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对于公款出国的机会，宋朝的官员不但不抢，甚至还把已经到手的出国机会给推辞掉。
王安石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二十多岁就名满天下，不但宋朝人知道他，连北方的辽国人都想一睹他的风采。
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农历八月，朝廷任命王安石为“契丹正旦使”，让他代表大宋王朝去辽国给辽主和辽太后拜年。这个差使光明正大，车马费用由朝廷出，随从和翻译也由朝廷安排，一切都不用王安石操心。按照当时宋、辽两国的外交礼节，王安石到了辽国，见到辽国皇帝和皇太后，对方还会给予大量赏赐。
但是，王安石竟然拒绝了。他以多病为由，不愿奉命出国，朝廷不得已，改派一个名叫范师道的官员。但范师道也不愿去，最后派出的，实际上是秘阁校理王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农历闰八月，朝廷任命王安石为“契丹国母生辰使”，让他去辽国给辽太后祝寿。对于这次公款出国的机会，王安石又一次推掉了。朝廷改派了王安石的朋友、时任“户部郎中”兼“知制诰”的张环。
到了嘉祐八年（1062年）三月底，宋仁宗驾崩，四月初宋英宗即位，需要派几位官员到辽国，一是报丧，二是通报新君登基，派遣的官员当中仍然有王安石。这回王安石实在没办法再推辞了，于是，在这年的农历四月，他以“遗留物国信使”的身份，带着宋仁宗生前用過的一些遗物，带着翻译和大批随从，终于踏上了去辽国的路程。王安石活了六十多岁，一生当中只出过一次国，就是这一次。
如果不太了解王安石的生平，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嘉祐五年八月庚辰“直集贤院王安石为契丹正旦使”的记载，会误以为王安石在1060年就去过辽国。例如2002年巴蜀出版社出版的《王荆公诗注补笺》对王安石《冬日》一诗注解如下：“冬日，立冬之日，荆公嘉祐五年九月出使契丹，此诗即是年立冬在北朝时作。实际上，王安石辞掉了任命，是已故大臣王曾的侄子王绎替他去的。”
王安石《冬日》诗是这么写的：
扰扰今非昔，漫漫夜复晨。
风沙不贷客，云日欲迷人。
散发愁边老，开颜醉後春。
转思江海上，一洗白纶巾。
风沙漫天，大漠孤烟，看上去好像在描写辽国风光，实际上写的是大宋北部边境。
王安石1060年没去辽国，却接受了“契丹送伴使”的任命，护送辽国使臣抵达宋辽边境。
辽国使臣讲的是契丹话，王安石听不懂，只能通过翻译进行间接交流，感到很无聊，所以在《伴送北朝人使诗序》中写道：“某被敕，送北客至塞上，语言之不通，而与之并辔十有八日，亦默默无所用吾意，时窃哀歌，以娱愁思。”他听不懂辽国使臣说什么，辽国使臣也听不懂他说什么，双方并辔骑行十八天，只好偷偷地写一些诗，消遣解闷。
王安石两次推辞公款出国的大好机会，是否因为听不懂外语才不愿前去呢？这个理由或许成立，但绝对不是唯一的理由。
大家耳熟能详的宋朝人物当中，奉命出使辽国的名人还是挺多的。例如最著名的清官包拯、《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醉翁亭记》的作者欧阳修、陆游的祖父陆佃、苏东坡的弟弟苏辙、黄庭坚的老丈人的老师陈襄，都去过辽国。其中包拯还一连去了两次，拙著《包公哪有那么黑》就详细写过包拯出使辽国的趣闻。
同样的，像王安石一样拼命推辞的名人也不少。
比如说宋哲宗即位后，太皇太后任命苏东坡为“辽国生辰使”，派他去辽国祝寿，他就回奏道：“臣衰病，极畏此行。”微臣年纪大了，体弱多病，非常畏惧这个差使，您还是派别人去吧。
再比如说苏辙，他虽然在宋哲宗元符四年（1089年）那年十月奉命去了辽国，但去之前也推辞过，路上还给哥哥苏东坡写诗诉苦：“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避难。”年轻时得了肺炎，不耐寒冷，朝廷让我去，我没办法，只能冒死前往。
说到这里，看官想必已经猜到了宋朝官员不愿出使辽国的一大原因：辽国太冷。
现在提到辽国，好像跟外国似的，好像只有大宋才是我中华领土。事实上，宋朝疆域狭小，从宋真宗签下“澶渊之盟”开始算，宋、辽两国以白沟为界，现在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以北的土地，已经不属于大宋管辖了。宋朝使臣去辽国，最远抵达辽国上京，最近抵达辽国幽州，而上京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幽州就是今天的北京。
内蒙古肯定比大宋境内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冷得多，特别是那些自幼生长于江南和华南的官员，很难适应辽国的气候。
五代十国的后晋时期，“长乐老”冯道奉命出使契丹，路上差点被冻死。辽太宗赏给冯道象牙和玉板，冯道转手卖掉，买炭取暖。《宋史》第二百九十九卷写到一位名叫石扬休的官员，贪图辽国君主赏赐的钱财，去了辽国，结果“道感风寒，得风痹，谒告归乡，别坟墓”，冻出了严重的关节炎，回国就请假养病，不久就死了。
当然，辽国未必一直冷，夏天还是蛮热的。可是宋朝官员到辽国去，以拜年和拜寿为主，辽国方面为了减轻接待负担，让宋朝将拜年和拜寿合为一体，两宗事并为一宗事，所以往往在秋后出发，腊月抵达，开春回国，刚好在辽国度过最寒冷的冬天。
除了冷，当时交通还特别落后。在宋朝境内还好，在辽国南部也还行，一旦过了古北口再往北去，那路上的艰难险阻就更多了。
宋神宗在位时，大臣苏颂出使辽国：“山路萦回极险屯，才经深涧又高原。顺风冲激还吹面，滟水坚凝几败辕。岩下有时逢虎迹，马前终日听夷言。”山路崎岖，深沟处处，寒风冷雨，猛虎出没，耳朵里再听着前来迎接的辽国“接伴使”满口契丹话，肯定没有在国内待着舒坦。
苏辙去辽国那次，出发前就给苏东坡写诗：“兰生庭下香时起，玉在人前坐亦凉。千里使胡须百日，暂将中子治书囊。”从大宋边境到辽国上京，满打满算一千里路程，现在开车一天即到，苏辙却计划要走一百天。
我们现代人去陌生的地方旅游，假如坐出租车，保不定会碰到黑心司机给你绕路，本来几公里的路程，七弯八绕跑出去几十公里。宋朝使臣到了辽国，也会碰到同样的“司机”。查《宋史·刘敞传》，宋仁宗派近臣刘敞使辽，从古北口到柳河，不过两百里路程，辽国“接伴使”非要带他绕路，绕了将近一千里。辽国人这样干，倒不是为了多收车钱，而是为了向大宋使臣夸耀：看，我们大辽国够大吧。
克服了寒冷，克服了险阻，摆脱了“绕路司机”，大宋使臣终于抵达了终点，见到了辽国君主，是不是所有难题都解决了呢？并不是。
据宋人笔记《东轩笔录》，宋使抵辽，辽国君臣必设宴款待，而且是每到一个驿站都要摆一桌酒席。吃酒席当然快活，可是辽国人会跟你拼酒——“北番每宴使人，劝酒器不一，其间最大者，剖大瓠之半，范以金，受三升，前后使人无能饮者。”喝酒用鎏金大瓢，一瓢能盛三升酒。按宋朝度量衡，一升为六百毫升，三升即一千八百毫升，将近两公斤酒，这样凶猛的喝法儿，谁受得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财政部有一个官员刘冕出使辽国，仗着海量，酒到杯干，结果喝大了，丢脸丢到国外，回去被宋真宗贬了官，从财政部副部长（度支副使）变成了一个市长（知寿州）。
王安石能喝不能？估计不能喝。拙著《吃一场有趣的宋朝饭局》叙述过他年轻时在包拯手下当小官的经历，包拯命令他和司马光喝酒，不喝就罚，司马光喝得烂醉，他却滴酒不沾，当场让包拯下不来台。
像王安石这么倔的官员，假如到了辽国，人家用鎏金大瓢劝他喝酒，他肯定也会让辽国君臣下不来台的，那会直接影响两国之间的友谊。
由此可见，王安石两次谢绝出国的机会，谢绝得很对。
（作者系文史学者）
王安石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二十多岁就名满天下，不但宋朝人知道他，连北方的辽国人都想一睹他的风采。
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农历八月，朝廷任命王安石为“契丹正旦使”，让他代表大宋王朝去辽国给辽主和辽太后拜年。这个差使光明正大，车马费用由朝廷出，随从和翻译也由朝廷安排，一切都不用王安石操心。按照当时宋、辽两国的外交礼节，王安石到了辽国，见到辽国皇帝和皇太后，对方还会给予大量赏赐。
但是，王安石竟然拒绝了。他以多病为由，不愿奉命出国，朝廷不得已，改派一个名叫范师道的官员。但范师道也不愿去，最后派出的，实际上是秘阁校理王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农历闰八月，朝廷任命王安石为“契丹国母生辰使”，让他去辽国给辽太后祝寿。对于这次公款出国的机会，王安石又一次推掉了。朝廷改派了王安石的朋友、时任“户部郎中”兼“知制诰”的张环。
到了嘉祐八年（1062年）三月底，宋仁宗驾崩，四月初宋英宗即位，需要派几位官员到辽国，一是报丧，二是通报新君登基，派遣的官员当中仍然有王安石。这回王安石实在没办法再推辞了，于是，在这年的农历四月，他以“遗留物国信使”的身份，带着宋仁宗生前用過的一些遗物，带着翻译和大批随从，终于踏上了去辽国的路程。王安石活了六十多岁，一生当中只出过一次国，就是这一次。
如果不太了解王安石的生平，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嘉祐五年八月庚辰“直集贤院王安石为契丹正旦使”的记载，会误以为王安石在1060年就去过辽国。例如2002年巴蜀出版社出版的《王荆公诗注补笺》对王安石《冬日》一诗注解如下：“冬日，立冬之日，荆公嘉祐五年九月出使契丹，此诗即是年立冬在北朝时作。实际上，王安石辞掉了任命，是已故大臣王曾的侄子王绎替他去的。”
王安石《冬日》诗是这么写的：
扰扰今非昔，漫漫夜复晨。
风沙不贷客，云日欲迷人。
散发愁边老，开颜醉後春。
转思江海上，一洗白纶巾。
风沙漫天，大漠孤烟，看上去好像在描写辽国风光，实际上写的是大宋北部边境。
王安石1060年没去辽国，却接受了“契丹送伴使”的任命，护送辽国使臣抵达宋辽边境。
辽国使臣讲的是契丹话，王安石听不懂，只能通过翻译进行间接交流，感到很无聊，所以在《伴送北朝人使诗序》中写道：“某被敕，送北客至塞上，语言之不通，而与之并辔十有八日，亦默默无所用吾意，时窃哀歌，以娱愁思。”他听不懂辽国使臣说什么，辽国使臣也听不懂他说什么，双方并辔骑行十八天，只好偷偷地写一些诗，消遣解闷。
王安石两次推辞公款出国的大好机会，是否因为听不懂外语才不愿前去呢？这个理由或许成立，但绝对不是唯一的理由。
大家耳熟能详的宋朝人物当中，奉命出使辽国的名人还是挺多的。例如最著名的清官包拯、《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醉翁亭记》的作者欧阳修、陆游的祖父陆佃、苏东坡的弟弟苏辙、黄庭坚的老丈人的老师陈襄，都去过辽国。其中包拯还一连去了两次，拙著《包公哪有那么黑》就详细写过包拯出使辽国的趣闻。
同样的，像王安石一样拼命推辞的名人也不少。
比如说宋哲宗即位后，太皇太后任命苏东坡为“辽国生辰使”，派他去辽国祝寿，他就回奏道：“臣衰病，极畏此行。”微臣年纪大了，体弱多病，非常畏惧这个差使，您还是派别人去吧。
再比如说苏辙，他虽然在宋哲宗元符四年（1089年）那年十月奉命去了辽国，但去之前也推辞过，路上还给哥哥苏东坡写诗诉苦：“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避难。”年轻时得了肺炎，不耐寒冷，朝廷让我去，我没办法，只能冒死前往。
说到这里，看官想必已经猜到了宋朝官员不愿出使辽国的一大原因：辽国太冷。
现在提到辽国，好像跟外国似的，好像只有大宋才是我中华领土。事实上，宋朝疆域狭小，从宋真宗签下“澶渊之盟”开始算，宋、辽两国以白沟为界，现在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以北的土地，已经不属于大宋管辖了。宋朝使臣去辽国，最远抵达辽国上京，最近抵达辽国幽州，而上京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幽州就是今天的北京。
内蒙古肯定比大宋境内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冷得多，特别是那些自幼生长于江南和华南的官员，很难适应辽国的气候。
五代十国的后晋时期，“长乐老”冯道奉命出使契丹，路上差点被冻死。辽太宗赏给冯道象牙和玉板，冯道转手卖掉，买炭取暖。《宋史》第二百九十九卷写到一位名叫石扬休的官员，贪图辽国君主赏赐的钱财，去了辽国，结果“道感风寒，得风痹，谒告归乡，别坟墓”，冻出了严重的关节炎，回国就请假养病，不久就死了。
当然，辽国未必一直冷，夏天还是蛮热的。可是宋朝官员到辽国去，以拜年和拜寿为主，辽国方面为了减轻接待负担，让宋朝将拜年和拜寿合为一体，两宗事并为一宗事，所以往往在秋后出发，腊月抵达，开春回国，刚好在辽国度过最寒冷的冬天。
除了冷，当时交通还特别落后。在宋朝境内还好，在辽国南部也还行，一旦过了古北口再往北去，那路上的艰难险阻就更多了。
宋神宗在位时，大臣苏颂出使辽国：“山路萦回极险屯，才经深涧又高原。顺风冲激还吹面，滟水坚凝几败辕。岩下有时逢虎迹，马前终日听夷言。”山路崎岖，深沟处处，寒风冷雨，猛虎出没，耳朵里再听着前来迎接的辽国“接伴使”满口契丹话，肯定没有在国内待着舒坦。
苏辙去辽国那次，出发前就给苏东坡写诗：“兰生庭下香时起，玉在人前坐亦凉。千里使胡须百日，暂将中子治书囊。”从大宋边境到辽国上京，满打满算一千里路程，现在开车一天即到，苏辙却计划要走一百天。
我们现代人去陌生的地方旅游，假如坐出租车，保不定会碰到黑心司机给你绕路，本来几公里的路程，七弯八绕跑出去几十公里。宋朝使臣到了辽国，也会碰到同样的“司机”。查《宋史·刘敞传》，宋仁宗派近臣刘敞使辽，从古北口到柳河，不过两百里路程，辽国“接伴使”非要带他绕路，绕了将近一千里。辽国人这样干，倒不是为了多收车钱，而是为了向大宋使臣夸耀：看，我们大辽国够大吧。
克服了寒冷，克服了险阻，摆脱了“绕路司机”，大宋使臣终于抵达了终点，见到了辽国君主，是不是所有难题都解决了呢？并不是。
据宋人笔记《东轩笔录》，宋使抵辽，辽国君臣必设宴款待，而且是每到一个驿站都要摆一桌酒席。吃酒席当然快活，可是辽国人会跟你拼酒——“北番每宴使人，劝酒器不一，其间最大者，剖大瓠之半，范以金，受三升，前后使人无能饮者。”喝酒用鎏金大瓢，一瓢能盛三升酒。按宋朝度量衡，一升为六百毫升，三升即一千八百毫升，将近两公斤酒，这样凶猛的喝法儿，谁受得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财政部有一个官员刘冕出使辽国，仗着海量，酒到杯干，结果喝大了，丢脸丢到国外，回去被宋真宗贬了官，从财政部副部长（度支副使）变成了一个市长（知寿州）。
王安石能喝不能？估计不能喝。拙著《吃一场有趣的宋朝饭局》叙述过他年轻时在包拯手下当小官的经历，包拯命令他和司马光喝酒，不喝就罚，司马光喝得烂醉，他却滴酒不沾，当场让包拯下不来台。
像王安石这么倔的官员，假如到了辽国，人家用鎏金大瓢劝他喝酒，他肯定也会让辽国君臣下不来台的，那会直接影响两国之间的友谊。
由此可见，王安石两次谢绝出国的机会，谢绝得很对。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