉在他和蒋之间传递消息的戴笠称：解决西北善后的关键，在于切断东北军与红军的联系，南京军事善后办法是让东北军“与匪打成一片，实属大错”。 蒋介石最初对张案，尤其是对由张出面协助解决东北军问题的办法并不认同。他修订后的甲案基本上还是自己原来的设想：东北军全部驻甘肃，十七路军各部移驻陕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全归中央军驻扎。乙案大体照张的设计，惟蒋对乙案并不重视。
13日，蒋介石正式将自己修改过的张学良甲乙两案交杨虎城代表米春霖带回，限期最晚16日必须做出选择。
为避免战争，经中共中央认可，周恩来等16日下午与杨虎城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进行了紧急会商，决定接受甲案，同时宣布取消西安事变后成立的一切临时组织，惟坚持要求蒋放张回陕和谈判三部的防区问题。考虑到蒋未必会接受放张要求，傍晚时分周恩来致电中央书记处，要求中央答复：“一、蒋对防区让步，但坚不放张，是否决心打？二、蒋对防区让步，允张三中全会后回视事，是否接受？三、打有失守西安而屈服的危险（杨告我前线只能守三天），是否还打？”
中共中央这时对军事形势的估计，是建立在电台14日截获的蒋介石几天前关于“非得总攻令不得进攻”的情报基础上的，相信“局势有好转征兆”，因为对战争危险估计不高，故对于放张问题，中共中央的答复意见是：“条件略高无妨碍。”
据此，西安方面代表鲍文樾等17日呈送《杨虎城呈蒋委员长函》，除承认中央任命、同意取消临时组织外，坚持要求南京负责解决“张副司令出处问题”，并要求东北军驻甘肃，十七路军驻西安周围，红军驻陕北；同意中央军进驻陕西，但请驻潼关、华阴一带，只派三至四团兵力护路。
鲍文樾等提交的方案，刚一交到何应钦手上即遭否定。蒋介石看到方案后，也马上复函严厉斥责杨虎城称：此方案实不许中央过问西北，“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所及之陕甘，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之续”。
事至于此，蒋介石已转而开始着手部署具体的军事打击行动，准备要诉诸战争手段了。只不过，鲍文樾18日到奉化见蒋时，向蒋秘密报告了一个情报，称虽然杨虎城及东北军少壮派有中共红军撑腰，但东北军高级将领则必欲脱离陕甘，已有所密谋和计划。因此，蒋介石当天下令称：原定22日开始的“绪战与轰炸日期须另行规定，不可即时开始”。一旦东北军按约定从潼关撤退，中央军即准备于23日、24日开始轰炸杨虎城部，然后即开始进攻西安。
至此，西北善后明显地进入到了一个极端严重的状况：西北三位一体之瓦解，以及中央军对西安城的大举进攻，都一触即发，而中共方面尚不知情。
方针难定
几乎就在蒋介石紧锣密鼓地做进攻西安的战争部署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刚刚发出一封由周恩来起草的给共产国际的电报，汇报了西安事变释蒋后工作的经过。
也在同一天，即中共中央的电报还未发送到莫斯科的时候，它却意外地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前一天亦即19日发出的一封措辞严厉的批评电。内中批评中共中央未能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方针贯彻到底，导致放蒋后中共与南京之间的关系不是走向和平，而是重又开始走向紧张和对抗了。电报明确提出：同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及其军队的合作，必须服从于“争取同南京采取联合行动反对日本侵略者”这一主要任务。
紧接着这封电报指示之后，共产国际第二天又发来电报，更进一步提出了根本改变与南京中央政府对立的苏维埃政权形式和军队形式的要求。
对于中共和红军，蒋介石也一直没有停止分化拉拢的努力。几天前，他刚刚通过潘汉年表示了他愿意有条件妥协的态度，惟希望中共能够劝说张、杨两部接受张学良所提两案之一案。
面对西安方面基本不能战、按共产国际指示亦绝对不应战的现实与原则，毛泽东已意识到实现西北半独立局面可能很小了。问题是，蒋是否真的能停止“剿共”并保障红军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呢？他不得不致电潘汉年，表达了这方面的严重担心，“要求蒋亲笔答复恩来一信”，并强调“我们可保证绝对守秘密”。
潘汉年很快回电，报告了蒋请宋子文所做答复，要中共打消顾虑，相信中央。但对于保证书，蒋明确拒绝，“一切概由宋先生转达，亦即证明蒋先生意旨”。
对宋子文的答复，毛泽东并不放心。他进一步详细解释说：现有红军即便照过去一样仅发很少的伙食钱，每月也需要五十余万元，以后停止打土豪了，将绝无办法应付支出。现在划给红军的陕北八县粮食极少，无法久驻。所以还是让潘汉年提出要求，要蒋给亲笔信，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指定驻地，同时允许按月发给经费，并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
艰难抉择
共产国际1月19日指示电于20日到达，恰好赶上蒋再度准备发动军事进攻之际。打还不是不打，几乎全在中共中央当时的一念之间。直到21日晚，毛泽东等依旧未能做出最后的抉择。22日，毛还特别以毛、周两人的名义去电潘汉年，要其转告蒋：只要蒋能对中共做出诚意表示，并在防地分配及对张、杨二人待遇上持爱护政策，中共方面愿意保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决不会造成割据和妨碍南京国防政策。“假如他们不对，我们当同蒋一道干涉他们。”
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共产国际指示，检讨自身工作。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共中央此前的工作确有错误的地方，如1936年抗日反蒋政策转变得不够及时和彻底；西安事变后发表宣言要求把蒋介石交付人民裁判是不对的；释蒋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但认为蒋近乎投降，把条件宣布是很幼稚的。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是，尽一切努力实现和平善后。据此，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会后即动身赶往西安附近云阳镇红军前敌总司令部去了。
25日，眼见潼关一线东北军并未后撤，蒋介石遂下令，等到27日下午东北军再不撤退，就对东北军前线阵地及其前线司令部实施轰炸。
面对这一危急情势，周恩来等仍坚持原定的无论和战都应由东北军自己拿主意的原则，力促东北军将领连夜开会自决。然而，会并未开成。最后还是杨虎城、何柱国两人作出决定：潼关方向东北军10天内撤至渭河北岸，请张学良回陕见众将领训话一次，即全部开赴甘肃。不料，左派军官对此坚持反对，一些人并跑去前线部队中活动，准备发起对中央军的作战。 毛泽东和赶到云阳的张闻天这时都力主让步。毛接连以非常坚定的语气电告周、博及彭、任等： “无论如何要说服东北军左派，全军整然撤退，不可冲突。”
由于蒋介石始终把军事解决视为不得已之策，因此，得知东北军内部纷争后，他即于27日电示顾祝同转告东北军各将领称，一俟移防完毕，可保证必为张学良向政府请求，以使张能出而效力。有了蒋的这一表态，再加上27日张学良也有函电对东北军干部进行劝诫，东北军将领几乎一致赞同从潼关撤兵。
但杨虎城和十七路军、东北军内的左派军官对可能出现的局面，还是难以接受。经过中共再三劝说，1月29日晚，杨虎城终于下定决心，且与东北军将领商定了从潼关撤兵的时间与步骤。
一切似乎都在按部就班地向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前行。
乱局底定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晚上，西安方面就有消息称，南京当局并不打算让张学良回陕。30日上午9时，周、博电告中央：按现时情况及杨和左派的要求，我们恐需做两手准备，战争可能难以避免。
对此，在云阳的张闻天表示异议。他提出，今天我们的基点应放在求得和平。只有在我方实行甲案之后，南京仍向我们进攻，破坏和平时，我方才应当实行自卫作战。在西安的周恩来对张的意见表示了不同看法，他电告中央军委说明，如果两友军决心打，而红军不打，会冒失去朋友的危险。为说明自己的观点，当天傍晚，周恩来、博古专程赶到云阳镇，当面向张闻天、彭德怀和任弼时等介绍了西安方面的情况。与会者最终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同进退。
对这一主张，毛泽东最初明显有些犹疑。他复电周、博称，据潘汉年观察，蒋并无战之决心，重在政治解决。但紧张思考之后，他还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复电，表示接受前方领导人作出的决定。
但当天下午，事态又有了新的变化。直到当天晚上九十点钟，西安几方代表依旧争执不下。故周恩来不得不电请红军各部原地集结待命，“最后决心明日电告”。
实际上，三方讨论竟夜，多数主和。第二天一早于学忠到西安，坚决反战而主和。结果，因顾祝同许诺东北军移驻甘肃前“张可回陕训话”，故2月1日午后，东北军东西两线部队已经开始撤兵了。
出人意料的是，在西安的少数东北军少壮派于1日深夜联名通电前线部队，“决定以武力贯彻副座回陕之要求”。2日晨，他们一群人持通电文本打算挨个逼迫在西安的东北军主要将领签字认同，结果一开始即遭到反对。愤激之下，这些军官竟然枪杀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剿总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副处长宁学礼等数人。
时至午后，东北军前方部队不仅没有响应西安左派军官的通电，而且各将领特别是王以哲所部以及其他一些军师长，反而纷纷率部撤兵，有的部队还转向西安方向警戒，并开始捕杀自己部队中的左派分子。
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周恩来不得不毅然派人将几名最激进的左派军官秘密送去红军驻地暂时躲藏起来，然后报告中央称：“毙王事件东北军高级将领均欲惩办祸首，少壮派已悔过认罪，离队远避。”
多半是出于一年多来一直与王以哲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电报往来关系，再加上对争取东北军多数将领仍存有某种希望，毛泽东对此举极不认同。2月4日，毛泽东一连三电吊唁王以哲。同时，他以张、毛联名电的形式致电在云阳镇的博古，强硬提出：“杀王首犯应交出正法”，“杀王同谋犯我们亦不能收留，当送往各县为宜”。
对此，周恩来于6日下午复电中共中央，详细说明了他所以不赞同交出这几个杀王嫌犯的原因。其电称：2月2日的惨案后，少壮派溃乱，高福原被杀，四个团长被扣，一个营跑走，受左派影响的政训处和张公馆机要人员跑光，重要文件散掉，特务团、抗先队被迫躲去邠州，留在部队的抗日同志会成员都表现恐慌。而老派将领纷纷投降出卖。左派处境孤立，地位极困难。东北军已面临极大危机， “不宜再打击左派，长右派气焰，而更便于南京各个收买与分化”。
随着2月9日顾祝同及行营人员开始在西安办公，国共双方正式启动两党谈判，继续争取和团结东北军的条件也很快不复存在了。3月初，东北军全部东调豫皖。之后，连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也被撤销了，杨虎城被迫出国。张学良虽经蒋于2月13日提议恢复公权，并得批准，但仍交军委管束，再无恢复自由之条件。
但自西安事变以来近两个月的经历，也让中共领导人见识了很多，也成熟了很多。2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度讨论总结党在西安事变问题上的工作情况。毛泽东和张闻天都没有再讲全盘肯定西安事变的话，而是一致强调西安事变是有过两种发展前途的，一个是内战，一个是和平统一。左派（杀王）事件的发生，就说明内战的前途一度确是存在过的。
他们承认：“我们在部分的利益与整个利益的联系上，有时表现有些动摇”，“对左派（分子）没有做坚决的斗争”。现在，西安事变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正是由于方针的转变，即摆正了部分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从而把与南京之间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真正摆到首位来了。
（本文的学术研究长文刊发于2016年12月28日出版的《抗日战争研究》第6期，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