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疯癫与文明》是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的成名作，作者将“疯癫”视为文化、知识建构下的产物，是文明的事实而非生物学事实，抛出理性排斥、压制、禁锢非理性使之沦为“他者”的论断，对西方理性的历史提出质疑，启发我们以审慎的立场、态度看待理性，反思理性。而该书论证切入的手法、“道德评判”的若隐若现、写作风格的富丽堂皇同样是值得我们细细琢磨的。
米歇尔·福柯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极富批判性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后现代思潮的前卫人物，他深刻而富有冲击力的思想、超群的文字驾驭能力，开掘了大量引发公众热议的思想主题。《疯癫与文明》的论域里，“道德评判”为何物，应该如何公平的看待？作品高度的文学化风格，塑造了作品本身怎样一个形象？笔者出入于各种文本之间，试图窥伺《疯癫与文明》的“另一副面孔”。
一、为何以疯癫为测试对象
（一）人格养成与工作经历
福柯曾就读于法国最精英的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里面的学生出类拔萃，竞争激烈，福柯很不适应在高师的群居生活，患有严重的精神抑郁症，两度企图自杀，未遂，对福柯这些极端行为的解释大多是认为他的同性恋取向受到压抑。他给同学们的形象是一个心理脆弱、介乎精神病边缘的人。当时的法国环境对同性恋者、精神病人是严厉的，遭到社会的排斥。这些切身经历无疑会对福柯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所有人也都因为这些而对福柯对于“心理学、精神分析、精神病学所具有的难以驱散的兴趣心领神会”，“当《精神病史》初版时，所有了解他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与他个人身世分不开”。在1981年的一次访谈中，福柯坦诚承认，“无论何时我从事某项理论工作，那都是建立在我自己经验的基础上，并总是与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有关系，……我的工作是一种特殊的工作，可以看成是我的自传的断片。”福柯曾在圣安娜医院以介于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暧昧角色工作过，这使他有机会深入观察精神病人，直面病人的在场，他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开始写一本精神病学史的书的时候，这段令我不快的个人经历进一步变成一种历史批判和结构分析。”
（二）学术传承
福柯的思想来源庞杂，要对其进行归类和辨析是富有争议而且难以进行的，
福柯在世的时候也非常反感这一做法。但是，福柯聚焦疯癫的缘由还是能够大致窥其究竟，主要来自于尼采主义、法国的科学史研究传统和超现实主义文学。
尼采对福柯的影响深刻而全面，他在《快乐的科学》中写道：“迄今为止，所有那些曾为存在添加许多色彩的东西都缺乏一部历史：我们到哪里能够找到一部有关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嫉妒的历史……以及残忍的历史呢？”同样，福柯的时代，我们到哪里能够找到一部有关疯癫的历史？福柯奉超现实主义者巴塔耶为导师，后者在20年代就提出“异质成分”（the heterogeneous）概念，“用于指一切抗拒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常规生活方式的社会集团，……包括被规范社会所排斥的各种边缘人”福柯自称他的工作就是“文化边界”的研究；康吉兰是福柯的老师兼挚友，他在1943年就指出：“正是變态（the abnormal）引起人们对常态（the normal）的理论兴趣。规范（norm）只是通过这种偏离才得以确认。”福柯是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忠实读者，他的《普通精神病理学》被福柯屡次提及，《斯特林堡、梵高》中描述了疯癫史的轮廓：“我们试图谈论癔病和十八世纪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的特殊相似性，即存在于精神分裂症和我们时代的思想之间的相似性。”不能不提及莫里斯·布朗，雷蒙·鲁塞尔、乔治·杜梅齐尔、勒内·夏尔和雅克·拉康对福柯的影响。福柯具有学习各门学科知识的惊人能力，所以难以囊括他的作品组成元素的滥觞，在此只是列举一二。
（三）尝试性结论
李猛认为，福柯因为探讨的是特定类型的知识得以成立的条件，所以才会特别关注各种所谓“不够精确的科学”，“诸如精神病学，临床医学，因为在这些学科中，更容易发现这些知识条件的痕迹，而在许多早已完成制度化和学科化的精确科学中，这些知识条件已经隐藏得很深，难以揭示”高宣扬对此的分析则是，福柯之所以选择精神治疗学，是因为他“典型地表现了具有权力性质，具有规范性、规定性和正当化功能的现代知识的特点。”即便有这些方面的因素，但绝不侧重于此，“不够精确的科学”不只是精神病学，而为何福柯偏偏选的就是它？精神治疗学具有现代知识的典型代表性，这种说法本身难道就不值得怀疑？假设福柯选择其他知识领域论述，难道对此的解释只需要在这个知识领域的前面加几个特征属性的定语就合理了？或许可以这么理解：福柯的人格养成致使他对精神病学的知识有强烈的亲合，并且自己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仅是恰巧这个领域又“不够精确”，有利于福柯的研究工作可以钻的很深、走的很远。
二、道德评判
（一）吊诡的解读
疯癫是一种生理疾病，这一点无需置疑，福柯也并不否定疯癫作为医学或生物学的客观性，但是书中这种观点“惊人的含糊其辞”，难怪他的论文答辩老师之一康吉兰所感到的“该书写的实际上完全不是精神病，而是一些艺术家和思想家们的生活、言论和作品所富有的哲学价值，而那些艺术家和思想家，习惯上都被认为是‘疯子’。”在他眼里，疯癫就是一种健康、自由和张扬的力量，不应该受到人们的歧视。
试举几例，如福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是有魅力的，是构成某种神秘玄奥的学术的因素，“当有理性、有智慧的人仅仅感受到片断的、从而越发令人气馁的种种知识形象时，愚人则拥有完整无缺的知识领域。”他还说疯癫与获得知识的途径有某种关系，是对知识及其盲目自大的一种喜剧式惩罚，“如果说知识在疯癫中占有重要位置，那么其原因不在于疯癫能够控制知识的奥秘；相反，疯癫是对某种杂乱无用的科学的惩罚。这种富含“道德意味”的语句不断游离于书中各处。
在1964年7月著名报告《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之后的讨论中，福柯坚定的回答“精神病的经验是距离绝对知识的最近点，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具有……象尼采这样的大思想家们所能够具有的‘精神病的经验’”米歇尔·塞尔更是直白的说道：“……即便在逻辑引证中，在广博细致的历史考察中，也流动着一种深深的爱，……另一个自我被看做是无限亲近的人。”尤其是福柯以严厉的态度重新估价威廉·突克和精神病学家菲利普·匹奈的改革，鞭挞他们“并没有引进科学，而是引进一种人格。这种人格力量只是借用了科学的面具，至多是用科学来为自己辩护……这种人格力量属于道德和社会范畴。”斥责他们把疯癫“囚禁在一个道德世界里”，接收理性“无休止的审判”，历史学家们指出：“在学术观点方面，是此书最富倾向性而最缺乏说服力的部分之一；并非巧合的是，在含蓄地表现福柯个人的观点方面，这也是该书最突出的部分之一”
三、“诗人”的写作：风格的执拗抑或方法的任性
在此书中，作者以自信的、异常勤奋的档案研究工作探寻了从1650年到1789年间法国癫狂现象史，几乎调动了自己感兴趣的每一个知识领域——艺术、文学、哲学、历史等。对《疯癫与文明》的解读各执一词，但是对书中高度文学化的风格却是达成共识。
作者精雕细琢的措辞、才华横溢的旁敲侧击、超群的文学艺术的格调品味、令人难以企及的大胆直觉和惊心动魄的隐喻使用，给读者一种“进入奇异世界”的感受，显示了驾驭文字的强大能力、博学多才的大师风范和研究工作的异常艰苦。
为的是使“沉默的历史”得以“发声”，这种“确定共谋的开端”的努力、探寻“不愉快领域”的执着，常常使作者论述的时候采取“多元的发言位置”，“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声部’：一是线性但又强调结构和断裂的叙述，二是在各层次进行摆荡性质的反复辩证，三是天外飞来一笔式的抒情片段，这时作者直接涉入，以主观的位置发言”康吉兰教授曾劝诫福柯少用华丽的词藻和武断的概括，但是福柯坚持己见，只字未改。在福柯的论文答辩会上，哲学史家亨利?古叶教授指责福柯凭“寓意进行思维……，正是这些拟人手法使某种形而上学侵入到历史之中……”，答辩的报告上的评语是：脉络清晰，表达自如，思维敏捷，目标明确，深邃果断，无拘无束”，然而，答辩人有“一种在诸如安托南·阿尔托、尼采或梵高的病情启发下对精神病经验作出的‘价值扩展’，”总是不经意间“超越事实倾向的情况”。
此时的福柯年轻气盛，有卖弄自己文学才华的嫌疑，他不无自负的说：“要想讨论精神病，需要有诗人的才华”，福柯因为太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而过度雕琢，论证的层次显得太拖沓，经常深陷于细节处，虽然整体的骨架清晰，但是子主题陷入庞大的文学艺术评析描述，往往给人“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纠结，难以用“这是一部分析性和综合性的权威作品”来逃避意象描写的牵强和论证上的任性之咎。
四、结语：疯癫去向何方
《疯癫与文明》成了革新精神病学、同性恋问题和刑法问题的重要推动力，从而使这些“边缘性”领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而当前的现实无疑是理性完胜：还有多少人在关注着那些精神病院中的疯人？还有多少人固守精神病人是文化形塑的论点？福柯甚至也宣称：“也许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再知道什么是疯癫。”我们是否已经登上了一艘新的“愚人船”，驶向无人知道的地方？
或许这样评价才是公允的：《疯癫与文明》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产生了使我们以审慎的立场、态度看待理性，反思理性的效应，从而清醒的在“权力与反抗”中定位自己，这就是它能风骨犹存、屹立不倒的存在理由和伟大意义。
参考文献：
[1][美]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高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张之沧.走出疯癫话语——论福柯的“疯癫与文明”[J].湖南社会科学,2004(6).
[3][法]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
[4][法]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M].林志明,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邓保群，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涂 鹏，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
米歇尔·福柯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极富批判性和反叛性的法国思想家，后现代思潮的前卫人物，他深刻而富有冲击力的思想、超群的文字驾驭能力，开掘了大量引发公众热议的思想主题。《疯癫与文明》的论域里，“道德评判”为何物，应该如何公平的看待？作品高度的文学化风格，塑造了作品本身怎样一个形象？笔者出入于各种文本之间，试图窥伺《疯癫与文明》的“另一副面孔”。
一、为何以疯癫为测试对象
（一）人格养成与工作经历
福柯曾就读于法国最精英的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里面的学生出类拔萃，竞争激烈，福柯很不适应在高师的群居生活，患有严重的精神抑郁症，两度企图自杀，未遂，对福柯这些极端行为的解释大多是认为他的同性恋取向受到压抑。他给同学们的形象是一个心理脆弱、介乎精神病边缘的人。当时的法国环境对同性恋者、精神病人是严厉的，遭到社会的排斥。这些切身经历无疑会对福柯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所有人也都因为这些而对福柯对于“心理学、精神分析、精神病学所具有的难以驱散的兴趣心领神会”，“当《精神病史》初版时，所有了解他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与他个人身世分不开”。在1981年的一次访谈中，福柯坦诚承认，“无论何时我从事某项理论工作，那都是建立在我自己经验的基础上，并总是与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有关系，……我的工作是一种特殊的工作，可以看成是我的自传的断片。”福柯曾在圣安娜医院以介于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暧昧角色工作过，这使他有机会深入观察精神病人，直面病人的在场，他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开始写一本精神病学史的书的时候，这段令我不快的个人经历进一步变成一种历史批判和结构分析。”
（二）学术传承
福柯的思想来源庞杂，要对其进行归类和辨析是富有争议而且难以进行的，
福柯在世的时候也非常反感这一做法。但是，福柯聚焦疯癫的缘由还是能够大致窥其究竟，主要来自于尼采主义、法国的科学史研究传统和超现实主义文学。
尼采对福柯的影响深刻而全面，他在《快乐的科学》中写道：“迄今为止，所有那些曾为存在添加许多色彩的东西都缺乏一部历史：我们到哪里能够找到一部有关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嫉妒的历史……以及残忍的历史呢？”同样，福柯的时代，我们到哪里能够找到一部有关疯癫的历史？福柯奉超现实主义者巴塔耶为导师，后者在20年代就提出“异质成分”（the heterogeneous）概念，“用于指一切抗拒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常规生活方式的社会集团，……包括被规范社会所排斥的各种边缘人”福柯自称他的工作就是“文化边界”的研究；康吉兰是福柯的老师兼挚友，他在1943年就指出：“正是變态（the abnormal）引起人们对常态（the normal）的理论兴趣。规范（norm）只是通过这种偏离才得以确认。”福柯是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忠实读者，他的《普通精神病理学》被福柯屡次提及，《斯特林堡、梵高》中描述了疯癫史的轮廓：“我们试图谈论癔病和十八世纪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的特殊相似性，即存在于精神分裂症和我们时代的思想之间的相似性。”不能不提及莫里斯·布朗，雷蒙·鲁塞尔、乔治·杜梅齐尔、勒内·夏尔和雅克·拉康对福柯的影响。福柯具有学习各门学科知识的惊人能力，所以难以囊括他的作品组成元素的滥觞，在此只是列举一二。
（三）尝试性结论
李猛认为，福柯因为探讨的是特定类型的知识得以成立的条件，所以才会特别关注各种所谓“不够精确的科学”，“诸如精神病学，临床医学，因为在这些学科中，更容易发现这些知识条件的痕迹，而在许多早已完成制度化和学科化的精确科学中，这些知识条件已经隐藏得很深，难以揭示”高宣扬对此的分析则是，福柯之所以选择精神治疗学，是因为他“典型地表现了具有权力性质，具有规范性、规定性和正当化功能的现代知识的特点。”即便有这些方面的因素，但绝不侧重于此，“不够精确的科学”不只是精神病学，而为何福柯偏偏选的就是它？精神治疗学具有现代知识的典型代表性，这种说法本身难道就不值得怀疑？假设福柯选择其他知识领域论述，难道对此的解释只需要在这个知识领域的前面加几个特征属性的定语就合理了？或许可以这么理解：福柯的人格养成致使他对精神病学的知识有强烈的亲合，并且自己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仅是恰巧这个领域又“不够精确”，有利于福柯的研究工作可以钻的很深、走的很远。
二、道德评判
（一）吊诡的解读
疯癫是一种生理疾病，这一点无需置疑，福柯也并不否定疯癫作为医学或生物学的客观性，但是书中这种观点“惊人的含糊其辞”，难怪他的论文答辩老师之一康吉兰所感到的“该书写的实际上完全不是精神病，而是一些艺术家和思想家们的生活、言论和作品所富有的哲学价值，而那些艺术家和思想家，习惯上都被认为是‘疯子’。”在他眼里，疯癫就是一种健康、自由和张扬的力量，不应该受到人们的歧视。
试举几例，如福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是有魅力的，是构成某种神秘玄奥的学术的因素，“当有理性、有智慧的人仅仅感受到片断的、从而越发令人气馁的种种知识形象时，愚人则拥有完整无缺的知识领域。”他还说疯癫与获得知识的途径有某种关系，是对知识及其盲目自大的一种喜剧式惩罚，“如果说知识在疯癫中占有重要位置，那么其原因不在于疯癫能够控制知识的奥秘；相反，疯癫是对某种杂乱无用的科学的惩罚。这种富含“道德意味”的语句不断游离于书中各处。
在1964年7月著名报告《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之后的讨论中，福柯坚定的回答“精神病的经验是距离绝对知识的最近点，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具有……象尼采这样的大思想家们所能够具有的‘精神病的经验’”米歇尔·塞尔更是直白的说道：“……即便在逻辑引证中，在广博细致的历史考察中，也流动着一种深深的爱，……另一个自我被看做是无限亲近的人。”尤其是福柯以严厉的态度重新估价威廉·突克和精神病学家菲利普·匹奈的改革，鞭挞他们“并没有引进科学，而是引进一种人格。这种人格力量只是借用了科学的面具，至多是用科学来为自己辩护……这种人格力量属于道德和社会范畴。”斥责他们把疯癫“囚禁在一个道德世界里”，接收理性“无休止的审判”，历史学家们指出：“在学术观点方面，是此书最富倾向性而最缺乏说服力的部分之一；并非巧合的是，在含蓄地表现福柯个人的观点方面，这也是该书最突出的部分之一”
三、“诗人”的写作：风格的执拗抑或方法的任性
在此书中，作者以自信的、异常勤奋的档案研究工作探寻了从1650年到1789年间法国癫狂现象史，几乎调动了自己感兴趣的每一个知识领域——艺术、文学、哲学、历史等。对《疯癫与文明》的解读各执一词，但是对书中高度文学化的风格却是达成共识。
作者精雕细琢的措辞、才华横溢的旁敲侧击、超群的文学艺术的格调品味、令人难以企及的大胆直觉和惊心动魄的隐喻使用，给读者一种“进入奇异世界”的感受，显示了驾驭文字的强大能力、博学多才的大师风范和研究工作的异常艰苦。
为的是使“沉默的历史”得以“发声”，这种“确定共谋的开端”的努力、探寻“不愉快领域”的执着，常常使作者论述的时候采取“多元的发言位置”，“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声部’：一是线性但又强调结构和断裂的叙述，二是在各层次进行摆荡性质的反复辩证，三是天外飞来一笔式的抒情片段，这时作者直接涉入，以主观的位置发言”康吉兰教授曾劝诫福柯少用华丽的词藻和武断的概括，但是福柯坚持己见，只字未改。在福柯的论文答辩会上，哲学史家亨利?古叶教授指责福柯凭“寓意进行思维……，正是这些拟人手法使某种形而上学侵入到历史之中……”，答辩的报告上的评语是：脉络清晰，表达自如，思维敏捷，目标明确，深邃果断，无拘无束”，然而，答辩人有“一种在诸如安托南·阿尔托、尼采或梵高的病情启发下对精神病经验作出的‘价值扩展’，”总是不经意间“超越事实倾向的情况”。
此时的福柯年轻气盛，有卖弄自己文学才华的嫌疑，他不无自负的说：“要想讨论精神病，需要有诗人的才华”，福柯因为太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而过度雕琢，论证的层次显得太拖沓，经常深陷于细节处，虽然整体的骨架清晰，但是子主题陷入庞大的文学艺术评析描述，往往给人“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纠结，难以用“这是一部分析性和综合性的权威作品”来逃避意象描写的牵强和论证上的任性之咎。
四、结语：疯癫去向何方
《疯癫与文明》成了革新精神病学、同性恋问题和刑法问题的重要推动力，从而使这些“边缘性”领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而当前的现实无疑是理性完胜：还有多少人在关注着那些精神病院中的疯人？还有多少人固守精神病人是文化形塑的论点？福柯甚至也宣称：“也许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再知道什么是疯癫。”我们是否已经登上了一艘新的“愚人船”，驶向无人知道的地方？
或许这样评价才是公允的：《疯癫与文明》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产生了使我们以审慎的立场、态度看待理性，反思理性的效应，从而清醒的在“权力与反抗”中定位自己，这就是它能风骨犹存、屹立不倒的存在理由和伟大意义。
参考文献：
[1][美]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高毅,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张之沧.走出疯癫话语——论福柯的“疯癫与文明”[J].湖南社会科学,2004(6).
[3][法]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
[4][法]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M].林志明,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邓保群，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涂 鹏，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