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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之和谐社会理论包括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毛泽东的和谐社会思想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从根本上讲，毛泽东的和谐社会思想是科學的，它实现了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它既坚持了人文关怀的取向，又体现了历史尺度的坚守，实现了人道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毛泽东和谐社会探索的精髓部分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新时代和谐社会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关键词： 和谐社会 毛泽东思想 新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
毛泽东对和谐社会的探索贯穿于他的一生。从性质上看，毛泽东对和谐社会的探索可以分为毛泽东之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毛泽东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和毛泽东之未来和谐社会的理论。
一、毛泽东之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和谐社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对和谐社会的探索实质上就是对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逾越的阶段。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既没有背离“老祖宗”，又开辟了新境界。一方面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奠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由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探索是开创性的，因此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探索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从来没有涉及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是崭新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做了科学勾画。自此开始，历经《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毛泽东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即是说毛泽东之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毛泽东之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是系统的、全方位的。
政治上，实行“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了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人民民主专政之不同表现在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即大公无私、最有远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决定了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和农民人口数量的庞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决定了人民民主专政主要基础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由于旧中国经济的落后和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决定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不可或缺的力量。人民民主专政之和谐表现在它适合于表现民意，实行民主集中制，实现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人民民主专政之和谐表现在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即“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2]。
经济上，一方面实行节制资本的方针，即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另一方面实行“平均地权”的方针，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2]。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了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为了实现工业化，并不没收一般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它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促进国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协调发展，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文化上，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文化相比，在指导思想、价值目标、核心内容、精神形态上都有着本质区别，在承接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积极同进步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统一战线，实现了各种民主文化相融合，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西方近现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有机结合。
从人学视域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既体现在党内关系上，又体现在党外关系上。党内关系的和谐是通过正确认识和开展党内斗争维护和发展党的团结与统一实现的。毛泽东认为，党内斗争不同于敌我矛盾，不具有对抗性质，它基本上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分歧。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此开展党内斗争维护和发展党的团结与统一。党外关系的和谐局面是通过满足各方利益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的。首先，毛泽东注重兼顾各方利益，表现在他既注重满足工人、农民、士兵的基本利益，又注意照顾其他同盟者的利益。毛泽东注重兼顾各方利益的思想甚至包括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他提出，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就给以生活出路。这有利于化解矛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毛泽东注重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工人、农民、士兵、其他同盟者和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化解了人们的思想分歧，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
二、毛泽东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之探索是探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探索是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探索的必然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依据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开始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探索；中共八大前后，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探索达到了一个高峰。
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方针，即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论十大关系》对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作了具体的说明：“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3]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所谓积极因素范围极广：国内，不仅包括依靠力量和中间力量，而且包括消极因素被争取转化为积极因素的这部分力量；国际上，不仅包括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且包括被分化和利用的反对我们的那些力量。 总之，不仅要调动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的直接的力量，而且要调动那些并不赞同社会主义，但在热爱祖国上与我们有共通点的间接的力量，一起建设祖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方针体现在方方面面。
首先，毛泽东提出要用发展生产、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解决经济领域中的矛盾。在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了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以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及按“农、轻、重”的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其目的是建立和谐的产业关系。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其目的是建立和谐的区域关系。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要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以增加经济建设费用。他说，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要坚持两个积极性，即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予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其目的是建立和谐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其目的是平衡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在国有企业内部，强调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现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其目的是建立和谐的企业内部关系。
其次，毛泽东提出要用民主的方法，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作为从政治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毛泽东强调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党内，为了建立和谐的党内关系，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建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4]
在党派关系方面，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多党轮流执政。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两种错误倾向，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以利于各民族团结与和谐。通过搞好各民族团结，将少数民族地大物博的资源优势与汉族的人口优势结合起来，实现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之和谐。
再次，毛泽东系统阐述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思想。毛泽东和谐文化建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上。强调“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3]。毛泽东认为，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这样可以使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毛泽东和谐文化建设的思想还体现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上。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否认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全盘复古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辨别刻意拔高中国传统文化，否定中国文化的历史进步性；“国粹”论盲目地排斥外国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全盘西化”论盲目地照抄照搬外国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无论是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复古论、“国粹”论、“全盘西化”论，都对中国文化进步乃至中国社会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针对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认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5]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的方针。针对关于外国文化的种种非科学态度，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3]在科学认识外国文化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洋为中用”的方针。
最后，在对外关系上，毛泽东的和谐思想首先表现在自主精神与开放精神的统一。毛泽东领导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这种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是自主精神与开放精神的统一。毛泽东明确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3]。在对外关系上，毛泽东的和谐思想还表现在国与国关系平等上，毛泽东提出：“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应该反对大国谋求特别的权利，大国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6]
三、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毛泽东和谐社会理论的价值
首先，立足人类社会发展史审视毛泽东和谐社会理论的价值：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在个人与社会严重的对立和分离中存在与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非人道的，它只顾社会利益不顾个人利益，以自我牺牲为本质特征，个人成了实现共同体要求的工具，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集体。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不伟大的，它只顾个人利益不顾社会利益，以利己主义为本质特征，个人尤其是资本家的需要和利益被看得高于一切，社会被看作是个人存在与发展的障碍和威胁。毛泽东的和谐社会思想超越社会与个人的对立，实现了社会与个人的有机统一，既坚持了人文关怀的取向，又体现了历史尺度的坚守，达到了人道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
其次，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审视毛泽东和谐社会理论的价值：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美好社会状态的一种描绘，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上，产生过不少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很多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往往流于空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指明了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正确途径，实现了和谐社会思想由空想向科学的飞跃。毛泽东的和谐社会思想既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又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马克思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而，从根本上讲，毛泽东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是科学的。
最后，立足新时代来审视毛泽东和谐社会理论的价值：当前和谐的经济关系、和谐的政党关系、和谐的民族关系、和谐的文化、和谐的世界、和谐的党内关系等思想，都可以从毛泽东对和谐社会的理论建构中找到思想的萌芽，毛泽东和谐社会探索的精髓部分为我们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通过对毛泽东和谐社会理论的借鉴，可以促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0，1438-1439.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7，678.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229，41，180.
[4]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87.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5.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191.
关键词： 和谐社会 毛泽东思想 新民主主义 社会主义
毛泽东对和谐社会的探索贯穿于他的一生。从性质上看，毛泽东对和谐社会的探索可以分为毛泽东之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毛泽东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和毛泽东之未来和谐社会的理论。
一、毛泽东之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和谐社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毛泽东对和谐社会的探索实质上就是对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逾越的阶段。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既没有背离“老祖宗”，又开辟了新境界。一方面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奠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由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探索是开创性的，因此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探索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从来没有涉及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是崭新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做了科学勾画。自此开始，历经《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毛泽东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即是说毛泽东之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毛泽东之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是系统的、全方位的。
政治上，实行“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了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人民民主专政之不同表现在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即大公无私、最有远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决定了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和农民人口数量的庞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巨大作用决定了人民民主专政主要基础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由于旧中国经济的落后和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决定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不可或缺的力量。人民民主专政之和谐表现在它适合于表现民意，实行民主集中制，实现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人民民主专政之和谐表现在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即“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2]。
经济上，一方面实行节制资本的方针，即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另一方面实行“平均地权”的方针，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2]。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了改变中国落后的经济状况，为了实现工业化，并不没收一般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它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促进国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协调发展，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文化上，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代文化相比，在指导思想、价值目标、核心内容、精神形态上都有着本质区别，在承接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积极同进步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统一战线，实现了各种民主文化相融合，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西方近现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有机结合。
从人学视域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既体现在党内关系上，又体现在党外关系上。党内关系的和谐是通过正确认识和开展党内斗争维护和发展党的团结与统一实现的。毛泽东认为，党内斗争不同于敌我矛盾，不具有对抗性质，它基本上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分歧。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此开展党内斗争维护和发展党的团结与统一。党外关系的和谐局面是通过满足各方利益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的。首先，毛泽东注重兼顾各方利益，表现在他既注重满足工人、农民、士兵的基本利益，又注意照顾其他同盟者的利益。毛泽东注重兼顾各方利益的思想甚至包括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他提出，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就给以生活出路。这有利于化解矛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毛泽东注重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工人、农民、士兵、其他同盟者和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和反动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化解了人们的思想分歧，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
二、毛泽东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之探索是探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探索是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探索的必然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依据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开始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探索；中共八大前后，以《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探索达到了一个高峰。
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方针，即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论十大关系》对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作了具体的说明：“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3]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所谓积极因素范围极广：国内，不仅包括依靠力量和中间力量，而且包括消极因素被争取转化为积极因素的这部分力量；国际上，不仅包括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且包括被分化和利用的反对我们的那些力量。 总之，不仅要调动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的直接的力量，而且要调动那些并不赞同社会主义，但在热爱祖国上与我们有共通点的间接的力量，一起建设祖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方针体现在方方面面。
首先，毛泽东提出要用发展生产、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解决经济领域中的矛盾。在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了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以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及按“农、轻、重”的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其目的是建立和谐的产业关系。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其目的是建立和谐的区域关系。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毛泽东提出要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以增加经济建设费用。他说，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要坚持两个积极性，即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予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其目的是建立和谐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其目的是平衡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在国有企业内部，强调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现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其目的是建立和谐的企业内部关系。
其次，毛泽东提出要用民主的方法，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作为从政治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毛泽东强调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党内，为了建立和谐的党内关系，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建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4]
在党派关系方面，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多党轮流执政。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两种错误倾向，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以利于各民族团结与和谐。通过搞好各民族团结，将少数民族地大物博的资源优势与汉族的人口优势结合起来，实现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之和谐。
再次，毛泽东系统阐述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思想。毛泽东和谐文化建设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上。强调“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3]。毛泽东认为，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这样可以使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毛泽东和谐文化建设的思想还体现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上。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否认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全盘复古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辨别刻意拔高中国传统文化，否定中国文化的历史进步性；“国粹”论盲目地排斥外国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全盘西化”论盲目地照抄照搬外国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无论是历史虚无主义、全盘复古论、“国粹”论、“全盘西化”论，都对中国文化进步乃至中国社会发展造成了消极的影响。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科学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针对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认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5]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古为今用”的方针。针对关于外国文化的种种非科学态度，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3]在科学认识外国文化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洋为中用”的方针。
最后，在对外关系上，毛泽东的和谐思想首先表现在自主精神与开放精神的统一。毛泽东领导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这种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是自主精神与开放精神的统一。毛泽东明确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3]。在对外关系上，毛泽东的和谐思想还表现在国与国关系平等上，毛泽东提出：“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应该反对大国谋求特别的权利，大国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6]
三、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毛泽东和谐社会理论的价值
首先，立足人类社会发展史审视毛泽东和谐社会理论的价值：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在个人与社会严重的对立和分离中存在与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非人道的，它只顾社会利益不顾个人利益，以自我牺牲为本质特征，个人成了实现共同体要求的工具，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集体。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不伟大的，它只顾个人利益不顾社会利益，以利己主义为本质特征，个人尤其是资本家的需要和利益被看得高于一切，社会被看作是个人存在与发展的障碍和威胁。毛泽东的和谐社会思想超越社会与个人的对立，实现了社会与个人的有机统一，既坚持了人文关怀的取向，又体现了历史尺度的坚守，达到了人道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
其次，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审视毛泽东和谐社会理论的价值：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美好社会状态的一种描绘，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上，产生过不少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很多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往往流于空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指明了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正确途径，实现了和谐社会思想由空想向科学的飞跃。毛泽东的和谐社会思想既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又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马克思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而，从根本上讲，毛泽东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是科学的。
最后，立足新时代来审视毛泽东和谐社会理论的价值：当前和谐的经济关系、和谐的政党关系、和谐的民族关系、和谐的文化、和谐的世界、和谐的党内关系等思想，都可以从毛泽东对和谐社会的理论建构中找到思想的萌芽，毛泽东和谐社会探索的精髓部分为我们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通过对毛泽东和谐社会理论的借鉴，可以促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0，1438-1439.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77，678.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229，41，180.
[4]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87.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25.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