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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首先用“公地悲剧”理论解释了民勤地区石羊河来水减少和民勤地下水超采的现象。对民勤绿洲沙漠化过程的进一步归纳梳理发现：经过多年的过度开发，民勤水资源的“公地”问题已经由人类内部争夺水源的问题升级为人类能否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问题，用经典的解决“公地悲剧”的办法已无法解决民勤绿洲面临的沙漠化威胁，需要从更高层级的制度设计入手，将宝贵的水资源用于恢复生态，而不是用于农业灌溉。
关键词：民勤；水资源；公地悲剧；沙漠化
中图分类号：F323.2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3-0012-05
民勤绿洲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东北部。从地理位置看，它像一把楔子横亘于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之间，有史以来即为河西走廊内水草丰美的绿洲。在过去50多年的时间里，民勤有近3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化。沙化面积已占民勤总面积的94.5%，昔日的民勤绿洲只剩5.5%，而沙漠仍以每年8～10米的速度吞噬着绿洲腹地，使这里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干旱、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如果民勤不保，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联手东进南下，拥有220多万人口的武威市乃至拥有440万人口、面积达8.9万平方公里的整个河西走廊亦面临被沙化之危机。面对严峻的沙漠化威胁，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三级政府都出台了相应的治沙措施，温家宝总理更是多次批示“决不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导致民勤沙漠化的原因是什么？近年来，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民勤沙漠化的原因进行了研究。肖洪浪对民勤土地退化问题进行了研究[1]；刘恒对民勤盆地水资源利用与绿洲演变规律进行了研究[2]；常兆丰对民勤沙漠化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进行了研究[3]；王方琳等学者则从地区水资源供需平衡的角度进行了研究[4]。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学者们把民勤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石羊河上游来水减少以及民勤地下水位的下降，并利用大量数据验证了这一观点。
然而，对于石羊河上游来水为什么会急剧减少，以及民勤的地下水位为什么会迅速下降，大部分研究者只是从水资源供需失衡的角度来解释。本文将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从“公地悲剧”的视角来解析民勤沙漠化的内在动因，并为民勤的沙漠化治理提出建议。
一、石羊河水的“公地”属性导致上游来水逐渐减少
石羊河发源于祁连山区，全流域自东向西由大靖河、古浪河、黄羊河、杂木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西大河8条上游支流及其汇集而成的下游石羊河干流组成，石羊河干流最终注入民勤境内的青土湖（20世纪70年代，红崖山水库建成后，青土湖已经干涸，现在石羊河水注入红崖山水库），是民勤县域内惟一的一条河流，也是30万民勤人的生命线。根据竺可桢的研究，近5 000年来，西北地区的降水状况并无明显变化[5]。郭承录的研究则表明，近50年来石羊河流域的平均径流量也无明显减少[6]3034。然而，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提供的数据，近50年来，石羊河流入民勤的地表水量却急剧减少，从20世纪50年代的6亿立方米，至90年代已不足2亿立方米，到2000年以后则降到1亿立方米以下。
水是生命之源，对于沙漠中的绿洲而言更是如此。然而，滋养民勤绿洲的石羊河却并非民勤独有，而是流域中各个绿洲的共有资源，属于“公地”的性质。1968年，哈丁提出了著名的“公地悲剧”理论[7]。哈丁在“公地悲剧”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面对一个向众人开放的牧场，每个牧羊人的直接利益取决于他所放牧的牲畜数量。由于缺乏约束条件，每个牧羊人虽然明知公地会退化，但个人博弈的最优策略仍然只能是增加牲畜数量，久而久之，牧场可能彻底退化或废弃，这就是“公地悲剧”。
石羊河流域干旱少雨，水资源短缺，自古以来，石羊河水这块“公地”就是流域内各绿洲争夺的焦点。武威绿洲地处民勤绿洲的上游，与民勤共用石羊河水。雍正三年，武威县民筑木堤数丈，拦截石羊河水，镇番（民勤）县民数千人告官。经凉州府监督张批、凉州卫王星、镇番卫洪涣会勘审详，“蒙批拆毁木堤，严饬霸党，旧顺流镇番” [8]。雍正五年，武威县金羊下坝民人谋于石羊河东岸开渠，讨照加垦，拦截石羊河水流，镇番（民勤）民申诉，经武威县郑松龄、镇番（民勤）县杜振宜会查，府宪批：“石羊河既系镇番（民勤）水利，何金羊下坝民人谋欲侵，又滋事端，本应惩究，姑念意虽萌而事未举，暂为宽宥。仰武威县严加禁止，速销前案，仍行申饬” [8]。为了避免类似争水事件的发生，上述两案的处理经过及结果“俱载碑记，同时立碑于郡城北门外龙王庙” [8]。
实际上，不仅各绿洲具有多占石羊河水的激励，同一绿洲内不同灌区、不同农户之间争水亦十分激烈。乾隆二十年，时任甘肃巡抚陈宏谋对此作过概括：“遇缺水之岁，则各争截灌，遇水旺之年，则随意挖泻”。为了解决绿洲农业中水资源的“公地”问题，清政府在当地设立专职的水利老人和水利通判，主要采用：按修渠人夫分水、按粮食产量分水、以及按耕种亩数分水这三种方式对石羊河水进行分配。镇番（民勤）县于康熙四十一年设水利老人和水利通判[8]；武威县，于乾隆元年设立水利通判[8]。而水利老人和水利通判的职责，在乾隆八年县令安泰勒石《渠坝水利碑文》中有明确记载：“各坝各使水花户册一样二本，钤印一本，存县一本。管水乡老收执，稍有不均，据薄查对”，“各坝水利乡老务需不时劝谕，化导农民，若非己水，不得强行邀截混争，如违，禀县处治”。
针对石羊河水的“公地”问题，清政府推出的政策措施是按修渠人夫数、按粮食产量或者按耕种面积来分水，这在客观上鼓励了人口的增长和对当地水土资源的过度垦殖。雍正三年（1725），青松堡农民李海峰等78户农民迁往柳林湖屯田，拉开了开发湖区的序幕，这也是民勤绿洲的第三次大开发[9]。至雍正十二年（1734），柳林湖开发如火如荼。十年的光景，民勤人把石羊河终端河道改成了灌渠和泄洪渠两种沟渠。灌渠分五渠：东渠、西渠、中渠、外西渠、红柳园红沙梁渠。柳林湖灌区被改造成“塞上江南”，民勤的人口也在道光年间达到了18万的历史峰值。然而，由于五渠之水只能进入耕地，入不了湖泊，柳林湖最终干涸。道光以后，五渠被风沙埋没，人口也开始自然减少，到民国六年（1917），民勤人口已减少到12万。
关键词：民勤；水资源；公地悲剧；沙漠化
中图分类号：F323.2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3-0012-05
民勤绿洲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东北部。从地理位置看，它像一把楔子横亘于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之间，有史以来即为河西走廊内水草丰美的绿洲。在过去50多年的时间里，民勤有近3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化。沙化面积已占民勤总面积的94.5%，昔日的民勤绿洲只剩5.5%，而沙漠仍以每年8～10米的速度吞噬着绿洲腹地，使这里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干旱、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如果民勤不保，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联手东进南下，拥有220多万人口的武威市乃至拥有440万人口、面积达8.9万平方公里的整个河西走廊亦面临被沙化之危机。面对严峻的沙漠化威胁，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三级政府都出台了相应的治沙措施，温家宝总理更是多次批示“决不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导致民勤沙漠化的原因是什么？近年来，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民勤沙漠化的原因进行了研究。肖洪浪对民勤土地退化问题进行了研究[1]；刘恒对民勤盆地水资源利用与绿洲演变规律进行了研究[2]；常兆丰对民勤沙漠化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进行了研究[3]；王方琳等学者则从地区水资源供需平衡的角度进行了研究[4]。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学者们把民勤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石羊河上游来水减少以及民勤地下水位的下降，并利用大量数据验证了这一观点。
然而，对于石羊河上游来水为什么会急剧减少，以及民勤的地下水位为什么会迅速下降，大部分研究者只是从水资源供需失衡的角度来解释。本文将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从“公地悲剧”的视角来解析民勤沙漠化的内在动因，并为民勤的沙漠化治理提出建议。
一、石羊河水的“公地”属性导致上游来水逐渐减少
石羊河发源于祁连山区，全流域自东向西由大靖河、古浪河、黄羊河、杂木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西大河8条上游支流及其汇集而成的下游石羊河干流组成，石羊河干流最终注入民勤境内的青土湖（20世纪70年代，红崖山水库建成后，青土湖已经干涸，现在石羊河水注入红崖山水库），是民勤县域内惟一的一条河流，也是30万民勤人的生命线。根据竺可桢的研究，近5 000年来，西北地区的降水状况并无明显变化[5]。郭承录的研究则表明，近50年来石羊河流域的平均径流量也无明显减少[6]3034。然而，根据甘肃省水利厅提供的数据，近50年来，石羊河流入民勤的地表水量却急剧减少，从20世纪50年代的6亿立方米，至90年代已不足2亿立方米，到2000年以后则降到1亿立方米以下。
水是生命之源，对于沙漠中的绿洲而言更是如此。然而，滋养民勤绿洲的石羊河却并非民勤独有，而是流域中各个绿洲的共有资源，属于“公地”的性质。1968年，哈丁提出了著名的“公地悲剧”理论[7]。哈丁在“公地悲剧”中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面对一个向众人开放的牧场，每个牧羊人的直接利益取决于他所放牧的牲畜数量。由于缺乏约束条件，每个牧羊人虽然明知公地会退化，但个人博弈的最优策略仍然只能是增加牲畜数量，久而久之，牧场可能彻底退化或废弃，这就是“公地悲剧”。
石羊河流域干旱少雨，水资源短缺，自古以来，石羊河水这块“公地”就是流域内各绿洲争夺的焦点。武威绿洲地处民勤绿洲的上游，与民勤共用石羊河水。雍正三年，武威县民筑木堤数丈，拦截石羊河水，镇番（民勤）县民数千人告官。经凉州府监督张批、凉州卫王星、镇番卫洪涣会勘审详，“蒙批拆毁木堤，严饬霸党，旧顺流镇番” [8]。雍正五年，武威县金羊下坝民人谋于石羊河东岸开渠，讨照加垦，拦截石羊河水流，镇番（民勤）民申诉，经武威县郑松龄、镇番（民勤）县杜振宜会查，府宪批：“石羊河既系镇番（民勤）水利，何金羊下坝民人谋欲侵，又滋事端，本应惩究，姑念意虽萌而事未举，暂为宽宥。仰武威县严加禁止，速销前案，仍行申饬” [8]。为了避免类似争水事件的发生，上述两案的处理经过及结果“俱载碑记，同时立碑于郡城北门外龙王庙” [8]。
实际上，不仅各绿洲具有多占石羊河水的激励，同一绿洲内不同灌区、不同农户之间争水亦十分激烈。乾隆二十年，时任甘肃巡抚陈宏谋对此作过概括：“遇缺水之岁，则各争截灌，遇水旺之年，则随意挖泻”。为了解决绿洲农业中水资源的“公地”问题，清政府在当地设立专职的水利老人和水利通判，主要采用：按修渠人夫分水、按粮食产量分水、以及按耕种亩数分水这三种方式对石羊河水进行分配。镇番（民勤）县于康熙四十一年设水利老人和水利通判[8]；武威县，于乾隆元年设立水利通判[8]。而水利老人和水利通判的职责，在乾隆八年县令安泰勒石《渠坝水利碑文》中有明确记载：“各坝各使水花户册一样二本，钤印一本，存县一本。管水乡老收执，稍有不均，据薄查对”，“各坝水利乡老务需不时劝谕，化导农民，若非己水，不得强行邀截混争，如违，禀县处治”。
针对石羊河水的“公地”问题，清政府推出的政策措施是按修渠人夫数、按粮食产量或者按耕种面积来分水，这在客观上鼓励了人口的增长和对当地水土资源的过度垦殖。雍正三年（1725），青松堡农民李海峰等78户农民迁往柳林湖屯田，拉开了开发湖区的序幕，这也是民勤绿洲的第三次大开发[9]。至雍正十二年（1734），柳林湖开发如火如荼。十年的光景，民勤人把石羊河终端河道改成了灌渠和泄洪渠两种沟渠。灌渠分五渠：东渠、西渠、中渠、外西渠、红柳园红沙梁渠。柳林湖灌区被改造成“塞上江南”，民勤的人口也在道光年间达到了18万的历史峰值。然而，由于五渠之水只能进入耕地，入不了湖泊，柳林湖最终干涸。道光以后，五渠被风沙埋没，人口也开始自然减少，到民国六年（1917），民勤人口已减少到12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