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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想象遭遇挫伤时，写作能“改变人存在的时空感，让人重新找回逐渐逝去的生命感觉，重拾被生命无常抹去的自我”（刘小枫语）。可见，写作本身已然成为了作家凭吊过往易逝岁月和言说现实存在的有效载体，这种或“延迟”或“历时”的言说姿态本身，就可以称得上是作家独异个体面对世界的一种方式，而当我们在翻读、亲就这样一些或凌厉或感伤的文字碎屑抑或情感片段时，似乎也能触碰到作家个体生命世界的逐渐舒展与敞开。在宋小词的世界里，文学和戏曲可以说是萦绕其生命感觉的暖色云霓，灯影对月、水袖向晚想是雅到极处，而小词却也并不沉湎于这份华丽清奇，其亦在这褶皱的间隙窥看到了人间烟火的晦暗明灭，并且铺平纸笺，选择在拇指上勤勉耕种、一路纪行。
小词在小说《开屏》（《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3年第9期）发表之前，还并不广为人知，她也曾有一段青涩的创作探索期。这一时期她的创作囿于生活阅历的单薄，多为书写青春校园生活的感怀之作，譬如长篇小说《所有梦想都开花》，描写的就是之于青春的迷茫与爱情的失落，交织的是成长的疼痛和梦想实现旅途上的辗转周折。小说以同宿舍四位大学女生从校园走向社会的经历为叙述主轴，描写了纯真烂漫的大学时光，述说了毕业后的择业、奋斗、恋爱、婚姻等等，四人的命运与诸种社会问题和时代风潮牵绊缠绕，人生路途迥异却同样令人感叹唏嘘。虽然整部作品在故事格局和题材择取上略显平淡，然而作者对叙述调门的掌控，及其文字延展的感觉却显示出不俗的创作潜力。到后来的《路遥遥的心事》（《长江文艺》2012年第3期）、《开屏》（《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3年第9期）这种刺探现实婚姻爱情穴位的反思之作，到《声声慢》（《芳草》2012年年第2期）之于家族记忆的史诗性叙写，再到《血盆经》（《山花》2013年第16期）这类聚焦乡村另类人群生存实景的悲悯之作，在她笔下皆有声有色，并彰显出一种坚韧的生活质地——近乎无视日常中生命存在的苦涩，以及世俗庸常细部恍然顿悟的深刻，小切口处对大疼痛的找寻，使得小词的小说创作在平和的叙述背后多了几分摇摆中的平仄，亦有了经由俗常微尘，撕裂人性痛点的力量。
小说《血盆经》将关注的视角投向山村留守一族中最弱势的群体——智障者，作者通过对何旺子、翠儿、六儿三个智障者命运的叙说，反思了人性荒凉底色上斑驳的温暖与明亮。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都是受托与亲友的孤儿，在智力方面或多或少有些残缺，他们卑微过活，隐忍屈就，结果还是被视为累赘，动辄遭受棍棒之苦，甚至沦为他人泄欲生钱的工具。叙述者何旺子相较于翠儿和六子是幸运的，大伯虽对其有嫌恶之感，却送他先后学过裁缝、木匠等手艺，后来牵着瞎子走街串巷游荡了一年，瞎子却又死掉了，最后不得不拜师学起了道士的营生。旺子虽天生驽钝却终于开了窍、入了门，唱会了《血盆经》，令村人刮目相看。翠儿因痴傻成了其亲戚生财的法宝，她像牲口一样被买来买去、任人欺凌，成为传种接代和泄欲的工具。而六儿只不过是其大伯役使的苦力，闷头像牛一样干活，却守着一个个永远不可能兑现的空头支票，后来尽管娶成了翠儿，却怀上的是大伯的孩子。《血盆经》是民间发丧做道场时唱念的经文，是荒凉山村超度亡人的一场仪式，祈求的是逝者免遭血海之苦，然而，与旧时的朴实希愿背道而驰，现实中的乡野拙质民风不再，兽性的角力却在晦暗之处孳生上演。小词用手中的笔敲碎了“病态”和“正常”的界碑，刻镂下了智障者残缺肌体中完满的温暖与爱意，亦剖开了正常人“皮袍下的小”与丑陋。
如果说《血盆经》是作者之于乡村的挽歌式书写，那么《开屏》则写的是都市欲望对人性的扭曲与侵蚀。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出身偏僻乡野的女孩，叫秦玉朵，长得非常漂亮，凭借个人努力考上了一所二流大学。初步改变命运的玉朵为彻底改变人生轨迹，选择嫁给长相、能力平平的南翔，只因为南翔是个“官二代”，有个当区长的爸爸。玉朵虽然通过婚姻实现了物质上的解困，但在精神上却陷入了捉襟见肘的窘境，肉体也一次次在婚姻内外被征用。玉朵的这种选择其实是对权利和阶层的一种膜拜与屈就，她迫切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以及刻镂着黄土烙印的卑微身份，但是这种身份就像是玉朵始终难以解决的编制问题一样，自始至终处于悬空状态。玉朵母亲的摔伤可以说是整部作品叙事行进的制动阀门，母亲来城里疗养，婆婆借故离开，丈夫以一碗泡面敷衍应付，并且动辄喧嚷抱怨，这都一次次刺激着玉朵因“寄人篱下”本就脆弱的神经。也正是在这种刺激下，玉朵为摆脱尴尬的身份，半推半就与新任局长郑勇成了情人关系。可以说，这是玉朵对权利和等级制度的第二次妥协，也是对其“非常态”婚姻关系的再一次复制，只不过这种复制像癌细胞的扩散一样，将所有的爱情、所有的美好和期许都颠覆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交易。真实一旦变得虚幻，人往往就会执幻为真，于是彻底迷失了自我。当得知郑勇告知了丈夫南翔他们间的龌龊之事，这种表象上维持的虚荣与面子，完全粉碎，玉朵忍受屈辱试图营构的空中楼阁已然成了泡沫，于是她选择用匕首捅伤郑勇，走出了婚姻放弃了编制。这种出走，其实是玉朵对残存下来的最后一丝尊严的珍视。可以说，小说《开屏》剖开都市一隅，带我们走进了一位女性的幽闭内心，让我门看到拉斯蒂涅式的对都市怀有野心的玉朵，在城中迷失又在城中顿悟的艰难历程，也让我们看到了市场经济大潮中社会阶层巨大鸿沟给人们带来的情感和精神上的层层负累。
《开屏》其实就是一个隐喻的织体，往昔人前虚荣的炫耀不过像是孔雀的开屏，表象光鲜华丽，而后面裸露的却是一地丑陋。当把一切全然放下，人反而会变得真实而轻松。相较于《开屏》，小说《太阳照在镜子上》（《小说林》2014年第2期）虽也着力于透视现代婚姻关系，但是行文落墨相对简省，又是另一种别样的风格。陶平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高中老师，每到毕业季，家人总会跟随父亲辗转在大大小小的谢师宴上，然而父亲却未能管住自己的“中腿”，同自己的女学生发生了婚外情，而且还让“我”有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陶安。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能在师生恋的叙述套路之外虚晃一招，抽离出离异重组家庭子女心中生就的倒刺，进而探究现代婚恋的隐秘穴位。再如，《路遥遥的心事》写尽了温情脉脉的婚姻表象下令人疯狂的人性萎缩和道德堕落，小说文本自始至终都充溢着一种道德的焦虑感，其间走进走出的每一个人时刻都处在一种纠结的网罗之中。主人公路遥遥是一位深闺怨妇，因为难以启齿的生理暗疾，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夫妻之间陷入虚伪应对敷衍的泥沼，而伴随故事的推延，路遥遥的暗疾不过一场虚惊，成功怀孕后家庭地位得以瞬间逆转，这一戏剧性情节的设定，令人啼笑皆非的同时也让人感慨唏嘘——夫妻之间的感情单薄到只能通过生育孩子来维系。文本表面呈示的是现代都市男女的生育困境，其实指向的是尴尬病态的婚姻伦理，考辨的是看似普遍平常的生理疾病背后更为复杂的精神隐疾，以及现代人爱无力爱无助的精神困境。可以说，作者侧切了当代人复杂情感生活中的一个断面，从家庭日常化的细部呈示异化婚姻冷冰冰的浮荡状态，透视当代婚姻陷入交流匮乏症和厌倦症的无奈现实。 小说《做业务》（《飞天》2013年第4期）更多聚焦的是生存现实问题。文章以女服务员的离奇死亡开篇，颇有“今古传奇”式的悬疑味道。而作者又将叙述主人公设定为一个纠结于新闻理想和经济实利的漂亮女记者，噱头十足。这样一展开，事件本身不但能引爆读者的兴味，而且小切口处可供透视的社会现象也不少——腐败官场的女色消费、权钱交易的赤裸肮脏、新闻道德的风蚀断裂、匡扶正义的纠结虚妄，以及背负生存重压者生活的艰难、命如草芥的蚁民的血泪悲伤，等等。其中，对女记者焦素素干新闻的“业务经”的描述颇为传神——
得好处尝甜头的事，就跟婊子接客一样，只要开了头，想收手就难了。焦素素现在做业务俨然一条蚂蝗，听不得水响。教育部门刚出台假期不准中小学校补课的政策，焦素素他们就四处暗访暗拍一些中小学校违规补课收费的事情，在铁证面前，签广告合同；有的不签，直接将封口费塞进他们荷包，焦素素们也就哼哼哈哈含糊过去啦。跟质检局、药监局搞一次检查，就会知道哪些企业、厂房是有问题，焦素素就会闻风而动，苍蝇般贴上去找单位头头谈判。如今焦素素这业务是做大做强了，拿下了高江县城的最大的地产公司，拿下了高江县城的水厂、竹器厂、塑胶厂，拿下了高江县城最豪华的酒店、宾馆、超市。
作者经由焦素素的生意经剖开了记者职业匡扶正义背后的荒诞，颇引人深思。最后，女记者在纠结中突破了诸多困难，解开了女服务员的死亡之谜。然而，这种戛然而止的圆满式结尾，却又在某种层面上使得这个叙述显得前紧后松，有着挂靠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的嫌疑。也就是说，小说《做业务》和前面我们所提及的《开屏》一样，结尾结得“太正”（在小说《开屏》中，女主人公玉朵在得知郑勇告知丈夫南翔她们之间的苟且之事时，选择用匕首解决问题，并相当潇洒地辞职离婚，这与前文中作者一再描写的那个虚荣的、迷恋权利的、膜拜等级的玉朵很不一样，有陡转之感），而且这种“正”不单在行文上有急转直下的突兀之感，相较于现实生活本身，又有着真实感欠缺的弊病，这反而使得文章直面现实的勇气大打折扣。另外，小说《铁骨铮铮》（《山花》2012年第3期）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作者写的是军队的腐败——征兵过程中的权钱交易，却在文本最后笔锋突转，讴歌起军队基层军官之于良知的坚守来。小说围绕农村少年黄虎子的征兵问题展开故事，虎子的姑姑小歌作为叙述的推进者，串起征兵军官马翔、赵德茂的人情权钱交易，并且其间穿插农村少年的出路和生机问题，以及城乡之间差距的鸿沟。可以说，黄虎子参军的动机与我们惯常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相去甚远，几乎全然源于生计的焦虑和世俗的愿望，而文本末节处黄虎子宾馆中拼尽气力的俯卧撑打动原本世俗的征兵军官，显得相对唐突，有些许的单薄之感。
除却审视人性的凛冽凌厉，宋小词的文字世界也会在一团逼仄的萧疏晦暗中，点染珍贵的温暖与爱意，其发表在《芳草》2010年第6期的小说《天使的颜色》，就是一篇萦绕浓浓感伤和沉厚爱意的悲悯之作。主人公南音的父亲不幸罹患癌症，面对死亡与高昂的医疗费用，看似弱不禁风的南音并没有被击倒，毅然代替哥哥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父母的主心骨，她终日奔波在采访一线和医院之间，纵使疲惫也欣然面对，因为“她要反哺于他，她要跟时间赛跑，将20多年的养育恩情以大踏步向前的速度归还于他”。当然，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偿还，而是一种责任、一种承担、一种对父母深恩的尊重和感恩。作者具象化还原了一个癌症晚期患者家庭面临的生存艰险，然而却并没有刻意呈示渲染生存的悲苦，而是选择去挖掘底层的美好与坚忍，作者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挣扎，依凭女性作家特有的灵性笔触看取五色凡尘人间烟火、倾听小人物的悲欢酸涩，同时不忘发掘生活泥潭中闪光的真情与感动——他们像原野中的劲草，面对疾风他们选择彼此缠绕相互取暖。
而在小说《声声慢》中，小词则将叙事的视线盘附在已逝的过往烟尘中，期许以一种回望的姿态来完成对历史记忆的独特审视与思考。小说通过“我”的视角，对奶奶的传奇一生进行回顾，在呈示错综复杂家族图谱的同时，也打捞了一段又一段鲜为人知的民间秘史。小词摒弃了传统现实主义作品平铺直叙的套路，着意于情节故事的多线头编织爬梳，以讲述“我”奶奶从雷家千金麦儿到麦老太太的个人传奇为主，同时穿插了“我”出生的腰店子及周围村庄几个家族从清末至今的兴衰荣辱史，让读者在其悉心营构的情节调度和人物进出间获得一种独异的阅读体验，而文本也在这种诸多线索时断时续的左右行进间丰赡了自身的审美空间。“我”奶奶出生在显赫的地主家庭，是当地富豪“雷十三”家中的长女，又是族长的干女儿，婆家是曾经出过御医、身披花翎迎娶公主的中医世家。但是，她的一生却并不遵因循大家闺秀的人生模式，而是呈现出自由放达的生命特质——小时候她反抗裹脚、上公办学堂、给共产党送密信；长大后她不分阶级执拗地爱过家里的长工，后来又不顾家人反对做了爷爷的续弦；她与人相处事事强势犀利，然而面对苦难，她又坚忍、自尊、良善，是一个充满性格张力并且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可以说，《声声慢》对民间秘史的呈示形态是自由的、原生态的，这相较于其他主张规避历史、崇尚轻逸的80后青年作家而言，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作者也并没有因小说历史跨度上的宏阔以及人物关系的盘附错综，而使文本有半丝沉滞之感。其实，这是因为作者在行文上采取了以轻就重的写作策略，她将历史的沧桑与人物命运的沉浮对照呈示，并且在罗织事件时穿插大量民俗，诸如婚丧嫁娶等地方性习俗的精细化摹写，方言俚语的使用，村头村尾亲友邻里的琐碎事由和人情伦理，都极具风味，这在丰实文本乡土意蕴的同时也颇多谐趣，从而使得大跨度史诗性文本有了轻逸的质地氛围。
文学的真正使命在于通过它，让人窥探到生命的本相，并经由文字倾听超越存在的声音。在阅读宋小词作品的这段日子里，我感受到了小词这种试图超越存在、袒露本相的努力。或许，相较于其他80后作家，小词的创作量并不大。自2005年在《芳草》发表处女作《晚妆》始，小词在文坛已经闯荡了将近十年，十年时间二十余部小说的速度，很容易让一位作家在这样一个文字编码、语言堆砌的时代被迅速遗忘，但是小词却依然秉持赤子之心经营属于自己的文字天地。她的小说创作格局虽小，却每每直指生活的道道暗门，映照盘附于人性隐匿角落中的团团晦暗，而我们也在一段又一段姿容各异的故事背后，读到了蜗居蚁民的悲欢与欣喜，读到了救赎的温暖与热力，读到了乡野细民的另类传奇，也读到了远逝良知回归的可能。
作为一篇论文写到这里即将结束，然而作为被研究者的宋小词的小说创作却依然在继续，明天她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一切都有可能，因为，这出折子戏才刚刚开始。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杨晓澜
小词在小说《开屏》（《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3年第9期）发表之前，还并不广为人知，她也曾有一段青涩的创作探索期。这一时期她的创作囿于生活阅历的单薄，多为书写青春校园生活的感怀之作，譬如长篇小说《所有梦想都开花》，描写的就是之于青春的迷茫与爱情的失落，交织的是成长的疼痛和梦想实现旅途上的辗转周折。小说以同宿舍四位大学女生从校园走向社会的经历为叙述主轴，描写了纯真烂漫的大学时光，述说了毕业后的择业、奋斗、恋爱、婚姻等等，四人的命运与诸种社会问题和时代风潮牵绊缠绕，人生路途迥异却同样令人感叹唏嘘。虽然整部作品在故事格局和题材择取上略显平淡，然而作者对叙述调门的掌控，及其文字延展的感觉却显示出不俗的创作潜力。到后来的《路遥遥的心事》（《长江文艺》2012年第3期）、《开屏》（《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3年第9期）这种刺探现实婚姻爱情穴位的反思之作，到《声声慢》（《芳草》2012年年第2期）之于家族记忆的史诗性叙写，再到《血盆经》（《山花》2013年第16期）这类聚焦乡村另类人群生存实景的悲悯之作，在她笔下皆有声有色，并彰显出一种坚韧的生活质地——近乎无视日常中生命存在的苦涩，以及世俗庸常细部恍然顿悟的深刻，小切口处对大疼痛的找寻，使得小词的小说创作在平和的叙述背后多了几分摇摆中的平仄，亦有了经由俗常微尘，撕裂人性痛点的力量。
小说《血盆经》将关注的视角投向山村留守一族中最弱势的群体——智障者，作者通过对何旺子、翠儿、六儿三个智障者命运的叙说，反思了人性荒凉底色上斑驳的温暖与明亮。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都是受托与亲友的孤儿，在智力方面或多或少有些残缺，他们卑微过活，隐忍屈就，结果还是被视为累赘，动辄遭受棍棒之苦，甚至沦为他人泄欲生钱的工具。叙述者何旺子相较于翠儿和六子是幸运的，大伯虽对其有嫌恶之感，却送他先后学过裁缝、木匠等手艺，后来牵着瞎子走街串巷游荡了一年，瞎子却又死掉了，最后不得不拜师学起了道士的营生。旺子虽天生驽钝却终于开了窍、入了门，唱会了《血盆经》，令村人刮目相看。翠儿因痴傻成了其亲戚生财的法宝，她像牲口一样被买来买去、任人欺凌，成为传种接代和泄欲的工具。而六儿只不过是其大伯役使的苦力，闷头像牛一样干活，却守着一个个永远不可能兑现的空头支票，后来尽管娶成了翠儿，却怀上的是大伯的孩子。《血盆经》是民间发丧做道场时唱念的经文，是荒凉山村超度亡人的一场仪式，祈求的是逝者免遭血海之苦，然而，与旧时的朴实希愿背道而驰，现实中的乡野拙质民风不再，兽性的角力却在晦暗之处孳生上演。小词用手中的笔敲碎了“病态”和“正常”的界碑，刻镂下了智障者残缺肌体中完满的温暖与爱意，亦剖开了正常人“皮袍下的小”与丑陋。
如果说《血盆经》是作者之于乡村的挽歌式书写，那么《开屏》则写的是都市欲望对人性的扭曲与侵蚀。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出身偏僻乡野的女孩，叫秦玉朵，长得非常漂亮，凭借个人努力考上了一所二流大学。初步改变命运的玉朵为彻底改变人生轨迹，选择嫁给长相、能力平平的南翔，只因为南翔是个“官二代”，有个当区长的爸爸。玉朵虽然通过婚姻实现了物质上的解困，但在精神上却陷入了捉襟见肘的窘境，肉体也一次次在婚姻内外被征用。玉朵的这种选择其实是对权利和阶层的一种膜拜与屈就，她迫切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以及刻镂着黄土烙印的卑微身份，但是这种身份就像是玉朵始终难以解决的编制问题一样，自始至终处于悬空状态。玉朵母亲的摔伤可以说是整部作品叙事行进的制动阀门，母亲来城里疗养，婆婆借故离开，丈夫以一碗泡面敷衍应付，并且动辄喧嚷抱怨，这都一次次刺激着玉朵因“寄人篱下”本就脆弱的神经。也正是在这种刺激下，玉朵为摆脱尴尬的身份，半推半就与新任局长郑勇成了情人关系。可以说，这是玉朵对权利和等级制度的第二次妥协，也是对其“非常态”婚姻关系的再一次复制，只不过这种复制像癌细胞的扩散一样，将所有的爱情、所有的美好和期许都颠覆了，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交易。真实一旦变得虚幻，人往往就会执幻为真，于是彻底迷失了自我。当得知郑勇告知了丈夫南翔他们间的龌龊之事，这种表象上维持的虚荣与面子，完全粉碎，玉朵忍受屈辱试图营构的空中楼阁已然成了泡沫，于是她选择用匕首捅伤郑勇，走出了婚姻放弃了编制。这种出走，其实是玉朵对残存下来的最后一丝尊严的珍视。可以说，小说《开屏》剖开都市一隅，带我们走进了一位女性的幽闭内心，让我门看到拉斯蒂涅式的对都市怀有野心的玉朵，在城中迷失又在城中顿悟的艰难历程，也让我们看到了市场经济大潮中社会阶层巨大鸿沟给人们带来的情感和精神上的层层负累。
《开屏》其实就是一个隐喻的织体，往昔人前虚荣的炫耀不过像是孔雀的开屏，表象光鲜华丽，而后面裸露的却是一地丑陋。当把一切全然放下，人反而会变得真实而轻松。相较于《开屏》，小说《太阳照在镜子上》（《小说林》2014年第2期）虽也着力于透视现代婚姻关系，但是行文落墨相对简省，又是另一种别样的风格。陶平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高中老师，每到毕业季，家人总会跟随父亲辗转在大大小小的谢师宴上，然而父亲却未能管住自己的“中腿”，同自己的女学生发生了婚外情，而且还让“我”有了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陶安。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能在师生恋的叙述套路之外虚晃一招，抽离出离异重组家庭子女心中生就的倒刺，进而探究现代婚恋的隐秘穴位。再如，《路遥遥的心事》写尽了温情脉脉的婚姻表象下令人疯狂的人性萎缩和道德堕落，小说文本自始至终都充溢着一种道德的焦虑感，其间走进走出的每一个人时刻都处在一种纠结的网罗之中。主人公路遥遥是一位深闺怨妇，因为难以启齿的生理暗疾，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夫妻之间陷入虚伪应对敷衍的泥沼，而伴随故事的推延，路遥遥的暗疾不过一场虚惊，成功怀孕后家庭地位得以瞬间逆转，这一戏剧性情节的设定，令人啼笑皆非的同时也让人感慨唏嘘——夫妻之间的感情单薄到只能通过生育孩子来维系。文本表面呈示的是现代都市男女的生育困境，其实指向的是尴尬病态的婚姻伦理，考辨的是看似普遍平常的生理疾病背后更为复杂的精神隐疾，以及现代人爱无力爱无助的精神困境。可以说，作者侧切了当代人复杂情感生活中的一个断面，从家庭日常化的细部呈示异化婚姻冷冰冰的浮荡状态，透视当代婚姻陷入交流匮乏症和厌倦症的无奈现实。 小说《做业务》（《飞天》2013年第4期）更多聚焦的是生存现实问题。文章以女服务员的离奇死亡开篇，颇有“今古传奇”式的悬疑味道。而作者又将叙述主人公设定为一个纠结于新闻理想和经济实利的漂亮女记者，噱头十足。这样一展开，事件本身不但能引爆读者的兴味，而且小切口处可供透视的社会现象也不少——腐败官场的女色消费、权钱交易的赤裸肮脏、新闻道德的风蚀断裂、匡扶正义的纠结虚妄，以及背负生存重压者生活的艰难、命如草芥的蚁民的血泪悲伤，等等。其中，对女记者焦素素干新闻的“业务经”的描述颇为传神——
得好处尝甜头的事，就跟婊子接客一样，只要开了头，想收手就难了。焦素素现在做业务俨然一条蚂蝗，听不得水响。教育部门刚出台假期不准中小学校补课的政策，焦素素他们就四处暗访暗拍一些中小学校违规补课收费的事情，在铁证面前，签广告合同；有的不签，直接将封口费塞进他们荷包，焦素素们也就哼哼哈哈含糊过去啦。跟质检局、药监局搞一次检查，就会知道哪些企业、厂房是有问题，焦素素就会闻风而动，苍蝇般贴上去找单位头头谈判。如今焦素素这业务是做大做强了，拿下了高江县城的最大的地产公司，拿下了高江县城的水厂、竹器厂、塑胶厂，拿下了高江县城最豪华的酒店、宾馆、超市。
作者经由焦素素的生意经剖开了记者职业匡扶正义背后的荒诞，颇引人深思。最后，女记者在纠结中突破了诸多困难，解开了女服务员的死亡之谜。然而，这种戛然而止的圆满式结尾，却又在某种层面上使得这个叙述显得前紧后松，有着挂靠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的嫌疑。也就是说，小说《做业务》和前面我们所提及的《开屏》一样，结尾结得“太正”（在小说《开屏》中，女主人公玉朵在得知郑勇告知丈夫南翔她们之间的苟且之事时，选择用匕首解决问题，并相当潇洒地辞职离婚，这与前文中作者一再描写的那个虚荣的、迷恋权利的、膜拜等级的玉朵很不一样，有陡转之感），而且这种“正”不单在行文上有急转直下的突兀之感，相较于现实生活本身，又有着真实感欠缺的弊病，这反而使得文章直面现实的勇气大打折扣。另外，小说《铁骨铮铮》（《山花》2012年第3期）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作者写的是军队的腐败——征兵过程中的权钱交易，却在文本最后笔锋突转，讴歌起军队基层军官之于良知的坚守来。小说围绕农村少年黄虎子的征兵问题展开故事，虎子的姑姑小歌作为叙述的推进者，串起征兵军官马翔、赵德茂的人情权钱交易，并且其间穿插农村少年的出路和生机问题，以及城乡之间差距的鸿沟。可以说，黄虎子参军的动机与我们惯常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相去甚远，几乎全然源于生计的焦虑和世俗的愿望，而文本末节处黄虎子宾馆中拼尽气力的俯卧撑打动原本世俗的征兵军官，显得相对唐突，有些许的单薄之感。
除却审视人性的凛冽凌厉，宋小词的文字世界也会在一团逼仄的萧疏晦暗中，点染珍贵的温暖与爱意，其发表在《芳草》2010年第6期的小说《天使的颜色》，就是一篇萦绕浓浓感伤和沉厚爱意的悲悯之作。主人公南音的父亲不幸罹患癌症，面对死亡与高昂的医疗费用，看似弱不禁风的南音并没有被击倒，毅然代替哥哥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父母的主心骨，她终日奔波在采访一线和医院之间，纵使疲惫也欣然面对，因为“她要反哺于他，她要跟时间赛跑，将20多年的养育恩情以大踏步向前的速度归还于他”。当然，这绝不仅仅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偿还，而是一种责任、一种承担、一种对父母深恩的尊重和感恩。作者具象化还原了一个癌症晚期患者家庭面临的生存艰险，然而却并没有刻意呈示渲染生存的悲苦，而是选择去挖掘底层的美好与坚忍，作者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命挣扎，依凭女性作家特有的灵性笔触看取五色凡尘人间烟火、倾听小人物的悲欢酸涩，同时不忘发掘生活泥潭中闪光的真情与感动——他们像原野中的劲草，面对疾风他们选择彼此缠绕相互取暖。
而在小说《声声慢》中，小词则将叙事的视线盘附在已逝的过往烟尘中，期许以一种回望的姿态来完成对历史记忆的独特审视与思考。小说通过“我”的视角，对奶奶的传奇一生进行回顾，在呈示错综复杂家族图谱的同时，也打捞了一段又一段鲜为人知的民间秘史。小词摒弃了传统现实主义作品平铺直叙的套路，着意于情节故事的多线头编织爬梳，以讲述“我”奶奶从雷家千金麦儿到麦老太太的个人传奇为主，同时穿插了“我”出生的腰店子及周围村庄几个家族从清末至今的兴衰荣辱史，让读者在其悉心营构的情节调度和人物进出间获得一种独异的阅读体验，而文本也在这种诸多线索时断时续的左右行进间丰赡了自身的审美空间。“我”奶奶出生在显赫的地主家庭，是当地富豪“雷十三”家中的长女，又是族长的干女儿，婆家是曾经出过御医、身披花翎迎娶公主的中医世家。但是，她的一生却并不遵因循大家闺秀的人生模式，而是呈现出自由放达的生命特质——小时候她反抗裹脚、上公办学堂、给共产党送密信；长大后她不分阶级执拗地爱过家里的长工，后来又不顾家人反对做了爷爷的续弦；她与人相处事事强势犀利，然而面对苦难，她又坚忍、自尊、良善，是一个充满性格张力并且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可以说，《声声慢》对民间秘史的呈示形态是自由的、原生态的，这相较于其他主张规避历史、崇尚轻逸的80后青年作家而言，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作者也并没有因小说历史跨度上的宏阔以及人物关系的盘附错综，而使文本有半丝沉滞之感。其实，这是因为作者在行文上采取了以轻就重的写作策略，她将历史的沧桑与人物命运的沉浮对照呈示，并且在罗织事件时穿插大量民俗，诸如婚丧嫁娶等地方性习俗的精细化摹写，方言俚语的使用，村头村尾亲友邻里的琐碎事由和人情伦理，都极具风味，这在丰实文本乡土意蕴的同时也颇多谐趣，从而使得大跨度史诗性文本有了轻逸的质地氛围。
文学的真正使命在于通过它，让人窥探到生命的本相，并经由文字倾听超越存在的声音。在阅读宋小词作品的这段日子里，我感受到了小词这种试图超越存在、袒露本相的努力。或许，相较于其他80后作家，小词的创作量并不大。自2005年在《芳草》发表处女作《晚妆》始，小词在文坛已经闯荡了将近十年，十年时间二十余部小说的速度，很容易让一位作家在这样一个文字编码、语言堆砌的时代被迅速遗忘，但是小词却依然秉持赤子之心经营属于自己的文字天地。她的小说创作格局虽小，却每每直指生活的道道暗门，映照盘附于人性隐匿角落中的团团晦暗，而我们也在一段又一段姿容各异的故事背后，读到了蜗居蚁民的悲欢与欣喜，读到了救赎的温暖与热力，读到了乡野细民的另类传奇，也读到了远逝良知回归的可能。
作为一篇论文写到这里即将结束，然而作为被研究者的宋小词的小说创作却依然在继续，明天她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一切都有可能，因为，这出折子戏才刚刚开始。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杨晓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