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的最后一年，我终于从地质学校毕业了。因为“文化大革命”，本来应该七八月份毕业，却拖到了11月。还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本来毕业后的编制身份应该是干部，却成了工人。
　　我学的是地球物理探矿。这个专业是利用电和磁的原理，通过仪器探测地下所埋藏的金属矿藏。我们物探组十几个人，只有两个人不是学校毕业的，工作起来除他俩外，其他人不分干部还是工人。
　　地质工作是艰苦的，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远离家人，整天和大山为伴，风餐露宿。
　　1971年，我和她结婚了。1972年，儿子降生了。有了妻儿就有了牵挂。在野外时会经常想念他们，吃好没有，睡好没有，生病没有？一次，儿子真的有病了。无奈之下妻给我发了电报。当我收到电报时，儿子已经病好几天了。从那时起，我就想调离地质队。不能让妻一个人受苦受累。我去找领导，领导不同意。他说，你是学校毕业的，放走了你，不干地质了，学校不是白培养你了吗？另外，不光你要走，还有不少人也要走。如果放你走了，其他人怎么办？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去找领导一次。经过了近一年的时间，领导终于同意我走了。但有一个条件，不能单调，要对调。即找一个人对换，我走他来，地质队不能少人。不是地质学校毕业的也行，但岁数不能大。虽然这样，我也高兴。于是就千方百计找人，看谁愿意到我们地质队来。那人当然得在我家住的地方找。谁愿意上我们这来呢？经过努力，这个人终于找到了。知道他愿意和我对调，我高兴得心都直跳，好像抓到了一只好看的小鸟，生怕它再飞了。我对他说，你只管等着，一切手续都我来办。可是，在即将办成之际，这个人却变卦了，不想到我们地质队来了。
　　在我苦恼之时，我们地质队主管劳资的一位同志向我推荐了一个人。他说，咱们地质队没搬家时，那人曾表示愿意到咱们地质队来。他告诉了我那个人的工作单位。我喜出望外，马上用信和那人联系。那人很快就回信了，表示愿意和我对调。
　　那时调转工作手续非常繁琐，单位、主管局、批准机关都得签署意见并盖章。我们地质队和那人所在地（即我家住的县城）远隔数百里。我们地质队的主管单位和批准机关远在省城。两份对调表通过邮局寄来寄去，历时半年多。那天，我终于拿到了盖有6个大红印章的对调表，调离成功了！我激动得不知道如何是好，迅速地到地质队有关部门签署意见。而后，急切地登上了回家的路。
　　回到家乡的县城，我先在商业的某公司上班。4年后，又调到物资系统的燃料公司。但我不在公司上班，在其下属的一个煤场。煤场负责煤炭的进销。进煤时，没有专门的卸煤工，都是我们自己干。一天，我在车上和另外两个人往下卸煤。父亲在马路上走，可能看见了我在卸煤。回家后有点生气地对母亲说，念了一回中专，还拿一个铁锹卸煤。这话是我回家时母亲给我说的。我听了，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咱是念了中专，按原来的规定，大中专学生毕业后都是国家干部，谁让咱赶上“文化大革命”了。不是干部，工人就得干活。
　　1982年的一天，忘记是怎么知道的了，我们地质学校毕业的同学都恢复了干部编制，一些同学都当上了工程师或者地质师。这消息让我高兴。虽然我改了行，但中专毕业是事实。我找到局里有关人员，得知确有此事，上面下发了文件，像我这样的也在恢复之列。于是，经过档案审查，我的编制由工人改为了干部。可是，虽然身份是干部了，但一时没有干部的工作安排给我。
　　忽一日，听说某公司的女会计因“超生”被停止工作。让谁来接替她呢？局领导想到了刚刚恢复干部身份的我，让我去做那个公司的会计。局长找我谈话，我说我也不会会计呀！他说你父亲不是会计么，让他来教你。是的，我父亲确实是会计，并且在整个县城是比较知名的会计。局里让我当会计，我当然高兴。虽然我不会会计，但有父亲做后盾，我还怕什么？
　　会计必须会打算盘。我先跟父亲学习打算盘。算盘基本上会了，接着学习“做传票”，即把所发生的资金往来按科目列入会计凭证。会计科目有两大类，一是资金来源，二是资金占用。“做传票”的基本原则是：不同类科目同增同减，同类科目有增有减。必须弄准确哪些科目是资金来源，哪些科目是资金占用……
　　为了做好会计工作，我真的下了不少功夫。结果，我竟把那十几个人的公司的会计工作做得不错。每月及时做出盈亏等会计报表，交给经理，上报局里。后来，我调入国家机关。领导知道我做过会计，在原会计退休以后，竟让接替他兼任了机关会计。
　　从工人到干部编制的纠正，使我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一切工作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会计工作使我感到从不会到会，真的是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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