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雅典人的迫捐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雅典就取消了农业税，他们的城市贫民也没有税费负担，从国防到修路，包括戏剧节中合唱队的费用，一切开支都是城邦里的富人埋单。
　　打个比方，雅典发生了一场地震，房屋大面积倒塌，人畜大规模伤亡，政府决定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但是钱不够，还有三千万的资金缺口。怎么办呢?大伙会让富人捐款：小明是全国首富，出两千万，小强是雅典城首富，出一千万。俩首富一凑，缺口就补上了。
　　您会说，富人未必这么热心公益，让他们捐多少，他们就捐多少，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这个担心并非多余，确实有富人不愿出钱。例如小明可能会说：“抗震救灾人人有份，凭什么让我一个人挑大梁?”对于小明的质问，我能想到的回答是：“您老哥最有钱，多捐一些是应该的，能量越大，责任越大嘛。”然后再帮他算笔账：“您身家过亿，只让您捐两千万；人家小强两千万的资产，却捐了一千万。这么一比，小强的责任心比您强多啦!”我这么说，是想用道德的力量感化小明，让他明白捐款很崇高，并为自己捐得还不够多而惭愧。当然，我一个人去感化远远不够，最好全国人民一起上，你一嘴我一句，有的捧他有的啐他，把道德的力量变成舆论的力量。
　　但人家雅典人没有借助道德，也没有动用舆论，更没有依靠行政命令，他们逼迫富人捐款的武器是法律——雅典有一部《交换法》，按富人在财富榜上的名次，规定他们捐款的数额，排名越靠前的人，捐款必须越多，就像现在单位里级别越高的人捐款越多一样。如果某个富人不愿捐款，那么他必须找出来一个比他更有钱但却没捐款的人，被找出来的那位要么承认自己确实有钱并承担捐助，要么否认自己有钱并跟原告交换财产，然后由原告承担捐助。
　　雅典人用法律迫捐，被要求捐款的人很听话地捐了款，并且捐得还不少，这对灾区人民来说绝对是好事儿。当然也有弊端：不管用哪种形式迫捐，都威胁到了捐助者的自由——自愿捐款和不受干涉的自由。
　　可是再设想一下，所有人的自由都不受侵犯，还能在同样短的时间内筹到同样多的钱吗?跟拯救生命一比，捐助者的自由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起来。
　　当然，理想的状态是，大伙都不小气，都有同情心，我们凭借自愿和自律就能更加有效地抗震救灾，从此谢绝一切恶毒的善意、疯狂的情绪、煽情的镜头，以及任何人对捐款数额的任何摊派。
　　文／李开周
　　
　　端午也浪漫
　　
　　很多年没有过端午节了，那天和一些朋友聊天说起如何过这个节日，大家一致的说法是去超市买几个粽子，懒一点的干脆连粽子也不吃了。
　　自从进入城市之后，端午节便在生活中淡去了。是的，城市的单元房有着坚固的防盗门，很难将艾蒿插上去；城市里也没有足够的湿地，用来大片大片地生长菖蒲。我能想到的和端午节有关的童年记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奶奶便会从田野里采来一大抱艾蒿，插在院门的两边——院门是土垒起来的，门顶苫着一层厚厚的麦草。奶奶还会将那些艾蒿分发给各家的小孩子，让他们拿回家去插在自家门上。
　　青青的艾蒿闻上去散发着清香，清香里有一些苦味，传说它有驱毒辟邪的作用，所以童年时每次进家门之前都要看它一眼，心里会踏实很多。插在院门两边的艾蒿经历了夏天的雨水、秋日的骄阳和冬天冰雪的洗礼，一点点干枯了，直到第二年端午的到来，奶奶再搬来板凳踩在上面，用青青的艾蒿将那些枯艾蒿替换下来。艾蒿和春联一样，都是农村院门上一年四季都在的标志性物品，它们的新老更迭，是农业文明的最好见证。
　　菖蒲是农村最容易见到的植物，它们生长在野外最不受人待见的废水塘里，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端午的时候，菖蒲也到了它的成年期，无数的野鸟藏身在它的深处，孩子们只敢在水塘的边缘，用镰刀收割掉它们的果实——被我们称作为“蒲棒”的东西。蒲棒大约有火腿肠那样粗细，小孩子们拿着它玩打架的游戏，敲到头上，软绵绵的，一点也不疼。晒干的蒲棒浇上点儿汽油后，可以举着在夜里穿行，于是，端午节前后的那些个乡村夜晚，四处都有星星点点的灯火。
　　有的地方会用艾草做成荷包，荷包是自己动手在布上绣了花后做成的，里面包裹着的除了艾草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不知名的植物，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闻上去香香的。我奶奶曾经用从蒲棒上摘下来晒干的“羽毛”，给我做成了一个香喷喷的枕头，那个枕头又大又软，枕在上面可以闻到太阳的香气，不，不只是太阳的，还有鲜花、露水、昆虫、风等等自然界的天然之香。枕在这个枕头上，我像睡在天地之间的一个由云朵制造的襁褓里。
　　很多年后，我在城市里为端午节写下来一首诗。具体的句子忘记了，大约是写这样一件事情：端午节到了，男人在家里劈柴生火，女人带着孩子去赶集买荷叶和米，天快黄昏了，炊烟袅袅生起，男人不断向院子外面张望，担心女人和孩子迷了路。在意象里，这是多么美的一个场景啊。
　　买来荷叶或者竹子叶，亲手包几只粽子吧，这是工业社会的端午节最简单也最容易实现的浪漫了。
　　文／韩浩月
　　
　　谁是上帝
　　
　　记得在青岛，与朋友去逛知名的阳光百货，里面的衣服基本都是上千元的，价格的标签并不在显要处，所以每每看到喜欢的，总要四下里瞅瞅导购小姐在否，否则是不敢轻易从衣服里面掏出来看的。
　　还好导购小姐们都忙着接待有钱的顾客，对于我们这种只看不买的主儿懒得搭理，才让我们有机会拍了一张与一件上万元衣服的合影留念。
　　口袋并不鼓胀的我，在很多时候，似乎都无法理直气壮地做“上帝”。记得一次在商场试一双喜欢的鞋子，几乎都要买下了，想了又想，最终，还是恋恋不合地脱了下来。导购小姐即刻一脸春风地迎上来，说，给您包起来吗?我的视线，在撞到她热情如火的眸子时，瞬间惶惑不安，惴惴然地，便找了理由，低声道：颜色不是太好，我还是，想想再说吧。我没敢去看那她的脸，怕它会瞬间变成一头能将我的自尊吃掉的母狮。但，还是从她用力夺过去而后啪地摆放在柜台上的举止里知道，走为上策。
　　我也一度惧怕去美发沙龙，那些美发师，全都顶着叱咤风云的头发，手臂上又文了恐怖的蜥蜴或者龙蛇，放着让我心脏超负荷运转的重金属音乐，让我总觉得，一旦进去，便会被老鹰捉小鸡似的，不折腾掉一身毛，是万万出不来的。假若我只是去剪发，他们那三寸不烂之舌，定会劝说着我，做烟花烫离子烫陶瓷烫纳米烫，让我在起身的时候，被镜子里那个不认识的自己，赫然吓住。尽管每次进去，我都一再为自己鼓劲，消费一定不要超过100元，否则，拔腿就跑。但是，事实证明，我是远远跑不过他们的，无论如何，我这孙悟空，都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至于美容店，我是更不会去的，宁肯自己很麻烦地切了黄瓜片，或者用牛奶拌了 珍珠粉，将一张脸抹得如鬼一样。去化妆品店，也是拿了老牌子便走，怕步子慢了，被口舌如簧的小姐揽住，让我免费做什么皮肤测试，而后危言耸听地告诫我说，再不精心护理，怕是不出几年，就落得黄脸婆的下场。直将我最后的马其诺防线彻底击垮，把一大堆瓶瓶罐罐全搬回家去，而后束之高阁。
　　所以我最近特爱惜自己，不再那么懒惰，每日清晨必去楼下操场里锻炼。我猜想上帝一定是个身体强壮、健步如飞的运动健儿，而且刀枪不入，武功盖世，任是风吹雨打，都撼不动他。如此，他也就不需华衣丽服，名贵补品，甚至，连喷嚏也不打。偶有小恙，喝一大碗姜汤，蒙头睡一大觉，天亮了，又是一个好汉。
　　文／安宁
　　
　　洗牌
　　
　　男人好赌，尤喜牌戏之事。无他，打牌似与权力有关。掌握之中，可以随意处置每张牌，刹那间便判定了生死，仿若天子，感觉多么美妙。
　　打牌之事，我并不很精通，只知道每局牌都须先洗理一遍，便于重新排兵布阵，于是抖擞精神，再度厮杀开去。此过程俗称洗牌，据说牌坛高手在一片混乱之中信手便能理出一手好牌，大王小王都能捞在手中，当真强人也。
　　吾友好赌，却不服输。牌桌上他争强好胜，单位里也一样好勇斗狠。据他描述，自己每日里按酬付劳的那家单位也是一张大牌桌，领导们酷爱洗牌，却不会打牌，每每兴高采烈胡天胡地一番，便把自己打成停牌，然后出局。接下来的领导，还得一头钻到这游戏规则里，把洗牌的事进行到底。于是，他这单位便像一局一局周而复始的纸牌游戏，总是鸡飞狗跳争上游，总是人心惶惶抓红桃老K，总是勾心斗角扎金花，总是毫无新意吃面包。纸牌游戏那么多，总有一款适合你。每位领导一上台，第一件事是洗牌，小单牌、结对子、连成串、至尊牌、撒手锏……单位里的各色人等都被抓在领导手里重新定位，时刻准备着被打出去，也时刻准备着粉身碎骨。时间长了，大家都掌握了一种娱乐精神与无赖精神，随时准备仰天大笑出门去，果真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
　　新的一轮洗牌，以领导为大家洗脑开始。领导引用了主席曾经说过的话——我们有些同志，就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我看我们现在也要好好来一次整风运动了。这个风是什么?风就是动向，风就是蠢蠢欲动，就是春天来了，下面有两个虫子唧唧咕咕想搞小动作……接下来，该领导还动情地流下了眼泪，并希望大家都能义无反顾地跟他一起赌一把，把单位搞好，成了就脱颖而出，不成了还能早作打算另谋出路。大家见他说得严肃，都心中一凛，一时间竟忘了鼓掌与欢呼，都呆若木鸡，作静静思想状。领导没得到积极回应，一张脸越发严肃，也不知咬碎了几许银牙。开会之后，领导开始大调整：拆分、整合、轮岗、谈话、培训，总之是力度相当大，完全是不疯魔不成活的那种劲头。
　　可是，私底下，有尖酸刻薄的同志说了，这单位历经多年反复洗牌，哪还有什么大牌，都是一水儿的小三小四，你再洗也洗不出一个新天地来，你再洗也还是一把先天不足的小牌，有何胜利可言?
　　那段时间，单位里都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有路人见一乞丐忙得不可开交，一会儿把头上的虱子捉下来放到腿上，一会儿把腿上的虱子捉下来放到头上。路人问乞丐干吗。乞丐口中嗬嗬叫着，兴奋地说，我要叫它们水土不服而死。
　　大家说，这乞丐就是传说中的洗牌之王。
　　文／张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