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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往来车辆的大灯不时划破底层窗口下的宁静，雪是褐色的，大地干涸龟裂，雾气自工厂里一座座烟囱中腾起，天空低矮而压抑，处处是混凝土围栏，小酒馆和啤酒屋，漂白粉、蒸汽还有某种独特的潮湿气味混杂着扑面而来，穿堂院，荒芜的街心小公园两侧雄伟的巨型斯大林式建筑林立，难得一见的太阳，插着红旗的区党委会，光荣榜，阵亡者纪念碑，花四戈比手撕票的小型有轨电车，地铁站附近售货亭中的甜筒冰激凌，还有那难以企及的渴望——买到香烟摊上的折叠小刀。这就是我童年的汽车厂大街，我度过人生最初三十年的地方。这里离克里姆林宫的直线距离大约十公里，或许还更近一些，坐地铁三站地，但看起来却像是另一个城市，另一个世界，不是莫斯科，不是首都，而是工业殖民地，工人村，工业区。
由汽车厂大街通向四面八方的有小巷、胡同、桥梁、通道、高架桥和为数不多的街道：自行车厂大街，马斯捷尔科夫大街，列宁镇大街，科茹霍夫斯基大街……这一区被称为无产阶级区，因为里面有很多工厂：“迪纳摩”“列宁共青团汽车厂”“列宁汽车厂”“轮胎厂”“轴承厂”。厂名都是些冗长而怪异的词语，我在童年时怎么都弄不清它们的含义。我家在列宁汽车厂附近，一条环形火车道从旁边经过，巨大的中央热电站供应全区的电力，夜间也时不时地响起汽笛声，散发出灼热的蒸汽。那时候，爸爸就会给什么地方打电话，在电话里骂人，还要求中央热电站安静点儿。热电站的确安静下来了，也不知道是害怕爸爸，还是自己本就需要如此，而我就躺在床上，因为怕黑，心里一直念叨着爸爸的无上权威。我不怕吵，甚至根本就没注意到它，就好像没注意到空气被污染，屋宇设计蹩脚且不便利。我只是简单地生活着，完全不觉得自己居住的区哪里差。是不是真的不如别的區？但是不知为什么，谁也不愿意住在这里，都想着快点儿离开。后来妈妈也想过换房子，可换房的人听到“汽车厂”这个词，立刻就不再感兴趣了。
我家在战前十年的时候搬到这里。外公长得非常帅气，也贪好美色。他出身于一个古老贵族家族，承袭了律师的职业，他的家族在家谱里有记载，还曾被布罗克豪斯和埃夫隆百科词典提及。20年代初，外公由于自己的出身不好，非常艰难地才考上大学，得到在“迪纳摩”担任法律顾问的工作，还有汽车厂大街上一套合住房中的一间。这件事发生时，我外婆还是他的妻子，这段夫妻关系在二人的人生中并不算长。外婆是最富有的特维尔商人科尼亚耶夫的孙女，她给外公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就是我的两个舅舅，还有一个女儿，就是我的母亲。很快，外公找到另一个女人，不过把房子留下了，外婆带着三个孩子住在这里。外公会回来看望她，但即便他已经不是此地的主人，即便在艰难的苏联时代，在莫斯科的工人区里面，他都不忘时时提醒被抛弃的妻子，她是什么出身，而他又是什么出身。不过，孩子们还是被顺利地依照苏维埃模式带大了。他们都学业有成，有了不错的前程，入了党，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先人们是干什么的，革命前有多少财产，曾失去什么，还有他们那对并不和睦的父母又是如何神奇般幸免下来的。这一切都是在较晚些时候才明了的。
孩子们长大成人后也各自成了家，20平米的房子里住了三个家庭：我的两个舅舅和舅妈们，还有我的父母。据家族的传奇史记载，一对夫妻住在阳台的帐篷里，另一对睡在地板上，第三对占用沙发，孩子们则被安置在皮箱里。他们后来分开了，不过常常回来团聚。外婆会准备丰盛的食物，包括自制的果子露酒和冷盘。他们吃饭时喝得醉醺醺的，就开始回忆过往，我就是在这些故事、传奇和往事中长大的。他们常常谈论祖父和他的妻子们，邻居们，远近亲戚们，也会议论战争，还会讲阿尔泰的故事。疏散时，外婆带着孩子们曾去过那里，而后就无法回到居所，因为房间被其他住户占了。但是，他们在走廊中住了下来，并且通过法庭拿回自己合法的居所。外婆的前任丈夫担任律师，他在自己的辩护词中展现出了继承而来的全部才华。外婆每次讲述都会忆起新的细节，或许就是从那时起，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汽车厂大街是这一个个神奇故事的最主要场景，而我也在无产阶级大舞台上学到了人生的技能，摸索到了命运的脉搏。
我的出生解决了家庭居住环境局促的难题，鉴于慷慨的社会主义法规，我父母在隔壁楼的一层分得一套两居室住宅。房子显得那么大，外婆抱着我，带我看她在自己尘埃落定的一生中初次拥有的东西：独立的厨房，浴室，走廊，她的卧室，我父母的房间。她还把我抱到窗口，那里可以看到巷子、院落和一个像是岗亭的奇怪建筑。这次在住宅内的旅程形成了我生命中的第一印象，它是如此清晰，仿佛就发生在今天早上，只是不知道当时是几点。但是，对于汽车厂大街和那些逝者的回忆，总是能将我带入哲理性的思考之中……
二
我们这栋四层小楼的斜对面是一个有顶棚的游泳池，像是一座中世纪的哥特式城堡，这就是著名的邱费列夫浴场，苏维埃结构主义建筑最杰出的纪念碑。在居所里还没有热水的时代，各个区的人们都到这里来洗澡。妈妈说过，战后，那里发放很值钱的东西，即一小块肥皂，人们用它洗澡，洗衣服，还要做肥皂水带回家。这是苏联时期莫斯科第一个游泳馆，因此想要进去根本就不可能。但是，我妈妈同学的母亲在那里当清扫女工，有时候夜里会放小姑娘们进去游泳。妈妈就这样在那儿学会了游泳，后来希望我也能学会，但是她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我的教练年纪轻，性子急，当他看见学生中有个男孩脚没有离开池底，而是躬着身，在儿童训练池里行走时，他就大怒地咆哮：
“躺下去，感受一下水！水会把你浮起来。人们会溺水，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会游泳。”
但是我不相信他，于是他把我扔进深4米半的成人游泳池，那里有几个聋哑人在游泳。
“游吧！所有人都会游泳！”
与他的愿望相悖，我没有浮起来，反而开始呛水和沉底。教练塞给我一根竿子，朝我吼叫着，那些聋哑人焦急地比手画脚，但是我怎么也抓不住竿子，一直向池底沉。教练没办法，只得穿着衣服跳进水中救我，然后给我做人工呼吸。在这之后父母不再强求我学游泳，我此后对水就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敏锐感觉，仿佛那是一种威胁，中间还混杂着温柔和同情。我明白了自己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就是徒劳地在水的压力中挣扎。我后来曾为自己写过一篇很短、很奇怪的小说《人人都会游泳》。在此，我行使了作家唯一的特权，将自己的失败转化成了文字。 汽车厂大街是我后来许多爱好的源泉和所在。我不知道是因为它过于局促和阴森，还是由于外婆那些故事唤起了我固有的天性，反正我从幼年起就总是希望能冲出那里，弄清这个可见之处的界限之外还有什么。我的第一次旅程是深入地下，去往那个神秘的混凝土岗亭。岗亭就在我家窗口对面，从幼年起我就害怕它，不知道那里面有什么。按照那些大女孩们的讲述，里面住着一只神奇的红手套，它会先杀死我的父母，然后是外婆和姐姐，接下来就是我自己。在这个队伍中排到最后一位是最残忍的，每到深夜，我都不睡觉，侧耳等着红手套到来。
再长大些，我终于克服了恐惧，顺着摇摇晃晃的楼梯下到黑暗的岗亭里，我沿着一条水平方向的地下走廊走到尽头那扇关着的门前，推开门，进入一个大房间。一盏小灯映照出墙上的画面：戴着防毒面具的人们，核爆炸的蘑菇云，担架。这原来是加勒比危机时修建的防空洞。我感觉到自己的幽闭恐惧症发作了，赶紧跑到外面。这是我们这些居住在局促空间内的居民们的通病，从那以后，我千方百计找各种借口尽量避免它的发作。我常对外婆谎称去散步，可是却自己坐上停在家附近的公共汽车或者无轨电车，一坐就是很长时间，直到终点站为止。站名的字母都很大，旁边是公共汽车线路号码，读起来很神秘，好听，而且非常吸引人：下波利亚大街，上科特雷大街，第40渔业联合加工厂，第17医院，纳卡金斯基深水湾，卡拉恰罗沃。我孩提时代就这样研究着庞大而神秘的莫斯科，后来又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乘坐地铁，渐渐地，汽车厂大街不再只是居所的名字，还是道路的起点和回家的终点。汽车厂以外的一切都显得非常有趣，令人激动。
姐姐身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她想考地理专业，我们房间里挂着两幅大地图，苏联地图和世界地图。姐姐努力背熟那些考试要用到的地名，而我则看着自己祖国的地图，为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大、最幸福和自由的国家而感到极其自豪。我希望走遍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见识并牢记它的一切。我想去喀尔巴阡山，千岛群岛，亚马尔半岛，帕米尔高原，然后还要继续周游全世界。这个世界还有部分地区与祖国敌对，但是他们有一天必须要承认我们的优越性。我迫切地想用某种奇怪的方法为苏联再兼并一些土地。我们的祖国很大，但这不应该妨碍它继续扩张。我特别喜欢形状像老虎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还不知为什么对伊朗感兴趣。这就像当时汽车厂的孩子们很喜欢玩的用小刀占领土地的游戏。孩子们画一个大圈子，把它分成均等的扇形，然后互相攻击，从旁边的领地上分割出一块，缔结条约，然后再破坏它们，游戏结束时谁也不会抱怨，因为规则就是如此。
三
汽车厂有自己的地理位置，但是却没有历史。这么说当然是不对的，历史还是有的，是某种苏联的、工业的、骄傲的、盛典式的歷史，但是这里没有前人的历史。邱费列夫园林，沙皇的宫殿，河湾处的景观，富丽堂皇的别墅，猎场，还有卡拉姆津笔下的池塘，可怜的丽莎在此死去，莫斯科的女士们采集铃兰花来到这里哭泣哀悼，还有些人重复了同样的命运。所有此类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遗迹都被新时代抹去了。甚至，有些并非苏联的，而是苏联之前的、革命前的也都被有机地汇入到了苏联的工业化进程里去。没有任何古代的、老莫斯科的、商人的、贵族的、爷爷奶奶时期的东西，除了西蒙诺夫修道院。但是，古老的修道院如今只剩下了雄伟的围墙，而且也淹没在周围的工厂、斯大林时期以及更晚建成的房屋、烟囱、混凝土高墙和桥梁之间了。所有残存之物，包括墓碑等等，都已被毁坏，部分用在了新的建筑上。如今“迪纳摩”工厂的厂址上原本是一座教堂，里面埋葬着俄国的战士佩列斯韦特和奥斯利亚比亚，他们曾和金帐汗国军队在库利科夫草原上交战，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曾在西蒙诺夫修道院潜修。所有这些，我都是多年后才知道的，同样，我也是多年后才了解到古代莫斯科，不过它对我来说并非准确意义上的故乡。工厂区，无神论，独行其是的残忍，还有我们四处打架斗殴的流浪汉和罪犯，这才是我的故乡。
在这个无产阶级王国中有一栋红砖修建的五层的英国式专业学校，学校编号是第15。当地知识分子的孩子们在这里学习，他们因为自己的无产阶级特征，时不时地从附近学校的孩子身上得到应有的收益。他们在车库后面截住我们，直接就说：
“小子，给我十戈比。”
有几个小子交出他们要求的数目，有几个没有，但是他们从不向成年人告状，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我觉得给钱是件很丢面子的事情，所以果断地拒绝了：
“没有。”
“我要找到，就一拳扁死你吗？”邻校孩子们认真地问，但是搜查还是没有搜查，也没有动手，就放我们过去了。
四
这里真正值得亲近和热爱的，是一条河。莫斯科河。最好用一个词来表达，只有一个重音，打在字母“а”上——“莫斯科河”。“а”这个字母不应该变格，不管是在第二格、第三格、第四格、第五格还是第六格里。我的莫斯科河从“鱼雷”体育馆附近发源，进而流向下游的汽车厂大桥和利哈乔夫工厂。这条河的上游是新斯帕斯基桥，再往上是塔康卡区，科捷利尼基，克里姆林宫那段河流被装饰得十分华丽，有着美丽的堤岸，体面的人们在那里散步，游轮在那里航行，可我的莫斯科河是勤劳的，无产阶级的河流。要想沿着河岸到处通行无阻是不可能的，因为工厂的领地跟河连接得非常紧密，有几个地方根本就没有河滩，只能顺着河岸走过去。这条河是汽车厂大街唯一有生命力的地方，是没有被消灭、没有被砍伐殆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河上有封冻期和流冰期，虽然在城市内部的分别不太明显，但区别还是有的。人们在那里捕鱼，游泳，在那儿可以收集小石头，还有把岸边的小小木板扔进水里，想象着它们如何顺流而下。河流蜿蜒着流向南港和科洛缅斯科耶公园。有时我会顺着河边漫长的右岸行走，河水在我脚畔流淌，跟我保持同样的速度。由于河水的流动，我会觉得这一大堆工厂、房屋、烟囱、铁路和公路都有了生命力，这股生命力穿过砖石柏油的峡谷，奇迹般地没有被消磨掉，幸存了下来。后来父亲告诉我，我的曾祖父，他母亲的爸爸，在革命前是奥卡河上内河轮船的船长。他的信息一点儿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可以推测，如果他能在奥卡河上当船长，那么可能也在莫斯科河上航行过，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当我看见这河水时，有某种东西触动了我。 我曾经爱着莫斯科河，而且直到今天依然爱它，哪怕它没有涅瓦河、没有西伯利亚大河那般壮阔，哪怕它没有像塞纳河、泰晤士河或是台伯河那样融汇成为城市风景的一部分，没有诸多步行桥和宁静的堤岸，但是，在莫斯科还是有一些位置，在那里你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条河让我们的城市更鲜活，更神秘，更柔美。正是它给了这个城市以名字，而我自己的莫斯科生涯也紧紧和它联系在一起。我大学时代在麻雀山上学习，时常散步走向它高耸的河岸，大学毕业后迁居到西港区的菲利，这条河也流经那里，不过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到处是起重机、驳船和拖船。我结婚后住在图申，旁边都是水库、水闸和水渠，我带着年幼的儿子在它的水边散步。我在莫斯科河上游的森林里盖了房子，地点离它流入鲁扎的位置很近。但是，最早的童年时代，汽车厂河段的印象是最为深刻的，让我至今都觉得古人们并非完全正确。那时他们说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里，因为河流改变了，人也改变了，但正因为变化是双重的，所以才又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将我们跟河流一起带回同一点。
五
我满十三岁后和家人搬离了汽车厂，但是我还继续在那儿上学。没有它，汽车厂对我来说也许就不完整了。我不清楚莫斯科其他区的专业学校怎么样，不过我们的学校真的可以称为知识界的堡垒。学校里纪律严格，规章强硬，成绩不合格者会被无情地开除。学校里每一位老师都认为自己的科目很重要，布置没完没了的平时测验、作文、转述、听写、问卷，无数的家庭作业。学校有些课程使用英语授课，还有一项荣耀，就是每个新学年开始前学校里都会张贴毕业生名单，上面记载着考上国立莫斯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莫斯科物理工程学院、鲍曼高等技术学院、莫斯科航空学院的毕业生，这让我父亲很生气：
“他们为什么不张贴所有毕业生的名字，而只写那些考上的？”
我在学校读书时并不喜欢这所学校，在我成长过程中有种感觉，是它用自己的严苛要求，还有与这要求成倍数关系的家庭作业侮辱了我，贬低了我，那些纪律令我痛苦不堪。可仅仅几年后，我就在它面前真心地忏悔，而且我自己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学校就应该是这样的。我能感受到大学生活的幸福，能享受这里的自由，正是因为我曾上过那样的中学，正因为它教给了我各式各样的课程。有一次，学校要从两个平行班的一些学生中选出几个去区里参加奥林匹克竞赛。在最后一轮竞争时我们还剩下四个人，我回答得最差，但是却和另一个男孩一起入选了。
“他们姓什么？”鲍里斯舅舅来我们家做客时兴致勃勃地问道。
“加兰特、康托尔、库什林。”
舅舅隐晦地笑了笑。
“不得不承认，最好的学生都是犹太人。”
我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汽车厂大街的专业学校里不分民族，在那里学习的都是苏维埃的孩子，新共同体的代表，生活在勃列日涅夫宪法时期的苏联人，我们听着勃列日涅夫决定修改、米哈尔科夫填词的国歌长大。如今，国歌在耳畔响起时，我听到的依旧是“自由共和国组成牢不可破的联盟”，而不是“俄罗斯——我们神圣的国家”。我对此毫无办法，因为这也是我的汽车厂大街。
六
有一次，我们学校来了位美国老师。我不知道他身处我们这个辽阔的国家之中感覺如何，他会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红色莫斯科的工厂区，不过我们是第一次见到美国人，能够用真正的英语对话，交谈，这足以冲昏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女老师对他的讲课持怀疑态度，认为那是虚耗时光。她是个极其吹毛求疵的人，非常讨厌的老处女，有一点疑问就抓住不放。她无视学校的铃声，铃声在我们学校根本不被重视，它只为老师们服务。要是赶上两节同样的课连续上，那我们根本连课间休息的影儿都见不到，就连着一个半小时坐在课堂上，一分钟都不能休息。她只承认不列颠英语，要想让她同意把自己的位置让出来，除非来的是一位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可这位不过是个来自衣阿华州的庄稼汉，还穿着牛仔装，是个她瞧不上眼的毛头小伙子。但是我们喜欢他，他身上散发出国外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轻松愉快，总之是不同于汽车厂大街的气息。他穿着牛仔裤，否认我们受到的一切教育，诱惑我们走向他自己那个妙不可言的世界，在那里，似乎一切都是轻松的，可以选择的。
“加油，小伙子们，加油！”他给我们鼓劲儿。
我们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如此自由，急切而热情地回答着问题。他不会打断我们，不会像桑·桑娜因为我们犯错而骂人。我们是群小傻瓜，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她从二年级就开始折磨我们，把我们弄哭，却猜不到她在我们背后有多么为自己的学生骄傲，笑得有多得意。美国人惊得瞪大眼睛，因为全班同学都非常强，表现活跃，反应迅速，而且充满青春活力，我们一下子就弄明白了他准备的那些材料，而且贪婪地想知道更多，但是他和我们的桑·桑娜不同，他根本没有多余的储备，也没有教学经验。可我们原谅了他的准备不充分，因为大家只是想听想说。
下课后他给我们口香糖吃，但是我们拒绝了，我们也有自己的骄傲。他用自己充满笑意的眼睛看着我们，突然开始讲起戴维营协议来。关于这个我们听说过一些，因为我们每周一次，有一个学生会做政治消息报道，以色列的侵略政策与我们爱好和平的阿拉伯朋友相关，而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背信弃义行为同学们也都大致了解。我们对此并不非常感兴趣，但是出于礼貌还是听着他讲，为了抓住机会锻炼口语，甚至还提了几个问题。
第二天，我们被叫到教务主任面前。她脸色很难看。一个月后，她就要去美国和这个年轻人交换。
“你们问约翰什么了？他在自己的总结里写着，苏联的孩子们想知道戴维营事件的真相，因为这些一直对他们秘而不宣。”
七
教务主任没有去美国，桑·桑娜也离开了我们。或许是因为这次事件，或许是因为别的原因，不过我们有了一位新老师，性格更温和、更安静一些。我们的英语学习就到此为止，所知以外的东西再也无从得知，口语也没能变得更好。大学时，我选择了西班牙语，也默认了自己永远放弃英语的事实，但是多年以后我去到美国，一切突然像贴画一样，清晰地又浮现在我眼前。我在大学用英语讲授俄国文学的课程，开车在衣阿华州穿行，进入之前没有俄罗斯人踏足过的地方，跟农场主、大学生、中学生、当地作家和图书管理员们见面。我给他们讲自己的祖国，讲汽车厂的童年，讲工厂林立的烟囱，讲自己买牛仔裤的梦想，讲院子里准备用来躲避美国人炸弹的防空洞，讲那个美国老师。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个傻瓜，还是个奸细，因为他，我们失去了自己最好的老师。他们听着，但是无法理解我，仿佛这里进行的甚至不是两个民族、两个文明、两个大陆的会面，而是两个人种之间的会面。我讲着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我有没有说谎。难怪这个国家的人能发明测谎仪，我时常觉得自己处于它的监控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按照自己的方式评价和尊重美国。美国是一个有无限可能、有很多地方可以游览的国家，是一个具有昂扬的爱国主义激情，但同时又很容易被放弃，不再有一丝眷恋的国家，是一个历史短暂的国家，它的历史就像我们区的历史那样可以一眼看到底。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我必须完成这些会面，必须完成自己在世界地图上许诺的旅程。这是我欠汽车厂大街的，它曾严格地训练我，将我推向广阔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它牺牲了自己，永远地放我离去。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回去，因为祖国无法从我的血液中被根除，即使多年以后，任何一种检验都能检测到它的存在。 八
对我来说，汽车厂大街无法同那个时代剥离开来，我永远也无法想象它会变成别的样子。它矗立着，仿佛是苏联的绝壁，谁也不能破坏它。我们根本没有丝毫的迹象，没有丝毫的可能，会忘记自己在学校的历史与社会学课上学到的东西。苏维埃化，无产阶级化的程度，这种精神的浓缩已经在此达到最大限度，就像空气中有毒物质般不会消失。我很难想象，汽车厂的居民们会在80年代末走上盧日尼基列宁中央体育场，会参加要求改革的集会，或者在1991年8月去护卫白宫，为叶利钦投票。我更倾向于他们会在1993年10月出现在这个白宫里。我大舅自己就参加了这次活动。无产阶级暴动，他们无力守护自己的政权，最终承受了失败，这才是汽车厂大街。
青年时代，我轻易地背叛了它，爱上了俄国的莫斯科，我兴奋而狂热地告别了苏维埃的幻想，那时我觉得这是回归，就像人们如今热衷的，回到自己的根，回到自己的源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还是我上大学的那个时候，我们组建了俄罗斯小组，其中有人让大家了解到真正的莫斯科。这个莫斯科我至今仍然热爱，尽管它的很多东西已经消失了。那时我轻易地就忘记了汽车厂大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与它脱离了关系，因为它无用而抛弃了它。我参加过要求变革的集会，高喊“废除苏联共产党！”1991年，我也去过白宫，我从未对此感到后悔，至今也是如此。但是多年之后，当我清醒地评判自身和自己的时代时，我明白了，这汽车厂、这苏联是无法摆脱的，我们不应以它们为耻，不应将之从自己的生命中铲除。我在这样的空气中，在中央热电站的咆哮声里，在校规的约束下长大，那里甚少自由，诸多羁绊，那是一片局促、拥挤、嘈杂、肮脏的地方。它被建成这个样子，它取代了美丽的邱费列夫园林，这都不是它的过错。跟契诃夫笔下的樱桃园一样，那座园林也被砍伐掉了，不过并非为了建别墅，而是建莫斯科汽车制造厂，后来工厂又被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于是就出现了如今这个并不太适宜人类居住的无用之地。追寻罪魁祸首无疑是愚笨的，我宁静的祖国在我诞生前很久就已经成了新时代的牺牲品，但是如果一切就这么结束……
九
汽车厂大街，我已经多年未见。有某种东西阻碍我去往那里，我平常的行程总是与它擦肩而过，也没有什么东西引导我奔向它身边。莫斯科是个古怪的城市，有些地方你去了上千次，对那里了如指掌，有些地方你从未去过，将来也不见得会去，但是汽车厂就这样停留在那个空间里。有一次，我乘地铁去多莫杰多沃，准备从那里坐飞机去国内的什么地方，列车经过汽车厂附近时，我的心曾猛地震颤，但是即将到来的飞行还是占据了我的大半思绪。
不久前，我因为一个奇怪的原因回到那里，就是要去拿一份无前科证明，地址就在汽车厂大街和自行车厂大街交界的地方。证明拿到了，我沿着小公园继续慢慢前行。银行、商店、外币兑换点、通信商场、广告，这里的一切跟莫斯科其他地方如出一辙，但是在汽车厂大街上不应该有这些。它们仿佛是外来的，是异类，在这里看起来极为荒唐。我的内心抵触这里所有的一切，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不应该回到这里，不应该。
我那栋有着混凝土岗亭的房子已经不见了，三环正好经过它。邱费列夫浴场成了健身俱乐部。我和小男孩们一起玩小足球游戏的空地上建起了非常讲究的汽车沙龙，在贩卖富士车。利哈乔夫工厂的旧址上建起了电影制片厂，时间开了个可怕的玩笑：有着若干世纪历史的园林被毁掉，只为了在上面建工厂，然后工厂变成电影制片厂，在里面拍系列片。这就是发生在我祖国的事情……
那些啤酒屋幸存下来了，简直太棒了！它们看起来变得更多。我走进一间，然后是另一间，酒喝得越多，周围的一切就显得越亲切。我觉得时间消失了，自己仿佛又回到了亲爱的学校，那情形就像当年我醉眼惺忪地来参加学校晚会，善良的老师原谅了我。这一切多么可悲，又多么美妙！我突然觉得，好像是自己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城市，那里发生了一些神秘的事情，我走在路上，往昔亲近的地方有些认得出，有些却已认不出，我想尽快给谁打个电话，跟谁见个面，恍惚间，我觉得自己马上就会跟以前的熟人走个面对面，可路上其实根本没有人。
不管怎么说，因为这些街道，我那颗愚钝的心里充满了柔情和感恩，它们毕竟没有变化太大，起码没有我自己的变化大。河水一如既往地流动着，这都是赫拉克利特在胡言乱语。他不知道，我的朋友叶夫盖尼·瓦达拉斯金曾经说过什么。一次，我在考试中问一个女大学生，瓦达拉斯金的《月桂》中的故事发生在哪个世纪，女孩不知道，尽管她之前对我说过，她有多么喜欢这部小说，怎么为它而哭泣。我那时直接在考场上给作者打电话问道：“热尼亚，有个女孩很喜欢你的小说，但是却不知道其中的故事发生在哪个世纪，给她打几分呢？”瓦达拉斯金回答：“她是对的！时间根本不存在！给她打五分！”
我走到河边，觉得他们都是对的，时间并不存在，这并非因为我的醉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的痴迷，而是因为河水如今的流动依然同我孩提时代一模一样，水也依然还是那同样的水，岸边发生了什么，对它来说根本无所谓。渐渐地，天完全黑下来，醉意消散了，我环顾一下四周，深夜时分，旁边没有人，我脱下衣服，走进水中游了一会儿。那个年轻人在游泳池里说的话是对的：人人都会游泳，只是并非每个人都知道而已。
① 本篇原题《Автозаодская》，作者阿·瓦尔拉莫夫（АлексейВарламов）生于1963年，俄国作家，高尔基文学院院长，莫斯科大学教授。——译注
往来车辆的大灯不时划破底层窗口下的宁静，雪是褐色的，大地干涸龟裂，雾气自工厂里一座座烟囱中腾起，天空低矮而压抑，处处是混凝土围栏，小酒馆和啤酒屋，漂白粉、蒸汽还有某种独特的潮湿气味混杂着扑面而来，穿堂院，荒芜的街心小公园两侧雄伟的巨型斯大林式建筑林立，难得一见的太阳，插着红旗的区党委会，光荣榜，阵亡者纪念碑，花四戈比手撕票的小型有轨电车，地铁站附近售货亭中的甜筒冰激凌，还有那难以企及的渴望——买到香烟摊上的折叠小刀。这就是我童年的汽车厂大街，我度过人生最初三十年的地方。这里离克里姆林宫的直线距离大约十公里，或许还更近一些，坐地铁三站地，但看起来却像是另一个城市，另一个世界，不是莫斯科，不是首都，而是工业殖民地，工人村，工业区。
由汽车厂大街通向四面八方的有小巷、胡同、桥梁、通道、高架桥和为数不多的街道：自行车厂大街，马斯捷尔科夫大街，列宁镇大街，科茹霍夫斯基大街……这一区被称为无产阶级区，因为里面有很多工厂：“迪纳摩”“列宁共青团汽车厂”“列宁汽车厂”“轮胎厂”“轴承厂”。厂名都是些冗长而怪异的词语，我在童年时怎么都弄不清它们的含义。我家在列宁汽车厂附近，一条环形火车道从旁边经过，巨大的中央热电站供应全区的电力，夜间也时不时地响起汽笛声，散发出灼热的蒸汽。那时候，爸爸就会给什么地方打电话，在电话里骂人，还要求中央热电站安静点儿。热电站的确安静下来了，也不知道是害怕爸爸，还是自己本就需要如此，而我就躺在床上，因为怕黑，心里一直念叨着爸爸的无上权威。我不怕吵，甚至根本就没注意到它，就好像没注意到空气被污染，屋宇设计蹩脚且不便利。我只是简单地生活着，完全不觉得自己居住的区哪里差。是不是真的不如别的區？但是不知为什么，谁也不愿意住在这里，都想着快点儿离开。后来妈妈也想过换房子，可换房的人听到“汽车厂”这个词，立刻就不再感兴趣了。
我家在战前十年的时候搬到这里。外公长得非常帅气，也贪好美色。他出身于一个古老贵族家族，承袭了律师的职业，他的家族在家谱里有记载，还曾被布罗克豪斯和埃夫隆百科词典提及。20年代初，外公由于自己的出身不好，非常艰难地才考上大学，得到在“迪纳摩”担任法律顾问的工作，还有汽车厂大街上一套合住房中的一间。这件事发生时，我外婆还是他的妻子，这段夫妻关系在二人的人生中并不算长。外婆是最富有的特维尔商人科尼亚耶夫的孙女，她给外公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就是我的两个舅舅，还有一个女儿，就是我的母亲。很快，外公找到另一个女人，不过把房子留下了，外婆带着三个孩子住在这里。外公会回来看望她，但即便他已经不是此地的主人，即便在艰难的苏联时代，在莫斯科的工人区里面，他都不忘时时提醒被抛弃的妻子，她是什么出身，而他又是什么出身。不过，孩子们还是被顺利地依照苏维埃模式带大了。他们都学业有成，有了不错的前程，入了党，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先人们是干什么的，革命前有多少财产，曾失去什么，还有他们那对并不和睦的父母又是如何神奇般幸免下来的。这一切都是在较晚些时候才明了的。
孩子们长大成人后也各自成了家，20平米的房子里住了三个家庭：我的两个舅舅和舅妈们，还有我的父母。据家族的传奇史记载，一对夫妻住在阳台的帐篷里，另一对睡在地板上，第三对占用沙发，孩子们则被安置在皮箱里。他们后来分开了，不过常常回来团聚。外婆会准备丰盛的食物，包括自制的果子露酒和冷盘。他们吃饭时喝得醉醺醺的，就开始回忆过往，我就是在这些故事、传奇和往事中长大的。他们常常谈论祖父和他的妻子们，邻居们，远近亲戚们，也会议论战争，还会讲阿尔泰的故事。疏散时，外婆带着孩子们曾去过那里，而后就无法回到居所，因为房间被其他住户占了。但是，他们在走廊中住了下来，并且通过法庭拿回自己合法的居所。外婆的前任丈夫担任律师，他在自己的辩护词中展现出了继承而来的全部才华。外婆每次讲述都会忆起新的细节，或许就是从那时起，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汽车厂大街是这一个个神奇故事的最主要场景，而我也在无产阶级大舞台上学到了人生的技能，摸索到了命运的脉搏。
我的出生解决了家庭居住环境局促的难题，鉴于慷慨的社会主义法规，我父母在隔壁楼的一层分得一套两居室住宅。房子显得那么大，外婆抱着我，带我看她在自己尘埃落定的一生中初次拥有的东西：独立的厨房，浴室，走廊，她的卧室，我父母的房间。她还把我抱到窗口，那里可以看到巷子、院落和一个像是岗亭的奇怪建筑。这次在住宅内的旅程形成了我生命中的第一印象，它是如此清晰，仿佛就发生在今天早上，只是不知道当时是几点。但是，对于汽车厂大街和那些逝者的回忆，总是能将我带入哲理性的思考之中……
二
我们这栋四层小楼的斜对面是一个有顶棚的游泳池，像是一座中世纪的哥特式城堡，这就是著名的邱费列夫浴场，苏维埃结构主义建筑最杰出的纪念碑。在居所里还没有热水的时代，各个区的人们都到这里来洗澡。妈妈说过，战后，那里发放很值钱的东西，即一小块肥皂，人们用它洗澡，洗衣服，还要做肥皂水带回家。这是苏联时期莫斯科第一个游泳馆，因此想要进去根本就不可能。但是，我妈妈同学的母亲在那里当清扫女工，有时候夜里会放小姑娘们进去游泳。妈妈就这样在那儿学会了游泳，后来希望我也能学会，但是她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我的教练年纪轻，性子急，当他看见学生中有个男孩脚没有离开池底，而是躬着身，在儿童训练池里行走时，他就大怒地咆哮：
“躺下去，感受一下水！水会把你浮起来。人们会溺水，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会游泳。”
但是我不相信他，于是他把我扔进深4米半的成人游泳池，那里有几个聋哑人在游泳。
“游吧！所有人都会游泳！”
与他的愿望相悖，我没有浮起来，反而开始呛水和沉底。教练塞给我一根竿子，朝我吼叫着，那些聋哑人焦急地比手画脚，但是我怎么也抓不住竿子，一直向池底沉。教练没办法，只得穿着衣服跳进水中救我，然后给我做人工呼吸。在这之后父母不再强求我学游泳，我此后对水就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敏锐感觉，仿佛那是一种威胁，中间还混杂着温柔和同情。我明白了自己不能忍受的是什么，就是徒劳地在水的压力中挣扎。我后来曾为自己写过一篇很短、很奇怪的小说《人人都会游泳》。在此，我行使了作家唯一的特权，将自己的失败转化成了文字。 汽车厂大街是我后来许多爱好的源泉和所在。我不知道是因为它过于局促和阴森，还是由于外婆那些故事唤起了我固有的天性，反正我从幼年起就总是希望能冲出那里，弄清这个可见之处的界限之外还有什么。我的第一次旅程是深入地下，去往那个神秘的混凝土岗亭。岗亭就在我家窗口对面，从幼年起我就害怕它，不知道那里面有什么。按照那些大女孩们的讲述，里面住着一只神奇的红手套，它会先杀死我的父母，然后是外婆和姐姐，接下来就是我自己。在这个队伍中排到最后一位是最残忍的，每到深夜，我都不睡觉，侧耳等着红手套到来。
再长大些，我终于克服了恐惧，顺着摇摇晃晃的楼梯下到黑暗的岗亭里，我沿着一条水平方向的地下走廊走到尽头那扇关着的门前，推开门，进入一个大房间。一盏小灯映照出墙上的画面：戴着防毒面具的人们，核爆炸的蘑菇云，担架。这原来是加勒比危机时修建的防空洞。我感觉到自己的幽闭恐惧症发作了，赶紧跑到外面。这是我们这些居住在局促空间内的居民们的通病，从那以后，我千方百计找各种借口尽量避免它的发作。我常对外婆谎称去散步，可是却自己坐上停在家附近的公共汽车或者无轨电车，一坐就是很长时间，直到终点站为止。站名的字母都很大，旁边是公共汽车线路号码，读起来很神秘，好听，而且非常吸引人：下波利亚大街，上科特雷大街，第40渔业联合加工厂，第17医院，纳卡金斯基深水湾，卡拉恰罗沃。我孩提时代就这样研究着庞大而神秘的莫斯科，后来又以同样的方式开始乘坐地铁，渐渐地，汽车厂大街不再只是居所的名字，还是道路的起点和回家的终点。汽车厂以外的一切都显得非常有趣，令人激动。
姐姐身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她想考地理专业，我们房间里挂着两幅大地图，苏联地图和世界地图。姐姐努力背熟那些考试要用到的地名，而我则看着自己祖国的地图，为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大、最幸福和自由的国家而感到极其自豪。我希望走遍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见识并牢记它的一切。我想去喀尔巴阡山，千岛群岛，亚马尔半岛，帕米尔高原，然后还要继续周游全世界。这个世界还有部分地区与祖国敌对，但是他们有一天必须要承认我们的优越性。我迫切地想用某种奇怪的方法为苏联再兼并一些土地。我们的祖国很大，但这不应该妨碍它继续扩张。我特别喜欢形状像老虎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还不知为什么对伊朗感兴趣。这就像当时汽车厂的孩子们很喜欢玩的用小刀占领土地的游戏。孩子们画一个大圈子，把它分成均等的扇形，然后互相攻击，从旁边的领地上分割出一块，缔结条约，然后再破坏它们，游戏结束时谁也不会抱怨，因为规则就是如此。
三
汽车厂有自己的地理位置，但是却没有历史。这么说当然是不对的，历史还是有的，是某种苏联的、工业的、骄傲的、盛典式的歷史，但是这里没有前人的历史。邱费列夫园林，沙皇的宫殿，河湾处的景观，富丽堂皇的别墅，猎场，还有卡拉姆津笔下的池塘，可怜的丽莎在此死去，莫斯科的女士们采集铃兰花来到这里哭泣哀悼，还有些人重复了同样的命运。所有此类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遗迹都被新时代抹去了。甚至，有些并非苏联的，而是苏联之前的、革命前的也都被有机地汇入到了苏联的工业化进程里去。没有任何古代的、老莫斯科的、商人的、贵族的、爷爷奶奶时期的东西，除了西蒙诺夫修道院。但是，古老的修道院如今只剩下了雄伟的围墙，而且也淹没在周围的工厂、斯大林时期以及更晚建成的房屋、烟囱、混凝土高墙和桥梁之间了。所有残存之物，包括墓碑等等，都已被毁坏，部分用在了新的建筑上。如今“迪纳摩”工厂的厂址上原本是一座教堂，里面埋葬着俄国的战士佩列斯韦特和奥斯利亚比亚，他们曾和金帐汗国军队在库利科夫草原上交战，基里尔·别洛泽尔斯基曾在西蒙诺夫修道院潜修。所有这些，我都是多年后才知道的，同样，我也是多年后才了解到古代莫斯科，不过它对我来说并非准确意义上的故乡。工厂区，无神论，独行其是的残忍，还有我们四处打架斗殴的流浪汉和罪犯，这才是我的故乡。
在这个无产阶级王国中有一栋红砖修建的五层的英国式专业学校，学校编号是第15。当地知识分子的孩子们在这里学习，他们因为自己的无产阶级特征，时不时地从附近学校的孩子身上得到应有的收益。他们在车库后面截住我们，直接就说：
“小子，给我十戈比。”
有几个小子交出他们要求的数目，有几个没有，但是他们从不向成年人告状，不管是父母还是老师。我觉得给钱是件很丢面子的事情，所以果断地拒绝了：
“没有。”
“我要找到，就一拳扁死你吗？”邻校孩子们认真地问，但是搜查还是没有搜查，也没有动手，就放我们过去了。
四
这里真正值得亲近和热爱的，是一条河。莫斯科河。最好用一个词来表达，只有一个重音，打在字母“а”上——“莫斯科河”。“а”这个字母不应该变格，不管是在第二格、第三格、第四格、第五格还是第六格里。我的莫斯科河从“鱼雷”体育馆附近发源，进而流向下游的汽车厂大桥和利哈乔夫工厂。这条河的上游是新斯帕斯基桥，再往上是塔康卡区，科捷利尼基，克里姆林宫那段河流被装饰得十分华丽，有着美丽的堤岸，体面的人们在那里散步，游轮在那里航行，可我的莫斯科河是勤劳的，无产阶级的河流。要想沿着河岸到处通行无阻是不可能的，因为工厂的领地跟河连接得非常紧密，有几个地方根本就没有河滩，只能顺着河岸走过去。这条河是汽车厂大街唯一有生命力的地方，是没有被消灭、没有被砍伐殆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河上有封冻期和流冰期，虽然在城市内部的分别不太明显，但区别还是有的。人们在那里捕鱼，游泳，在那儿可以收集小石头，还有把岸边的小小木板扔进水里，想象着它们如何顺流而下。河流蜿蜒着流向南港和科洛缅斯科耶公园。有时我会顺着河边漫长的右岸行走，河水在我脚畔流淌，跟我保持同样的速度。由于河水的流动，我会觉得这一大堆工厂、房屋、烟囱、铁路和公路都有了生命力，这股生命力穿过砖石柏油的峡谷，奇迹般地没有被消磨掉，幸存了下来。后来父亲告诉我，我的曾祖父，他母亲的爸爸，在革命前是奥卡河上内河轮船的船长。他的信息一点儿也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可以推测，如果他能在奥卡河上当船长，那么可能也在莫斯科河上航行过，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当我看见这河水时，有某种东西触动了我。 我曾经爱着莫斯科河，而且直到今天依然爱它，哪怕它没有涅瓦河、没有西伯利亚大河那般壮阔，哪怕它没有像塞纳河、泰晤士河或是台伯河那样融汇成为城市风景的一部分，没有诸多步行桥和宁静的堤岸，但是，在莫斯科还是有一些位置，在那里你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条河让我们的城市更鲜活，更神秘，更柔美。正是它给了这个城市以名字，而我自己的莫斯科生涯也紧紧和它联系在一起。我大学时代在麻雀山上学习，时常散步走向它高耸的河岸，大学毕业后迁居到西港区的菲利，这条河也流经那里，不过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到处是起重机、驳船和拖船。我结婚后住在图申，旁边都是水库、水闸和水渠，我带着年幼的儿子在它的水边散步。我在莫斯科河上游的森林里盖了房子，地点离它流入鲁扎的位置很近。但是，最早的童年时代，汽车厂河段的印象是最为深刻的，让我至今都觉得古人们并非完全正确。那时他们说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里，因为河流改变了，人也改变了，但正因为变化是双重的，所以才又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将我们跟河流一起带回同一点。
五
我满十三岁后和家人搬离了汽车厂，但是我还继续在那儿上学。没有它，汽车厂对我来说也许就不完整了。我不清楚莫斯科其他区的专业学校怎么样，不过我们的学校真的可以称为知识界的堡垒。学校里纪律严格，规章强硬，成绩不合格者会被无情地开除。学校里每一位老师都认为自己的科目很重要，布置没完没了的平时测验、作文、转述、听写、问卷，无数的家庭作业。学校有些课程使用英语授课，还有一项荣耀，就是每个新学年开始前学校里都会张贴毕业生名单，上面记载着考上国立莫斯科大学、外国语学院、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莫斯科物理工程学院、鲍曼高等技术学院、莫斯科航空学院的毕业生，这让我父亲很生气：
“他们为什么不张贴所有毕业生的名字，而只写那些考上的？”
我在学校读书时并不喜欢这所学校，在我成长过程中有种感觉，是它用自己的严苛要求，还有与这要求成倍数关系的家庭作业侮辱了我，贬低了我，那些纪律令我痛苦不堪。可仅仅几年后，我就在它面前真心地忏悔，而且我自己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学校就应该是这样的。我能感受到大学生活的幸福，能享受这里的自由，正是因为我曾上过那样的中学，正因为它教给了我各式各样的课程。有一次，学校要从两个平行班的一些学生中选出几个去区里参加奥林匹克竞赛。在最后一轮竞争时我们还剩下四个人，我回答得最差，但是却和另一个男孩一起入选了。
“他们姓什么？”鲍里斯舅舅来我们家做客时兴致勃勃地问道。
“加兰特、康托尔、库什林。”
舅舅隐晦地笑了笑。
“不得不承认，最好的学生都是犹太人。”
我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汽车厂大街的专业学校里不分民族，在那里学习的都是苏维埃的孩子，新共同体的代表，生活在勃列日涅夫宪法时期的苏联人，我们听着勃列日涅夫决定修改、米哈尔科夫填词的国歌长大。如今，国歌在耳畔响起时，我听到的依旧是“自由共和国组成牢不可破的联盟”，而不是“俄罗斯——我们神圣的国家”。我对此毫无办法，因为这也是我的汽车厂大街。
六
有一次，我们学校来了位美国老师。我不知道他身处我们这个辽阔的国家之中感覺如何，他会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红色莫斯科的工厂区，不过我们是第一次见到美国人，能够用真正的英语对话，交谈，这足以冲昏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女老师对他的讲课持怀疑态度，认为那是虚耗时光。她是个极其吹毛求疵的人，非常讨厌的老处女，有一点疑问就抓住不放。她无视学校的铃声，铃声在我们学校根本不被重视，它只为老师们服务。要是赶上两节同样的课连续上，那我们根本连课间休息的影儿都见不到，就连着一个半小时坐在课堂上，一分钟都不能休息。她只承认不列颠英语，要想让她同意把自己的位置让出来，除非来的是一位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可这位不过是个来自衣阿华州的庄稼汉，还穿着牛仔装，是个她瞧不上眼的毛头小伙子。但是我们喜欢他，他身上散发出国外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轻松愉快，总之是不同于汽车厂大街的气息。他穿着牛仔裤，否认我们受到的一切教育，诱惑我们走向他自己那个妙不可言的世界，在那里，似乎一切都是轻松的，可以选择的。
“加油，小伙子们，加油！”他给我们鼓劲儿。
我们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如此自由，急切而热情地回答着问题。他不会打断我们，不会像桑·桑娜因为我们犯错而骂人。我们是群小傻瓜，这样说是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她从二年级就开始折磨我们，把我们弄哭，却猜不到她在我们背后有多么为自己的学生骄傲，笑得有多得意。美国人惊得瞪大眼睛，因为全班同学都非常强，表现活跃，反应迅速，而且充满青春活力，我们一下子就弄明白了他准备的那些材料，而且贪婪地想知道更多，但是他和我们的桑·桑娜不同，他根本没有多余的储备，也没有教学经验。可我们原谅了他的准备不充分，因为大家只是想听想说。
下课后他给我们口香糖吃，但是我们拒绝了，我们也有自己的骄傲。他用自己充满笑意的眼睛看着我们，突然开始讲起戴维营协议来。关于这个我们听说过一些，因为我们每周一次，有一个学生会做政治消息报道，以色列的侵略政策与我们爱好和平的阿拉伯朋友相关，而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背信弃义行为同学们也都大致了解。我们对此并不非常感兴趣，但是出于礼貌还是听着他讲，为了抓住机会锻炼口语，甚至还提了几个问题。
第二天，我们被叫到教务主任面前。她脸色很难看。一个月后，她就要去美国和这个年轻人交换。
“你们问约翰什么了？他在自己的总结里写着，苏联的孩子们想知道戴维营事件的真相，因为这些一直对他们秘而不宣。”
七
教务主任没有去美国，桑·桑娜也离开了我们。或许是因为这次事件，或许是因为别的原因，不过我们有了一位新老师，性格更温和、更安静一些。我们的英语学习就到此为止，所知以外的东西再也无从得知，口语也没能变得更好。大学时，我选择了西班牙语，也默认了自己永远放弃英语的事实，但是多年以后我去到美国，一切突然像贴画一样，清晰地又浮现在我眼前。我在大学用英语讲授俄国文学的课程，开车在衣阿华州穿行，进入之前没有俄罗斯人踏足过的地方，跟农场主、大学生、中学生、当地作家和图书管理员们见面。我给他们讲自己的祖国，讲汽车厂的童年，讲工厂林立的烟囱，讲自己买牛仔裤的梦想，讲院子里准备用来躲避美国人炸弹的防空洞，讲那个美国老师。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个傻瓜，还是个奸细，因为他，我们失去了自己最好的老师。他们听着，但是无法理解我，仿佛这里进行的甚至不是两个民族、两个文明、两个大陆的会面，而是两个人种之间的会面。我讲着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我有没有说谎。难怪这个国家的人能发明测谎仪，我时常觉得自己处于它的监控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按照自己的方式评价和尊重美国。美国是一个有无限可能、有很多地方可以游览的国家，是一个具有昂扬的爱国主义激情，但同时又很容易被放弃，不再有一丝眷恋的国家，是一个历史短暂的国家，它的历史就像我们区的历史那样可以一眼看到底。但是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我必须完成这些会面，必须完成自己在世界地图上许诺的旅程。这是我欠汽车厂大街的，它曾严格地训练我，将我推向广阔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它牺牲了自己，永远地放我离去。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回去，因为祖国无法从我的血液中被根除，即使多年以后，任何一种检验都能检测到它的存在。 八
对我来说，汽车厂大街无法同那个时代剥离开来，我永远也无法想象它会变成别的样子。它矗立着，仿佛是苏联的绝壁，谁也不能破坏它。我们根本没有丝毫的迹象，没有丝毫的可能，会忘记自己在学校的历史与社会学课上学到的东西。苏维埃化，无产阶级化的程度，这种精神的浓缩已经在此达到最大限度，就像空气中有毒物质般不会消失。我很难想象，汽车厂的居民们会在80年代末走上盧日尼基列宁中央体育场，会参加要求改革的集会，或者在1991年8月去护卫白宫，为叶利钦投票。我更倾向于他们会在1993年10月出现在这个白宫里。我大舅自己就参加了这次活动。无产阶级暴动，他们无力守护自己的政权，最终承受了失败，这才是汽车厂大街。
青年时代，我轻易地背叛了它，爱上了俄国的莫斯科，我兴奋而狂热地告别了苏维埃的幻想，那时我觉得这是回归，就像人们如今热衷的，回到自己的根，回到自己的源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还是我上大学的那个时候，我们组建了俄罗斯小组，其中有人让大家了解到真正的莫斯科。这个莫斯科我至今仍然热爱，尽管它的很多东西已经消失了。那时我轻易地就忘记了汽车厂大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与它脱离了关系，因为它无用而抛弃了它。我参加过要求变革的集会，高喊“废除苏联共产党！”1991年，我也去过白宫，我从未对此感到后悔，至今也是如此。但是多年之后，当我清醒地评判自身和自己的时代时，我明白了，这汽车厂、这苏联是无法摆脱的，我们不应以它们为耻，不应将之从自己的生命中铲除。我在这样的空气中，在中央热电站的咆哮声里，在校规的约束下长大，那里甚少自由，诸多羁绊，那是一片局促、拥挤、嘈杂、肮脏的地方。它被建成这个样子，它取代了美丽的邱费列夫园林，这都不是它的过错。跟契诃夫笔下的樱桃园一样，那座园林也被砍伐掉了，不过并非为了建别墅，而是建莫斯科汽车制造厂，后来工厂又被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于是就出现了如今这个并不太适宜人类居住的无用之地。追寻罪魁祸首无疑是愚笨的，我宁静的祖国在我诞生前很久就已经成了新时代的牺牲品，但是如果一切就这么结束……
九
汽车厂大街，我已经多年未见。有某种东西阻碍我去往那里，我平常的行程总是与它擦肩而过，也没有什么东西引导我奔向它身边。莫斯科是个古怪的城市，有些地方你去了上千次，对那里了如指掌，有些地方你从未去过，将来也不见得会去，但是汽车厂就这样停留在那个空间里。有一次，我乘地铁去多莫杰多沃，准备从那里坐飞机去国内的什么地方，列车经过汽车厂附近时，我的心曾猛地震颤，但是即将到来的飞行还是占据了我的大半思绪。
不久前，我因为一个奇怪的原因回到那里，就是要去拿一份无前科证明，地址就在汽车厂大街和自行车厂大街交界的地方。证明拿到了，我沿着小公园继续慢慢前行。银行、商店、外币兑换点、通信商场、广告，这里的一切跟莫斯科其他地方如出一辙，但是在汽车厂大街上不应该有这些。它们仿佛是外来的，是异类，在这里看起来极为荒唐。我的内心抵触这里所有的一切，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不应该回到这里，不应该。
我那栋有着混凝土岗亭的房子已经不见了，三环正好经过它。邱费列夫浴场成了健身俱乐部。我和小男孩们一起玩小足球游戏的空地上建起了非常讲究的汽车沙龙，在贩卖富士车。利哈乔夫工厂的旧址上建起了电影制片厂，时间开了个可怕的玩笑：有着若干世纪历史的园林被毁掉，只为了在上面建工厂，然后工厂变成电影制片厂，在里面拍系列片。这就是发生在我祖国的事情……
那些啤酒屋幸存下来了，简直太棒了！它们看起来变得更多。我走进一间，然后是另一间，酒喝得越多，周围的一切就显得越亲切。我觉得时间消失了，自己仿佛又回到了亲爱的学校，那情形就像当年我醉眼惺忪地来参加学校晚会，善良的老师原谅了我。这一切多么可悲，又多么美妙！我突然觉得，好像是自己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城市，那里发生了一些神秘的事情，我走在路上，往昔亲近的地方有些认得出，有些却已认不出，我想尽快给谁打个电话，跟谁见个面，恍惚间，我觉得自己马上就会跟以前的熟人走个面对面，可路上其实根本没有人。
不管怎么说，因为这些街道，我那颗愚钝的心里充满了柔情和感恩，它们毕竟没有变化太大，起码没有我自己的变化大。河水一如既往地流动着，这都是赫拉克利特在胡言乱语。他不知道，我的朋友叶夫盖尼·瓦达拉斯金曾经说过什么。一次，我在考试中问一个女大学生，瓦达拉斯金的《月桂》中的故事发生在哪个世纪，女孩不知道，尽管她之前对我说过，她有多么喜欢这部小说，怎么为它而哭泣。我那时直接在考场上给作者打电话问道：“热尼亚，有个女孩很喜欢你的小说，但是却不知道其中的故事发生在哪个世纪，给她打几分呢？”瓦达拉斯金回答：“她是对的！时间根本不存在！给她打五分！”
我走到河边，觉得他们都是对的，时间并不存在，这并非因为我的醉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的痴迷，而是因为河水如今的流动依然同我孩提时代一模一样，水也依然还是那同样的水，岸边发生了什么，对它来说根本无所谓。渐渐地，天完全黑下来，醉意消散了，我环顾一下四周，深夜时分，旁边没有人，我脱下衣服，走进水中游了一会儿。那个年轻人在游泳池里说的话是对的：人人都会游泳，只是并非每个人都知道而已。
① 本篇原题《Автозаодская》，作者阿·瓦尔拉莫夫（АлексейВарламов）生于1963年，俄国作家，高尔基文学院院长，莫斯科大学教授。——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