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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刚结束的20国峰会，首日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并在最终宣言中建议推动发展世界银行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以及在悉尼建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中，提议各国大幅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则正在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日前，IMF、亚洲开发银行、欧美智库等纷纷举办研讨会，发布研究报告，对诸如推动基建对经济到底有多大的作用，私营部门与政府的合作机制如何运转等问题进行研究。
基建资金缺口大
经过精心规划的基建投资，能减轻政府债务负担，因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本身就能带来回报。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说，加大基建投资可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提高整体经济产能。IMF估算，每1美元基建投资会增加近3美元的产出。
加大基建的热忱倡导者、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写给《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加大基建是各国政府同时提振经济和改善财政状况的免费午餐，在现今经济乏力及公共投资不足的时期是一个机会窗口；推迟基础设施更新则如同政府举债，必然给未来几代人造成更重的债务负担。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前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说，近代史上的美国和德国，现代史上的中国都证明，除技术进步的革命性突破外，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持续勃兴的基础，而且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新技术的长足进步。比如法国在1960?1970年代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大力发展高速铁路和核电等，有力推动了高铁、核反应堆研发等技术发展。
基建对推动经济作用很大，但资金问题是其瓶颈。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世界需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70万亿美元，平均每年4万亿美元，相当于2013年全球GDP的5.3%。
据非洲基础设施国家动态组织的测算，非洲大陆每年基建开支需求是930亿美元，但每年实际花费是450亿美元，缺口达480亿美元。而且这450亿美元中，2/3用于维持原有设施，仅有1/3用于新项目的建设。
亚洲的情况也不乐观。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2009年提交的报告预测，2010?2020年这11年间，亚洲为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基建投资费用将高达8.3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资金缺口，单一家亚洲开发银行已无法负担，于是中国倡导的亚投行应运而生。
在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基建“欠账”现象也很突出。据加拿大创新政策研究中心报告，加拿大基建缺口达1450亿美元。
PPP模式受追捧
基建的资金来源一般有以下几种：政府财政资金；政府借贷；向享受基础设施建设的用户收费；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投资；私营部门资金。大多数大型基建资金并非单一来源。
世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主要原因不是投资资源不够。何伟文认为，现有国际多边、区域和国家层面及私营领域，从事基础设施投资的机制和掌握的资源超过70万亿美元。现行体制功能不足，才是导致这些资金不能大量转化为基础设施投资的罪魁祸首。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模式，是疏通现行体制的一剂“良方”。让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的融资、设计、建设和运营，已成为广受各国政府欢迎的填补基础设施资金缺口的模式。
美国决策者想到的PPP模式，是努力找到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利益交汇点，降低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成本。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现在即未来：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下一步计划”研讨会上，众议院民主党议员约翰·德莱尼介绍了他向众议院提出的“合作建设美国法案”，提出成立一个大型的基建融资机构“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基金”。
这个基金成立的资金规模为500亿美金，可使用10?15倍的杠杆率，在50年内带动约2万亿美元资金流入基建领域。考虑到美国财政赤字问题，德莱尼的解决办法是：基金成立时投入资金并非来自政府，而是通过让企业购买债券来融资，这种债券投资收益率为1%，且不像国库券一样有政府担保。
企业为什么要买这种收益率不高的债券？关键在于免税。德莱尼说，法律规定美国公司的海外收益回到本土时需缴纳相应税费，所以一半以上的美国公司将其海外收益放在本土之外。如企业购买“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债券，政府可免除其相应的海外收益税。此举既可刺激企业将海外收益带回美国，又可解决美国基建的资金问题，是公私合作的一个范例。
PPP的风险
但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和美国完全不一样。推动外部的私营资本进入第三世界国家的基建，首先要清除私营资本对投资基建的顾虑。美瑞蒂亚（Meridia）基建公司首席战略官朱莉娅·普雷斯科特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研讨会上说，对一支投资基金来说，投资基建，主要问题不是钱，而是项目结构、执行与政策风险。私营部门需要与包括政府、多边机构在内的公共部门，建立起共享知识与经验的沟通机制。
为此，政府首先要将项目准备做到位。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埃里克·伯格洛夫在布鲁金斯学会研讨会上说，政府要在基建项目前期做好准备，优化交易结构。他的经验是，在项目的最初阶段，投入资金用于基建项目准备期的运营，然后打开两个窗口让政府和私营机构进来。这样的公私合作关系强调政策的正确性和连贯性，可为项目的执行作好准备。
在作好项目执行方面，伯格洛夫说，因为资本接受国（或地区）一般也是多边机构中的成员，因此，多边机构可通过创建可持续的融资安排，激励当地政府出台一贯的政策，而不要朝令夕改；还可用其专业性，帮助资本接收方进行改革，将运作不灵的领域，改革成有机会吸引私人资本的领域。
就风险担保而言，普雷斯科特说，在脆弱的国家，私人资本投资者不知道如何确保与政府的良好联系。如果多边机构能提供为货币贬值、存续时间等问题担保，私人资本便会放下部分后顾之忧。
由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来投资基础设施是远远不够的，要将私营部门加入到基建投资中来。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前首席运营官米歇尔·沃姆塞说，多边机构需要帮助第三世界国家赢得私营部门资金，将基础设施缺口变成私营资本的机遇。
日前，IMF、亚洲开发银行、欧美智库等纷纷举办研讨会，发布研究报告，对诸如推动基建对经济到底有多大的作用，私营部门与政府的合作机制如何运转等问题进行研究。
基建资金缺口大
经过精心规划的基建投资，能减轻政府债务负担，因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本身就能带来回报。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说，加大基建投资可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提高整体经济产能。IMF估算，每1美元基建投资会增加近3美元的产出。
加大基建的热忱倡导者、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写给《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加大基建是各国政府同时提振经济和改善财政状况的免费午餐，在现今经济乏力及公共投资不足的时期是一个机会窗口；推迟基础设施更新则如同政府举债，必然给未来几代人造成更重的债务负担。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前经济商务参赞何伟文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说，近代史上的美国和德国，现代史上的中国都证明，除技术进步的革命性突破外，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是经济持续勃兴的基础，而且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新技术的长足进步。比如法国在1960?1970年代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大力发展高速铁路和核电等，有力推动了高铁、核反应堆研发等技术发展。
基建对推动经济作用很大，但资金问题是其瓶颈。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30年世界需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70万亿美元，平均每年4万亿美元，相当于2013年全球GDP的5.3%。
据非洲基础设施国家动态组织的测算，非洲大陆每年基建开支需求是930亿美元，但每年实际花费是450亿美元，缺口达480亿美元。而且这450亿美元中，2/3用于维持原有设施，仅有1/3用于新项目的建设。
亚洲的情况也不乐观。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2009年提交的报告预测，2010?2020年这11年间，亚洲为维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基建投资费用将高达8.3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资金缺口，单一家亚洲开发银行已无法负担，于是中国倡导的亚投行应运而生。
在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基建“欠账”现象也很突出。据加拿大创新政策研究中心报告，加拿大基建缺口达1450亿美元。
PPP模式受追捧
基建的资金来源一般有以下几种：政府财政资金；政府借贷；向享受基础设施建设的用户收费；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投资；私营部门资金。大多数大型基建资金并非单一来源。
世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主要原因不是投资资源不够。何伟文认为，现有国际多边、区域和国家层面及私营领域，从事基础设施投资的机制和掌握的资源超过70万亿美元。现行体制功能不足，才是导致这些资金不能大量转化为基础设施投资的罪魁祸首。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模式，是疏通现行体制的一剂“良方”。让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的融资、设计、建设和运营，已成为广受各国政府欢迎的填补基础设施资金缺口的模式。
美国决策者想到的PPP模式，是努力找到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利益交汇点，降低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成本。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现在即未来：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下一步计划”研讨会上，众议院民主党议员约翰·德莱尼介绍了他向众议院提出的“合作建设美国法案”，提出成立一个大型的基建融资机构“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基金”。
这个基金成立的资金规模为500亿美金，可使用10?15倍的杠杆率，在50年内带动约2万亿美元资金流入基建领域。考虑到美国财政赤字问题，德莱尼的解决办法是：基金成立时投入资金并非来自政府，而是通过让企业购买债券来融资，这种债券投资收益率为1%，且不像国库券一样有政府担保。
企业为什么要买这种收益率不高的债券？关键在于免税。德莱尼说，法律规定美国公司的海外收益回到本土时需缴纳相应税费，所以一半以上的美国公司将其海外收益放在本土之外。如企业购买“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的债券，政府可免除其相应的海外收益税。此举既可刺激企业将海外收益带回美国，又可解决美国基建的资金问题，是公私合作的一个范例。
PPP的风险
但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和美国完全不一样。推动外部的私营资本进入第三世界国家的基建，首先要清除私营资本对投资基建的顾虑。美瑞蒂亚（Meridia）基建公司首席战略官朱莉娅·普雷斯科特在布鲁金斯学会的研讨会上说，对一支投资基金来说，投资基建，主要问题不是钱，而是项目结构、执行与政策风险。私营部门需要与包括政府、多边机构在内的公共部门，建立起共享知识与经验的沟通机制。
为此，政府首先要将项目准备做到位。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埃里克·伯格洛夫在布鲁金斯学会研讨会上说，政府要在基建项目前期做好准备，优化交易结构。他的经验是，在项目的最初阶段，投入资金用于基建项目准备期的运营，然后打开两个窗口让政府和私营机构进来。这样的公私合作关系强调政策的正确性和连贯性，可为项目的执行作好准备。
在作好项目执行方面，伯格洛夫说，因为资本接受国（或地区）一般也是多边机构中的成员，因此，多边机构可通过创建可持续的融资安排，激励当地政府出台一贯的政策，而不要朝令夕改；还可用其专业性，帮助资本接收方进行改革，将运作不灵的领域，改革成有机会吸引私人资本的领域。
就风险担保而言，普雷斯科特说，在脆弱的国家，私人资本投资者不知道如何确保与政府的良好联系。如果多边机构能提供为货币贬值、存续时间等问题担保，私人资本便会放下部分后顾之忧。
由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来投资基础设施是远远不够的，要将私营部门加入到基建投资中来。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前首席运营官米歇尔·沃姆塞说，多边机构需要帮助第三世界国家赢得私营部门资金，将基础设施缺口变成私营资本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