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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抗美援朝60周年。朝鲜战争是二战后第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高举“保家卫国”的旗帜,以钢铁般的意志经受住了考验,创造出了世界现代战争史上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奇迹。本刊特发《周恩来与朝鲜战争》、《彭德怀与拉佐瓦耶夫在抗美援朝中的争执》、《扬名朝鲜战场的湘箱英烈》等文章,以重温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关于周恩来在朝鲜战争期间的辛劳,《周恩来传》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随着边谈边打局面的出现,周恩来同志就同时担负起这双重的任务。那时,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是上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下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谈判代表团每天都要发来电报,报告当天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反映、代表团的意见。这些问题一般由他直接处理,重大的由他提出意见,再向中央请示决定。谈判代表团有一条专用电话线,直接通到周恩来办公室,随时可以通电话。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
在朝鲜战争爆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60周年之际,这位为抗美援朝战争和停战谈判斗争呕心沥血,做出巨大贡献的共和国首任总理和外长——周恩来,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衔命赴苏谈判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开始时,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韩国釜山一隅。但好景不常,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10月7日越过三八线,19日攻占平壤,并向鸭绿江推进。金日成向中国求援。此时,中国党和政府面临艰难抉择:一方面我们对于一个社会主义邻国不能见死不救,另一方面经过长期战乱,中国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何况面对的还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美帝。正如周恩来1970年6月对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所说:“当时我们确实把握不大。但是,毛主席说,中国人民有权利支持朝鲜,如果被打回来,我们还可以再打回去。”
周恩来始终支持毛泽东抗美援朝的决心,他说:“我们不想打,但是敌人逼我们,快到鸭绿江边了,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援朝,也是卫己,唇亡齿寒嘛!”当时,中国出兵的主要困难是没有空军掩护。为此,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前往苏联,争取援助。
周恩来在克里米亚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担心苏美发生直接冲突,表示苏联空军暂时无法协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10月13日,中央又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掩护,也立即出兵援朝。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允诺以空军协助我保卫东北领空和装备60个师的中国军队。这对阻截美机恣意侵犯我领空和加强解放军(含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访苏后期,周恩来同苏方落实了有关的安排。
志愿军入朝作战,捷报频传,第三次战役时即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将美军驱赶到三七线附近。至此,斯大林对中国军队有了信心。1951年1月,苏空军开始掩护志愿军后方的交通运输线,但从不深入前沿,也不配合我军的进攻。在整个战争期间,苏空军及高炮部队共击落美机1300架,自己损失335架。毛泽东曾说:“这个战争,实际上三国打的,朝鲜、中国、苏联。苏出了武器。”
周恩来访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这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间最重大的一次军事联合行动,重重地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气焰,对抗美援朝的胜利功不可没。
领导停战谈判斗争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是周恩来为解决朝鲜问题为我国确定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击中了美国假借联合国名义,拼凑“联合国军”,干预朝鲜内战,并图谋战后长期滞留韩国的要害。坚持这一立场,我谈判代表团在谈判桌上始终居高临下,将美国置于被告地位。
周恩来又为我停战谈判代表团制定了行动指南。在代表团领导人李克农、乔冠华离京前,他引用古语指示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就是说,我代表团应据理力争,打掉美方的一切狂妄要求和无理主张,取得最有利的结果,同时为了朝鲜的和平和我国的建设,也要作出必要的让步,争取早日结束战争。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同美国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为朝鲜带来了和平。
1952年10月至1953年4月,因战俘僵局谈判破裂,双方回到战场重见高低。战场未能得逞,承诺结束战争的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美方便转了弯,提出交换病伤战俘建议。我方采取静观态度,将其建议整整“晾”了一个月方予答复。其间,我方两名军人劫持了一辆卡车,冲进板门店会场区,逃进美方岗亭,要求政治避难。我军事警察当即予以包围,不让美方将人带走。双方相持不下。代表团请示北京。周恩来指示“放人”,才避免了一次会场区内的武装冲突。双方的冷处理使交换病伤战俘得以顺利实现。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字在即。关于签字仪式和国内的庆祝活动,外交部提出一个庞大的计划,包括全国悬挂国旗,召开群众大会等。周恩来在批示中指出:“外交部的签字计划,似过于宏大,与目前这个停战的实质不尽相符,签字仪式中的进门就互相握手和碰杯以不要为好。”事实上,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仅历时10分钟,双方签字代表敌意仍深,甚至相互不看一眼,罔论其他。停战只是战争的中止,并不意味朝鲜半岛和平的到来。周恩来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他的高瞻远瞩也为历史所证实。
朝鲜战争中,朝中方面的许多声明都是周恩来起草的。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写道:
“我在外交部档案中看到他在朝鲜战争时,亲笔为金日成和彭德怀起草各项声明的手稿。他那特有的毛笔书法密密麻麻,字迹在大白纸上深深浅浅,显然是在紧急情况下深夜挥笔疾书,凝聚着他多少心血。”
开展板门店外的外交斗争
周恩来不仅亲自领导了我方的停战谈判,还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同美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对美军越过三八线北犯发出的严正警告。
1950年10月3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发出了一个严正的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能坐视不管。杜鲁门认为潘尼迦“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置若罔闻。为此,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从鸭绿江败退到三八线,还遭受了14万人的伤亡。
停战时,芬兰的《首都日报》曾尖锐地指出:“假如白宫和成功湖(联合国)预计到要打三年仗,谁知道会不会干涉(朝鲜)。无论如何,联合国军是不该越过三八线的。毛泽东的决心完全被低估了,其结果是致命的,并可能变得更坏。这不是事后聪明,当时早听到警告了。”
1963年4月,周恩来在谈到中国外交政策所依据的哲学思想时,提到了“退避三舍”——“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有人可能视我可欺,逼我到墙角,我只好还击。”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就把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是美国开了第一枪。“起初中国是站在一旁的”,但美国一直进逼鸭绿江,“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才发兵援朝。请留意,这是在美舰侵台4个月之后我们才采取的行动。
1950年底至1951年初,正值中朝军队向三八线以南挺进时,在美国推动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一个先停战后谈判的提案。周恩来在回复时指出:“先行停战的目的只是为美国军队取得喘息的时间”,“如果不先行谈判,规定好停战条件,然后停战,而在停战后再举行谈判,(那么双方就)可以无休止地谈判下去,得不到任何问题的解决。”停战后,在板门店举行了朝鲜和平问题的政治会议的预备会议,1954年关于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更是声势浩大,但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就是周恩来作出的论断:“战争已停下来,就什么也谈不成了。”
1952年11月17日,印度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提出把战俘交给中立国组成的遣返委员会加以处理,90天后尚未被遣返的战俘的处理问题,提交高一级政治会议去解决,如政治会议30天内不能完成任务,则把问题转交联合国。12月3日,联大通过印度的决议草案。14日,周恩来电复联大主席,义正词严地反对印度的决议案,指出:把战俘问题的前后处理权交给交战一方的联合国是“荒唐的”。1953年12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看管部队参谋长高尔时,一方面肯定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及印度看管部队尽了很大力量,同时也表示,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没有按照“职权范围”和停战协定行使权力,致使1.4万志愿军被俘人员未能行使遣返权利。“对此,中国是不满的。”
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1974年8月,周恩来在病中接见正处于抗美救国战争中的越南副总理黎清毅时更是表示:“你们在打仗,不援助你们,就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朝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其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1971年,周恩来对朝鲜代表团谈话时高度评价了朝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直互相支持。从1894年到现在,已有77年的历史。朝鲜同志到中国参加反帝斗争,比中国同志去朝鲜参加反帝斗争,人数要多,时间要早,要长。朝鲜同志在中国流了很多血。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金日成首相直接参加,在东北进行斗争,牵制了日本军队和伪满军队,支援了我们。”
从一种意义上讲,抗美援朝也是我们对朝鲜人民的回报。
在朝鲜停战局面稳定5年之后,1958年2月,周恩来率团访问朝鲜。2月19日,周恩来和金日成发表联合声明,庄严宣告:志愿军于1958年底全部撤离朝鲜。10月25日,志愿军提前完成撤离。24日晚,金日成在平壤举行盛大宴会,欢送志愿军总部官兵。他在致词中说: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所建立的伟大功勋,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榜样,它将永远记载在进步人类的史册上。”
周恩来辅助毛泽东领导和组织了抗美援朝战争及停战谈判斗争。衔命赴苏,他为这场战争的准备工作开了一个好头,最后又率团访朝,为它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关于周恩来在朝鲜战争期间的辛劳,《周恩来传》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随着边谈边打局面的出现,周恩来同志就同时担负起这双重的任务。那时,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是上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下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谈判代表团每天都要发来电报,报告当天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反映、代表团的意见。这些问题一般由他直接处理,重大的由他提出意见,再向中央请示决定。谈判代表团有一条专用电话线,直接通到周恩来办公室,随时可以通电话。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
在朝鲜战争爆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60周年之际,这位为抗美援朝战争和停战谈判斗争呕心沥血,做出巨大贡献的共和国首任总理和外长——周恩来,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衔命赴苏谈判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开始时,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韩国釜山一隅。但好景不常,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10月7日越过三八线,19日攻占平壤,并向鸭绿江推进。金日成向中国求援。此时,中国党和政府面临艰难抉择:一方面我们对于一个社会主义邻国不能见死不救,另一方面经过长期战乱,中国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何况面对的还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美帝。正如周恩来1970年6月对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长阮氏萍所说:“当时我们确实把握不大。但是,毛主席说,中国人民有权利支持朝鲜,如果被打回来,我们还可以再打回去。”
周恩来始终支持毛泽东抗美援朝的决心,他说:“我们不想打,但是敌人逼我们,快到鸭绿江边了,不能见死不救,这是援朝,也是卫己,唇亡齿寒嘛!”当时,中国出兵的主要困难是没有空军掩护。为此,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前往苏联,争取援助。
周恩来在克里米亚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担心苏美发生直接冲突,表示苏联空军暂时无法协助中国军队入朝作战。10月13日,中央又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掩护,也立即出兵援朝。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允诺以空军协助我保卫东北领空和装备60个师的中国军队。这对阻截美机恣意侵犯我领空和加强解放军(含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访苏后期,周恩来同苏方落实了有关的安排。
志愿军入朝作战,捷报频传,第三次战役时即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将美军驱赶到三七线附近。至此,斯大林对中国军队有了信心。1951年1月,苏空军开始掩护志愿军后方的交通运输线,但从不深入前沿,也不配合我军的进攻。在整个战争期间,苏空军及高炮部队共击落美机1300架,自己损失335架。毛泽东曾说:“这个战争,实际上三国打的,朝鲜、中国、苏联。苏出了武器。”
周恩来访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这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苏间最重大的一次军事联合行动,重重地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气焰,对抗美援朝的胜利功不可没。
领导停战谈判斗争
“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是周恩来为解决朝鲜问题为我国确定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击中了美国假借联合国名义,拼凑“联合国军”,干预朝鲜内战,并图谋战后长期滞留韩国的要害。坚持这一立场,我谈判代表团在谈判桌上始终居高临下,将美国置于被告地位。
周恩来又为我停战谈判代表团制定了行动指南。在代表团领导人李克农、乔冠华离京前,他引用古语指示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就是说,我代表团应据理力争,打掉美方的一切狂妄要求和无理主张,取得最有利的结果,同时为了朝鲜的和平和我国的建设,也要作出必要的让步,争取早日结束战争。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同美国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为朝鲜带来了和平。
1952年10月至1953年4月,因战俘僵局谈判破裂,双方回到战场重见高低。战场未能得逞,承诺结束战争的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美方便转了弯,提出交换病伤战俘建议。我方采取静观态度,将其建议整整“晾”了一个月方予答复。其间,我方两名军人劫持了一辆卡车,冲进板门店会场区,逃进美方岗亭,要求政治避难。我军事警察当即予以包围,不让美方将人带走。双方相持不下。代表团请示北京。周恩来指示“放人”,才避免了一次会场区内的武装冲突。双方的冷处理使交换病伤战俘得以顺利实现。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签字在即。关于签字仪式和国内的庆祝活动,外交部提出一个庞大的计划,包括全国悬挂国旗,召开群众大会等。周恩来在批示中指出:“外交部的签字计划,似过于宏大,与目前这个停战的实质不尽相符,签字仪式中的进门就互相握手和碰杯以不要为好。”事实上,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仅历时10分钟,双方签字代表敌意仍深,甚至相互不看一眼,罔论其他。停战只是战争的中止,并不意味朝鲜半岛和平的到来。周恩来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他的高瞻远瞩也为历史所证实。
朝鲜战争中,朝中方面的许多声明都是周恩来起草的。熟悉情况的老同志写道:
“我在外交部档案中看到他在朝鲜战争时,亲笔为金日成和彭德怀起草各项声明的手稿。他那特有的毛笔书法密密麻麻,字迹在大白纸上深深浅浅,显然是在紧急情况下深夜挥笔疾书,凝聚着他多少心血。”
开展板门店外的外交斗争
周恩来不仅亲自领导了我方的停战谈判,还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同美国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对美军越过三八线北犯发出的严正警告。
1950年10月3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发出了一个严正的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能坐视不管。杜鲁门认为潘尼迦“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置若罔闻。为此,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从鸭绿江败退到三八线,还遭受了14万人的伤亡。
停战时,芬兰的《首都日报》曾尖锐地指出:“假如白宫和成功湖(联合国)预计到要打三年仗,谁知道会不会干涉(朝鲜)。无论如何,联合国军是不该越过三八线的。毛泽东的决心完全被低估了,其结果是致命的,并可能变得更坏。这不是事后聪明,当时早听到警告了。”
1963年4月,周恩来在谈到中国外交政策所依据的哲学思想时,提到了“退避三舍”——“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警告,但事不过三……有人可能视我可欺,逼我到墙角,我只好还击。”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就把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是美国开了第一枪。“起初中国是站在一旁的”,但美国一直进逼鸭绿江,“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才发兵援朝。请留意,这是在美舰侵台4个月之后我们才采取的行动。
1950年底至1951年初,正值中朝军队向三八线以南挺进时,在美国推动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一个先停战后谈判的提案。周恩来在回复时指出:“先行停战的目的只是为美国军队取得喘息的时间”,“如果不先行谈判,规定好停战条件,然后停战,而在停战后再举行谈判,(那么双方就)可以无休止地谈判下去,得不到任何问题的解决。”停战后,在板门店举行了朝鲜和平问题的政治会议的预备会议,1954年关于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更是声势浩大,但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就是周恩来作出的论断:“战争已停下来,就什么也谈不成了。”
1952年11月17日,印度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提出把战俘交给中立国组成的遣返委员会加以处理,90天后尚未被遣返的战俘的处理问题,提交高一级政治会议去解决,如政治会议30天内不能完成任务,则把问题转交联合国。12月3日,联大通过印度的决议草案。14日,周恩来电复联大主席,义正词严地反对印度的决议案,指出:把战俘问题的前后处理权交给交战一方的联合国是“荒唐的”。1953年12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看管部队参谋长高尔时,一方面肯定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及印度看管部队尽了很大力量,同时也表示,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没有按照“职权范围”和停战协定行使权力,致使1.4万志愿军被俘人员未能行使遣返权利。“对此,中国是不满的。”
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1974年8月,周恩来在病中接见正处于抗美救国战争中的越南副总理黎清毅时更是表示:“你们在打仗,不援助你们,就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朝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其友谊是用鲜血凝成的。1971年,周恩来对朝鲜代表团谈话时高度评价了朝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直互相支持。从1894年到现在,已有77年的历史。朝鲜同志到中国参加反帝斗争,比中国同志去朝鲜参加反帝斗争,人数要多,时间要早,要长。朝鲜同志在中国流了很多血。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金日成首相直接参加,在东北进行斗争,牵制了日本军队和伪满军队,支援了我们。”
从一种意义上讲,抗美援朝也是我们对朝鲜人民的回报。
在朝鲜停战局面稳定5年之后,1958年2月,周恩来率团访问朝鲜。2月19日,周恩来和金日成发表联合声明,庄严宣告:志愿军于1958年底全部撤离朝鲜。10月25日,志愿军提前完成撤离。24日晚,金日成在平壤举行盛大宴会,欢送志愿军总部官兵。他在致词中说: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所建立的伟大功勋,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榜样,它将永远记载在进步人类的史册上。”
周恩来辅助毛泽东领导和组织了抗美援朝战争及停战谈判斗争。衔命赴苏,他为这场战争的准备工作开了一个好头,最后又率团访朝,为它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