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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某报前些日子有篇报道《高校公开流传教师“红黑榜”》。所谓“红黑榜”是指：评价教师的标准不是他的教学好坏，而是考试是否给分“大方”，如果给分“大方”则上“红榜”，如果“吝啬”则上“黑榜”。记者称：“这是现在一些大学生的奇怪思维。”
奇怪吗？笔者觉得一点不奇怪。在一个讲究功利的社会里，你对学生“好”，学生当然也对你“好”，至于真“好”还是假“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作为领导或局外人简单地指责教师“讨好”学生，或批评学生缺乏是非标准是非常容易的，但却是不公正的。仔细想起来还是我们的评价体制有问题。如今许多高校流行这样一种做法：每门课结束之时要求学生在网络上填一张表格，从讲课内容到方式巨细无遗逐条打分，从而汇总到教务处，以此方式决定教师教学是否“受学生欢迎”，然后再每学期据此评“教学奖”。有的还要将每位教师的分数印成一个表格发给本系的多位教师，谁“好”谁“不好”，一目了然。至于学生，功课多，主课、副课、选修课，科目越多分数越好，“积点”越高，近则可以评奖学金，远则可以有助于直升研究生、找工作。你说哪位教师敢怠慢学生？又有哪位学生不希望自己的老师网开一面？
问题是：1)校方制定的各项“标准”是否科学是否真能反映教师的学术水平、授课能力、教学态度？例如有的教师能言善辩，有的则口才稍差一点；50岁以上的教师大多宁愿一枝粉笔一块黑板，40岁以下的则较喜欢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有的科目本身难，难以得高分；有的则容易得高分……这里情况复杂多变，岂能凭表格中几条项目能概括？2)更为重要的是对教师上课的评价属于“价值判断”，学生完全可以凭主观印象作评判，他们在填表时既可严肃认真对待，自然也可随自己兴致点击。这时候他们当然可凭自己对某教师的好恶而行使自己的“权利”，至于是不是完全按表格上要求打分，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于是凡跟自己关系较好的教师、名师，或自以为教重要科目的教师他们打高分，反之则打低分。至于上了他们的“黑榜”的教师或得罪过他们的教师，甚至还可以打零分，反正“无署名投票”。有些教师被“暗算”了自己还不知道，因为只要班级里有三四个学生给你打零分，该教师的总分就会被拉下一大截，到时侯你去怨谁？
这可不是笔者杜撰出来的，笔者的儿子毕业于上海某名牌大学，他告诉我：“我们给老师打分，完全凭这位教师对我们的态度而定，而不是他的教学态度。至于水平，我们还无法判断。他要‘卡’我们，到时候我们也会报复他一下。”笔者有位同事历来做事认真，备课也认真，无论学术基础还是授课能力完全胜任他教的学科，而且大部分学生反映该教师知识面宽，上课幽默风趣，为人比较正直。三年前有一次他气呼呼地对我说：“这一次我的课被学生打了低分，回到家里还被妻子批评，说我太傻，与学生较真，我真是气坏了。”探究起原因，他认为在开学第一周他曾当堂批评四位男生迟到一刻钟仍大摇大摆进教室，“可能是那一次惹的祸”，他说。是不是那四位男生“暗算”他，不得而知。从此他“学乖”了，课堂里眼开眼闭，至今安然无事倒是事实。相信任教于高校的许多教师多少会见识过这类事，当然得过什么奖的“名师”、“博导”可能是例外。
一个高校教师授课好坏，学生当然是有资格进行评价的，但是完全凭借一张表格上的若干条项目定优劣未免太简单，况且，还有些学生的学识水平不足以评判教师，更毋庸说有学生以功利心、世故态度来对待教师。这些道理其实很简单，学校、院系领导完全可以以听课、开座谈会形式来评定教师，甚至还可以看看学生的笔记，查查该教师出的试卷等等。然而，有人认为这样做的效率不高，我们的领导又很忙，况且这样做显得“落伍”，不符合现代化的“科学管理”。
现在有些领导迷信“科学化管理”，以为依靠数据、表格就能评价教师，最好每个教室装探头，自己坐在办公室里看电视监探录像。殊不知教师的劳动是一种个性化劳动，教师上课不是工厂流水线上工人的劳作，他面对的是人而不是机器。教室里情况千变万化，教师随时需调整上课策略，他既不能掐时间照本宣科，也不能为了讨好学生插科打诨。各人的秉性、学养、风格甚至口味不同，岂能用划一整齐的一条条原则来苛求教师？而如今一旦师生因打分发生矛盾时，又怎能将责任推给学生一方呢？
1989年加拿大学者维奥拉托在《给未来的一些处方》一文里引了美国“心理学之父”詹姆斯的一段话：“如果你认为从心理学这个关于心之规律的科学中可以推演出供课堂中直接使用的明确的教学计划、方案和方法，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心理学是一门科学，教学则是一门艺术，科学本身决不会直接产生出艺术。必须使用居间的富有创造力之头脑的独创力，来使科学付诸应用。”维奥拉托在批评了盛行于西方的种种所谓“科学化”教学的尝试以后指出：“使教学科学化的这些努力之最后结果，不是改进了技术和科学教育，而是使技术和科学教育变得更糟了。教学科学化的冲动，更多地是造成混乱而不是秩序。”教学管理与教学当然不是一回事，但同样教学管理也有科学的一面和艺术的一面，否则为什么我们还要常说“领导艺术”呢？更重要的是“教学管理科学化的冲动”之心在我们某些领导那里远比“教学科学化”来得强烈，因而，它造成的思想上的混乱更为严重，如今不少高校教师已处于维持学术良心与迎合现实评价的两难之中。难道能简单地指责学生的“红黑榜”和教师的“讨好学生”吗？
教育需要“人性化的管理”，这有待于领导艺术的提高，更需要制度上的改革。
（自《教育参考》）
奇怪吗？笔者觉得一点不奇怪。在一个讲究功利的社会里，你对学生“好”，学生当然也对你“好”，至于真“好”还是假“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作为领导或局外人简单地指责教师“讨好”学生，或批评学生缺乏是非标准是非常容易的，但却是不公正的。仔细想起来还是我们的评价体制有问题。如今许多高校流行这样一种做法：每门课结束之时要求学生在网络上填一张表格，从讲课内容到方式巨细无遗逐条打分，从而汇总到教务处，以此方式决定教师教学是否“受学生欢迎”，然后再每学期据此评“教学奖”。有的还要将每位教师的分数印成一个表格发给本系的多位教师，谁“好”谁“不好”，一目了然。至于学生，功课多，主课、副课、选修课，科目越多分数越好，“积点”越高，近则可以评奖学金，远则可以有助于直升研究生、找工作。你说哪位教师敢怠慢学生？又有哪位学生不希望自己的老师网开一面？
问题是：1)校方制定的各项“标准”是否科学是否真能反映教师的学术水平、授课能力、教学态度？例如有的教师能言善辩，有的则口才稍差一点；50岁以上的教师大多宁愿一枝粉笔一块黑板，40岁以下的则较喜欢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有的科目本身难，难以得高分；有的则容易得高分……这里情况复杂多变，岂能凭表格中几条项目能概括？2)更为重要的是对教师上课的评价属于“价值判断”，学生完全可以凭主观印象作评判，他们在填表时既可严肃认真对待，自然也可随自己兴致点击。这时候他们当然可凭自己对某教师的好恶而行使自己的“权利”，至于是不是完全按表格上要求打分，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于是凡跟自己关系较好的教师、名师，或自以为教重要科目的教师他们打高分，反之则打低分。至于上了他们的“黑榜”的教师或得罪过他们的教师，甚至还可以打零分，反正“无署名投票”。有些教师被“暗算”了自己还不知道，因为只要班级里有三四个学生给你打零分，该教师的总分就会被拉下一大截，到时侯你去怨谁？
这可不是笔者杜撰出来的，笔者的儿子毕业于上海某名牌大学，他告诉我：“我们给老师打分，完全凭这位教师对我们的态度而定，而不是他的教学态度。至于水平，我们还无法判断。他要‘卡’我们，到时候我们也会报复他一下。”笔者有位同事历来做事认真，备课也认真，无论学术基础还是授课能力完全胜任他教的学科，而且大部分学生反映该教师知识面宽，上课幽默风趣，为人比较正直。三年前有一次他气呼呼地对我说：“这一次我的课被学生打了低分，回到家里还被妻子批评，说我太傻，与学生较真，我真是气坏了。”探究起原因，他认为在开学第一周他曾当堂批评四位男生迟到一刻钟仍大摇大摆进教室，“可能是那一次惹的祸”，他说。是不是那四位男生“暗算”他，不得而知。从此他“学乖”了，课堂里眼开眼闭，至今安然无事倒是事实。相信任教于高校的许多教师多少会见识过这类事，当然得过什么奖的“名师”、“博导”可能是例外。
一个高校教师授课好坏，学生当然是有资格进行评价的，但是完全凭借一张表格上的若干条项目定优劣未免太简单，况且，还有些学生的学识水平不足以评判教师，更毋庸说有学生以功利心、世故态度来对待教师。这些道理其实很简单，学校、院系领导完全可以以听课、开座谈会形式来评定教师，甚至还可以看看学生的笔记，查查该教师出的试卷等等。然而，有人认为这样做的效率不高，我们的领导又很忙，况且这样做显得“落伍”，不符合现代化的“科学管理”。
现在有些领导迷信“科学化管理”，以为依靠数据、表格就能评价教师，最好每个教室装探头，自己坐在办公室里看电视监探录像。殊不知教师的劳动是一种个性化劳动，教师上课不是工厂流水线上工人的劳作，他面对的是人而不是机器。教室里情况千变万化，教师随时需调整上课策略，他既不能掐时间照本宣科，也不能为了讨好学生插科打诨。各人的秉性、学养、风格甚至口味不同，岂能用划一整齐的一条条原则来苛求教师？而如今一旦师生因打分发生矛盾时，又怎能将责任推给学生一方呢？
1989年加拿大学者维奥拉托在《给未来的一些处方》一文里引了美国“心理学之父”詹姆斯的一段话：“如果你认为从心理学这个关于心之规律的科学中可以推演出供课堂中直接使用的明确的教学计划、方案和方法，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心理学是一门科学，教学则是一门艺术，科学本身决不会直接产生出艺术。必须使用居间的富有创造力之头脑的独创力，来使科学付诸应用。”维奥拉托在批评了盛行于西方的种种所谓“科学化”教学的尝试以后指出：“使教学科学化的这些努力之最后结果，不是改进了技术和科学教育，而是使技术和科学教育变得更糟了。教学科学化的冲动，更多地是造成混乱而不是秩序。”教学管理与教学当然不是一回事，但同样教学管理也有科学的一面和艺术的一面，否则为什么我们还要常说“领导艺术”呢？更重要的是“教学管理科学化的冲动”之心在我们某些领导那里远比“教学科学化”来得强烈，因而，它造成的思想上的混乱更为严重，如今不少高校教师已处于维持学术良心与迎合现实评价的两难之中。难道能简单地指责学生的“红黑榜”和教师的“讨好学生”吗？
教育需要“人性化的管理”，这有待于领导艺术的提高，更需要制度上的改革。
（自《教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