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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五月份就调到市上来了。我一直想说那个事，对他，但话到嘴边，总是被什么东西又挡回去了，是虚的，或者叫怕，但虚什么怕什么自己也闹不明白。在市文联报到的头一天，中午下班后，我就在花园小区院内碰到了刘德。我停好车，背上肩包下车前走时，刘德开着辆四轮电动黄摩托，驶到了我跟前。就是那种，各地非常盛行的老人接送小孩上学的有外壳的电摩托。刘德开这么个车干什么去？记得十多年前，我刚认识他时，那是何其威风。我在西山县文联工作，他在肃阳县文联，都当着不大不小的主席。他每次从肃阳去皇城夏日塔拉草原都要路过西山停留一下，和我见个面，并且虚虚实实地邀请我一起去皇城。他开着辆绿吉普，车里总是塞满了超载的女人。还邀请我去？哦！我嘴上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重要的是，得一起吃饭，叙叙旧呀，这是刘德的口头禅。从肃阳到西山一百多公里，从西山到皇城又是一百多公里，正好中转。“看上哪个？我给你介绍。”饭桌上，刘德说，嘴角上挂着一丝象形的得意，当然，还有一种超然的巴结。“什么呀？”我说，“都老朋友了，你胡说啥嘛！”其实，只有那个叫金香的每次都有，别的，都是刷新了的。“真的，这个是歌舞团的，那个也是，那个是搞摄影的，还有，”他说，指着我对面的高鼻梁的被他称为红袄袄的女的说，“那个，红袄袄，和你一样，也是个诗人。呵呵……”他意味深长地试图在我平静的天平上加个砝码。“呵呵，”他又是一声自然的笑，“你们俩——合适。”我停了停，我也得给他加个砝码，让他赶紧平衡。我装作承接而又央求的样子，但我贴在他耳边说的是另一个意思。“单我已买了，你安心吃饭吧，老哥，别再作践我了。”我说。“那咋能行？”刘德一反常态地冷冽起来，继而，马上长出了一口气，像是卸载了一份重量。“也行，也行。”他说，“不说了，不说了。”对面的红袄袄诗人望着我笑得都出了声。
“啥时候来的？”刘德已开了摩托车窗问，又觉得不妥，开了车门，从车头边转到我跟前。“不回吧？”
“不回，”我说，“我调市文联了。”
“那太好了，啥时候给你接风。”他说，脸上真像刮过猛风一样的吃惊。“行！”
行什么？
我想到的是，就在头天晚上我还琢磨着怎么说的那句话。
“那个……”我说，但立马被一种说不出的难为情给堵住了，像堰塞。可是，症结在哪？“那个，”我说，“接风就没必要了，有空了我们一起出去转转，散散步什么的。”像是在做什么铺垫，自我纠结涣散了，为下次的能说出那么大的余地而庆幸。
“好，”他说，“我约你。”
“你干什么去？”我说。“这个。”我指了指摩托车。“很黄呀。”
他一笑，又显出了十多年前开吉普的风范，但马上又萎陷了下来。“接孙子去。”他说，“三年级了。”
“他爸爸妈妈呢？”我记得他以前给我说过，但我还是问了。
“在皇城牧场里放牧呢。一群羊，一群牛，还有……”对，他说过，大儿子、儿媳妇在皇城放牧，二儿子在湖南什么地方搞文化传媒公司，实际上就是开了个店，卖我们这边的祁连玉器。十多年前，他开车去的就是皇城牧场，那是他的老家，他在肃阳县城上班，离得远，就常开那辆吉普去。那时，他的大儿子还在皇城中学上高中，后来听说和那个比他大七八岁的红袄袄有段恋情。然后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也没人说了。再后来，刘德连吉普也不开了。我试探着问过，他说，车给儿子了，放牧用。
“红袄袄吗？”我说，他知道我的意思。
“可能吗？”他说，有些愤愤然，但肯定还夹杂些什么，促使他茫茫然地上了电摩托，在车窗里挥了挥手，开走了。
那么，晚饭吃过后，我约他一起去高铁站那儿去溜达，或许是个很好的机会。其实我和刘德就住在一个小区，并且还在一栋楼上，只不过他是一单元，我是三单元。我的房子还是经他介绍买下的。三年前，刘德退休了，不过我们一直不密不切地来往着，有时候几天发上一个短信，或者在微信上发个笑脸什么的表情图片，有时候几个月都没个音信。前年冬天，他突然在微信上问我：在吗？我明明手机一响就看到了，但出于一种漠然，也可叫感情磨损后的慵懒吧，反正，我没有及时回话。他又给我发了朵玫瑰花，我也没理。这玫瑰一下子会使我想到“我给你介绍”那句话，让人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恶感。他又说，“有好事，”我还是没理，甚至把心又往远里撤了撤，关了手机屏，像是一种逃离。但没过一会儿，手机响了，他不在玩那些小暧昧了，直接把电话打了过来，说明他真的有事按捺不住了。那時，我根本没有在市上买房子的想法，但经他滔滔不绝的一段言说，我心里松动了：他说我儿子正在上大学，马上毕业不得考公务员嘛，考到市上不得买房;他说，就我这情况，调到市上的可能性极大，调市上来不得买房嘛;他说房价长得这么快，迟买不如早买……他说，尽管花园小区处于二环外，但旁边正在修高铁站，过不了几年，势必就会成为市中心的，主要是花园小区属于棚户改造房，房价便宜。他又报了许多小区的房价给我做了比较，的确合算，也合理。我就全权托付他，给我买下了一套。
关键是，他说，房子有他统一找工匠装修。他说，他已联系了好几家子了，这样联合起来装修便宜。我起初的反应是，他好像个联合公司。
妻子不同意，因为他姐夫就是木匠。可我还是抵触住了。人家帮忙做好事，你怎么好推诿。他的情真的太热，“不是好朋友谁给你透这个底，”这是买房时他常给我说的话，的确，买房的时候我就没操过一下心，但房子要比一跨过二环路那边小区的一平米将近便宜一千呢。每次他在电话里征求我的装修意见，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像是我亏欠了他什么，他说得越仔细，我就觉得亏欠越多，像是我不信任他了。而妻子在一旁用冷眼剜着我，倒更像是加重了份额。“人家真是一片热忱。”我说。妻子嗤了一声。
房子买下了，但儿子毕业并没有回来，他去云南了。好在市文联的《丹霞》杂志编辑退休了，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怎么就想到了我，调我来。我乐意干喜欢的工作，正好房子也派上了用场。 房子装修好后，我来市上开会或去兰州坐高铁住过几次，最仪式的一次是，刚装修好后，妻子正好放暑假，我利用周末和她一起住了两天，就是那次我们置办下了一套灶具。正好也派上了用场。
我忘了从车上拿下妻子头天在西山给我购置下的伙食，看到刘德驶远的电摩车，无形中，又把托付到散步时说的话，拽了回来，心里加重了失落。到电梯口，按按钮时，我才意识到两手空空的缺少什么。我才醒悟过来。我返回车旁，拿上一包一包的蔬菜、挂面和猪肉等，回了楼上。
我切好菜，等着水开。可以这样，我会和刘德沿着人行道，一直向高铁站那儿走，迎面会碰上一个女的，肯定是个外地来的旅游者，她会突然说：帮我照张相。她转过身子，背对着高铁站，手向上伸着，摸到了路边的一个松树枝。她把手机给了刘德或我，最好给刘德，他是专业摄影家嘛。她说，一定要把“河西站”取上。这样，刘德就有了炫耀的机会了。他会夸夸其谈。他会边讲摄影技巧，边不停地让那个女的换着姿势，一连不断地照相。他还会抽空非常合时宜地把那个女士的微信加上。这样，我就趁机说，还是照相机照起来比手机好，一按“咔咔咔”地，多有成就感。对，相机……
可是要是没那么个上心的女旅游者呢？
那么，我们就继续向高铁站那儿走，那么，坐在一张休闲椅子上歇息会吧。总会有个旅客要我们帮忙给他照张相吧。没有也行，夕阳西下了，多美，我说，老哥，给我照张相吧。他连着给我照了几张，我都不满意。我说，还是照相机照起来有成就感，“咔咔咔”地，尤其是那种老牌子的。
他会说……会说什么，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
也许，这时锅开了，电话也直响着。
刘德说：下午一定要接风，一定。有个多年的老朋友，一说，比我执意。
“谁？”我说。
“见了你就知道了，”他说。“六点半。沙洲生态园。”
我的高铁计划泡汤了。
我到市上来的少，沙洲生态园，听都没听过。下班后，我在车上设了导航。原来就在东二环，出市区，去西山的路口旁。这儿倒是常路过，只要来市上是必经之路。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拐进大门，里面很空旷，不知道的人，以为进了一座废弃了的旧工厂。路倒是水泥路，但路两旁的老房子透着满目荒凉，只有一排钻天杨，像银针一样，针灸着这一小片疮痍之地。我迟疑着，停下了车，把导航又重设了一次，没错。可前面很渺茫呀。我给刘德打电话，我说这里不像有吃饭的地方。我急着说周围的景象。还没说完，刘德就抢了话语。“就是的，”他说，“沿水泥路一直前行，没处去了，就到了。”随后是一声硬挣的嗟叹，“这个地方真好，有一种神秘感。”这句肯定是电话没顾上挂给旁人说的。传过来的是一个女人煽情而得意的“哼哼”声。也许，他就是有意让我听的。
水泥路不长，在一个照壁前戛然而止。紧接着，左边是一大片水泥地，一百米外，是一座硕大的钢结构的大篷房。这个地方，是的，我来过，想起来了，是曲文斌的詩集《西门》首发式上。只不过是别人开的车，从另一道，也就是我现在能看到的两排杨树夹道的北门进来的。
进门后，到处是盆栽的花草和树木，看不见水，却有“哗啦啦”的流水声，像是弹琴，像是洗濯。我想前行深究，已过来个服务员，问我是不是刘先生的客人，我赶紧应了，随着他的手势前行。
随即，在她的引导下，我怎么就产生了莫名的庄重，并有一种势在必得的壮烈感。是的，我进门就问，就给他说那句一直想说的话。看他怎么回答，如果一切照旧，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原封未动，那一切都释然了。如果他动了我的奶酪，也许就是一次失败的了然。不，不不不，不止是失败，是我失败嘛，还是他失败。或许是我没开弓，而他，用力太猛，反而伤了自己。我算是明白了一点点，这一点点不是谁对谁错，是怕他的错伤害了他。但，他有嘛，这种错。也许，整个事情真的原封未动。
但是，当服务员把我带到包箱前，看了一眼包箱的名字，我的硬挣一下又被软化了。“西山厅”，他分明就是冲我来的，对啊，是给我所谓的接风呀。
桌子上已坐满了人，相互交头接耳但又都大声地说着什么，很热闹，很寂寥。当然，热闹是整个场面的情景，而寂寥，是我看到那种场景后，心里索然而生的。
正位上坐着个女士，左旁是刘德，他们俩说着什么，声音倒是很低，耳鬓厮磨的样子。见我进去，刘德也没多说话，只是向我招招手，示意我坐，就在那个女士的旁边。我睃了一圈，整个桌子，其他座位都有人，只有女士右边的位子是空的，看来是给我特意留的。我落坐的时候，女士侧了侧身，嘴里咕弄了句什么，仿佛是说诗人什么的，声音很小，如果是电影蒙太奇，可以省略成为六个黑点点，而应该把她脸上揉杂了很多东西的笑要特写的。那是一种她自认为比话更重要的笑，还是没有从刘德那儿收回去的笑？
到底是诗人还是摄影？
我正迷蒙着，她又和随意伸过手来和我握了一下的刘德说开了。是摄影，是的，他们说的是摄影。并且人人面前都放着一份“民俗摄影家协会成立细则”，我拿起翻了翻，下面还有一份“民俗摄影家协会章程（草案）”。
“你们？”我说，用胳肢碰了碰右边的一个和另一个说得起劲的男人。我嘴唇感觉干裂，拿起水杯，呡了呡。
那人起先不屑，转而马上凑出了几份热情。“我们在商讨成立‘民俗摄影家协会’。你？”他看看我，很疑问地问，“你也爱好摄影吗？”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但他马上释然了。兴许他只看到了我点头，兴许他的心里早就有底：既然是来参加商讨会的，肯定是同路，他的所问不过是一种礼仪，或者就是看到我没背相机的小小的怀疑，因为他们面前除了章程之类，都有一部大小不同的相机。但他还是向我说，“好，欢迎欢迎，”又接上和旁边的说没说完的话去了。
刘德看了我一眼，颔了颔首。“我们说个事。”他说。 那女士又把给他的笑给我稍稍转让了点。
我还了笑，一并点点头。
这么多的相机，我想说相机，我还想引申，但我根本插不了嘴。我也没那份勇气了，我得重新设计。
但，我的话，我要对他说的话，与相机有关吗？——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原封未动的话。
我站起来，出了包间。我看到了流水，是一根塑料管沿着顶篷上的一根钢管伸过来，水就是从塑料管里流出来，打转着一架巨大的木水车。我走近前，接了些溅出来的水，在手上搓了搓，很凉爽。一感动，摘下了眼镜，伸出手，满满接了一捧，在脸上搓着。然后，我也不擦，戴好眼镜，坐在旁边的一个石凳上，听风听雨听过去。风，接风的风——
有一个人也跟了出来。他坐在了我旁边。“环境挺雅致。”他说，是向我搭讪。
“是的。”我说，我并没收回我的听，感觉是向刘德说的。
“我知道你，”他说，“刘德说过你。”他说。停了停，他又说：“你给他的摄影作品配过诗。”
“是吗？”我说，想了想，早了，十多年了，我刚调到西山县文联。我最早时在煤矿上工作。“有过，给他配的照片是《肃阳的早晨》。”
“对，《肃阳的早晨》，在《摄影艺术》上配发过。”他说。“你也入吗？”他又说。我感觉到了他口气里的荣耀。
“入什么？”我问。
“‘民俗摄影家协会呀，’”他说，很讶异地往大里张了张眼睛，“你不是也参加成立‘民俗摄影家协会’商讨会来的吗？”
我得认真了，我顿了顿首。想否定，但我说“是的。”我又说：“他怎么又想起来成立这么个协会。”
他很错愕。“你不知道吗？刘德退休前不是兼着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嘛，退休后不让兼了，他就想另起门户。”他说，舔了舔嘴唇，“不过，他不当主席，主席由肖红当，就他旁边那个女的，他当副主席。”停了停，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他又补充道，“肖红有钱，方便办活动。这块地都被肖红买下了，她要搞宾馆和餐饮业。先开了这个沙洲生态园。”
这时，服务员过来叫，要上菜了。
刘德致歉，说刚才忙着说了个事。他开始一一介绍在坐的各位。
“肖红，”那个女的，在外面时我已知道了她的名字。“祁连玉文化传媒公司经理，兼‘民俗摄影家协会’主席。”
肖红站起，依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笑，与大家郑重其事地握手。看得出来，他们之间都很熟。
肖红，那种笑，笑出声来的笑，在哪里见过……
肖红，不就是那个红袄袄嘛。
我也想过放弃，对他，对刘德要说的那个话。就当是没有过那回事，就当是……我设想过把那个事情从我的生活、或者说是记忆里切取掉算了。但它总是不由自主地，时不时地就冒出来咬啮我，让我动不动就陷入了一种又一种的设计之中。最多的当然还是去高铁站散步，因为花园小区离高铁站很近，而那里又最适合从火车上下来的游客们照相留念，要照相，就会很容易涉及到照相机的话题，那么就可以关照到我要说的那句话。但是一个多月了，我吃过晚饭一联系刘德，好多次，他都说没在家，在忙筹备“民俗摄影家协会”，发展会员了，弄办公场地了，申请了注册了的，他还撺掇我加入那个协会。
看来，我一次又一次设计好的，也最痴迷的，去高铁站散步是一张失效的图纸了。我得另辟新径。
有了，似乎灵光一显，去他家。
时间，应该安排在中午，因为我看到他刚开着那辆黄色摩托车接孙子回来。不打电话，直接去，如果打电话，他说在外面的话，我会陷入另一个说不出的痛苦中——他明明在家，为什么说不在，是在逃避我吗？为什么逃避？逃避我要问他的那句话吗？那么他一定是动了那个事了，他知道我一直在找机会问他了。那么，他为什么要动那件事，是谁给他的权力？谁？我得赶紧打住，赶紧把自己捞一把，才能把陷入责难的泥淖中的自己捞出来。
那就不打电话。直接去。理由是——？
我家里还没装上网，我刚回到家，接到一个电话，要篇稿子，外地的，要得紧，到他家发个电子邮件。
我背上笔记本电脑，到了一单元，坐电梯，上到十一楼，出了电梯口。他家我去过，在一出电梯口的右手。我敲了敲门，没人应门。我又敲，边敲边设计着里面的动静。但里面没任何动静。门“咵”地一声突然就开了，开门的正是刘德。能想像得出来，他的那种吃惊而略带责备的友好，还有小小的责难：这么长时间了，终于想起到我家来了;来的时候也不打个电话;快，赶紧进来，进进进。
客厅里收拾的很整洁，正墙上的影视柜的格子里，摆着鹿啊羊啊的各种工艺品，放电视机的柜子上，一头放着一块半米高的有山水画纹路的祁连石，另一头放着一个电动的转经筒，“嗡嗡嗡”地响着、转着。
厨房里有人，有厨具响动的声音。屋子里弥漫了从厨房里漂出来的烤羊肉的膻味混合着陈积下的酥油味。“阿爸，”从厨房里传来一声喊。刘德没应，他在忙在给我让座。他说用他的电脑发，还是用我的发。我说我的方便，文件在我的电脑上。我在餐桌上打开了电脑。其实，我没可发的，只是做做样子。
“尕尕叫你呢。”这时，我才注意到沙发上睡着个人。
“嫂子好，”我说，“咋了？嫂子。”
沙发上睡着的是刘德的妻子。
“有些感冒。”她瓮声瓮气，带着很重的鼻音说。
刘德去了厨房，和里面的人说着什么。
真香，我聞到的烤肉味。我舔了舔嘴唇。接着，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唾沫，我都听到了“咕咚”的一声。但我不能吃，我得下定决心。不然在当当的饭点上来，不让人家认为是蹭饭来的才怪呢。但我不得不来，我有我的意图。
我很快就“发”完了邮件。刘德已从厨房出来。 “饭就好了，”他说，“一起吃饭。”
“不了，不了，”我说，“我马上就走。邮件发过去了，我给对方发了短信，等着回复，看他收到了我就走。”我说。“回去自己做上吃。”我说，舔了舔嘴唇，又赶紧掩饰。
我真的不想吃他家的饭，但我也不能马上回去。回去就没啥意思了，就前功尽弃了。我得留住，我得找个机会，至于什么机会，我也不得而知。
我知道我得找到点与那件事有关的蛛丝马迹。
“先到我书房看看去。”刘德说。
正合我意。
或许吧，它就在那里。
刚到书房，厨房那边又传来了喊声。睡在沙发上的他的妻子突然发怒了。
“叫着呢。”声音不瓮了，很破。“尽干得那些鬼事。”
“咋了？”我低声问刘德。
“这两天犯病着呢，”他说，很恼怒，但又很无所谓，一副见怪不怪的不屑。“神经病。”
他又去了厨房。
可我看到了我想看到的东西，那个柜子。
我走上前，我想试试那个抽屉。我把手搭在了铁拉手上，一拉，没动。刘德喊呢。“吃饭，”他说。我缩回了手，身子也做了亏心事般地，像个小偷一样猛地做了个反转。赶紧拿起一本画册，装做刚要放下的样子。“一起吃饭。”刘德说，已到了书房门口。
我说我不吃，我在等短信。
我其实就没发短信，但这时，恰恰来了个短信，“叮咚”一声。
我不吃，但我也还不想走，我得找个借口说说那个柜子。
不过，我得说走，因为那个短信音。虽然我已翻看了，是个流量提示。但我得说是收到邮件的回复。
我被走与不走扭曲得成了一根纠结的麻花。
被刘德强硬地按在了餐桌边的椅子上，我麻木而机械地接过了他女儿递过来的一大块烤羊肉。“吃吧，”他说，“别客气，你进来后，我就让尕尕又添了一份肉烤上了。”他随手把我的笔记本放到了茶几上。“尕尕，我的姑娘，出嫁到内蒙呢，他阿妈病了，看来了。”他说。
“坏损。”沙发上，他的妻子突然咕弄了一声，又大声说：“吃啊，吃好。”她翻了个身，脸转向了墙的那面，沉默了。
那么，我还有什么理由提柜子的事，还有什么勇气说那个话。
我的又一个设想失败了。
我真想把那个事情剪切掉，把与那个事情有关的一切。但那个事仿佛是一件毛线编织物，拆开后，一根线就越扯越长。越扯越长。罢罢罢，我再也不想受这一次次萎陷的折磨了，还是从头说起吧。从前年买房，从那年冬天说起。
买房子的时候，还有个优惠条件，根据住房面积大小，一套房子送一间不小于十平方米的地下贮藏室。
我说过，房子装修好后，正好妻子放了暑假，我利用周末，和她到河西来，仪式性地住过两天。那次来河西时，我们是雇了辆小卡车的。我们在西山的楼房没有贮藏室，房间本身也小，书了啥了的堆得到处都是。还有一些旧家具，妻子是个很怀旧的人，总觉得啥都舍不得扔。其实我也是。扔了可惜，但不扔又实在碍事。我们拉了满满一卡车杂物，放进了地下贮藏室。妻子心满意足地给贮藏室挂了一把黄铜锁。
问题就出在这。
那年春节后，应该是正月十五刚过。我正走在上班的路上，突然手机响了，说是花园小区物业的。问我是不是锁着一间地下室。我说是。他说确定要不要。我说当然要呀，我都把东西放里面了，怎么不要。我又多个心眼问他，什么意思？要不要有啥区别吗？反正是买房送的。他说不送了，你们的楼房买的时候已占了另一个优惠条件，所以就不能占这个了。我说什么呀，什么另一个优惠条件，我怎么不知道。那人不耐烦了，说自己问自己去，自己买房自己能不知道;说外来的住户怎么都这素质，动不動装聋卖傻;又说，不和你多说了，要的话，就赶紧交钱，不要就抓紧把贮藏室腾出来。
“多少钱？”我问。
“三万。”他说。
本想要是几千上万的，交了算了，我是个干什么事都嫌惹麻烦的人，越简单越好，不想素事缠身，交了钱，落个干脆清静。可是，也交得太多了，三万块钱弄个盛破烂的地方，有意思嘛。
“怎么这么多？”我说。
“一个平米两千，你锁下的那间是十五个平米，你自己算去。”他更不耐烦了，甚至有些厌倦地说，“锁的时候尽嫌小，出开钱了又嫌多。”他用的是座机，“哐”地一声挂断了。
那么，另一个优惠条件是什么呢？如果可以，我拿这个换另一个优惠条件。我得赶紧去河西，就冲物业那人——噢，对了，他说他姓韩，叫他韩主任就行——说的，也得赶紧去，把这事给了了，不然，几天后，他们可要当垃圾清理呢。
那么，另一个优惠条件究竟是什么呢？我拿着我签了字的售房合同认真研究了一番，上面并没有写怎么优惠的呀。我完全恍惚了，我得先找刘德。
我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他说他知道。确定无疑，和物业韩主任说的一样。
“那你要地下贮藏室吗？”我说。
“要啊。”他说。
“得交钱，你交了吗？”我说，“太多，要是少，就交了算了。”
“我的比你的还多呢，”他说，揉了揉鼻子，眼睛一闭，又睁开，像是走神了，赶紧往回扯了扯。“二十平米，四万呢。”
“另一个优惠条件是什么？我怎么不知道。”我说。我掏出了合同，展给他看。“上面怎么什么都没写的，啥优惠？”
他并没接，只是撩了一眼。
“你傻呀。”他忽儿抓过了合同，“你看，一平米两千七吧。”他看着我说，“是吧。”
“是啊，这有问题吗？”我说，“没显示什么优惠呀。” 他声音猛然尖了一下，“问题就在这里呢。房子本来买的是一平米三千，每平米优惠了三百。这是内部价。”他说。
“优惠没优惠，有什么凭说吗？”我疑惑地问。
刘德像一辆行走的车，轱辘突然跌到了一个小坑，晃了一下，仿佛一个闪失。但他拿起了我给他沏下的茶猛喝了一大口，哼了哼，又稳住了自己。“你和二环内的房子比比，只过了一条路，价格相差就一千呢”。但他已经绕过了我问的话题。
“这个确实是你的功劳。”我说，“没有你透露消息，那有这么便宜的房子可买。”我耸了耸肩。“可是，这是棚户改造房呀，据说——”他没有让我说完。
“据说啥？棚户改造房就不是房了。”他有些恼怒，“你是不是怀疑我什么呢？”他说。
他这么一说，我真觉得我过了。据说，据说什么呢？就算是有补贴，也只能给本村——花儿村的住户补贴，能给我们外来住户补吗！我不想再纠缠这些了，我得赶紧转换话题，把眼下的事情解决了。
“你确定要地下贮藏室吗？”我说，“老哥。”
“确定要。”
刘德是我到河西后，打电话叫到我房子里来的。我不想要地下室，但我得把它给腾空。“我们到地下室看看去。”我说。
我拿了地下室的钥匙，两人出了门，可电梯没电。我又返回房间按灯，也没电。停电了。我们只得顺着楼梯走下去。
打开地下室，一看乱糟糟的，我就懵了。这么多东西，凭我，一时半会儿是搬不到楼上去的，何况，还停电着呢。但我必须尽快处理完了回西山上班。这个地方我又没有认识的人。我让刘德给我找几个人来搬，当然是出工钱的。
刘德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每次通话中，都备注着电梯停电了，结果一通下来，没有一个人愿意来，不是忙着，就是嫌没电梯、费劲。
怎么办？从西山这么远的路程拉到河西来了，总不能扔了吧，一想就怪可惜的，尤其是一些书和那个柜子。书是我订阅了二十多年的各种文学杂志，每次搬家，什么都可以往掉里扔，舍不得的就是这些书。柜子是我在煤矿上工作时，专门让我的一个好朋友用松木做的书柜，上下可以放书，中间是两个抽屉，能锁放贵重的东西。
书，我下狠心了，花上一下午的时间，一袋袋地往上背也要背到楼上去。至于那个柜子，是万万背不上去的。我在发愁。刘德围着柜子踅摸着。
“我帮你背。”他说。“书。”
“柜子呢？”我说。
他端详了一阵。他没说什么，在地下室的走廊里走了一阵，又返了回来。
“柜子放到我的地下室里，我给你保存下。等以后你来了，有电了搬你楼上去。”他说，一直用手体贴地抚摸着柜子。
当时，我真不该那么激动、那么冲动，看到他那么热心帮我，又看到他那么喜欢那个柜子，我居然像喝醉了酒般地感激涕零。
“柜子干脆送你吧。”我说，甚至聲音都有些哽咽。
他一惊。“真的吗？”转而又马上显出了平静。“那怎么行，我只给你保管。你随时都可以搬走。”
“反正我也没啥用处，楼上呢，你看着给我装修时装了那么多书柜。”我说，竟然说出了豪气。“就冲你帮了我那么多的忙，送一个旧书柜算啥。”
“好吧，他说。
“好吧。”他说着已动手先搬起书柜来。
那股热切劲，就连我突然想到柜子的抽屉里还锁着个东西，都说不出口了，都怕一说出就挫败了他的什么，就伤害了他的什么。我连忙帮他。他力气真大，也许是兴奋的缘故吧，他几下就把柜子挪出了地下室门，然后，一躬身就背起了柜子。我只能在后面扶着。
然后，他和我一人一个塑料编织袋，往楼上我的房间里背书。
柜子里的确锁着个东西。可是，就是那次从西山往河西搬的时候把钥匙丢了。也许早就丢了，也不一定。那个东西锁在抽屉里，好久了都没动过，就像一个人一样慢慢被人淡忘了。如果不是搬柜子，如果不是要把柜子送人。但那个东西绝对不能送人呀。
可是，我怎么说呢？
直到把书全背完了，我也没有说出口。
但出于某种原因，我又不得不说。
刘德坐在沙发上歇息。我沏好了茶。
“那个柜子里有个东西。”我试探地说，仿佛是我求他什么。
他肯定以为是帮我把东西背完了，我在反悔。能看出来他脸上露出来的愤怒。
“连柜子都是你的，我又没说要，只是给你保管。”他说的很平静，愤怒收得很快。
“不，我没那个意思。”我知道他知道我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柜子里的确有个东西。”我突然觉得内疚，内疚得就连我要说出那个东西的话都想撤回。我说：“没什么，也许吧。”
“那你现在可以拿钥匙开了抽屉取出来呀。”他说。他皱了皱眉。
“钥匙丢了。”我说，很沮丧。
“你随时吧。”他说，喝着茶。
随时开，还是随时拿柜子。我琢磨了一下。
“不了，送你了就是送你了。”我说。“要不，我们下去撬开它。”
“那可不行，”他说。他立马强硬了起来。“那可不行，多好的柜子，一撬就废了。就是撬，也得找专业人士来。哪里找专业的人？你找去。”
“那算了。”我说。
他迷上了眼睛，像是很累的样子。
“那里面到底是啥？”他突然问。眼睛睁得很大。
“是——”我没有说柜子里真正的东西，我转了个弯。我想说一个对他即无价值对我又很重要的东西，这样兴许他就不会动那个抽屉了。反正我不想让他动那个抽屉。“是账本，一些旧账。但有些没有结清。”我说。
“放心，不动你的，你把钥匙找着了随时开来。”他说。 钥匙一直没找到。起先，我是怕他动那个抽屉，而胡诌了谎话。后来，我反而怕他不动那个抽屉了，我想，他动了，然后给我说了就行了。但他没有说过，就连有一次他说他的地下室卖给别人了，也没说。他还责备我没要地下室，说地下室涨价了，赚了钱。
真的，他只要给我说了，什么事都没，要是让我问出来，多没面子，多伤害他呀。
他没动。你也不好问。他说他没动，如果撬开后，面目全非呢。
他动了。他没动。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就这么复杂呢。
我当时为什么要说是一些旧账本呢。我为什么不直接说出那个东西，让他有可能撬开了还给我不就得了。问题就在这里。
那么，我当时为什么不撬开柜子，又不是他的，我到底给了他什么样的希望或诱惑，或者近似于一种变相的讨好。
就是这么个事情。
我在编新一期《丹霞》时，又想到了他。按照惯例，每期的封二、封三都放的是书法、美术或者摄影作品，每次两人，封二、封三各一人。
我给他打电话，向他约稿：五幅摄影作品，加一张作者肖像和二百字左右的作者简介。
“真的吗？”他说，声音很喘。
“这有啥假。”我说，声音拖了一下，我想到了别的东西。
“你有这个权力吗？”他说。他马上又说：“当然，当然。”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以前可不好上。”
然后，传过来的是一个女人的低语，咕弄着什么，轻轻一嘘。
“马上，马上，”他说，“咚”的一声，手机断了，像是他直接把手机摔了。
杂志马上就出来了。我让美编特意在他的肖像旁加了一架照相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海鸥牌，用胶卷的那种照相机。杂志送来后，我首先给刘德打电话。我拍了封二的照片，从微信上先发给他。然后，我说给他带十本样刊，让他十分钟后，在花园小区楼下等我。
“看了吗？”我说，“还满意吧？”我说。我打开后备箱，先拿出一本。我翻到了封二。
“做的非常好。”他接过了杂志，定睛看了看。“好，”他哗啦啦胡翻了一通，端详了一下封三的油画作品。他的眼光往天空漂了漂，又睨了睨后备箱。他的心思在别处。
“是不错，”我说，“我也挺满意的。”我的心思也在别处。我接过了杂志。我指着上面的海鸥照相机，我想说的是：你见过吗？这种相机。但我又马上撤出了那种意境，显得很平静的样子，我说的是：“挺好。尤其你戴礼帽的肖像，有范。”可我的心里进行了一场不小的风暴。
他笑了笑，搓了搓自己的脸。他从摄影背心里掏出了一张请帖。“请你参加，民俗摄影家协会成立大会。”他说，晃了晃手中的请帖。“二十三号，河西宾馆。”他递给了我。也不用我说，他抱起后备箱里的那撂杂志，“都是给我的吗？”他说，向前走了几步，又转过来说：“多谢！请光临！”他说的是谢杂志，还是谢参加他的会？
我参加了他们的“民俗摄影家协会”成立大会。在沙洲生态园召开。
会后有个活动，是参观摄影艺术展。展厅就在餐馆旁边，新修的。展览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摄影作品;另一部分摄影器材。
我看到了它，一架海鸥照相机。
我叫服务员，让她把那架相机拿出来我看看。她不行。她说得主席同意。谁？我说。“刘主席，”她说，“我给你叫去。”
一会儿刘德随她来了。想是那服务员已给他说了，他二话没说就从展柜里拿出了那架海鸥牌照相机。他递给了我。
我接后，专注于相机的某处。我找到了， CL，那是相机的主人刻在底座上的，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主人叫张长江，和我在一个煤矿上工作，我和他都喜欢摄影，但他有相机，我没有。他很珍爱他的相机，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用，用完了总是锁在我的松木柜子里。1998年，差不多二十年了，他是安检矿长，有一次下井检查工作去了，就再没有上来，他被瓦斯打死了。
我说这是……但我没说，我说：“柜子。”
“什么？”他说。
我说：“我在地下室送给你的柜子。”
“噢，”他如梦初醒，“那个呀，在呢。”他说，“你前些天去我家，不是见了吗？在书房里呢。”
“可是，”我说， “可是，你动了吗？”我说，“你动了它。那个抽屉。”
“肯定动了，”他说，理所当然。“这么长时间了，你拿不来钥匙，我得用抽屉。”好像是我卖给他的，好像是他的。“我找了个专业的行家撬开的。”他说。
“可是，”我說，“东西呢？”
“你讹人呀。”他猛地激动起来。“哪里有什么账本？空空的，就连一张纸片都没有。”他顺手抢过了相机。
我说：“那可能是我记错了。”我突然有了一股勇气，狠了一次，我说：“我在煤矿上工作时，有个朋友也有这样一部相机，让我给他保管。他下井去了，让瓦斯给打死了，相机一直在我的一个柜子里锁着。”我望着虚妄的他。
“不定哪天他会要他的相机来的。”我说。
我望着刘德，他摇晃着，脸上瞬间汗渗得，像是小时候，我们玩耍时，踩着湿地边，挤压得渗出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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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时候来的？”刘德已开了摩托车窗问，又觉得不妥，开了车门，从车头边转到我跟前。“不回吧？”
“不回，”我说，“我调市文联了。”
“那太好了，啥时候给你接风。”他说，脸上真像刮过猛风一样的吃惊。“行！”
行什么？
我想到的是，就在头天晚上我还琢磨着怎么说的那句话。
“那个……”我说，但立马被一种说不出的难为情给堵住了，像堰塞。可是，症结在哪？“那个，”我说，“接风就没必要了，有空了我们一起出去转转，散散步什么的。”像是在做什么铺垫，自我纠结涣散了，为下次的能说出那么大的余地而庆幸。
“好，”他说，“我约你。”
“你干什么去？”我说。“这个。”我指了指摩托车。“很黄呀。”
他一笑，又显出了十多年前开吉普的风范，但马上又萎陷了下来。“接孙子去。”他说，“三年级了。”
“他爸爸妈妈呢？”我记得他以前给我说过，但我还是问了。
“在皇城牧场里放牧呢。一群羊，一群牛，还有……”对，他说过，大儿子、儿媳妇在皇城放牧，二儿子在湖南什么地方搞文化传媒公司，实际上就是开了个店，卖我们这边的祁连玉器。十多年前，他开车去的就是皇城牧场，那是他的老家，他在肃阳县城上班，离得远，就常开那辆吉普去。那时，他的大儿子还在皇城中学上高中，后来听说和那个比他大七八岁的红袄袄有段恋情。然后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也没人说了。再后来，刘德连吉普也不开了。我试探着问过，他说，车给儿子了，放牧用。
“红袄袄吗？”我说，他知道我的意思。
“可能吗？”他说，有些愤愤然，但肯定还夹杂些什么，促使他茫茫然地上了电摩托，在车窗里挥了挥手，开走了。
那么，晚饭吃过后，我约他一起去高铁站那儿去溜达，或许是个很好的机会。其实我和刘德就住在一个小区，并且还在一栋楼上，只不过他是一单元，我是三单元。我的房子还是经他介绍买下的。三年前，刘德退休了，不过我们一直不密不切地来往着，有时候几天发上一个短信，或者在微信上发个笑脸什么的表情图片，有时候几个月都没个音信。前年冬天，他突然在微信上问我：在吗？我明明手机一响就看到了，但出于一种漠然，也可叫感情磨损后的慵懒吧，反正，我没有及时回话。他又给我发了朵玫瑰花，我也没理。这玫瑰一下子会使我想到“我给你介绍”那句话，让人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恶感。他又说，“有好事，”我还是没理，甚至把心又往远里撤了撤，关了手机屏，像是一种逃离。但没过一会儿，手机响了，他不在玩那些小暧昧了，直接把电话打了过来，说明他真的有事按捺不住了。那時，我根本没有在市上买房子的想法，但经他滔滔不绝的一段言说，我心里松动了：他说我儿子正在上大学，马上毕业不得考公务员嘛，考到市上不得买房;他说，就我这情况，调到市上的可能性极大，调市上来不得买房嘛;他说房价长得这么快，迟买不如早买……他说，尽管花园小区处于二环外，但旁边正在修高铁站，过不了几年，势必就会成为市中心的，主要是花园小区属于棚户改造房，房价便宜。他又报了许多小区的房价给我做了比较，的确合算，也合理。我就全权托付他，给我买下了一套。
关键是，他说，房子有他统一找工匠装修。他说，他已联系了好几家子了，这样联合起来装修便宜。我起初的反应是，他好像个联合公司。
妻子不同意，因为他姐夫就是木匠。可我还是抵触住了。人家帮忙做好事，你怎么好推诿。他的情真的太热，“不是好朋友谁给你透这个底，”这是买房时他常给我说的话，的确，买房的时候我就没操过一下心，但房子要比一跨过二环路那边小区的一平米将近便宜一千呢。每次他在电话里征求我的装修意见，我都有些不好意思，像是我亏欠了他什么，他说得越仔细，我就觉得亏欠越多，像是我不信任他了。而妻子在一旁用冷眼剜着我，倒更像是加重了份额。“人家真是一片热忱。”我说。妻子嗤了一声。
房子买下了，但儿子毕业并没有回来，他去云南了。好在市文联的《丹霞》杂志编辑退休了，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怎么就想到了我，调我来。我乐意干喜欢的工作，正好房子也派上了用场。 房子装修好后，我来市上开会或去兰州坐高铁住过几次，最仪式的一次是，刚装修好后，妻子正好放暑假，我利用周末和她一起住了两天，就是那次我们置办下了一套灶具。正好也派上了用场。
我忘了从车上拿下妻子头天在西山给我购置下的伙食，看到刘德驶远的电摩车，无形中，又把托付到散步时说的话，拽了回来，心里加重了失落。到电梯口，按按钮时，我才意识到两手空空的缺少什么。我才醒悟过来。我返回车旁，拿上一包一包的蔬菜、挂面和猪肉等，回了楼上。
我切好菜，等着水开。可以这样，我会和刘德沿着人行道，一直向高铁站那儿走，迎面会碰上一个女的，肯定是个外地来的旅游者，她会突然说：帮我照张相。她转过身子，背对着高铁站，手向上伸着，摸到了路边的一个松树枝。她把手机给了刘德或我，最好给刘德，他是专业摄影家嘛。她说，一定要把“河西站”取上。这样，刘德就有了炫耀的机会了。他会夸夸其谈。他会边讲摄影技巧，边不停地让那个女的换着姿势，一连不断地照相。他还会抽空非常合时宜地把那个女士的微信加上。这样，我就趁机说，还是照相机照起来比手机好，一按“咔咔咔”地，多有成就感。对，相机……
可是要是没那么个上心的女旅游者呢？
那么，我们就继续向高铁站那儿走，那么，坐在一张休闲椅子上歇息会吧。总会有个旅客要我们帮忙给他照张相吧。没有也行，夕阳西下了，多美，我说，老哥，给我照张相吧。他连着给我照了几张，我都不满意。我说，还是照相机照起来有成就感，“咔咔咔”地，尤其是那种老牌子的。
他会说……会说什么，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
也许，这时锅开了，电话也直响着。
刘德说：下午一定要接风，一定。有个多年的老朋友，一说，比我执意。
“谁？”我说。
“见了你就知道了，”他说。“六点半。沙洲生态园。”
我的高铁计划泡汤了。
我到市上来的少，沙洲生态园，听都没听过。下班后，我在车上设了导航。原来就在东二环，出市区，去西山的路口旁。这儿倒是常路过，只要来市上是必经之路。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拐进大门，里面很空旷，不知道的人，以为进了一座废弃了的旧工厂。路倒是水泥路，但路两旁的老房子透着满目荒凉，只有一排钻天杨，像银针一样，针灸着这一小片疮痍之地。我迟疑着，停下了车，把导航又重设了一次，没错。可前面很渺茫呀。我给刘德打电话，我说这里不像有吃饭的地方。我急着说周围的景象。还没说完，刘德就抢了话语。“就是的，”他说，“沿水泥路一直前行，没处去了，就到了。”随后是一声硬挣的嗟叹，“这个地方真好，有一种神秘感。”这句肯定是电话没顾上挂给旁人说的。传过来的是一个女人煽情而得意的“哼哼”声。也许，他就是有意让我听的。
水泥路不长，在一个照壁前戛然而止。紧接着，左边是一大片水泥地，一百米外，是一座硕大的钢结构的大篷房。这个地方，是的，我来过，想起来了，是曲文斌的詩集《西门》首发式上。只不过是别人开的车，从另一道，也就是我现在能看到的两排杨树夹道的北门进来的。
进门后，到处是盆栽的花草和树木，看不见水，却有“哗啦啦”的流水声，像是弹琴，像是洗濯。我想前行深究，已过来个服务员，问我是不是刘先生的客人，我赶紧应了，随着他的手势前行。
随即，在她的引导下，我怎么就产生了莫名的庄重，并有一种势在必得的壮烈感。是的，我进门就问，就给他说那句一直想说的话。看他怎么回答，如果一切照旧，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原封未动，那一切都释然了。如果他动了我的奶酪，也许就是一次失败的了然。不，不不不，不止是失败，是我失败嘛，还是他失败。或许是我没开弓，而他，用力太猛，反而伤了自己。我算是明白了一点点，这一点点不是谁对谁错，是怕他的错伤害了他。但，他有嘛，这种错。也许，整个事情真的原封未动。
但是，当服务员把我带到包箱前，看了一眼包箱的名字，我的硬挣一下又被软化了。“西山厅”，他分明就是冲我来的，对啊，是给我所谓的接风呀。
桌子上已坐满了人，相互交头接耳但又都大声地说着什么，很热闹，很寂寥。当然，热闹是整个场面的情景，而寂寥，是我看到那种场景后，心里索然而生的。
正位上坐着个女士，左旁是刘德，他们俩说着什么，声音倒是很低，耳鬓厮磨的样子。见我进去，刘德也没多说话，只是向我招招手，示意我坐，就在那个女士的旁边。我睃了一圈，整个桌子，其他座位都有人，只有女士右边的位子是空的，看来是给我特意留的。我落坐的时候，女士侧了侧身，嘴里咕弄了句什么，仿佛是说诗人什么的，声音很小，如果是电影蒙太奇，可以省略成为六个黑点点，而应该把她脸上揉杂了很多东西的笑要特写的。那是一种她自认为比话更重要的笑，还是没有从刘德那儿收回去的笑？
到底是诗人还是摄影？
我正迷蒙着，她又和随意伸过手来和我握了一下的刘德说开了。是摄影，是的，他们说的是摄影。并且人人面前都放着一份“民俗摄影家协会成立细则”，我拿起翻了翻，下面还有一份“民俗摄影家协会章程（草案）”。
“你们？”我说，用胳肢碰了碰右边的一个和另一个说得起劲的男人。我嘴唇感觉干裂，拿起水杯，呡了呡。
那人起先不屑，转而马上凑出了几份热情。“我们在商讨成立‘民俗摄影家协会’。你？”他看看我，很疑问地问，“你也爱好摄影吗？”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但他马上释然了。兴许他只看到了我点头，兴许他的心里早就有底：既然是来参加商讨会的，肯定是同路，他的所问不过是一种礼仪，或者就是看到我没背相机的小小的怀疑，因为他们面前除了章程之类，都有一部大小不同的相机。但他还是向我说，“好，欢迎欢迎，”又接上和旁边的说没说完的话去了。
刘德看了我一眼，颔了颔首。“我们说个事。”他说。 那女士又把给他的笑给我稍稍转让了点。
我还了笑，一并点点头。
这么多的相机，我想说相机，我还想引申，但我根本插不了嘴。我也没那份勇气了，我得重新设计。
但，我的话，我要对他说的话，与相机有关吗？——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原封未动的话。
我站起来，出了包间。我看到了流水，是一根塑料管沿着顶篷上的一根钢管伸过来，水就是从塑料管里流出来，打转着一架巨大的木水车。我走近前，接了些溅出来的水，在手上搓了搓，很凉爽。一感动，摘下了眼镜，伸出手，满满接了一捧，在脸上搓着。然后，我也不擦，戴好眼镜，坐在旁边的一个石凳上，听风听雨听过去。风，接风的风——
有一个人也跟了出来。他坐在了我旁边。“环境挺雅致。”他说，是向我搭讪。
“是的。”我说，我并没收回我的听，感觉是向刘德说的。
“我知道你，”他说，“刘德说过你。”他说。停了停，他又说：“你给他的摄影作品配过诗。”
“是吗？”我说，想了想，早了，十多年了，我刚调到西山县文联。我最早时在煤矿上工作。“有过，给他配的照片是《肃阳的早晨》。”
“对，《肃阳的早晨》，在《摄影艺术》上配发过。”他说。“你也入吗？”他又说。我感觉到了他口气里的荣耀。
“入什么？”我问。
“‘民俗摄影家协会呀，’”他说，很讶异地往大里张了张眼睛，“你不是也参加成立‘民俗摄影家协会’商讨会来的吗？”
我得认真了，我顿了顿首。想否定，但我说“是的。”我又说：“他怎么又想起来成立这么个协会。”
他很错愕。“你不知道吗？刘德退休前不是兼着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嘛，退休后不让兼了，他就想另起门户。”他说，舔了舔嘴唇，“不过，他不当主席，主席由肖红当，就他旁边那个女的，他当副主席。”停了停，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他又补充道，“肖红有钱，方便办活动。这块地都被肖红买下了，她要搞宾馆和餐饮业。先开了这个沙洲生态园。”
这时，服务员过来叫，要上菜了。
刘德致歉，说刚才忙着说了个事。他开始一一介绍在坐的各位。
“肖红，”那个女的，在外面时我已知道了她的名字。“祁连玉文化传媒公司经理，兼‘民俗摄影家协会’主席。”
肖红站起，依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笑，与大家郑重其事地握手。看得出来，他们之间都很熟。
肖红，那种笑，笑出声来的笑，在哪里见过……
肖红，不就是那个红袄袄嘛。
我也想过放弃，对他，对刘德要说的那个话。就当是没有过那回事，就当是……我设想过把那个事情从我的生活、或者说是记忆里切取掉算了。但它总是不由自主地，时不时地就冒出来咬啮我，让我动不动就陷入了一种又一种的设计之中。最多的当然还是去高铁站散步，因为花园小区离高铁站很近，而那里又最适合从火车上下来的游客们照相留念，要照相，就会很容易涉及到照相机的话题，那么就可以关照到我要说的那句话。但是一个多月了，我吃过晚饭一联系刘德，好多次，他都说没在家，在忙筹备“民俗摄影家协会”，发展会员了，弄办公场地了，申请了注册了的，他还撺掇我加入那个协会。
看来，我一次又一次设计好的，也最痴迷的，去高铁站散步是一张失效的图纸了。我得另辟新径。
有了，似乎灵光一显，去他家。
时间，应该安排在中午，因为我看到他刚开着那辆黄色摩托车接孙子回来。不打电话，直接去，如果打电话，他说在外面的话，我会陷入另一个说不出的痛苦中——他明明在家，为什么说不在，是在逃避我吗？为什么逃避？逃避我要问他的那句话吗？那么他一定是动了那个事了，他知道我一直在找机会问他了。那么，他为什么要动那件事，是谁给他的权力？谁？我得赶紧打住，赶紧把自己捞一把，才能把陷入责难的泥淖中的自己捞出来。
那就不打电话。直接去。理由是——？
我家里还没装上网，我刚回到家，接到一个电话，要篇稿子，外地的，要得紧，到他家发个电子邮件。
我背上笔记本电脑，到了一单元，坐电梯，上到十一楼，出了电梯口。他家我去过，在一出电梯口的右手。我敲了敲门，没人应门。我又敲，边敲边设计着里面的动静。但里面没任何动静。门“咵”地一声突然就开了，开门的正是刘德。能想像得出来，他的那种吃惊而略带责备的友好，还有小小的责难：这么长时间了，终于想起到我家来了;来的时候也不打个电话;快，赶紧进来，进进进。
客厅里收拾的很整洁，正墙上的影视柜的格子里，摆着鹿啊羊啊的各种工艺品，放电视机的柜子上，一头放着一块半米高的有山水画纹路的祁连石，另一头放着一个电动的转经筒，“嗡嗡嗡”地响着、转着。
厨房里有人，有厨具响动的声音。屋子里弥漫了从厨房里漂出来的烤羊肉的膻味混合着陈积下的酥油味。“阿爸，”从厨房里传来一声喊。刘德没应，他在忙在给我让座。他说用他的电脑发，还是用我的发。我说我的方便，文件在我的电脑上。我在餐桌上打开了电脑。其实，我没可发的，只是做做样子。
“尕尕叫你呢。”这时，我才注意到沙发上睡着个人。
“嫂子好，”我说，“咋了？嫂子。”
沙发上睡着的是刘德的妻子。
“有些感冒。”她瓮声瓮气，带着很重的鼻音说。
刘德去了厨房，和里面的人说着什么。
真香，我聞到的烤肉味。我舔了舔嘴唇。接着，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唾沫，我都听到了“咕咚”的一声。但我不能吃，我得下定决心。不然在当当的饭点上来，不让人家认为是蹭饭来的才怪呢。但我不得不来，我有我的意图。
我很快就“发”完了邮件。刘德已从厨房出来。 “饭就好了，”他说，“一起吃饭。”
“不了，不了，”我说，“我马上就走。邮件发过去了，我给对方发了短信，等着回复，看他收到了我就走。”我说。“回去自己做上吃。”我说，舔了舔嘴唇，又赶紧掩饰。
我真的不想吃他家的饭，但我也不能马上回去。回去就没啥意思了，就前功尽弃了。我得留住，我得找个机会，至于什么机会，我也不得而知。
我知道我得找到点与那件事有关的蛛丝马迹。
“先到我书房看看去。”刘德说。
正合我意。
或许吧，它就在那里。
刚到书房，厨房那边又传来了喊声。睡在沙发上的他的妻子突然发怒了。
“叫着呢。”声音不瓮了，很破。“尽干得那些鬼事。”
“咋了？”我低声问刘德。
“这两天犯病着呢，”他说，很恼怒，但又很无所谓，一副见怪不怪的不屑。“神经病。”
他又去了厨房。
可我看到了我想看到的东西，那个柜子。
我走上前，我想试试那个抽屉。我把手搭在了铁拉手上，一拉，没动。刘德喊呢。“吃饭，”他说。我缩回了手，身子也做了亏心事般地，像个小偷一样猛地做了个反转。赶紧拿起一本画册，装做刚要放下的样子。“一起吃饭。”刘德说，已到了书房门口。
我说我不吃，我在等短信。
我其实就没发短信，但这时，恰恰来了个短信，“叮咚”一声。
我不吃，但我也还不想走，我得找个借口说说那个柜子。
不过，我得说走，因为那个短信音。虽然我已翻看了，是个流量提示。但我得说是收到邮件的回复。
我被走与不走扭曲得成了一根纠结的麻花。
被刘德强硬地按在了餐桌边的椅子上，我麻木而机械地接过了他女儿递过来的一大块烤羊肉。“吃吧，”他说，“别客气，你进来后，我就让尕尕又添了一份肉烤上了。”他随手把我的笔记本放到了茶几上。“尕尕，我的姑娘，出嫁到内蒙呢，他阿妈病了，看来了。”他说。
“坏损。”沙发上，他的妻子突然咕弄了一声，又大声说：“吃啊，吃好。”她翻了个身，脸转向了墙的那面，沉默了。
那么，我还有什么理由提柜子的事，还有什么勇气说那个话。
我的又一个设想失败了。
我真想把那个事情剪切掉，把与那个事情有关的一切。但那个事仿佛是一件毛线编织物，拆开后，一根线就越扯越长。越扯越长。罢罢罢，我再也不想受这一次次萎陷的折磨了，还是从头说起吧。从前年买房，从那年冬天说起。
买房子的时候，还有个优惠条件，根据住房面积大小，一套房子送一间不小于十平方米的地下贮藏室。
我说过，房子装修好后，正好妻子放了暑假，我利用周末，和她到河西来，仪式性地住过两天。那次来河西时，我们是雇了辆小卡车的。我们在西山的楼房没有贮藏室，房间本身也小，书了啥了的堆得到处都是。还有一些旧家具，妻子是个很怀旧的人，总觉得啥都舍不得扔。其实我也是。扔了可惜，但不扔又实在碍事。我们拉了满满一卡车杂物，放进了地下贮藏室。妻子心满意足地给贮藏室挂了一把黄铜锁。
问题就出在这。
那年春节后，应该是正月十五刚过。我正走在上班的路上，突然手机响了，说是花园小区物业的。问我是不是锁着一间地下室。我说是。他说确定要不要。我说当然要呀，我都把东西放里面了，怎么不要。我又多个心眼问他，什么意思？要不要有啥区别吗？反正是买房送的。他说不送了，你们的楼房买的时候已占了另一个优惠条件，所以就不能占这个了。我说什么呀，什么另一个优惠条件，我怎么不知道。那人不耐烦了，说自己问自己去，自己买房自己能不知道;说外来的住户怎么都这素质，动不動装聋卖傻;又说，不和你多说了，要的话，就赶紧交钱，不要就抓紧把贮藏室腾出来。
“多少钱？”我问。
“三万。”他说。
本想要是几千上万的，交了算了，我是个干什么事都嫌惹麻烦的人，越简单越好，不想素事缠身，交了钱，落个干脆清静。可是，也交得太多了，三万块钱弄个盛破烂的地方，有意思嘛。
“怎么这么多？”我说。
“一个平米两千，你锁下的那间是十五个平米，你自己算去。”他更不耐烦了，甚至有些厌倦地说，“锁的时候尽嫌小，出开钱了又嫌多。”他用的是座机，“哐”地一声挂断了。
那么，另一个优惠条件是什么呢？如果可以，我拿这个换另一个优惠条件。我得赶紧去河西，就冲物业那人——噢，对了，他说他姓韩，叫他韩主任就行——说的，也得赶紧去，把这事给了了，不然，几天后，他们可要当垃圾清理呢。
那么，另一个优惠条件究竟是什么呢？我拿着我签了字的售房合同认真研究了一番，上面并没有写怎么优惠的呀。我完全恍惚了，我得先找刘德。
我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他说他知道。确定无疑，和物业韩主任说的一样。
“那你要地下贮藏室吗？”我说。
“要啊。”他说。
“得交钱，你交了吗？”我说，“太多，要是少，就交了算了。”
“我的比你的还多呢，”他说，揉了揉鼻子，眼睛一闭，又睁开，像是走神了，赶紧往回扯了扯。“二十平米，四万呢。”
“另一个优惠条件是什么？我怎么不知道。”我说。我掏出了合同，展给他看。“上面怎么什么都没写的，啥优惠？”
他并没接，只是撩了一眼。
“你傻呀。”他忽儿抓过了合同，“你看，一平米两千七吧。”他看着我说，“是吧。”
“是啊，这有问题吗？”我说，“没显示什么优惠呀。” 他声音猛然尖了一下，“问题就在这里呢。房子本来买的是一平米三千，每平米优惠了三百。这是内部价。”他说。
“优惠没优惠，有什么凭说吗？”我疑惑地问。
刘德像一辆行走的车，轱辘突然跌到了一个小坑，晃了一下，仿佛一个闪失。但他拿起了我给他沏下的茶猛喝了一大口，哼了哼，又稳住了自己。“你和二环内的房子比比，只过了一条路，价格相差就一千呢”。但他已经绕过了我问的话题。
“这个确实是你的功劳。”我说，“没有你透露消息，那有这么便宜的房子可买。”我耸了耸肩。“可是，这是棚户改造房呀，据说——”他没有让我说完。
“据说啥？棚户改造房就不是房了。”他有些恼怒，“你是不是怀疑我什么呢？”他说。
他这么一说，我真觉得我过了。据说，据说什么呢？就算是有补贴，也只能给本村——花儿村的住户补贴，能给我们外来住户补吗！我不想再纠缠这些了，我得赶紧转换话题，把眼下的事情解决了。
“你确定要地下贮藏室吗？”我说，“老哥。”
“确定要。”
刘德是我到河西后，打电话叫到我房子里来的。我不想要地下室，但我得把它给腾空。“我们到地下室看看去。”我说。
我拿了地下室的钥匙，两人出了门，可电梯没电。我又返回房间按灯，也没电。停电了。我们只得顺着楼梯走下去。
打开地下室，一看乱糟糟的，我就懵了。这么多东西，凭我，一时半会儿是搬不到楼上去的，何况，还停电着呢。但我必须尽快处理完了回西山上班。这个地方我又没有认识的人。我让刘德给我找几个人来搬，当然是出工钱的。
刘德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每次通话中，都备注着电梯停电了，结果一通下来，没有一个人愿意来，不是忙着，就是嫌没电梯、费劲。
怎么办？从西山这么远的路程拉到河西来了，总不能扔了吧，一想就怪可惜的，尤其是一些书和那个柜子。书是我订阅了二十多年的各种文学杂志，每次搬家，什么都可以往掉里扔，舍不得的就是这些书。柜子是我在煤矿上工作时，专门让我的一个好朋友用松木做的书柜，上下可以放书，中间是两个抽屉，能锁放贵重的东西。
书，我下狠心了，花上一下午的时间，一袋袋地往上背也要背到楼上去。至于那个柜子，是万万背不上去的。我在发愁。刘德围着柜子踅摸着。
“我帮你背。”他说。“书。”
“柜子呢？”我说。
他端详了一阵。他没说什么，在地下室的走廊里走了一阵，又返了回来。
“柜子放到我的地下室里，我给你保存下。等以后你来了，有电了搬你楼上去。”他说，一直用手体贴地抚摸着柜子。
当时，我真不该那么激动、那么冲动，看到他那么热心帮我，又看到他那么喜欢那个柜子，我居然像喝醉了酒般地感激涕零。
“柜子干脆送你吧。”我说，甚至聲音都有些哽咽。
他一惊。“真的吗？”转而又马上显出了平静。“那怎么行，我只给你保管。你随时都可以搬走。”
“反正我也没啥用处，楼上呢，你看着给我装修时装了那么多书柜。”我说，竟然说出了豪气。“就冲你帮了我那么多的忙，送一个旧书柜算啥。”
“好吧，他说。
“好吧。”他说着已动手先搬起书柜来。
那股热切劲，就连我突然想到柜子的抽屉里还锁着个东西，都说不出口了，都怕一说出就挫败了他的什么，就伤害了他的什么。我连忙帮他。他力气真大，也许是兴奋的缘故吧，他几下就把柜子挪出了地下室门，然后，一躬身就背起了柜子。我只能在后面扶着。
然后，他和我一人一个塑料编织袋，往楼上我的房间里背书。
柜子里的确锁着个东西。可是，就是那次从西山往河西搬的时候把钥匙丢了。也许早就丢了，也不一定。那个东西锁在抽屉里，好久了都没动过，就像一个人一样慢慢被人淡忘了。如果不是搬柜子，如果不是要把柜子送人。但那个东西绝对不能送人呀。
可是，我怎么说呢？
直到把书全背完了，我也没有说出口。
但出于某种原因，我又不得不说。
刘德坐在沙发上歇息。我沏好了茶。
“那个柜子里有个东西。”我试探地说，仿佛是我求他什么。
他肯定以为是帮我把东西背完了，我在反悔。能看出来他脸上露出来的愤怒。
“连柜子都是你的，我又没说要，只是给你保管。”他说的很平静，愤怒收得很快。
“不，我没那个意思。”我知道他知道我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柜子里的确有个东西。”我突然觉得内疚，内疚得就连我要说出那个东西的话都想撤回。我说：“没什么，也许吧。”
“那你现在可以拿钥匙开了抽屉取出来呀。”他说。他皱了皱眉。
“钥匙丢了。”我说，很沮丧。
“你随时吧。”他说，喝着茶。
随时开，还是随时拿柜子。我琢磨了一下。
“不了，送你了就是送你了。”我说。“要不，我们下去撬开它。”
“那可不行，”他说。他立马强硬了起来。“那可不行，多好的柜子，一撬就废了。就是撬，也得找专业人士来。哪里找专业的人？你找去。”
“那算了。”我说。
他迷上了眼睛，像是很累的样子。
“那里面到底是啥？”他突然问。眼睛睁得很大。
“是——”我没有说柜子里真正的东西，我转了个弯。我想说一个对他即无价值对我又很重要的东西，这样兴许他就不会动那个抽屉了。反正我不想让他动那个抽屉。“是账本，一些旧账。但有些没有结清。”我说。
“放心，不动你的，你把钥匙找着了随时开来。”他说。 钥匙一直没找到。起先，我是怕他动那个抽屉，而胡诌了谎话。后来，我反而怕他不动那个抽屉了，我想，他动了，然后给我说了就行了。但他没有说过，就连有一次他说他的地下室卖给别人了，也没说。他还责备我没要地下室，说地下室涨价了，赚了钱。
真的，他只要给我说了，什么事都没，要是让我问出来，多没面子，多伤害他呀。
他没动。你也不好问。他说他没动，如果撬开后，面目全非呢。
他动了。他没动。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就这么复杂呢。
我当时为什么要说是一些旧账本呢。我为什么不直接说出那个东西，让他有可能撬开了还给我不就得了。问题就在这里。
那么，我当时为什么不撬开柜子，又不是他的，我到底给了他什么样的希望或诱惑，或者近似于一种变相的讨好。
就是这么个事情。
我在编新一期《丹霞》时，又想到了他。按照惯例，每期的封二、封三都放的是书法、美术或者摄影作品，每次两人，封二、封三各一人。
我给他打电话，向他约稿：五幅摄影作品，加一张作者肖像和二百字左右的作者简介。
“真的吗？”他说，声音很喘。
“这有啥假。”我说，声音拖了一下，我想到了别的东西。
“你有这个权力吗？”他说。他马上又说：“当然，当然。”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以前可不好上。”
然后，传过来的是一个女人的低语，咕弄着什么，轻轻一嘘。
“马上，马上，”他说，“咚”的一声，手机断了，像是他直接把手机摔了。
杂志马上就出来了。我让美编特意在他的肖像旁加了一架照相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海鸥牌，用胶卷的那种照相机。杂志送来后，我首先给刘德打电话。我拍了封二的照片，从微信上先发给他。然后，我说给他带十本样刊，让他十分钟后，在花园小区楼下等我。
“看了吗？”我说，“还满意吧？”我说。我打开后备箱，先拿出一本。我翻到了封二。
“做的非常好。”他接过了杂志，定睛看了看。“好，”他哗啦啦胡翻了一通，端详了一下封三的油画作品。他的眼光往天空漂了漂，又睨了睨后备箱。他的心思在别处。
“是不错，”我说，“我也挺满意的。”我的心思也在别处。我接过了杂志。我指着上面的海鸥照相机，我想说的是：你见过吗？这种相机。但我又马上撤出了那种意境，显得很平静的样子，我说的是：“挺好。尤其你戴礼帽的肖像，有范。”可我的心里进行了一场不小的风暴。
他笑了笑，搓了搓自己的脸。他从摄影背心里掏出了一张请帖。“请你参加，民俗摄影家协会成立大会。”他说，晃了晃手中的请帖。“二十三号，河西宾馆。”他递给了我。也不用我说，他抱起后备箱里的那撂杂志，“都是给我的吗？”他说，向前走了几步，又转过来说：“多谢！请光临！”他说的是谢杂志，还是谢参加他的会？
我参加了他们的“民俗摄影家协会”成立大会。在沙洲生态园召开。
会后有个活动，是参观摄影艺术展。展厅就在餐馆旁边，新修的。展览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摄影作品;另一部分摄影器材。
我看到了它，一架海鸥照相机。
我叫服务员，让她把那架相机拿出来我看看。她不行。她说得主席同意。谁？我说。“刘主席，”她说，“我给你叫去。”
一会儿刘德随她来了。想是那服务员已给他说了，他二话没说就从展柜里拿出了那架海鸥牌照相机。他递给了我。
我接后，专注于相机的某处。我找到了， CL，那是相机的主人刻在底座上的，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主人叫张长江，和我在一个煤矿上工作，我和他都喜欢摄影，但他有相机，我没有。他很珍爱他的相机，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用，用完了总是锁在我的松木柜子里。1998年，差不多二十年了，他是安检矿长，有一次下井检查工作去了，就再没有上来，他被瓦斯打死了。
我说这是……但我没说，我说：“柜子。”
“什么？”他说。
我说：“我在地下室送给你的柜子。”
“噢，”他如梦初醒，“那个呀，在呢。”他说，“你前些天去我家，不是见了吗？在书房里呢。”
“可是，”我说， “可是，你动了吗？”我说，“你动了它。那个抽屉。”
“肯定动了，”他说，理所当然。“这么长时间了，你拿不来钥匙，我得用抽屉。”好像是我卖给他的，好像是他的。“我找了个专业的行家撬开的。”他说。
“可是，”我說，“东西呢？”
“你讹人呀。”他猛地激动起来。“哪里有什么账本？空空的，就连一张纸片都没有。”他顺手抢过了相机。
我说：“那可能是我记错了。”我突然有了一股勇气，狠了一次，我说：“我在煤矿上工作时，有个朋友也有这样一部相机，让我给他保管。他下井去了，让瓦斯给打死了，相机一直在我的一个柜子里锁着。”我望着虚妄的他。
“不定哪天他会要他的相机来的。”我说。
我望着刘德，他摇晃着，脸上瞬间汗渗得，像是小时候，我们玩耍时，踩着湿地边，挤压得渗出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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