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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警察作为一种职业，从其起源和发展历史来看，国家政治运动在其发展中具较大的影响，也导致在“警察国家”到“法治国家”的转变的过程中，警察职业角色也发生着变化。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虽然警察的形象出现着分化，但其维护国家的法律与秩序的职业角色始终是不能被否认的。
关键词：警察权；警察角色，政治运动
中图分类号：D0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3-0013-01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律系教授，英国著名的犯罪学专家罗伯特·雷纳，在其关于西方警察研究的经典著作《警察与政治》中，总结了自1892年以来西方关于警察研究的全部理论，结合当时英国的时代背景，以独特的视角阐释了政治斗争中警察所扮演的职业角色。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早期英国警务政治化进程的高峰时期，是一个对警察研究的冲突时期。当时一方面，撒切尔政府已经将警察打造成实行自由经济的前提保证和实现国家强大的先头兵，警察成为政府的宠儿。另一方面，左翼人士对警察的敌意则进一步加深，尤其在1984年英国经济面临“滞胀”的局面，失业率大幅上升的经济环境下，爆发了矿工大规模罢工事件，警察作为政府权力执行者和维护者与矿工联盟的纠察队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冲突，这次事件使警察深深陷入政治冲突的风暴和持久的论战之中。左派人士谩骂警察，其视警察为强大的压迫者，认为他们拥有太多的特权，必须对他们的资源、权力和地位进行削减，最低限度是警务应该受到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地方警察当局控制。但是右派支持者认为经济萧条、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局面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需要强有力的警察。这种非此即彼的关于警察的政治观点给英国社会带来了不小震动，因为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的几十年中，英国警察被认为是超越政治的，是国家自豪与团结的象征。但在复杂的社会中，实际上需要一个中立的观点分析警察使用法定权力处理紧急冲突事件的必要性。因此，“我们要做的是改变那时的社会和警务，而不是把警察当做敌人一样疏离。”
对于警察的形象，社会研究的方式例如以媒体视野中的警务为视角对警察的形象进行分析，可以在不同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之下阐释警察形象的变化，进而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和小说影视作品来探析警察的“真实”形和“虚构形象。“总的来说，媒体对警察的报道目的是使警察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行为合乎法律，但这一结果的出现并非一帆风顺。警察与记者之间常会因为一些具体问题产生冲突。有许多警察对媒体持有好感，也有许多警察对媒体不屑一顾。这些结论是有事实依据的。虽然媒体所报道的角度是在使警察角色合乎法律的基础上，但是仍免不了批评、质疑许多警察的具体行动及某一个警察。只要媒体不太过分，媒体作为一个代表公众利益和监督政府机构的独立、公正、警惕性高的机构，是有助于这些国家机器的合法化的。如果媒体就仅仅被视为宣传机构，那么合法化进程将得不到有效開展。”媒体的报道要么实话实说，要么完全虚构。其报道的从来都不是体现那天真的社会和政治意图，虽然就绝大部分而言并不是故意造成的。而且，虽然媒体的报道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报道背后且受到来自工业社会进程和意识的压力影响。20世纪70年代，媒体对警察的报道主要关注于其在犯罪案件中的作用，报道的案件也主要聚焦个案的严重性、暴力性，尽量突出警察在侦破案件打击罪犯方面的成功，记者们致力于向社会展现出警察优秀英武的一面，站在记者角度看有一句经典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必须惩罚一方好人或另一方坏人，那很显然的我将站在好人这一方，惩罚坏人这是为了维护法律秩序。”但是自20世界80年代开始，这一景象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专业报道犯罪的记者队伍延伸，不仅使报纸等印刷品中有关犯罪案件的报道上升了，同时也转向了与案件报道相关的司法公正问题，而不仅是案件本身。记者们坚信自己作为监督机构的角色，从而专心报道警察的错误行为，到了80年代中期，对警察事物的报道越来越具批判性，许多新闻影片明显地揭露了警察在滥用权力，例如在重大的公共秩序冲突之中。20世纪90年代早期，虽然媒体在警务的信任危机发展中扮演了一定角色，但是只反应了而不是创造了这一危险局面。政府及提供建议者对警察时期信心的根源越来越深，同时一般大众，至少把警察看成是犯罪审判体系同法律与秩序政策等基本失利的替罪羔羊。然而，警察通过20世纪70年代晚期、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法律与秩序”活动，企图运用媒体创作来实现取得更多警察权力和警察资源这一并不现实的愿望，最终警察自己的所作所为导致了他们自身的问题。1993年后，新闻报道的警务出现了相互矛盾的趋势。警察们趋向于从公开的运动中撤离出来，通过从事改革运动来影响公众争论的焦点。实际上，他们采取了更全面的方法，通过英国警官协会来塑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公众形象。总体来说媒体的报道对警察是非常有利的，越来越倾向于把它定义为控制犯罪，以及“零容忍”的创新型警务。另一方面，犯罪与执法一直都是大众娱乐媒体的主要内容，因此，通过经典侦探，例如福尔摩斯等，树立起虚拟的警察形象。谈到小说和电影中建立起的虚拟的警察形象时，人们一直认为那是一团乱糟糟的理论的结果。只能被视为是娱乐而已，但是同对当时英国社会警察真实形象和虚拟形象的描述来看，总体而言，都在展示着警察存在的必要性和他们大多数工作的有效性，从而使其角色合法化。但是各种媒体对法律与秩序问题的批判性分析过分强调了这个合法化功能。这些媒体批评不仅与具体的警察行动和个人相关，而且与警察政策的总体导向有关，同时建立了要求改革的共识。“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们曾要求恢复警察政策和辩论，及媒体报道中“真实”和“虚构”的合法性。然而已经没有新的合法性的神话存在了。正如《洛城机密》所描述的那样，警察失去了他们曾有的信任感，他们对此不能予以全部更正：公众的信任是迟疑而冷淡的，须对不同的案件做不同的讨论。”
因此，媒体眼中的警察和小说影视作品中的警察更加真实生动的反映出警察在社会和国家政治运动过中所起到的作用。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虽然警察的形象出现着分化，其不再习惯性地被描述为“好人”或“坏人”。他们的道德状况值得争议，但总的来说，警察最初的使命是紧急状态下维持秩序，他们是被委托作为代表国家来合法行使权力的专家。贯穿整个历史，警察权力仍是主要针对那些在经济和社会的边缘人物，惩罚坏人，维护国家的法律与秩序。
参考文献：
[1]王大伟.英美警察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2][英]弗兰克·利什曼等.吴开清等译.警务工作之核心问题[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3]王大伟.欧美警察科学原理--世界警务革命向何处去[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作者简介：王阳，女，陕西宝鸡人，西北政法大学2013级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警察权；警察角色，政治运动
中图分类号：D0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3-0013-01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律系教授，英国著名的犯罪学专家罗伯特·雷纳，在其关于西方警察研究的经典著作《警察与政治》中，总结了自1892年以来西方关于警察研究的全部理论，结合当时英国的时代背景，以独特的视角阐释了政治斗争中警察所扮演的职业角色。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早期英国警务政治化进程的高峰时期，是一个对警察研究的冲突时期。当时一方面，撒切尔政府已经将警察打造成实行自由经济的前提保证和实现国家强大的先头兵，警察成为政府的宠儿。另一方面，左翼人士对警察的敌意则进一步加深，尤其在1984年英国经济面临“滞胀”的局面，失业率大幅上升的经济环境下，爆发了矿工大规模罢工事件，警察作为政府权力执行者和维护者与矿工联盟的纠察队发生了严重的暴力冲突，这次事件使警察深深陷入政治冲突的风暴和持久的论战之中。左派人士谩骂警察，其视警察为强大的压迫者，认为他们拥有太多的特权，必须对他们的资源、权力和地位进行削减，最低限度是警务应该受到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地方警察当局控制。但是右派支持者认为经济萧条、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局面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需要强有力的警察。这种非此即彼的关于警察的政治观点给英国社会带来了不小震动，因为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的几十年中，英国警察被认为是超越政治的，是国家自豪与团结的象征。但在复杂的社会中，实际上需要一个中立的观点分析警察使用法定权力处理紧急冲突事件的必要性。因此，“我们要做的是改变那时的社会和警务，而不是把警察当做敌人一样疏离。”
对于警察的形象，社会研究的方式例如以媒体视野中的警务为视角对警察的形象进行分析，可以在不同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之下阐释警察形象的变化，进而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和小说影视作品来探析警察的“真实”形和“虚构形象。“总的来说，媒体对警察的报道目的是使警察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行为合乎法律，但这一结果的出现并非一帆风顺。警察与记者之间常会因为一些具体问题产生冲突。有许多警察对媒体持有好感，也有许多警察对媒体不屑一顾。这些结论是有事实依据的。虽然媒体所报道的角度是在使警察角色合乎法律的基础上，但是仍免不了批评、质疑许多警察的具体行动及某一个警察。只要媒体不太过分，媒体作为一个代表公众利益和监督政府机构的独立、公正、警惕性高的机构，是有助于这些国家机器的合法化的。如果媒体就仅仅被视为宣传机构，那么合法化进程将得不到有效開展。”媒体的报道要么实话实说，要么完全虚构。其报道的从来都不是体现那天真的社会和政治意图，虽然就绝大部分而言并不是故意造成的。而且，虽然媒体的报道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报道背后且受到来自工业社会进程和意识的压力影响。20世纪70年代，媒体对警察的报道主要关注于其在犯罪案件中的作用，报道的案件也主要聚焦个案的严重性、暴力性，尽量突出警察在侦破案件打击罪犯方面的成功，记者们致力于向社会展现出警察优秀英武的一面，站在记者角度看有一句经典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必须惩罚一方好人或另一方坏人，那很显然的我将站在好人这一方，惩罚坏人这是为了维护法律秩序。”但是自20世界80年代开始，这一景象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专业报道犯罪的记者队伍延伸，不仅使报纸等印刷品中有关犯罪案件的报道上升了，同时也转向了与案件报道相关的司法公正问题，而不仅是案件本身。记者们坚信自己作为监督机构的角色，从而专心报道警察的错误行为，到了80年代中期，对警察事物的报道越来越具批判性，许多新闻影片明显地揭露了警察在滥用权力，例如在重大的公共秩序冲突之中。20世纪90年代早期，虽然媒体在警务的信任危机发展中扮演了一定角色，但是只反应了而不是创造了这一危险局面。政府及提供建议者对警察时期信心的根源越来越深，同时一般大众，至少把警察看成是犯罪审判体系同法律与秩序政策等基本失利的替罪羔羊。然而，警察通过20世纪70年代晚期、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法律与秩序”活动，企图运用媒体创作来实现取得更多警察权力和警察资源这一并不现实的愿望，最终警察自己的所作所为导致了他们自身的问题。1993年后，新闻报道的警务出现了相互矛盾的趋势。警察们趋向于从公开的运动中撤离出来，通过从事改革运动来影响公众争论的焦点。实际上，他们采取了更全面的方法，通过英国警官协会来塑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公众形象。总体来说媒体的报道对警察是非常有利的，越来越倾向于把它定义为控制犯罪，以及“零容忍”的创新型警务。另一方面，犯罪与执法一直都是大众娱乐媒体的主要内容，因此，通过经典侦探，例如福尔摩斯等，树立起虚拟的警察形象。谈到小说和电影中建立起的虚拟的警察形象时，人们一直认为那是一团乱糟糟的理论的结果。只能被视为是娱乐而已，但是同对当时英国社会警察真实形象和虚拟形象的描述来看，总体而言，都在展示着警察存在的必要性和他们大多数工作的有效性，从而使其角色合法化。但是各种媒体对法律与秩序问题的批判性分析过分强调了这个合法化功能。这些媒体批评不仅与具体的警察行动和个人相关，而且与警察政策的总体导向有关，同时建立了要求改革的共识。“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人们曾要求恢复警察政策和辩论，及媒体报道中“真实”和“虚构”的合法性。然而已经没有新的合法性的神话存在了。正如《洛城机密》所描述的那样，警察失去了他们曾有的信任感，他们对此不能予以全部更正：公众的信任是迟疑而冷淡的，须对不同的案件做不同的讨论。”
因此，媒体眼中的警察和小说影视作品中的警察更加真实生动的反映出警察在社会和国家政治运动过中所起到的作用。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虽然警察的形象出现着分化，其不再习惯性地被描述为“好人”或“坏人”。他们的道德状况值得争议，但总的来说，警察最初的使命是紧急状态下维持秩序，他们是被委托作为代表国家来合法行使权力的专家。贯穿整个历史，警察权力仍是主要针对那些在经济和社会的边缘人物，惩罚坏人，维护国家的法律与秩序。
参考文献：
[1]王大伟.英美警察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2][英]弗兰克·利什曼等.吴开清等译.警务工作之核心问题[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3]王大伟.欧美警察科学原理--世界警务革命向何处去[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作者简介：王阳，女，陕西宝鸡人，西北政法大学2013级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