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在延安经常讲他是陈嘉庚的学生，陈嘉庚是他的“恩师”。陈伯达上中学时就是上的集美中学，该校就是陈嘉庚出资兴建的，并且对贫苦学生给予补贴，陈伯达都是享受过的，因而他对陈嘉庚有感激之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陈嘉庚并没有授过课。所以他过分地同陈嘉庚套近，就有个动机问题了。
　　大约是1945年，陈嘉庚访问了延安。而陈伯达兴奋得像疯了一样。他不仅参加迎接，而且整天陪着陈嘉庚不离左右，但陈嘉庚对他的过分殷勤似乎并不大欣赏。陈嘉庚到延安是晚上，他的车从川里通过，两边照映着一排排、一层层整齐的灯光（窑洞里的灯光），陈嘉庚心里异常惊讶——这里还有这么多的大高楼？！次日早晨起来一看，大高楼为什么没有了？！像这样有趣的事情陈嘉庚竟没有向守在身边的陈伯达讲，而是同其他同志接触中说的。
　　毛泽东接见陈嘉庚时，陈伯达也主动陪在一旁。无非是想抬高自己的身价。
　　在延安时，结婚、离婚都没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比较简单。陈伯达的第一个妻子到延安不久，无法同他生活，离开他到前方去了；第二个妻子，可能是抗大的一个学员，是个幼稚的小青年，只凭听到的陈伯达的名声（陈伯达发表了《评〈中国之命运〉》，正是名声显赫之时），便接受了他的追求。可是到一起生活之后，她受不了了，也离他而去。似乎在此之后，他还有一次婚姻（记不准了），时间更短促，女的也是跑掉了。
　　陈伯达婚姻多变的原因，主要是他除了读书和写文章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生活内容，而且只想自己的需要，从来不知道还有别人。从来想不到别人，更谈不上关心照顾别人。
　　陈伯达的住处，我从来不愿意去，只有一次，是曹轶欧（康生的老婆）拉我去的，我才領教了一回：他的屋里臭烘烘、乱糟糟。桌子上、床上、地上堆满了书，根本无处下脚。似这等样子，谁也无法同他生活。
　　陈伯达同人接近，都是为了利用他人。就连晚饭后同谁散步，他都是有目的、有选择的，决不做无谓的“消耗”。我是常常被他选中的一个，其原因如上所述：为了我同毛泽东的工作关系和给他搞资料。
　　有一个傍晚，我们好几个人在杨家岭沟口散步，其中也有陈伯达。有人提议比赛作诗。陈伯达要是会作诗，他决不会放过表现自己的机会，他立即紧张起来，但他用戏谑掩盖了自己的窘迫。他望着天空说：“东一个星星，西一个星星，南一个星星，北一个。这不就是一首诗吗？”陈伯达的脑袋，有他愚蠢的一面，也确有他灵敏的一面。
　　陈伯达利用一切机会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得逞了。至少一度给人造成他是“理论家”的印象。人们也很想从他那里获得知识，于是慕名组织大报告的时有举行。可是听报告的人越多，他那口音越重。于是每次为他组织的大报告，开始时人很多，渐渐地人越来越少，能坚持到底的没有几人，也还是不知所云，仅仅是出于礼貌才坚持下来。而陈伯达自己却心安理得——“不是我没学问，只怪你们听不懂。”
　　（摘自《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