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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形象在他身后被僵化了。我们印象中的马克思就是标准像上那个满脸大胡子目光深邃的德国思想家，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马克思是伟大的思想家，但他首先是个人，是人，就有人的七情六欲，也有人的嗜好和习惯，那才是一个真实的马克思。
马克思出生于德国的特里尔，是德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坐落在摩塞尔山谷，四周环绕着葡萄果园，其间几乎全部覆盖着地中海的茂盛植被。这个城市曾经被命名为奥古斯塔·特瑞沃洛姆，一度被称为北部罗马，并曾作为罗马军队最大司令部所在地。特里尔是德国最早出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城市之一。该地区的大主教被迫从传道的立场出发对圣西门的思想进行谴责。而城市委员会书记路德维希·伽尔倡导傅立叶学说，坚持不懈地揭露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及因此而产生的对立。马克思对历史一贯而专注的热情也正源于年少时的这种环境。
新闻工作者马克思
马克思首先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从柏林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开始给《莱茵报》撰稿。
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世界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在他的那本《马克思传》中提到，马克思1842年6月底与母亲发生了激烈争吵，从而被取消了一切来自家庭的经济援助，于是极为渴望能以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来谋生。马克思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的家庭给我设下了重重障碍，使我目前陷入极为窘迫的境地，尽管我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坏。”这次争吵非常激烈，以致马克思离开了锡朱恩施特拉斯的家，寄宿在附近的一所客店里。他一直在特利尔待到他姐姐索菲娅举行了婚礼，7月中旬便离开前往波恩，在那里他完全投身到了新闻出版工作上。
1842年8月，马克思来到科隆，在《莱茵报》担任编辑。2017年，海地导演哈乌·佩克拍摄了传记电影《青年马克思》，聚焦的就是1843-1848年这段时间马克思辗转法国、比利时、英国的流亡生涯和艰苦但又充满激情的岁月。其中一个细节是在1848年国际共产者大会开幕前夕，马克思对恩格斯说：“我已经三十岁了，我写完这个纲领（《共产党宣言》），就要回到特里爾，你也回到曼彻斯特，我们好好享受宁静的生活。”当然，这个愿望他一生也没有实现。但这个细节让我们看到，所谓革命家，并不是圣人，他们有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脆弱和自己世俗的一面，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是—个伟人。
1842年10月，马克思成为《莱茵报》的主编，他主张报纸要体现民众的基本要求，很快报纸在几个月内发行量就翻了一番多，从一家不起眼的报纸开始变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报。他的个性极具支配性，以至于书报检查官把该报组织称为纯粹“马克思一人的专政”。1842年的最后几个月，这份报纸开始扬名全国。与之相伴的是，这位编辑也给人的深刻印象并不比报纸少。有人留下了对当时的马克思的生动描写：
来自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24岁，充满力量，浓密的毛发生动地长在他的脸颊、胳膊、鼻子和耳朵处。他专横、冲动、热情、有着无限的自信，但同时又非常严谨、博学，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辩论家。他用强烈的犹太人的深刻敏锐性把青年黑格尔派的每—个学说命题都推到底;通过对经济学的集中研究，他当时已经准备转向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带领下，这份年轻的报纸很快开始丝毫不计后果地发表言论。
《莱茵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革命民主主义倾向日渐鲜明，甚至完全成为进步人士的代言人，自然而然地遭到普鲁士反动当局的注意。
然后，马克思遇到了“林木盗窃问题”。
19世纪初，工业革命席卷德国，推动了该国容克地主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赤贫化。饥饿驱使贫民到森林里捡拾枯枝、采摘野果，一些人甚至破坏猎场和牧场。虽然有1826年《普鲁士刑法典》对擅自砍伐和盗窃树木行为的严厉处罚，但上述事件仍有增无减。而许多人这样做竟然是为了被送进拘留所领一份监狱口粮，正是饥饿和无家可归才迫使人们违反林木管理条例。
1836年，在普鲁士因此而受到刑事处罚的有15万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77%。面对这种相当严峻的社会形势，普鲁士统治者不是从社会制度层面寻找问题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反而出台了一个更严厉的法案，将人们在森林里捡拾枯枝、采摘野果和其他一些仅仅违反林木管理条例的行为也升格为盗窃犯罪，给予刑事处罚。马克思根据1841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于次年10月写下《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谴责立法机关偏袒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剥夺贫民捡拾枯枝等习惯权利，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森林立法观。虽然此时马克思的思想还带有黑格尔的影响，认为国家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者，但他已经看到等级国家的法律维护的是私有者利益，他们与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对于《莱茵报》所发表的重磅观点，普鲁士政府非常气愤，他们立刻派人查封了《莱茵报》，迫使它停止印刷。马克思因此失业，却也因祸得福，因为，在这段时期内，马克思认识了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