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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7年来的城乡一体化改革试验，不仅改变着整个社会结构，也在改变着思想观念。而最先被改变的，就是身处其间的官员。
直到今天，高建伦仍然会经常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我梦见自己错过了这场机遇。”他说。
他的确差一点就错过了。那是2005年2月23日，元宵节。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来到郫县安德镇调研。临走时，突然转身问镇党委书记高建伦：“城乡一体化的六句话是什么？”高建伦愣了半天，没答上来。
市委书记李春城一言不发地走了，所有人都替高建伦捏一把汗。
2004年，李春城在金堂县淮口镇调研时，镇党委书记就因为“不在状态”而被撤职。随后成都又有20多名干部先后被免，包括崇州一位副市长。原因都只有一个——推行城乡一体化不力，“工作不在状态”。
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是同样的命运。当天下午，高建伦自己也跑到郫县县委书记办公室，连说三声“对不起”，主动请辞。结果被拍拍肩膀，嘱其“好好干”。
没被撤职的高建伦，把这一天当成了事业的分水岭。
几年后，他受邀去一家媒体作报告。问起现场的媒体记者，对2005年前的乡镇干部是什么印象？被答复：喝酒很凶、蛮横，就是个农民。
他承认这就是2005年前的自己，确实只有一个农民的见识。
当时高建伦治下的安德镇，全镇只有破破烂烂的一条街。每到9月份，办公室门口就排满了找他要200元助学费的小孩。这个川西典型的农业镇，每年的财政收入不到500万元，能支配的只有几十万。发完工资，就没两个钱了。
高建伦形容自己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维持会长”——催粮、收税、修沟，再加上谁家小孩上不起学了，给点困难补助。
对于什么是“城乡一体化”，他确实是懵的。“就记了文件上几句话，啥意思，不懂。”
最初的改变，是2005年，安德镇被列入成都14个优先发展的试点镇。高建伦这才开始仔细研究城乡一体化的理论，然后兴奋了。
他激动地跟下属说：“当一辈子公务员碰到这件事情是我们的幸运，累死了，老子给你立一个碑，是先驱者。”
对于如何借此经营这片土地，他也有着独到的理解。“我就想，社会上有的是钱，我们能否搭伙做个生意呢？”高建伦说，“把我这个地拿出来，我找社会的资金来搞基础设施，把土地的价值增值，共同来经营这块土地，最后多卖的钱我们来分。”
这事还真就让高建伦干成了。有点钱有点地后，高建伦又学习了从没接触过的城市规划。“才第一次有了规划的理念，当时的感觉是豁然开朗。”
他开始琢磨搞个工业园区做点什么。他把连续几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找出来研究，结果发现其中都提到了一个词——振兴川菜。“我后来想，我们郫县豆瓣享誉全国，叫川菜之魂。我们能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
最后他决定把自己的工业园用来做川菜原辅料。第一家被他求爹爹告奶奶求进园的企业，就是一家豆瓣厂。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现在，高建伦的园区已经有84家企业，年财政收入已达1.34亿元，全镇的规划面积从最初0.64平方公里，扩展到如今的8平方公里。农民的存款也由2005年以前的2400来万，达到了14.98亿元。
2005年刚开始时，他在脑海里构想安德未来的模样。道路多宽，要有绿化，要有路灯……他把这些构想讲给下属听，得到的回应是“天上飞的都能够说下来摔死”。没人信。
而现在，整个安德镇面貌焕然一新，绿化覆盖的小区，干净宽阔的街道，比市区还要漂亮。
高建伦说，每天早晨上班，他都要先到镇上转转，看看安德的变化；面对来访者，他的口头禅总是：“我的城市怎么样，我的城市怎么样……”
2007年，成都市国土局规划处处长姚博也加入了这场改革。
这一年，成都获批成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批复文件希望成都能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取得突破。而成都的改革者们反复讨论得出的结论是，还权赋能，建立农村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农村生产要素的自由流转。
身为国土局规划处处长，姚博的任务就是参与国土局对农村土地的产权改革。
这是一场打破旧有利益格局的改革，每一项举措的出台都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比如土地综合整治指标交易，2010年上半年光国土局内部就不下100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讨论，市政府层面也讨论了20多次。
经常会争得面红耳赤。即使面对局长，姚博也会当面反驳。“有人跟我说，我还是太书生了。”但局长对姚博说：“我请你来就是让你来反对我的，我想听的，就是你反对的声音。”
姚博的桌上堆满了各种文件。这几年他忙得一塌糊涂，经常加班，一周能休息一天都算好的，收入还不如原先在学校。
不过处长姚博“内心涌动着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激情”。这位四川大学前经济系主任承认这是在实践中检验一种改革制度的激情。“政府一年拿28个亿出来给农民，这是只有成都才干的傻事”。
他认为试验中，政府必须削自己的权让自己的利，转变政府的职能。同时他也看到了这场“政府主动削权让利，还权于民”的改革中，农民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热情。
姚博曾主持在双流县兴农镇瓦窑村确权分地，一个妇女肚子里怀了七个月的孩子，要不要分地，成了棘手的难题。最后是由村民议事会开会讨论，去医院征求意见，定下七个月已经成形，就可以分地。最后举手表决同意。
类似的情况在产权改革中俯拾即是，这些也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了官员的思维。
“能不能维护和发展好农民的合法权益，关键还要看，农民是不是充分发挥了主体作用。政府的责任主要在于构建一套保证农民主体作用能够充分发挥的机制和办法，完善市场交易和监管机制，而不是大包大揽，代民做主。”2010年11月19日，在国家部委调研组的汇报会上，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说。
2010年，成都市取消了乡镇招商引资的任务，要求基层把重点转移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上。
11月26日，几个村民围着高建伦抱怨，要建的集中居住点位置“风水不好”，希望改建。高建伦摆摆手，“你们自己决定，村民议事会讨论就行。”村民问：“我们定了你认吗？”高建伦答：“认。”
安德镇的新政府楼是高建伦自己设计的。没有大门和围墙，一眼望穿，而门前是一片花园式的广场。他说当初设计的理念是，一要政务公开透明，二要给政府的官员压力，三要让老百姓来玩。“如果老百姓都不敢进来，那办公楼修来做什么？”高建伦说。
摘自《南方周末》2010.12.2
直到今天，高建伦仍然会经常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我梦见自己错过了这场机遇。”他说。
他的确差一点就错过了。那是2005年2月23日，元宵节。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来到郫县安德镇调研。临走时，突然转身问镇党委书记高建伦：“城乡一体化的六句话是什么？”高建伦愣了半天，没答上来。
市委书记李春城一言不发地走了，所有人都替高建伦捏一把汗。
2004年，李春城在金堂县淮口镇调研时，镇党委书记就因为“不在状态”而被撤职。随后成都又有20多名干部先后被免，包括崇州一位副市长。原因都只有一个——推行城乡一体化不力，“工作不在状态”。
所有人都以为他会是同样的命运。当天下午，高建伦自己也跑到郫县县委书记办公室，连说三声“对不起”，主动请辞。结果被拍拍肩膀，嘱其“好好干”。
没被撤职的高建伦，把这一天当成了事业的分水岭。
几年后，他受邀去一家媒体作报告。问起现场的媒体记者，对2005年前的乡镇干部是什么印象？被答复：喝酒很凶、蛮横，就是个农民。
他承认这就是2005年前的自己，确实只有一个农民的见识。
当时高建伦治下的安德镇，全镇只有破破烂烂的一条街。每到9月份，办公室门口就排满了找他要200元助学费的小孩。这个川西典型的农业镇，每年的财政收入不到500万元，能支配的只有几十万。发完工资，就没两个钱了。
高建伦形容自己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维持会长”——催粮、收税、修沟，再加上谁家小孩上不起学了，给点困难补助。
对于什么是“城乡一体化”，他确实是懵的。“就记了文件上几句话，啥意思，不懂。”
最初的改变，是2005年，安德镇被列入成都14个优先发展的试点镇。高建伦这才开始仔细研究城乡一体化的理论，然后兴奋了。
他激动地跟下属说：“当一辈子公务员碰到这件事情是我们的幸运，累死了，老子给你立一个碑，是先驱者。”
对于如何借此经营这片土地，他也有着独到的理解。“我就想，社会上有的是钱，我们能否搭伙做个生意呢？”高建伦说，“把我这个地拿出来，我找社会的资金来搞基础设施，把土地的价值增值，共同来经营这块土地，最后多卖的钱我们来分。”
这事还真就让高建伦干成了。有点钱有点地后，高建伦又学习了从没接触过的城市规划。“才第一次有了规划的理念，当时的感觉是豁然开朗。”
他开始琢磨搞个工业园区做点什么。他把连续几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找出来研究，结果发现其中都提到了一个词——振兴川菜。“我后来想，我们郫县豆瓣享誉全国，叫川菜之魂。我们能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
最后他决定把自己的工业园用来做川菜原辅料。第一家被他求爹爹告奶奶求进园的企业，就是一家豆瓣厂。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现在，高建伦的园区已经有84家企业，年财政收入已达1.34亿元，全镇的规划面积从最初0.64平方公里，扩展到如今的8平方公里。农民的存款也由2005年以前的2400来万，达到了14.98亿元。
2005年刚开始时，他在脑海里构想安德未来的模样。道路多宽，要有绿化，要有路灯……他把这些构想讲给下属听，得到的回应是“天上飞的都能够说下来摔死”。没人信。
而现在，整个安德镇面貌焕然一新，绿化覆盖的小区，干净宽阔的街道，比市区还要漂亮。
高建伦说，每天早晨上班，他都要先到镇上转转，看看安德的变化；面对来访者，他的口头禅总是：“我的城市怎么样，我的城市怎么样……”
2007年，成都市国土局规划处处长姚博也加入了这场改革。
这一年，成都获批成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批复文件希望成都能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取得突破。而成都的改革者们反复讨论得出的结论是，还权赋能，建立农村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农村生产要素的自由流转。
身为国土局规划处处长，姚博的任务就是参与国土局对农村土地的产权改革。
这是一场打破旧有利益格局的改革，每一项举措的出台都经过了激烈的争论。比如土地综合整治指标交易，2010年上半年光国土局内部就不下100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讨论，市政府层面也讨论了20多次。
经常会争得面红耳赤。即使面对局长，姚博也会当面反驳。“有人跟我说，我还是太书生了。”但局长对姚博说：“我请你来就是让你来反对我的，我想听的，就是你反对的声音。”
姚博的桌上堆满了各种文件。这几年他忙得一塌糊涂，经常加班，一周能休息一天都算好的，收入还不如原先在学校。
不过处长姚博“内心涌动着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激情”。这位四川大学前经济系主任承认这是在实践中检验一种改革制度的激情。“政府一年拿28个亿出来给农民，这是只有成都才干的傻事”。
他认为试验中，政府必须削自己的权让自己的利，转变政府的职能。同时他也看到了这场“政府主动削权让利，还权于民”的改革中，农民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热情。
姚博曾主持在双流县兴农镇瓦窑村确权分地，一个妇女肚子里怀了七个月的孩子，要不要分地，成了棘手的难题。最后是由村民议事会开会讨论，去医院征求意见，定下七个月已经成形，就可以分地。最后举手表决同意。
类似的情况在产权改革中俯拾即是，这些也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了官员的思维。
“能不能维护和发展好农民的合法权益，关键还要看，农民是不是充分发挥了主体作用。政府的责任主要在于构建一套保证农民主体作用能够充分发挥的机制和办法，完善市场交易和监管机制，而不是大包大揽，代民做主。”2010年11月19日，在国家部委调研组的汇报会上，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说。
2010年，成都市取消了乡镇招商引资的任务，要求基层把重点转移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上。
11月26日，几个村民围着高建伦抱怨，要建的集中居住点位置“风水不好”，希望改建。高建伦摆摆手，“你们自己决定，村民议事会讨论就行。”村民问：“我们定了你认吗？”高建伦答：“认。”
安德镇的新政府楼是高建伦自己设计的。没有大门和围墙，一眼望穿，而门前是一片花园式的广场。他说当初设计的理念是，一要政务公开透明，二要给政府的官员压力，三要让老百姓来玩。“如果老百姓都不敢进来，那办公楼修来做什么？”高建伦说。
摘自《南方周末》201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