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化的起点。与近邻中国相比，日本的近代化进程起步平稳、发展迅猛，取得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人们在找寻日本近代化成功经验时，常常会被日本强力的政治运作体制、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敬业的国民精神所打动，其实，如果从深层精神文化结构上看，明治时代在政治、知识、经济各领域全力领跑的精英阶层才是策动日本近代化的动力之源。本文将通过明治时代几位代表性的精英，考察明治精神，甚至战后日本精神的结构，以此呈现各领域精英是如何通过统合传统与现代、日本与西方各种思想文化资源的关系，来指引日本走上近代化的制高点的。
　　
　　明治精英阶层的精神内核
　　德川幕府末期，正值东亚历史大转折。其时，日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外有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内有一触即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在此情境下，日本在政治、知识、经济各界全面崛起一批敢为天下先的强力精英，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全面推动了明治维新的成功，由此成为日本从弱转强的拐点。其后，日本国势蒸蒸日上，迅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福泽谕吉，这位被认为是明治时代最成功的国民精神导师，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他说知识分子应是一只只忠心耿耿的“雁奴”：作为雁群中个头最小、但却最机敏的一种雁，当群雁夜宿于江湖沙渚中的时候，雁奴们会忠实地在外围司掌警戒的工作，当群雁高飞的时候，他们会辛勤地四处探查路线。知识分子的“雁奴”特性，就表现在独有他们能够瞻前顾后，留神今生，展望来世；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择善而固执，为追求真理，绝不因时势的演变而随波逐流，与世浮沉。其实，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如果将明治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领航的精英作一综合考察，他们身上无不具有这种“雁奴”特性。具体来讲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国家主义精神，二是创新精神，三是武士道精神。
　　国家主义是明治时期的朝野精英们的共同精神，也是他们事业的内在驱力。19世纪50年代，日本被意外闯入的美国舰队叩开大门，同时眼看本国从远古时代起就心向往之的师父——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日益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精英阶层。他们抱着空前的危机感，特别关注江户幕末与西方列强缔结的不平等条约，纷纷将摆脱当前的弱势地位，确保民族独立，逐步取得与西方同等的国际地位，作为他们研究的时代课题。这种对国家发展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热情和关心，无疑是一种在近代危局下所激发出来的国家主义情结，这种情结导致他们往往会先天下之忧而忧，把国家建设问题看作自己的问题，几乎所有的日本精英都参与了国家建设的大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塑造着新国家形象，同时也在重新塑造着自己(国民)，这种个人和国家的一体化倾向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了浓厚的民族主义氛围。
　　创新精神是明治时代突出的精神气质。国家面临的生存危机，决定明治时代是充满创新和实验精神的时代。维新以来，精英群体纷纷以开放的态度，质疑儒家等传统学问“高、远、空”的虚学特质，致力于吸收西方的近代思想，引进西方新制度和新事物，以此普及实学。在这时期活跃的精英几乎都到欧洲考察过，亲身接触过那里的先进气味，深深感受自己国家的落后性，拼命从中学到积极的东西。文明开放、殖产兴业是时代的强音，立宪等西方先进的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逐步得以确立。
　　武士道精神是明治精神的中流砥柱。参与明治政府的精英们的大多数原为武士，艰苦的事业扎扎实实地落实到实际行动上，需要精神的支撑，那就是武士道精神。从镰仓时代开始，到江户时代，日本国民所受到的儒教尤其是朱子学教育，都以强调对主人的绝对忠诚、自律、大公无私、自我牺牲、果断、礼节、俭朴、尚武等为主要内容。明治时代后，武士阶层遭到废弃，但武士道精神却以怀旧理想化的形式融入到明治精神中，作为国民道德重组的一部分。这主要体现为在朝、在野两种气质。在朝形成了以政府为中心的臣民道德论，在野确立起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自立的个人气概。明治时代的武士道精神，以坚忍不拔的意志、甘愿为实现目标而奉献的理想主义、克己奉公的英雄主义等形态，被明治以来的日本精英阶层继承下来，赋予他们毕生事业追求中崇高的自律精神和不屈的斗志。这种武士道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日本传统经过扬弃后值得保留的精华，从而决定了明治精英群体的创新精神，是扎根于深厚的民族传统土壤上，这种和魂加洋才的思想模式，直接成为精英群体成就各自事业的动力源泉。
　　
　　明治精英的人格代表
　　大久保利通（1830~1878），日本幕末明初的最重要的政治家，他是明治政治精英的典型。他出生于萨摩藩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1873年，任内务卿，管辖范围包括劝业、警保、户籍、驿递、土木、地理、测量七个方面，明治政权因此被称为大久保政权。大久保为推翻幕府，建立明治新政权作出了极大贡献，并推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为日本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他与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并称为维新三杰。大久保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一直被认为是铁石心肠的政治家，在维新三杰中最不受大众的欢迎。但是，在那个艰难的时代，正是这样的政治精英为日本开辟了全新的发展道路。
　　
　　在这个专制政权中，大久保努力推行“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政策。1876年，他强力推行“秩禄处分”，公布“金禄公债发行条例”，剥夺了武士阶级的俸禄，从根本上瓦解了旧的封建武士阶级，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为推进文明开化，他虽然不会跳交际舞，也常常出席舞会。他还率先剪短长发，出朝晋谒天皇，群臣都为此大胆举动惊骇。但十多天后，明治天皇也剪短头发，于是群臣竞相仿效，除去头顶发髻。政府的“断发脱刀令”等文明开化政策最终在最高统治者的亲身示范下迅速推行。
　　大久保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铁碗政治领袖，以其强烈的国家责任感、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还以坚忍不拔、清白廉洁的武士风格诠释了明治政治精英的风采。他被暗杀后，人们在清算其遗产时发现了惊人的事情。大久保是专制政权的掌权者，因此谁都会以为他应留下了巨大家财。但实际上，他仅有数百元的现金，甚至还留下了8000元的借款(相当于现在的2.4亿日元)。而且，其借款全部是为了填补公款的不足，以他个人的名义跟朋友借的款。位于政治中枢的大久保完全具有获得巨大财产的可能性，但他却一直贯彻着清白廉洁的武士风格，这从侧面反映出明治政治精英群体之所以能戮力同心获得改革事业成功的精神动因。
　　福泽谕吉（1835~1901），明治时代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他是明治知识精英的典型。他出生于奥平藩的一个低级士族家庭，幼年丧父，直到十四五岁，才开始学习汉文书籍。1868年4月，他将所办家塾定名为庆应义塾，这就是今天享誉国际的庆应义塾大学的前身。1872至1876年，他写的阐释公民原理的小册子《劝学论》陆续出版，风靡全国。1875年问世的《文明论之概略》，是他探寻古今中外文明发展的原因和变迁的名著。1882年，创办了《时事新报》，亲自撰写社论，竭尽领导舆论、推动启蒙的天职。福泽多产的译著作品，和他创办的义塾教育事业，交相辉映，成为启发民智的两大法宝。他译著的作品不胜枚举，前后共有60余部。诸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制度风俗等固不待说；就是天文、物理、化学，或是儿童读物、习字范本、修养丛书等，甚至连簿记法、兵器操作法或攻城野战法等，都包括在内，范围之广，有如百科全书，这些对启导一般国民的新知和建设日本新文化，都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启蒙作用。
　　福泽谕吉毕生推动日本文化的近代化，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第一，以著述教导全体国民；第二，创设学塾，造就人才；第三，创刊新报，普及新知，巩固民权政治。生为日本的一个国民，他无限地热爱他的祖国。他遭遇到历史上罕见的激变时期，本乎一己的忠贞与爱国的热忱，挺身而出，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倾力追求知识救国的宿志。维新政府为要借重他超绝的才识，曾再三请他出任政府的职位，但他淡泊名利，拒绝出仕，保持了以平民身份终其一生的初衷。为表彰其贡献，政府曾特旨嘉奖，并赏金币5万元，福泽把这笔款项，悉数转赠给庆应义塾充作基金。
　　回顾福泽的一生，他无疑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但同时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教育家。他常把自己比喻成一只忠心耿耿的“雁奴”。1868年5月，上野发生战争，江户顿时陷入混乱的状态之中，市内的一切公共游艺场所，全都收市，居民也纷纷避难。义塾所在地新钱座，距离上野约8公里，密集的枪炮声不时传来，但福泽不为所动，依然从容地讲授美国威氏的经济学，一时传为佳话。可以说，在兵荒马乱当中，唯一能够独立其间，扶持泰西新学的命脉于不坠的，只有福泽领导的庆应义塾。福泽此种坚忍不拔的武士道精神，成就着庆应义塾一批又一批人才脱颖而出，直接推动了日本近代文明精神的形成。
　　涩泽荣一(1840~1931)，日本近代化之初奠定工业化基石的大师，被后人尊为“日本实业之父”、“日本企业创办之王”、“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之父” ，他是明治经济精英的典型。 他出生于日本武藏国榛泽郡的一个富农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1863年，为了谋生，经人介绍，成为德川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家臣。1867年，随同德川庆喜的弟弟昭武赴欧洲考察，留心学习欧洲的资本主义经营制度和精神。回国后，他从东京迁居到静冈藩骏府，创立了日本最初的合本（股份）机构“商法会所”。此时，他应出任大藏省的租税正，直接参与了明治维新初期几乎所有重大经济政策（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设立国立银行、发行公债、地租改革等）的酝酿和制定，政绩相当突出。1871年，他弃官从商，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近代金融机构——第一国立银行，从1877年到1889年这12年间，资金总量增加了55%。1880年以后，他积极参与创立近代企业，多达500余家，这些企业遍布银行、保险、矿山、铁路、机械、印刷、纺织、酿酒、化工等日本当时最重要的产业部门，不仅规模堪称一流，而且绝大多数都采取了股份公司制，基本确立起日本近代企业的治理结构模式。
　　涩泽在实业领域热衷于西方经济制度的引进和企业形态的创新，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近代银行和股份制企业，并率先发起和创立近代经济团体组织。在取得这些卓越成就的同时，他在管理思想上也越来越确立起其鲜明的特色。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论语》加算盘”式经营理念，第一个尝试以儒家思想和道德伦理为立足点，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经营之道，成功实现了经济思想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正因为其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他被看作“儒家资本主义”的杰出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涩泽不仅是日本人所公认的近代产业先驱，同时也是近代日本工商业的精神领袖。一方面，他身上表现出面对危机时的强烈国家责任感和积极进取精神。他在法国考察期间，为了更多地了解西方世界兴起的奥秘，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法语，并和其他几个人一起请了法语老师，居然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可以用法语进行日常对话和交流了。另一方面，他身上又存在着极其传统和严格的绝对忠诚和重视道义的武士道精神。德川幕府的垮台，正好发生在涩泽出国期间。涩泽回国后，幕府政治已经终结，然而涩泽不管是经商还是当官，始终对德川庆喜保持着谦恭的臣子本色。德川庆喜交出大政后远离政治，深居简出，为了避嫌，他对旧家臣连面都不见。但是，涩泽依然坚守臣道，在经济上多方资助德川，而且不计成本编撰了八卷本的《德川庆喜公传》，以彰显其历史功绩，公正记载幕府末年的史实。这种绝对忠诚的武士道精神，转换到涩泽复杂多变的事业创办过程中，就形成其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坚持对目标执守的敬业精神，这正是他作为近代工商业精神领袖的感人魅力所在。
　　
　　“雁奴”精神成就了日本
　　明治时代的精英精神——“雁奴”特质，作为持续推动日本不断现代化的强大动力，被一代又一代的精英阶层继承下来。在二战后的承平时期，比较突出地反映在战后复兴和经济发展方面，尤其是1960年代以后的经济腾飞中。这个阶段的经济精英创造出了日本式经营模式，使日本经济迅速飞升到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索尼公司的创办人盛田昭夫指出：“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日本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对本职工作均抱着持之以恒的尊敬态度”。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也提出他的经营哲学：只要满怀为社会、为国民服务的慈悲之心，始终如一的发展热情，以及坚忍不拔、迎接挑战的精神，发展的道路就会是无限的。这些精英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展示了明治以来精英的“雁奴”特质。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雁奴”特质目前已作为日本经济的顶梁柱——日本银行（日本的中央银行）的训诫，被日银总裁多次提到。更为重要的是，明治以来精英的这种精神特质，已逐渐深化成为整个日本民族国民精神的核心灵魂。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吉田茂曾在其名著《激荡的百年史》中提出，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主因，就在于日本形成了目光远大、勇猛进取、善于学习、追求完美的民族精神。
　　根据明治精英群体及战后精英群体的精神表征和社会功用，我们可以得出三点重要的历史启示。一、社会要有催生和容纳精英的气候和土壤。“乱世出英雄”似乎是各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都会发生的普遍规律，但问题是，这些英雄如果不能遇到合适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往往都会在其英年面临摧残乃至夭折的厄运，像中国清末的戊戌维新本有克隆日本明治维新的强大人才储备，但在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却死的死，逃的逃，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因此被大大耽搁。反观明治时期，不论是频施铁碗而遭政敌忌恨的大久保，还是茕茕孑立不受官职的福泽，以及不畏物议继续对倒台主子保持臣节的涩泽，都可以在一个相对宽容和开放的社会气候和土壤中得到出色的发展。二、各类精英群体要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三类群体因其从业性质不同，因各自根据其特定的社会职能发挥作用，不能相互逾越和代替。作为政治精英的大久保为了实现治理目标，有时要动用党派团体的力量运作其事，作为知识精英的福泽就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卷入实际政治生活，从而以中立的姿态保持对政府政策的公平批评，而作为经济精英的涩泽则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踏踏实实把企业经营搞好。只有政府官员不越权，知识分子持公器，企业老板干实事，整个社会才会在一个良性的发展轨道上运转，才能形成一个推动社会进步的合力。三、精英阶层的精神内核要深化成整体国民精神的核心灵魂。考察日本近代化史不难发现，明治精英群体身上所体现出的国家主义精神、创新精神及武士道精神，在日本国民身上也不同程度存在着，这正反映出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精神成果，即精英群体以身作则，影响社会，为国民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社会舆论对此广为传播，形成良好社会风气，广大国民自然而然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营养，进而深化为整体国民精神中的核心灵魂。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