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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里米·里奇曼自杀前一周,他还飞去佛罗里达州作了一场以“人类神经科学”为主题的演讲。在这次的演讲中,这位49岁的神经药理学家详细介绍了脑部研究如何帮助人们判断出哪些人对自己或他人存在暴力威胁,以便我们更好地干预和帮助他们。
现在谈论这个话题再合适不过了。就在里奇曼3月19日的主题演講的两天前,一名19岁的学生自杀了。她是2018年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的幸存者之一。而就在周末,另一名该案的幸存者也举枪自尽。据悉,美国每年自杀死亡的人数已经从1999年的2.9万人激增到2017年的4.7万人。
自杀也是里奇曼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2012年12月4日,一名问题少年闯进康涅狄格州纽敦镇的桑迪胡克小学,射杀26人后自杀,他和妻子珍妮弗·亨塞尔永远地失去了他们6岁大的女儿阿维尔。里奇曼回忆道:“在开始的两天里我们的头脑都是不清醒的,但我们决心要化悲伤为行动,我们建立了一个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脑部研究基金会,以阻止暴力行为,激发人们对相关人群的关注。”为了经营这家基金会,药理学和毒理学双博士学位的里奇曼辞去了药物开发的工作,开始把所有时间都专注在这一问题上。
里奇曼在佛罗里达州大西洋大学的讲座中就自杀这一问题谈了许多。近年,神经学家在辨别存在风险的人群方面作了许多研究——如研究如何辨别有自杀倾向的人脑部独特的解剖特点,及特定词语引发有自杀倾向者独特的神经元活动模式的辨别方法。
尽管里奇曼这些年不遗余力地致力于这项事业,最终却没有人能够阻止他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个悲剧。他的死亡说明大脑健康问题是多么难以察觉和应对,而为我们自己、我们深爱的人,以及那些我们认为或许需要帮助的人寻求帮助又是多么地重要。”阿维尔基金会代表里奇曼一家在网上发布了这段话。“即使我们粉身碎骨,这项重要的工作也将继续;因为杰里米会说,我们必须继续。”
一位脑健康专家被他致力于研究的一项疾病所打败了,这无疑是一个残酷的讽刺。但研究自杀以及自杀与脑部关系的研究者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这完全符合他们的研究发现。
最近几年出现的很多新见解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就算是该领域的专家,也无法保护自己。几位科学家指出,自杀是医学生、年轻医生甚至精神病学的专业人士最主要的死因之一。
当然,里奇曼通过他的基金会在这方面的研究上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25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精神病研究所的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家有了一项新发现。
为了更好地理解抑郁症的病理,一队研究人员开始从法医那里收集自杀死亡者的大脑,因为他们推断这些人有可能患有抑郁症。但调查结果发现:约有半数的死者并没有抑郁症。
在将不同自杀者的大脑进行比对并和自然死亡死者大脑进行比对时,他们的发现则更加惊人:无论是否患有抑郁症,自杀者们的可辨别神经系统特征都更为明显。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自杀者的大脑异于常人。”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系研究副主席J·约翰·曼博士说 。他就是当年发现这一情况的神经学家之一。
在过去的25年里,曼和他的合作伙伴们一直致力于找出有无自杀倾向的人之间的区别。他们在捐献者大脑的神经递质系统上进行生物化学分析,以及使用脑成像技术研究神经模式。
研究者们发现,90%的自杀者死亡时都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而众所周知,抑郁症或是其他精神疾病患者的大脑情感中枢,即杏仁核会过度活跃。但研究者们发现自杀者们的特点,诸如神经元较少以及大脑皮层较薄等,并不体现在杏仁核上,而是表现在前扣带皮质和背外侧前额叶这些控制人们如何主观评估压力的区域上。
“从客观上来说,自杀者同精神疾病患者的病情都很严重,但自杀者们的主观感受会更差,”曼说,“他们似乎很难调整自己的情绪。自杀者们主观感受到的压力比不存在自杀风险的人要大。”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抑郁传感机制异常敏感。
而且自杀者们脑中作决定的区域也同样存在异常。在作一些会体现个性的决定时,自杀者往往更容易作出一些冒险的决定。这些异常也会表现在曼称之为作决定的“中央处理器”的内前扣带皮质上。
此外,自杀者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抑郁者更强。而有自杀倾向的人在理解社会讯息方面似乎存在着问题:他们会对负面社会讯息异常敏感,而对正面社会讯息反应较弱。他们感觉这个世界对他们的帮助较少,批判和威胁较大。
“导致自杀行为的因素有很多:感觉极度压抑,倾向于感情用事,能想到的选择和办法过少,最终你会觉得周围的人对你越来越苛刻,不愿意帮助你,”曼说,“但不幸的是他们并不会意识到他们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他们意识不到自己面临的危险。”
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神经病学、药理学以及解剖学和神经生物学副教授托德·古尔德指出,那些研究神经因素的人倾向于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方面来研究,一方面是想做这个行为的想法,另一方面是这个行为本身。
古尔德说,抑郁症患者通常会觉得活着没意思,但一个人是否会自杀要由冲动行为和决策行为所包含的生物回路决定。有很多人没有依从想法去实施自杀是因为他们想到自己的死会对家人和朋友造成影响,而在权衡利弊后,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自杀的代价太大了。而自杀者往往在考虑后果前就采取行动了。
古尔德说,“对于很多人来说,自杀都是冲动性行为。如果一个人能换一种想法,或者考虑到自杀会对家人和朋友造成影响,他就不会自杀了。”
具有攻击性似乎也是自杀的原因之一。古尔德指出,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始,理论家们就认为自杀是一种对自己的侵略和摧毁。古尔德一直在研究动物的冲动行为和侵略行为所包含的生物回路。他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锂盐之所以能有效减少抑郁症患者的自杀率很可能就是通过影响这些回路做到的。
研究表明氯胺酮能快速有效地减少自杀的想法,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目前已经允许氯胺酮作为处方药使用。但古尔德也补充道,目前我们对它的作用机制还不了解。
大家普遍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扫描。曼建议每人每年至少作一次扫描,而那些高风险人群还要多次扫描。他说,甚至在扫描时提出“你觉得活着有意义吗?”这类问题都有助于看出哪些人有自杀倾向。
同时,神经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可能更有效的方法来找出存在自杀风险的人。2017年,卡耐基梅隆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的研究员们曾通过计算机算法来区分有无自杀倾向者的脑部扫描图。研究者们会分别给有和没有自杀倾向的人朗读30个单词。“对于有精神疾病者,疾病会改变其考虑某些特定事物的方式,”卡耐基梅隆大学认知脑成像中心主任、认知心理学家马塞尔·贾斯特博士说,“举个例子来说,一个有着妄想症的人听到警察这个词就会有不一样的脑神经元活跃模式。那些有自杀想法的人听到一些特定的词也会如此。”
贾斯特和他的同事大卫·布伦特博士发现:死亡、残酷、问题、自在、善良、赞美这6个词所引发的大脑活跃模式就足够他们的计算机学习算法判断出90%有着自杀想法的人。这种算法甚至能分辨出哪些人只是有过自杀的想法而哪些人自杀未遂过,准确率高达80%。
最值得一提的是,当听到这6个词,有自杀想法的人大脑中自我参照的区域会异常活跃。也就是说,死亡这个词会让有些人想到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而对于有自杀倾向的人来说,他们却会联想到自己。
贾斯特说,这项技术可以指导治疗,也可以检测出治疗是否真正降低了患者自我伤害的风险。
作为杰出的药理学家、生物学家以及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讲师,里奇曼很可能知道这项研究,但也没能挽救他的生命。
“洞悉一件事情并不一定能改变你做这件事情的方法。”,布伦特说,他是匹兹堡大学自杀研究方面的荣誉教授,也是精神病学、儿科学、流行病学和临床转化科学的教授。“豐富的专业知识并不能抵消不幸经历带来的伤痛:杰里米失去了6岁的女儿。我们都知道失去至亲的人,尤其是那些长时间无法走出悲伤的人,存在自杀风险。他可能心情抑郁,可能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悲伤得不到缓解,所有这些事情都可能导致他自杀。而他是不是杰出的神经学专家对此毫无帮助。”
[译自美国《新闻周刊》]
现在谈论这个话题再合适不过了。就在里奇曼3月19日的主题演講的两天前,一名19岁的学生自杀了。她是2018年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的幸存者之一。而就在周末,另一名该案的幸存者也举枪自尽。据悉,美国每年自杀死亡的人数已经从1999年的2.9万人激增到2017年的4.7万人。
自杀也是里奇曼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2012年12月4日,一名问题少年闯进康涅狄格州纽敦镇的桑迪胡克小学,射杀26人后自杀,他和妻子珍妮弗·亨塞尔永远地失去了他们6岁大的女儿阿维尔。里奇曼回忆道:“在开始的两天里我们的头脑都是不清醒的,但我们决心要化悲伤为行动,我们建立了一个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脑部研究基金会,以阻止暴力行为,激发人们对相关人群的关注。”为了经营这家基金会,药理学和毒理学双博士学位的里奇曼辞去了药物开发的工作,开始把所有时间都专注在这一问题上。
里奇曼在佛罗里达州大西洋大学的讲座中就自杀这一问题谈了许多。近年,神经学家在辨别存在风险的人群方面作了许多研究——如研究如何辨别有自杀倾向的人脑部独特的解剖特点,及特定词语引发有自杀倾向者独特的神经元活动模式的辨别方法。
尽管里奇曼这些年不遗余力地致力于这项事业,最终却没有人能够阻止他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个悲剧。他的死亡说明大脑健康问题是多么难以察觉和应对,而为我们自己、我们深爱的人,以及那些我们认为或许需要帮助的人寻求帮助又是多么地重要。”阿维尔基金会代表里奇曼一家在网上发布了这段话。“即使我们粉身碎骨,这项重要的工作也将继续;因为杰里米会说,我们必须继续。”
一位脑健康专家被他致力于研究的一项疾病所打败了,这无疑是一个残酷的讽刺。但研究自杀以及自杀与脑部关系的研究者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这完全符合他们的研究发现。
最近几年出现的很多新见解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就算是该领域的专家,也无法保护自己。几位科学家指出,自杀是医学生、年轻医生甚至精神病学的专业人士最主要的死因之一。
当然,里奇曼通过他的基金会在这方面的研究上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
25年前,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州立精神病研究所的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家有了一项新发现。
为了更好地理解抑郁症的病理,一队研究人员开始从法医那里收集自杀死亡者的大脑,因为他们推断这些人有可能患有抑郁症。但调查结果发现:约有半数的死者并没有抑郁症。
在将不同自杀者的大脑进行比对并和自然死亡死者大脑进行比对时,他们的发现则更加惊人:无论是否患有抑郁症,自杀者们的可辨别神经系统特征都更为明显。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自杀者的大脑异于常人。”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系研究副主席J·约翰·曼博士说 。他就是当年发现这一情况的神经学家之一。
在过去的25年里,曼和他的合作伙伴们一直致力于找出有无自杀倾向的人之间的区别。他们在捐献者大脑的神经递质系统上进行生物化学分析,以及使用脑成像技术研究神经模式。
研究者们发现,90%的自杀者死亡时都患有某种精神疾病。而众所周知,抑郁症或是其他精神疾病患者的大脑情感中枢,即杏仁核会过度活跃。但研究者们发现自杀者们的特点,诸如神经元较少以及大脑皮层较薄等,并不体现在杏仁核上,而是表现在前扣带皮质和背外侧前额叶这些控制人们如何主观评估压力的区域上。
“从客观上来说,自杀者同精神疾病患者的病情都很严重,但自杀者们的主观感受会更差,”曼说,“他们似乎很难调整自己的情绪。自杀者们主观感受到的压力比不存在自杀风险的人要大。”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抑郁传感机制异常敏感。
而且自杀者们脑中作决定的区域也同样存在异常。在作一些会体现个性的决定时,自杀者往往更容易作出一些冒险的决定。这些异常也会表现在曼称之为作决定的“中央处理器”的内前扣带皮质上。
此外,自杀者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抑郁者更强。而有自杀倾向的人在理解社会讯息方面似乎存在着问题:他们会对负面社会讯息异常敏感,而对正面社会讯息反应较弱。他们感觉这个世界对他们的帮助较少,批判和威胁较大。
“导致自杀行为的因素有很多:感觉极度压抑,倾向于感情用事,能想到的选择和办法过少,最终你会觉得周围的人对你越来越苛刻,不愿意帮助你,”曼说,“但不幸的是他们并不会意识到他们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他们意识不到自己面临的危险。”
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神经病学、药理学以及解剖学和神经生物学副教授托德·古尔德指出,那些研究神经因素的人倾向于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方面来研究,一方面是想做这个行为的想法,另一方面是这个行为本身。
古尔德说,抑郁症患者通常会觉得活着没意思,但一个人是否会自杀要由冲动行为和决策行为所包含的生物回路决定。有很多人没有依从想法去实施自杀是因为他们想到自己的死会对家人和朋友造成影响,而在权衡利弊后,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自杀的代价太大了。而自杀者往往在考虑后果前就采取行动了。
古尔德说,“对于很多人来说,自杀都是冲动性行为。如果一个人能换一种想法,或者考虑到自杀会对家人和朋友造成影响,他就不会自杀了。”
具有攻击性似乎也是自杀的原因之一。古尔德指出,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始,理论家们就认为自杀是一种对自己的侵略和摧毁。古尔德一直在研究动物的冲动行为和侵略行为所包含的生物回路。他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锂盐之所以能有效减少抑郁症患者的自杀率很可能就是通过影响这些回路做到的。
研究表明氯胺酮能快速有效地减少自杀的想法,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目前已经允许氯胺酮作为处方药使用。但古尔德也补充道,目前我们对它的作用机制还不了解。
大家普遍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扫描。曼建议每人每年至少作一次扫描,而那些高风险人群还要多次扫描。他说,甚至在扫描时提出“你觉得活着有意义吗?”这类问题都有助于看出哪些人有自杀倾向。
同时,神经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可能更有效的方法来找出存在自杀风险的人。2017年,卡耐基梅隆大学和匹兹堡大学的研究员们曾通过计算机算法来区分有无自杀倾向者的脑部扫描图。研究者们会分别给有和没有自杀倾向的人朗读30个单词。“对于有精神疾病者,疾病会改变其考虑某些特定事物的方式,”卡耐基梅隆大学认知脑成像中心主任、认知心理学家马塞尔·贾斯特博士说,“举个例子来说,一个有着妄想症的人听到警察这个词就会有不一样的脑神经元活跃模式。那些有自杀想法的人听到一些特定的词也会如此。”
贾斯特和他的同事大卫·布伦特博士发现:死亡、残酷、问题、自在、善良、赞美这6个词所引发的大脑活跃模式就足够他们的计算机学习算法判断出90%有着自杀想法的人。这种算法甚至能分辨出哪些人只是有过自杀的想法而哪些人自杀未遂过,准确率高达80%。
最值得一提的是,当听到这6个词,有自杀想法的人大脑中自我参照的区域会异常活跃。也就是说,死亡这个词会让有些人想到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而对于有自杀倾向的人来说,他们却会联想到自己。
贾斯特说,这项技术可以指导治疗,也可以检测出治疗是否真正降低了患者自我伤害的风险。
作为杰出的药理学家、生物学家以及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讲师,里奇曼很可能知道这项研究,但也没能挽救他的生命。
“洞悉一件事情并不一定能改变你做这件事情的方法。”,布伦特说,他是匹兹堡大学自杀研究方面的荣誉教授,也是精神病学、儿科学、流行病学和临床转化科学的教授。“豐富的专业知识并不能抵消不幸经历带来的伤痛:杰里米失去了6岁的女儿。我们都知道失去至亲的人,尤其是那些长时间无法走出悲伤的人,存在自杀风险。他可能心情抑郁,可能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悲伤得不到缓解,所有这些事情都可能导致他自杀。而他是不是杰出的神经学专家对此毫无帮助。”
[译自美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