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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院墙的一侧是一间储物室，里面放置着各种家什。门后的墙上钉着一排钉子，其中就挂着一只金黄色的斗笠。斗笠造型简单，呈倒锥形，正中的凹处刚好容纳一个人头的大小。再从两旁穿过来两条布带系在一起，便可以紧实地将脸庞固定于其下。竹编的斗笠在闽南的田间太寻常了，它们的地位虽不如一只耕犁、一辆水车的意义那么重大，在春夏多雨的南方却是人手一个的必需品。插秧或者收割的农忙时节，女子们早晨出门都会随手捎上它。春雨来临的时候，只要下得不太细密，戴上它可以继续劳作而不必停下手上进行一半的活儿。到了酷夏，它又能遮挡光线，起到防晒的作用。那个时期如果你到我的故乡来，常常能见到一个个斗笠在大地上移动，如同一朵朵盛开的向日葵——花朵之下是勤劳的惠安女子。后来在公布征集的城市标识设计时，最终入选展现于世的是用红黄蓝三个色块组成的惠安女的形象，黄色块代表的就是金黄的斗笠，微微朝左上方倾斜着，让人想见掀开的斗笠之下，是怎样的素朴而妩媚，如同一片倾城的春光。
雨到来的时候，人在薄薄的一层伞纸之下，一身清爽，内心安定，行走起来步履也就更从容一些。母亲当年来到县城后，也许正是通过观察和比较，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乡间斗笠下的生活状态——撑一把伞与头顶一只斗笠相比，分量其实是更重了些，却显示出身份的不同。年轻的母亲很快地融入了这样的状态之中。那只黄斗笠的命运便如同被打入冷宫的女子，倾斜着悬于光线晦暗的储存室中，只在偶尔家里的伞不济的时候会被取出来顶替一下，之后被晾干又收藏了起来。那时的收藏与现今不同，纯粹出于无用武之地。现在即便在乡间，斗笠的身影也早已隐退，只能在一些民俗博物馆里见到斗笠，被悬于墙上，用于怀旧。我不是斗笠，无从知晓它失宠前后的内心是如何的一番滋味，只是在我有时要进入储存室，拉下灯绳照亮屋子的一瞬，我看到它歪歪地倾斜着，似乎是旧日贵族楚楚可怜的没落模样。
在多雨的南方，像契诃夫的小说《套中人》的主人公那样，出门携一把雨伞的人是很常见的。家里的雨伞只有两种，一种是油纸伞，另一种则是已经开始兴起的布面伞。那时候的雨伞讲求的无非实用，宽大、结实，伞柄粗壮沉重，是需要耗费一些气力去擎它于头顶。家里的几把布面雨伞都是黑色或者灰黑色的，这与母亲的喜好有很大的关系。母亲一生的审美倾向素淡的色调，即使如今她已经年过花甲，依然不会喜爱红红绿绿之类热闹的颜色。仅有的那把油纸伞是祖父专用的。出生在民国又接受过私塾教育的祖父，总是保有着对旧时代的好感和留恋。就如我目睹他后半生每日午后的伏案，必要执一管小羊毫缓缓地书写，书写的格式必得从右往左，最后的落款必是庚子年仲春之类的字眼。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他生命垂危卧床的时刻才停止。即使如此，他仍要母亲寻来一册手抄的《地藏菩萨经》，病痛之时用目光阅读抚摩，似乎借此可以驱散和缓解最后时刻病痛作用于肉体的焦躁和无奈。
现在想来，祖父的油纸伞不亚于一个精致的艺术品——中间一根木轴，木轴下端安着一个木手柄，上端戴一个木伞帽，中段套着一个木伞箍，质朴光洁。若是农民执这样一柄伞会显出与脸庞相映衬的一丝土气，祖父则不然。他总是一身规矩整齐的中山装，上下四只口袋，左上侧口袋里总会插着一支钢笔，即使雨天撑着油纸伞，也一样显出教书先生的气质来。油纸伞的上面覆盖着一层涂过桐油的油纸。油纸是暗黄色的，能防水，但毕竟是纸做的，很不经磕碰，一不小心就会破裂。有时候接连一段天气晴好，放着久了没用，等雨季来了要打开，才发现伞纸粘连在一起，轻易无法打开，稍稍用点力气，“哗啦”一下，轻者扯开一个口子，重者伞架断裂，让一旁看的人也心疼得很，更不用说使用它的人了。
能补，不要扔。现在母亲还常常在我们耳边念叨这句话。
母亲至今仍珍藏着我满月时，外祖母亲手为我缝制的百家布披风，上面各种颜色的方块拼凑在一起，朴素中自带着温暖。外祖母的想法不僅是因为我是她的长外孙女，而且以后的孙辈们也可以一直续用下去。在物资供应凭借各种票证的年代，可以修复的日常器具都会去找修补匠，况且闽南人生活作风简朴是有名的。当时的每个人想法都是如此，没办法更新就在老东西上下功夫。家里破了洞口的东西——一口锅，一把凳子，一件衣服，哪怕是一块摔得碎片遍地的碗，拾掇齐了一样是可以补好的。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听说哪一家会因为有破损而轻易地丢弃它们，反倒是去一个人家里，见到摆放的物品上修补的痕迹多了，才让人觉察出日子的真实可亲。老旧时代造就了精于修补的手艺人，他们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地吆喝，用一双手与旧物打交道来维持日常的生计。
补伞要上街去。走过邮局左拐，穿过一个农贸集市，再钻过两条窄窄的巷子，便到了县城最繁华的地段——南岭桥。这条东西朝向的巷子就在这一带附近，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叫打铁巷。据说从清末至民国时期，有好几家铁器作坊集中于此，打造家庭用品出售，故而得名。等我认识它的时候，“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早已消匿无踪，一批手艺人还在，却更换了行当，成了清一色的修补伞具的集中地。他们大多来自于各个乡镇，之前为了生计过着游居不定的生活。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是谁带的头，渐渐聚拢于这一带摆摊做活儿，也就省却从前的吆喝和脚力的奔波，安定下来。一个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谋生方式，也就延续了下来，不会想着不停地变更，考虑的只会是怎么做才能生存得更好。修补匠都是凭借手工活，来此后觉得生活有了基本稳固的一份保障，便把一家老小都从乡下接来，从此在县城安了家。
这条巷子一字排开了不下二十个的补伞匠，每个人身上都围着一条深蓝或黑色的连襟围裙，从脖颈一直垂挂到脚踝处。这个色调与他们手上的活计是十分呼应的，避免各种利器划破或沾染油渍，让人看出明显的劳作的痕迹。一方小条桌，几张小木凳，还有一个工具箱，就是全部的行当。工具箱通常敞开着，里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工具，剪刀、尖嘴钳、小铁锤、钢锉、螺丝刀、几捆铁丝，还有一个装着针线的铁盒，外沿生了密密麻麻的锈，斑驳不已。出了巷口，对面是当时县城最大的百货公司。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当时是里面的售货员。我们在他的带领下第一次进入那个敞亮的空间购买学习文具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父亲胸前戴着工作牌，穿着白衬衣，站在明晃晃的玻璃柜台后面，在明亮的日光灯下，样子看起来光鲜而醒目。这在当时真是让许多人都心生羡慕的职业啊。而一条马路之遥的巷里，是生活中最基础的本色——没有集市的喧嚣与熙攘，却在无声中维持着朴素甚至略显粗糙的市井的气息。对于这条打铁巷，在小县城是不需要任何名片提示的。就像旧年代的谍战片里通常有的街头暗号一般，往往会有这样一番对话。 问：你去哪儿？
答：打铁巷呀。
对方立刻心领神悟，哦，补伞去。
修补祖父的油纸伞是需要一番过硬的功夫的，整条巷子只有一个年长的师傅有这手艺。他的修补箱也就和其他师傅不同，多了一些油纸和桐油，还有几把光秃秃的伞骨。如果只是破了个窟窿比较容易对付——在破洞处涂上桐油，贴一块油纸，再刷一遍桐油就可以。我注意到他补窟窿用的纸不是用剪刀，而是用手撕。我不解地问祖父，他说手撕的油纸边缘才会有毛边，用剪刀剪出来的边缘整齐美观，可是不容易和原来的油纸黏合。粘贴好后用桐油一刷，待它风干后，就与原本的油纸紧密地黏合在一起了，不细看的话几乎看不出什么痕迹。
要是雨伞的骨架折断了，那就要大动干戈地来一场了。这时，要把雨伞损坏的部分小心地拆开，把折断的伞骨架拆除，然后再用新的伞骨进行替换。替换后的伞架和原来的油纸伞面分开了。这时，就要用棉线把新伞架和旧伞面缝合在一起。为了不让缝合的针眼漏水，还得在新伞架的两面加上一层油纸，用桐油黏牢，这样才能既不漏水又能保持更换的伞骨稳固。修好的雨伞不能马上使用，必须打开放在太阳不能直射的地方，让桐油晾干。最终，一把垂垂老矣的油纸伞在补伞匠的手上“起死回生”，重新焕发出生机来。这个过程不啻一位数学家在解决一道难题——思维严谨缜密，条分缕析，环环相扣，最后亮出了一份令人惊艳叹服的答案。
母亲习惯找的夫妻档修补匠来自于她娘家的村庄。丈夫负责主要的修补工作，妻子在一旁十分娴熟地在每个环节为他做好铺垫，递剪刀，剪一块大小相当的伞布或是一截长度适中的铁线，配合十分默契。由于长年累月地与利器打交道，接触各种锋利的伞骨和断口，他们的双手满是裂痕，龟裂的指头总是裹着一层白胶布，干起活来却照样干净麻利。哪怕散成一堆钢丝骨架的伞到他们手里，不必花费多长时间马上整理成形，再经过简单的几针缝补，一把坏了的伞便还原如初。
每次家里有雨伞破了洞或者伞骨折断了，母亲总会主动要求上街去修补。那时母亲要回一趟娘家基本凭借脚力，路途十分遥远，在县城的一隅可以听到乡音，夫妻俩手艺又好，母亲是十分乐意去的。节俭持家的祖母平常不大吭声，她只会在母亲临出门前一刻叮嘱一句：不要被拗去咯。“拗”在我家乡的方言里意思是，多给了钱，吃了亏。母亲总是笑笑就出门。有的人觉得等待补一把伞太耗时间，来了就展示一下出问题的关键部位，问好修补完的时间后，放下就走，等下次经过再取。母亲则每次都要留下，一边等待修补一边和他们闲聊。我从小不多话，却对周遭的事物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洞察力。有一回，我陪母亲去补伞的半个小时内，已经梳理出对方的祖上三代，以及他们与我外公家以及左邻右舍的关系。第二回陪母亲去的时候，我听他们讲起的无非还是那些人，只是多了一些新鲜的变数，比如老王家新娶了一个外地的媳妇，或者老梁家添了一个大胖孙子，再比如村里有两兄弟因为分家的一块水田发生了口角，大中午打起了架来。或许于母亲而言，这是她远嫁之后借此精神返乡的一条快乐的小路，每回我都能见到她与老乡聊天时和平日待我的完全不同的神采——即使我确认无疑是她十年前就在附近的红旗医院生下的唯一的女儿。修伞的收费现在看来很是便宜，最多也不过一两块。母亲总是会小心地问两遍，够吗？够吗？母亲本是非常本分节省的女子，偏偏总替夫妻俩担心他们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在县城的房租，总会加上一两角钱才放心。真要算计，那是比别家要贵多了。等伞补完，一场跨越縣城与乡村的时空交流也接近于尾声了。
母亲拿到修好的伞后总会再试试。在她撑开伞的一刻，我看到她的脸上和头顶瞬间晴空朗朗，目光明亮而有神采。这时，我要求母亲到巷口买一块这里最为出名的绿豆饼犒劳我，她绝对满口答应我的。
这条巷子的修补匠行当相同，手中的活计也差别无几，每个师傅各自守着自己固定的摊位，不需要吆喝，却各有自己稳定的主顾，各自凭借的便是自家手艺了。大多进入这条巷子的都是直奔着某个师傅的摊位去的，因为相识久矣生出的信任，便不多言语，不必讨价还价，也省去生分的客套。有的三句两句讲清问题后放下伞就急急走人，也是很平常的事。如果进来的人东张西望，目光游离不定，一般是新客人了。这时他会仔细打量，观察谁手头功夫更娴熟，或是从摊位上堆积的旧伞的数量，也大概能判断出个七八分来。来此的人三教九流兼有，彼此在这里会面、擦身而过，也丝毫不会觉得尴尬。
有一天，我经过巷子时偶遇了我的老师。就在上午的语文课上，她刚刚和我们分享了她阅读的名著《欧也妮·葛朗台》。那时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未读过这本小说。葛朗台就是个吝啬鬼！虽然家财万贯，开销却很节省，他从来不买肉、蔬菜和水果！他什么都节约，每顿吃的食物，每天点的蜡烛，他总是亲自定量分发，每年11月1日堂屋里才生火，到3月31日就得熄火！大家听了哈哈笑起来，可是她讲得激动，手势一挥，刚好划过坐在前排的我的眼前。我下意识地躲开，心里还是有些惊悚。这时的她，是来巷里取那把伞骨不小心被折断的蓝色小翠花伞。我想起她关于老葛朗台的评价，心里暗暗发笑了起来。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天上洒下了小雨，我在走廊上看到她撑着那把小碎花伞走来，已经可以稳稳地立于手上，搭配着她的一头金色短发，显得优雅又迷人。她对我微微笑着，轻轻晃了一下手中握着的伞柄，似乎是在向我传递她对这把伞的珍爱和对它回复如初的喜悦。
渐渐地，伞的样式多了起来，颜色也复杂了，甚至连打开一把伞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这个说法真是一点也不为过——轻轻按动伞柄的按钮，一把伞便在瞬间随之开启，合起来也不必费多大的力气，轻轻一拉，收回半截，再一拉，就完全恢复原形了。如此方便又开合自如，简直可以媲美孙悟空的金箍棒了。我也想拥有这么一把神奇的伞，母亲是不同意的。她的理由倒不是嫌价格贵，她说自动伞的伞骨太脆弱，远不及手动开合来得牢固。于是，我至今对童年雨天伞的记忆，仍然停留在一朵朵如黑蘑菇一般的伞花里了。如今逢上雨天放学铃响的时刻，我总会停下手中挥动的红笔，从楼上隔着玻璃窗，望着从教室里鱼贯而出的学生，渐渐地、三三两两地出现在校园的各个角落，操场上、小路上、山坡边、校门口，这些四处移动的花朵绚丽多彩，为暗淡的雨天的心情增添了几许清新和妩媚。 往往一个雨季过去，教室里会多出许多把伞来，问了多次仍然没有主人来认领。我仔细查看过多次，发现有的伞筋连骨断，已没法使用，有的只是伞骨折断了一两支，稍稍变形了点，并不影响它的使用。这一届的学生都是2010年后出生的，这个时代早已跨入流水线自动化的时期，我们这一代对一把伞的珍惜之心，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体味不到的。再说，有谁愿意费时费神地去四处寻找一个补伞匠呢？现在我回老家去，看到县城的那一带已成为一座城市的中心广场，高楼林立，人流涌动，喷泉流彩。那批当年的匠人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纷纷改行换业或告老还乡去了，一个古老的行业就此销声匿迹。
如今，除了一些热爱行走的人，即使在雨天打伞的人也并不多——车子从家里的地下车库开出，人被包围于密闭的车内，进入目的地的另一个车库，出来时衣物干爽，脚下皮鞋照样锃亮——没有与地气相接，雨自然淋不到头顶，沾不到脚下。晴天里撑伞的人反而多了起来。当然，撑伞行走在太阳下的大多为女士，出门前先要在身体暴露的部分抹上防晒霜，再让自己全身置于伞下，不如此来一番程序，心里似乎会觉得不安。《诗经·硕人》里描写卫庄公夫人庄姜出嫁时，用“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这样一系列的比喻，赞美了庄姜的天生丽质。直到今天，中国人对于皮肤的标准，仍然停留在几千年前美白的审美传统上。一把伞在夏日就担当起了如此重大的义务。1983年，台湾发行的邮票《白蛇传》，放在第一枚的就是西湖借伞。正是那把一借一还的雨伞，演绎出许仙和白娘子的千古爱情。如果在今天的同一把伞下，站着一男一女，愿意为女士主动撑伞的男士也更能博得对方的好感。所谓绅士风度，往往就是一个细节的动作上，偏偏有些男士一辈子也弄不懂它。
我得承认自己有收藏一些小物品的癖好。比如一支笔，一把伞，甚至一只水杯，只要为我所用，定得赋予它强烈的个人色彩。对伞也是如此——我喜欢的一把伞，一定是经过认真比较，精心挑选，保管起来也特别上心，可以用上多年不换，直至它最后确实失去功能了才罢手。我也曾经不小心丢失过几把伞，直到现在想来仍然念念不忘。对于自己满意的款式，我偶尔会挑一种合适的色调赠予朋友，当然，这个朋友是我经过时间考量过的——只有这样的朋友才会明白我的一片心意，她会欢喜地接受，也会如我一般去珍爱它。有一种迷信的说法是伞与散谐音，故不宜相赠，我向来在主观上持无稽之说。后来一个机会，我询问了一位研究汉字学的博士，她说，“伞”字用的是象形的造字法，本义是伞盖，长柄，圆顶，伞面的边缘有流苏下垂。其异体字“繖”采用的是形声造字法，“散”為声符，取其音不取其义，所谓“伞者，散也”多为谐音附会之说，与现代汉语的“散”字意义并无关系。她的一番严谨的理论解释暗合了我的想法，让我觉得甚是开怀。在心里，我更乐意把伞与“善”联系在一起——事实也的确如此，收到我赠伞的朋友们一直在不散的时光静静存在着，虽不常会面，彼此的牵挂都在。就如在一场场细致紧密的春雨的接力中，静默着游移在大地之上的伞花，缤纷了一个人间。
责任编辑 陈美者
雨到来的时候，人在薄薄的一层伞纸之下，一身清爽，内心安定，行走起来步履也就更从容一些。母亲当年来到县城后，也许正是通过观察和比较，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乡间斗笠下的生活状态——撑一把伞与头顶一只斗笠相比，分量其实是更重了些，却显示出身份的不同。年轻的母亲很快地融入了这样的状态之中。那只黄斗笠的命运便如同被打入冷宫的女子，倾斜着悬于光线晦暗的储存室中，只在偶尔家里的伞不济的时候会被取出来顶替一下，之后被晾干又收藏了起来。那时的收藏与现今不同，纯粹出于无用武之地。现在即便在乡间，斗笠的身影也早已隐退，只能在一些民俗博物馆里见到斗笠，被悬于墙上，用于怀旧。我不是斗笠，无从知晓它失宠前后的内心是如何的一番滋味，只是在我有时要进入储存室，拉下灯绳照亮屋子的一瞬，我看到它歪歪地倾斜着，似乎是旧日贵族楚楚可怜的没落模样。
在多雨的南方，像契诃夫的小说《套中人》的主人公那样，出门携一把雨伞的人是很常见的。家里的雨伞只有两种，一种是油纸伞，另一种则是已经开始兴起的布面伞。那时候的雨伞讲求的无非实用，宽大、结实，伞柄粗壮沉重，是需要耗费一些气力去擎它于头顶。家里的几把布面雨伞都是黑色或者灰黑色的，这与母亲的喜好有很大的关系。母亲一生的审美倾向素淡的色调，即使如今她已经年过花甲，依然不会喜爱红红绿绿之类热闹的颜色。仅有的那把油纸伞是祖父专用的。出生在民国又接受过私塾教育的祖父，总是保有着对旧时代的好感和留恋。就如我目睹他后半生每日午后的伏案，必要执一管小羊毫缓缓地书写，书写的格式必得从右往左，最后的落款必是庚子年仲春之类的字眼。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到他生命垂危卧床的时刻才停止。即使如此，他仍要母亲寻来一册手抄的《地藏菩萨经》，病痛之时用目光阅读抚摩，似乎借此可以驱散和缓解最后时刻病痛作用于肉体的焦躁和无奈。
现在想来，祖父的油纸伞不亚于一个精致的艺术品——中间一根木轴，木轴下端安着一个木手柄，上端戴一个木伞帽，中段套着一个木伞箍，质朴光洁。若是农民执这样一柄伞会显出与脸庞相映衬的一丝土气，祖父则不然。他总是一身规矩整齐的中山装，上下四只口袋，左上侧口袋里总会插着一支钢笔，即使雨天撑着油纸伞，也一样显出教书先生的气质来。油纸伞的上面覆盖着一层涂过桐油的油纸。油纸是暗黄色的，能防水，但毕竟是纸做的，很不经磕碰，一不小心就会破裂。有时候接连一段天气晴好，放着久了没用，等雨季来了要打开，才发现伞纸粘连在一起，轻易无法打开，稍稍用点力气，“哗啦”一下，轻者扯开一个口子，重者伞架断裂，让一旁看的人也心疼得很，更不用说使用它的人了。
能补，不要扔。现在母亲还常常在我们耳边念叨这句话。
母亲至今仍珍藏着我满月时，外祖母亲手为我缝制的百家布披风，上面各种颜色的方块拼凑在一起，朴素中自带着温暖。外祖母的想法不僅是因为我是她的长外孙女，而且以后的孙辈们也可以一直续用下去。在物资供应凭借各种票证的年代，可以修复的日常器具都会去找修补匠，况且闽南人生活作风简朴是有名的。当时的每个人想法都是如此，没办法更新就在老东西上下功夫。家里破了洞口的东西——一口锅，一把凳子，一件衣服，哪怕是一块摔得碎片遍地的碗，拾掇齐了一样是可以补好的。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听说哪一家会因为有破损而轻易地丢弃它们，反倒是去一个人家里，见到摆放的物品上修补的痕迹多了，才让人觉察出日子的真实可亲。老旧时代造就了精于修补的手艺人，他们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地吆喝，用一双手与旧物打交道来维持日常的生计。
补伞要上街去。走过邮局左拐，穿过一个农贸集市，再钻过两条窄窄的巷子，便到了县城最繁华的地段——南岭桥。这条东西朝向的巷子就在这一带附近，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叫打铁巷。据说从清末至民国时期，有好几家铁器作坊集中于此，打造家庭用品出售，故而得名。等我认识它的时候，“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早已消匿无踪，一批手艺人还在，却更换了行当，成了清一色的修补伞具的集中地。他们大多来自于各个乡镇，之前为了生计过着游居不定的生活。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是谁带的头，渐渐聚拢于这一带摆摊做活儿，也就省却从前的吆喝和脚力的奔波，安定下来。一个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谋生方式，也就延续了下来，不会想着不停地变更，考虑的只会是怎么做才能生存得更好。修补匠都是凭借手工活，来此后觉得生活有了基本稳固的一份保障，便把一家老小都从乡下接来，从此在县城安了家。
这条巷子一字排开了不下二十个的补伞匠，每个人身上都围着一条深蓝或黑色的连襟围裙，从脖颈一直垂挂到脚踝处。这个色调与他们手上的活计是十分呼应的，避免各种利器划破或沾染油渍，让人看出明显的劳作的痕迹。一方小条桌，几张小木凳，还有一个工具箱，就是全部的行当。工具箱通常敞开着，里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工具，剪刀、尖嘴钳、小铁锤、钢锉、螺丝刀、几捆铁丝，还有一个装着针线的铁盒，外沿生了密密麻麻的锈，斑驳不已。出了巷口，对面是当时县城最大的百货公司。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当时是里面的售货员。我们在他的带领下第一次进入那个敞亮的空间购买学习文具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父亲胸前戴着工作牌，穿着白衬衣，站在明晃晃的玻璃柜台后面，在明亮的日光灯下，样子看起来光鲜而醒目。这在当时真是让许多人都心生羡慕的职业啊。而一条马路之遥的巷里，是生活中最基础的本色——没有集市的喧嚣与熙攘，却在无声中维持着朴素甚至略显粗糙的市井的气息。对于这条打铁巷，在小县城是不需要任何名片提示的。就像旧年代的谍战片里通常有的街头暗号一般，往往会有这样一番对话。 问：你去哪儿？
答：打铁巷呀。
对方立刻心领神悟，哦，补伞去。
修补祖父的油纸伞是需要一番过硬的功夫的，整条巷子只有一个年长的师傅有这手艺。他的修补箱也就和其他师傅不同，多了一些油纸和桐油，还有几把光秃秃的伞骨。如果只是破了个窟窿比较容易对付——在破洞处涂上桐油，贴一块油纸，再刷一遍桐油就可以。我注意到他补窟窿用的纸不是用剪刀，而是用手撕。我不解地问祖父，他说手撕的油纸边缘才会有毛边，用剪刀剪出来的边缘整齐美观，可是不容易和原来的油纸黏合。粘贴好后用桐油一刷，待它风干后，就与原本的油纸紧密地黏合在一起了，不细看的话几乎看不出什么痕迹。
要是雨伞的骨架折断了，那就要大动干戈地来一场了。这时，要把雨伞损坏的部分小心地拆开，把折断的伞骨架拆除，然后再用新的伞骨进行替换。替换后的伞架和原来的油纸伞面分开了。这时，就要用棉线把新伞架和旧伞面缝合在一起。为了不让缝合的针眼漏水，还得在新伞架的两面加上一层油纸，用桐油黏牢，这样才能既不漏水又能保持更换的伞骨稳固。修好的雨伞不能马上使用，必须打开放在太阳不能直射的地方，让桐油晾干。最终，一把垂垂老矣的油纸伞在补伞匠的手上“起死回生”，重新焕发出生机来。这个过程不啻一位数学家在解决一道难题——思维严谨缜密，条分缕析，环环相扣，最后亮出了一份令人惊艳叹服的答案。
母亲习惯找的夫妻档修补匠来自于她娘家的村庄。丈夫负责主要的修补工作，妻子在一旁十分娴熟地在每个环节为他做好铺垫，递剪刀，剪一块大小相当的伞布或是一截长度适中的铁线，配合十分默契。由于长年累月地与利器打交道，接触各种锋利的伞骨和断口，他们的双手满是裂痕，龟裂的指头总是裹着一层白胶布，干起活来却照样干净麻利。哪怕散成一堆钢丝骨架的伞到他们手里，不必花费多长时间马上整理成形，再经过简单的几针缝补，一把坏了的伞便还原如初。
每次家里有雨伞破了洞或者伞骨折断了，母亲总会主动要求上街去修补。那时母亲要回一趟娘家基本凭借脚力，路途十分遥远，在县城的一隅可以听到乡音，夫妻俩手艺又好，母亲是十分乐意去的。节俭持家的祖母平常不大吭声，她只会在母亲临出门前一刻叮嘱一句：不要被拗去咯。“拗”在我家乡的方言里意思是，多给了钱，吃了亏。母亲总是笑笑就出门。有的人觉得等待补一把伞太耗时间，来了就展示一下出问题的关键部位，问好修补完的时间后，放下就走，等下次经过再取。母亲则每次都要留下，一边等待修补一边和他们闲聊。我从小不多话，却对周遭的事物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洞察力。有一回，我陪母亲去补伞的半个小时内，已经梳理出对方的祖上三代，以及他们与我外公家以及左邻右舍的关系。第二回陪母亲去的时候，我听他们讲起的无非还是那些人，只是多了一些新鲜的变数，比如老王家新娶了一个外地的媳妇，或者老梁家添了一个大胖孙子，再比如村里有两兄弟因为分家的一块水田发生了口角，大中午打起了架来。或许于母亲而言，这是她远嫁之后借此精神返乡的一条快乐的小路，每回我都能见到她与老乡聊天时和平日待我的完全不同的神采——即使我确认无疑是她十年前就在附近的红旗医院生下的唯一的女儿。修伞的收费现在看来很是便宜，最多也不过一两块。母亲总是会小心地问两遍，够吗？够吗？母亲本是非常本分节省的女子，偏偏总替夫妻俩担心他们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在县城的房租，总会加上一两角钱才放心。真要算计，那是比别家要贵多了。等伞补完，一场跨越縣城与乡村的时空交流也接近于尾声了。
母亲拿到修好的伞后总会再试试。在她撑开伞的一刻，我看到她的脸上和头顶瞬间晴空朗朗，目光明亮而有神采。这时，我要求母亲到巷口买一块这里最为出名的绿豆饼犒劳我，她绝对满口答应我的。
这条巷子的修补匠行当相同，手中的活计也差别无几，每个师傅各自守着自己固定的摊位，不需要吆喝，却各有自己稳定的主顾，各自凭借的便是自家手艺了。大多进入这条巷子的都是直奔着某个师傅的摊位去的，因为相识久矣生出的信任，便不多言语，不必讨价还价，也省去生分的客套。有的三句两句讲清问题后放下伞就急急走人，也是很平常的事。如果进来的人东张西望，目光游离不定，一般是新客人了。这时他会仔细打量，观察谁手头功夫更娴熟，或是从摊位上堆积的旧伞的数量，也大概能判断出个七八分来。来此的人三教九流兼有，彼此在这里会面、擦身而过，也丝毫不会觉得尴尬。
有一天，我经过巷子时偶遇了我的老师。就在上午的语文课上，她刚刚和我们分享了她阅读的名著《欧也妮·葛朗台》。那时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未读过这本小说。葛朗台就是个吝啬鬼！虽然家财万贯，开销却很节省，他从来不买肉、蔬菜和水果！他什么都节约，每顿吃的食物，每天点的蜡烛，他总是亲自定量分发，每年11月1日堂屋里才生火，到3月31日就得熄火！大家听了哈哈笑起来，可是她讲得激动，手势一挥，刚好划过坐在前排的我的眼前。我下意识地躲开，心里还是有些惊悚。这时的她，是来巷里取那把伞骨不小心被折断的蓝色小翠花伞。我想起她关于老葛朗台的评价，心里暗暗发笑了起来。第二天上学的时候，天上洒下了小雨，我在走廊上看到她撑着那把小碎花伞走来，已经可以稳稳地立于手上，搭配着她的一头金色短发，显得优雅又迷人。她对我微微笑着，轻轻晃了一下手中握着的伞柄，似乎是在向我传递她对这把伞的珍爱和对它回复如初的喜悦。
渐渐地，伞的样式多了起来，颜色也复杂了，甚至连打开一把伞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这个说法真是一点也不为过——轻轻按动伞柄的按钮，一把伞便在瞬间随之开启，合起来也不必费多大的力气，轻轻一拉，收回半截，再一拉，就完全恢复原形了。如此方便又开合自如，简直可以媲美孙悟空的金箍棒了。我也想拥有这么一把神奇的伞，母亲是不同意的。她的理由倒不是嫌价格贵，她说自动伞的伞骨太脆弱，远不及手动开合来得牢固。于是，我至今对童年雨天伞的记忆，仍然停留在一朵朵如黑蘑菇一般的伞花里了。如今逢上雨天放学铃响的时刻，我总会停下手中挥动的红笔，从楼上隔着玻璃窗，望着从教室里鱼贯而出的学生，渐渐地、三三两两地出现在校园的各个角落，操场上、小路上、山坡边、校门口，这些四处移动的花朵绚丽多彩，为暗淡的雨天的心情增添了几许清新和妩媚。 往往一个雨季过去，教室里会多出许多把伞来，问了多次仍然没有主人来认领。我仔细查看过多次，发现有的伞筋连骨断，已没法使用，有的只是伞骨折断了一两支，稍稍变形了点，并不影响它的使用。这一届的学生都是2010年后出生的，这个时代早已跨入流水线自动化的时期，我们这一代对一把伞的珍惜之心，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体味不到的。再说，有谁愿意费时费神地去四处寻找一个补伞匠呢？现在我回老家去，看到县城的那一带已成为一座城市的中心广场，高楼林立，人流涌动，喷泉流彩。那批当年的匠人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纷纷改行换业或告老还乡去了，一个古老的行业就此销声匿迹。
如今，除了一些热爱行走的人，即使在雨天打伞的人也并不多——车子从家里的地下车库开出，人被包围于密闭的车内，进入目的地的另一个车库，出来时衣物干爽，脚下皮鞋照样锃亮——没有与地气相接，雨自然淋不到头顶，沾不到脚下。晴天里撑伞的人反而多了起来。当然，撑伞行走在太阳下的大多为女士，出门前先要在身体暴露的部分抹上防晒霜，再让自己全身置于伞下，不如此来一番程序，心里似乎会觉得不安。《诗经·硕人》里描写卫庄公夫人庄姜出嫁时，用“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这样一系列的比喻，赞美了庄姜的天生丽质。直到今天，中国人对于皮肤的标准，仍然停留在几千年前美白的审美传统上。一把伞在夏日就担当起了如此重大的义务。1983年，台湾发行的邮票《白蛇传》，放在第一枚的就是西湖借伞。正是那把一借一还的雨伞，演绎出许仙和白娘子的千古爱情。如果在今天的同一把伞下，站着一男一女，愿意为女士主动撑伞的男士也更能博得对方的好感。所谓绅士风度，往往就是一个细节的动作上，偏偏有些男士一辈子也弄不懂它。
我得承认自己有收藏一些小物品的癖好。比如一支笔，一把伞，甚至一只水杯，只要为我所用，定得赋予它强烈的个人色彩。对伞也是如此——我喜欢的一把伞，一定是经过认真比较，精心挑选，保管起来也特别上心，可以用上多年不换，直至它最后确实失去功能了才罢手。我也曾经不小心丢失过几把伞，直到现在想来仍然念念不忘。对于自己满意的款式，我偶尔会挑一种合适的色调赠予朋友，当然，这个朋友是我经过时间考量过的——只有这样的朋友才会明白我的一片心意，她会欢喜地接受，也会如我一般去珍爱它。有一种迷信的说法是伞与散谐音，故不宜相赠，我向来在主观上持无稽之说。后来一个机会，我询问了一位研究汉字学的博士，她说，“伞”字用的是象形的造字法，本义是伞盖，长柄，圆顶，伞面的边缘有流苏下垂。其异体字“繖”采用的是形声造字法，“散”為声符，取其音不取其义，所谓“伞者，散也”多为谐音附会之说，与现代汉语的“散”字意义并无关系。她的一番严谨的理论解释暗合了我的想法，让我觉得甚是开怀。在心里，我更乐意把伞与“善”联系在一起——事实也的确如此，收到我赠伞的朋友们一直在不散的时光静静存在着，虽不常会面，彼此的牵挂都在。就如在一场场细致紧密的春雨的接力中，静默着游移在大地之上的伞花，缤纷了一个人间。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