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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刚先生的新著《幻变》是一部带有童话色彩的寓言体小说，作品以生态日趋恶化的现实为背景，用跌宕起伏的情节、丰富的想象和诗意的语言，传递了超越族属、地位和美丑的爱情观，既充满浪漫气息和乌托邦想象，又隐含深沉忧患与理性拷问，作品对自然神性的守护、对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对人类自我拯救可能之展望，包含着浓郁的生态意蕴。
一、守护：自然世界之神性
自然是宇宙的一部分，天造地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然内部又是一个有机整体，日升月降、星移斗转、四时交替，动静交错，声色共在。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由人—社会—自然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人与自然是一体化的，人类只是生态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具有内在的价值，生态系统中的各种存在物，对于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完整、有序具有价值和意义；不同物种之间形成价值关系，它们互为客体，互为目的和手段，互相满足和牵制；人的尺度不是价值评价的最终根据，人在某种意义上要服从自然的尺度。①生态伦理观念的出现，为人类正确认识自身、善待自然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视角为恢复自然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复活自然神性提供了理论资源。《幻变》对自然世界的描写方式和书写姿态，表现了对自然的崇敬与热爱，对自然神性的精心守护，暗合了生态伦理立场。
首先，作者摒弃了动植物工具论和资源论的传统思维模式，选择弱小的动植物为主人公，从生命角度抒写动植物的尊严与高贵，流露出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与敬畏。“人自成为人的那一天起， 就不断以道德律对抗自然律， 以精神的力量对抗生命的力量， 因而长期以来人与这个世界的其他动、植物的生命活动常常是对立分裂的。”②所以，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马林鱼，是人征服的对象。格林童话《白蛇》中的白蛇，是人表达意志的符号替身。动物作为“群落中的善”的内在价值被遮蔽，它们的生活情状、情感世界在文本中被悬置。阿尔贝特·史怀泽说：“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坏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③《幻变》将动植物作为故事叙述的主体，置于叙事的前台，故事的发生、发展以动植物为中心和线索，作者以欣赏和赞美的笔调书写它们独特精彩的生命，描写它们喜怒哀乐的多重情感，发掘它们的美好情怀，赞美它们的崇高精神，张扬了其存在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作品中的动植物个性鲜明：蜗师智慧勇敢，白鸽聪明伶俐，灰鸽正直侠义，蜗树真诚善良，蜗莲热情爽朗。它们具有团结协作精神：蜗牛们成立协会，相互帮助、相互鼓励；鸽族成立慈善机构，扶贫济困、共度难关。它们怀有超越种族的奉献精神：黑鸽利用鸽族善飞行、辨方向的特点成立“大宇飞鸽信息公司”，传递资讯，服务社会；白鸽用神奇的“羽笛”化解人间的纷扰和苦闷。它们拥有侠肝义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地震发生时，蜗师带领众蜗牛“赶到地震中心苇城，和人们一道救灾”；月城潮水决堤后，蜗师和鸽群不顾自身安危，用智慧营救被卷进潮水的人们。动植物在喜悦与忧愁、快乐与悲愤、失落与憧憬的生命历程中，舒展个性，展示美丽，它们生命的绽放，既充盈了自己的生活，也丰富了世界的肌体，更涤荡着人类的灵魂。由此不难看出，小说对动植物生命和价值的关注是平视的，抛弃了人类高高在上轻视动植物的傲慢姿态，颠覆了以人为中心的绝对尺度下对动植物进行的价值判断，确认了动植物在生态整体系统中的存在意义，构建了自然世界的平等、温馨与和谐。
其次，着力书写自然世界的瑰丽与神奇，自然生命涌动的生态之美畅然笔间。自然之物各有其美，它们的美建立在自身自由存在的基础之上，在于其内在活性生命力的灿然绽放，在于这种活性生命力的保持和灿然绽放与它们所处的环境的生态性一致。生机美、和谐美是自然生态美的具体表征。作者将描写的笔触伸入技术理性较少抵达的大自然，诗意地寄情山水生灵，将自然现象化为自由的生命，使之闪耀着神性的光泽，跃动着诗意的音符。小说描绘了一幅幅清新别致的田园风景画：“田野里一派青翠葱绿，水稻正在灌浆，稻穗悄悄低下了头，红艳艳的荷花像火苗从青青的荷掌中蹿出来，那些鱼塘、湖泊犹如明镜映照着飞鸟、蓝天和白云。”④生命的萌动和不断成长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机美，这种自然生命的生机推动着万物，使大自然充满活力，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向上的力量。自然生机之美不仅彰显了内在价值，还为人类生存提供了物质保障、活动空间和精神源泉。“河滩上，繁茂的绿草中点缀着一些素净的野花，几茎青青的苇叶亲密地站在那里，穿着花衣的蝴蝶到处翻找着大自然的秘密，还有几条老牛悠闲地站在河边，一只白鹭立在宽大的牛背上卖弄着自己优雅的姿势和洁白的羽毛。”⑤大自然和谐安详，生命各安其所，秩序井然，万物的和谐构筑了一个活色生香的自足世界。小说中的自然正如格里芬所说：“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⑥在自然世界越来越被技术与文明祛魅的今天，作者怀揣着对大自然的尊重与热爱之情，凸显自然的内在生命力，将自然世界共创的和谐交融的温暖场景呈现于读者面前，构建了一个唯美浪漫、通透灵动、诗意纯净的大自然，回答了对自然本相的追问，流露出对大自然的诗意向往，这种向往，也是人类对精神家园的走近和守望，附丽着浓烈的后现代色彩。
二、反思：现代性之后效
人类的工业文明与科技飞速发展，构成了现代性的主导性成果。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说：“在现代性条件下，工业主义构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发生作用的主轴线。在大多数前现代文化中，甚至在那些强大文明中， 人类也多半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的延续。他们的生活与自然界的波动和变化联系在一起：人们从自然资源中获取食物的能力，庄稼的丰收与歉收，畜牧繁殖的多寡， 以及自然灾害的冲击，等等。由科学与技术的联盟所构筑起来的现代工业，却以过去世世代代所不能想象的方式改变着自然界。”⑦的确如此，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世界开始了重新认识，科学战胜愚昧，理性精神和自由意志以绝对的统治地位进行着对自然世界的祛魅，人自由而无畏地创造、最大限度地发挥着本质力量，自然仅仅成为了人类改造和利用的对象。现代技术的突进，带来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带来物质的充裕和人类社会的繁荣，但同时也使“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亲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任何规范。人类生命变得异化和自主了”。⑧科技神话所裹挟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接连显现：自然灾害频发，部分物种异化和灭绝。正应了恩格斯所说的，我们与自然界的战斗取得了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自然与人的对峙越来越白热化。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灾难，《幻变》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反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物种变异批判非理性的现代化造成的生态灾难。现代化使人们告别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摆脱黑暗与贫苦，实现发展与进步的梦想，人们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活动空间不断扩大，由此人们也越来越自信地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主人，自然世界是人可以任意征服改造的对象，人类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的利益。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与自然世界同处于生态整体之中，人与自然万物互为条件、相互依存，一种物质的膨胀必定会侵占其它物质的空间，导致其它物质的减少和消亡。所以，不断发展的现代化在取得一次次的成果后也越来越暴露了自身的缺陷：以牺牲自然、破坏生态为发展条件，过度占用自然资源，造成资源枯竭、生态失衡。《幻变》从生态整体角度出发，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现代性背后的黑洞，对非理性的现代化进行了深刻批判。小说没有直接描写某一生态灾难事件，也没有着力铺叙现代工业的繁荣和城市尘嚣日上向自然的掘进，而是将故事安排在生态灾难已经发生的物种变异的背景下，以细腻的笔触描写变异后动植物生存的艰辛和心灵的苦痛。在除旧迎新的大年夜，蜗师感叹“家家痛饮团圆酒，世人欢笑我孤独”⑩，将人类的“欢笑”与动植物的“孤独”形成对比，在对比中完成批判——非理性的人类发展是建立在其它物种的痛苦之上的，人类欢笑的背后是其它物种的心灵痛楚。在城市的改造和扩建中，“周围的樟树兄弟一个一个被砍倒了，我听到了一阵一阵撕心裂肺的声音，可惜这声音人类听不到”。{11}小说借动植物之口道出了人类在现代化发展中的盲目和恣意妄为，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人类对无所不能的现代化的虚妄自信。这种批判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工业化与科技的优势和弊端，有利于引领人们朝着既发展自身又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之路前行。
其二，对现代性引入的“新的风险景象”的疏离和抗拒。安东尼·吉登斯曾指出：“粗略一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生态危险似乎与前现代时期所遭遇的自然灾害相类似。然而，一比较差异就非常明显了。生态威胁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结果，是通过工业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影响得以构筑起来的。它们就是我所说的由于现代性的到来而引入的一种新的风险景象。”{12}对现代性引入的“新的风险景象”，小说表现出一种理性的疏离和抗拒。这种疏离首先表现在对集中反映现代性成果的都市的描写及其惜墨，并且以一种俯视和远观的姿态，冷静审视，与对乡村、天空、高山、大海等的泼墨描画形成对比来凸显。小说没有都市觥筹交错生活的描写，也没有都市繁华热闹场面的刻画，而是将笔力放在现代性渗透较弱的乡村和自然世界的描写上，赞美白云“翩然的姿态、豁达的胸怀、超凡脱俗的境界”{13}，欣赏“千奇百怪，五光十色”{14}的大海，以一种自然美景涤荡、净化心灵后的喜悦、激动和感恩，抵制都市文明对人的精神的束缚和压抑。其次，这种疏离还表现在对“新的风险景象”描写的省略和艺术处理上。小说写到生态灾难地震，但对地震带来的恐怖场景有意跳过，将镜头对准积极参与救灾的动植物，以它们善良、勇敢的行为，消除灾难带给人的恐怖和阴影。描写对象和重点的选择，表明了作者鲜明的立场。对“新的风险景象”的抗拒主要表现在对都市“物”的厌倦与抛弃。在作者的眼里，“一汪扇形的湖水，水质浑浊，湖面上漂浮着一些白色垃圾……四周都是高大的建筑群，靠东面还有几幢楼房正在封顶。在高楼的包抄和威压下，公园更加显得小家子气和衰败不堪了”{15}。应该充满生机的公园在“物”的威逼下走向落寞和衰败，这一描写呈现了现代化胜利后的自然走向自身反面的可怕后果，隐含着对现代性的高度警惕。“四周密布的楼房像火柴盒，像搭建的积木玩具；街道仿佛是一棵参天大树的枝枝桠桠，潮水一样的车子像虫子在枝桠间慢慢爬行，而人似乎是静止的叶子。”{16}现代化抽空压扁了都市和人的血肉，科技理性的骨架搭建的是一具空无所有的窄逼的“火柴盒”，物质性的景观充塞都市，人也变成了“静止”的缺少血肉的物质，喻示了都市生活中“物”对于人及其生存空间的占领和主宰。这些都市的物质景观既是外在的它者，同时又以主体身份吞噬着人的自然本性。小说对现代性“物”的批判没有长篇叙写和高谈阔论，是以对都市简洁的客观描写为表现形式的，其理性和深刻给读者留下思索空间。
其三，以动植物健康积极的精神状态，批判颓丧与失落的人类精神，寻找精神还乡之途。马克思曾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7}马尔库塞也认为，技术的解放力量带来了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使人工具化，成为心灵空虚的单向度的人{18}。现代文明的畸形发展，给部分人带来物质消费快感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人性的阴影。自私、冷漠、仇恨，远离自然的人们在丧失自由本性的时候也面临着愈加深重的心态失衡、人性沉沦。小说没有直接写人，讲述的是一群被迫改变族类属性、异变为弱小者的动植物的故事，对人的内在精神颓废与溃败的批判，是在表现动植物在生命异化的境遇中与命运抗争、在异族鄙视的目光下挺直脊梁、在其他生灵遭受灾难时舍身相助所展示出的顽强意志、磊落情怀和大无畏精神的参照和衬托下完成的，使读者在对比中反观，在反观中反省，为主体精神失落的人们指明了精神突围的出口。
三、展望：人类自我拯救之可能
亚里斯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19}生态危机不仅仅是由于自然界本身的缘故而向人类发出的失衡讯号，更是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出现的严重裂痕。从生态的角度审读《幻变》，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导致的生态失衡的可怕后果，更让我们对人的理智、对世界的健康充满信心。《幻变》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批判，对人的非理性进行无情鞭挞，但并没有从事物的一端走向另一端，从而否定人的意志，将人视为自然物的奴隶，而是点燃了我们还自然世界之秩序、走向人与自然和谐之可能的希望，为人类自我拯救提供了思索方向。 《幻变》中，作者运用丰富的想象设计的“感应服饰”，探索了一条科技与文化结合的通道，打开了一扇科技与优秀文化融合的窗子，以“感应服饰”的灵验和热销，说明现代科学技术与优秀文化结合的美好前景。但是，“感应服饰”毕竟只是“提供一种文化信息，一种观念引导，一种选择的可能性，还需要人用自身的文化素养、价值观和道德观去迎合与碰撞，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然后做出抉择和处置”{20}，因为任何时候，“都是人的心性和智慧起决定性的作用”{21}。那么，如何让人在关键时候做出正确选择呢？文学艺术是有效的途径之一。蜗师为净化社会环境，和谐人际关系，著书立说，通过艺术的方式感染人、教育人，提升人的文明素养和道德操守，只有人的素质提升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才有可能缓解。小说结尾，由鸽子变为蜗牛的蜗师回到了“甚至比原来更美好”的生活，有力地证实了生态恢复的可能，更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用理智节制心灵长河的涌动，“不让心灵之潮漫溢而出”{22}的能力。《幻变》展示的人与生态紧张对峙局面的和解，为人类走出生态困境提供了一条路径——用技术与文化的合力化解生态矛盾。
降低物质欲望，充盈内心，保持内心的空明澄澈。阿尔贝特·史怀泽说：“我们文化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它们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23}“在不可缺少强有力的精神文化的地方，我们则荒废了它。”{24}生态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精神失衡导致的。人的幸福感除了物质和物理的外部尺度，还有属于精神与心理领域的内部尺度，这是人不同于其它生物的优越之处，也是困难之处。在一个物质极度繁盛的消费时代，人类要秉持简单生活的理念，控制对物质的占有欲望，减少对自然物质的依赖，用信仰的力量、内在精神的充实，消减外在物欲的追求，以精神能量的提升替代物质能量的流通，用内心的宁静抵挡外在的喧嚣，以内在的热情抵御世俗的寒流，坚守用正直、善良、自信、自尊、热情、忠诚、崇高构建的精神领地，保有精神世界的丰富与高贵，通过精神的重建握手自然。《幻变》通过物质生活简朴、精神世界富足的蜗师形象的塑造，为人类化解生态危机竖起了一面精神大旗。蜗师忠贞于爱情，友爱于朋友，位卑不自卑，具有远大的理想、百折不挠的意志、舍生忘死的英雄主义气概，它在物质的滔滔洪流中高举起的精神火炬，足以暗淡披戴着商品与金钱的华裳粉墨登场的主儿们的光辉，为人类维护精神的平衡、情感的丰富、心灵的纯洁、信仰的纯真点亮灯火。小说在描写“蜗牛协会”成立时，其章程中制订的“义务”，与其说是动植物界协会的义务，不如说是人类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家园的义务，表达了作者重建丰满圆融、空明澄澈的人类精神世界的美好希冀和坚定信心，这种希冀与信心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对人的理性充满期待，为摆脱精神危机指出了可行之径——怀揣美好理想，重拾价值理念。
注释：
①②李培超：《自然的伦理尊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142页、第94页。
③{23}{24}阿尔贝特·史怀泽著，陈泽环译：《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第44页、第47页。
④⑤⑩{11}{13}{14}{15}{16}{20}{21}{22}张文刚：《幻变》，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第49页、第13页、第22页、第106页、第110页、第32页、第112页、第141页、第141页、第115页。
⑥大卫·雷·格里芬著，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⑦{12}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第96页。
⑧ 大卫·雷·格里芬著，马季方译：《科学的返魅》，江怡：《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页。
⑨{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19页、第78-79页。
{18} 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19}亚里斯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8页。
（作者单位：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
一、守护：自然世界之神性
自然是宇宙的一部分，天造地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然内部又是一个有机整体，日升月降、星移斗转、四时交替，动静交错，声色共在。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由人—社会—自然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人与自然是一体化的，人类只是生态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具有内在的价值，生态系统中的各种存在物，对于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完整、有序具有价值和意义；不同物种之间形成价值关系，它们互为客体，互为目的和手段，互相满足和牵制；人的尺度不是价值评价的最终根据，人在某种意义上要服从自然的尺度。①生态伦理观念的出现，为人类正确认识自身、善待自然提供了新的视角，这种视角为恢复自然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复活自然神性提供了理论资源。《幻变》对自然世界的描写方式和书写姿态，表现了对自然的崇敬与热爱，对自然神性的精心守护，暗合了生态伦理立场。
首先，作者摒弃了动植物工具论和资源论的传统思维模式，选择弱小的动植物为主人公，从生命角度抒写动植物的尊严与高贵，流露出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与敬畏。“人自成为人的那一天起， 就不断以道德律对抗自然律， 以精神的力量对抗生命的力量， 因而长期以来人与这个世界的其他动、植物的生命活动常常是对立分裂的。”②所以，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马林鱼，是人征服的对象。格林童话《白蛇》中的白蛇，是人表达意志的符号替身。动物作为“群落中的善”的内在价值被遮蔽，它们的生活情状、情感世界在文本中被悬置。阿尔贝特·史怀泽说：“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坏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③《幻变》将动植物作为故事叙述的主体，置于叙事的前台，故事的发生、发展以动植物为中心和线索，作者以欣赏和赞美的笔调书写它们独特精彩的生命，描写它们喜怒哀乐的多重情感，发掘它们的美好情怀，赞美它们的崇高精神，张扬了其存在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作品中的动植物个性鲜明：蜗师智慧勇敢，白鸽聪明伶俐，灰鸽正直侠义，蜗树真诚善良，蜗莲热情爽朗。它们具有团结协作精神：蜗牛们成立协会，相互帮助、相互鼓励；鸽族成立慈善机构，扶贫济困、共度难关。它们怀有超越种族的奉献精神：黑鸽利用鸽族善飞行、辨方向的特点成立“大宇飞鸽信息公司”，传递资讯，服务社会；白鸽用神奇的“羽笛”化解人间的纷扰和苦闷。它们拥有侠肝义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地震发生时，蜗师带领众蜗牛“赶到地震中心苇城，和人们一道救灾”；月城潮水决堤后，蜗师和鸽群不顾自身安危，用智慧营救被卷进潮水的人们。动植物在喜悦与忧愁、快乐与悲愤、失落与憧憬的生命历程中，舒展个性，展示美丽，它们生命的绽放，既充盈了自己的生活，也丰富了世界的肌体，更涤荡着人类的灵魂。由此不难看出，小说对动植物生命和价值的关注是平视的，抛弃了人类高高在上轻视动植物的傲慢姿态，颠覆了以人为中心的绝对尺度下对动植物进行的价值判断，确认了动植物在生态整体系统中的存在意义，构建了自然世界的平等、温馨与和谐。
其次，着力书写自然世界的瑰丽与神奇，自然生命涌动的生态之美畅然笔间。自然之物各有其美，它们的美建立在自身自由存在的基础之上，在于其内在活性生命力的灿然绽放，在于这种活性生命力的保持和灿然绽放与它们所处的环境的生态性一致。生机美、和谐美是自然生态美的具体表征。作者将描写的笔触伸入技术理性较少抵达的大自然，诗意地寄情山水生灵，将自然现象化为自由的生命，使之闪耀着神性的光泽，跃动着诗意的音符。小说描绘了一幅幅清新别致的田园风景画：“田野里一派青翠葱绿，水稻正在灌浆，稻穗悄悄低下了头，红艳艳的荷花像火苗从青青的荷掌中蹿出来，那些鱼塘、湖泊犹如明镜映照着飞鸟、蓝天和白云。”④生命的萌动和不断成长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机美，这种自然生命的生机推动着万物，使大自然充满活力，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向上的力量。自然生机之美不仅彰显了内在价值，还为人类生存提供了物质保障、活动空间和精神源泉。“河滩上，繁茂的绿草中点缀着一些素净的野花，几茎青青的苇叶亲密地站在那里，穿着花衣的蝴蝶到处翻找着大自然的秘密，还有几条老牛悠闲地站在河边，一只白鹭立在宽大的牛背上卖弄着自己优雅的姿势和洁白的羽毛。”⑤大自然和谐安详，生命各安其所，秩序井然，万物的和谐构筑了一个活色生香的自足世界。小说中的自然正如格里芬所说：“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⑥在自然世界越来越被技术与文明祛魅的今天，作者怀揣着对大自然的尊重与热爱之情，凸显自然的内在生命力，将自然世界共创的和谐交融的温暖场景呈现于读者面前，构建了一个唯美浪漫、通透灵动、诗意纯净的大自然，回答了对自然本相的追问，流露出对大自然的诗意向往，这种向往，也是人类对精神家园的走近和守望，附丽着浓烈的后现代色彩。
二、反思：现代性之后效
人类的工业文明与科技飞速发展，构成了现代性的主导性成果。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说：“在现代性条件下，工业主义构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发生作用的主轴线。在大多数前现代文化中，甚至在那些强大文明中， 人类也多半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的延续。他们的生活与自然界的波动和变化联系在一起：人们从自然资源中获取食物的能力，庄稼的丰收与歉收，畜牧繁殖的多寡， 以及自然灾害的冲击，等等。由科学与技术的联盟所构筑起来的现代工业，却以过去世世代代所不能想象的方式改变着自然界。”⑦的确如此，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世界开始了重新认识，科学战胜愚昧，理性精神和自由意志以绝对的统治地位进行着对自然世界的祛魅，人自由而无畏地创造、最大限度地发挥着本质力量，自然仅仅成为了人类改造和利用的对象。现代技术的突进，带来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带来物质的充裕和人类社会的繁荣，但同时也使“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亲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任何规范。人类生命变得异化和自主了”。⑧科技神话所裹挟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接连显现：自然灾害频发，部分物种异化和灭绝。正应了恩格斯所说的，我们与自然界的战斗取得了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⑨，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自然与人的对峙越来越白热化。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灾难，《幻变》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反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以物种变异批判非理性的现代化造成的生态灾难。现代化使人们告别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摆脱黑暗与贫苦，实现发展与进步的梦想，人们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活动空间不断扩大，由此人们也越来越自信地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主人，自然世界是人可以任意征服改造的对象，人类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的利益。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与自然世界同处于生态整体之中，人与自然万物互为条件、相互依存，一种物质的膨胀必定会侵占其它物质的空间，导致其它物质的减少和消亡。所以，不断发展的现代化在取得一次次的成果后也越来越暴露了自身的缺陷：以牺牲自然、破坏生态为发展条件，过度占用自然资源，造成资源枯竭、生态失衡。《幻变》从生态整体角度出发，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现代性背后的黑洞，对非理性的现代化进行了深刻批判。小说没有直接描写某一生态灾难事件，也没有着力铺叙现代工业的繁荣和城市尘嚣日上向自然的掘进，而是将故事安排在生态灾难已经发生的物种变异的背景下，以细腻的笔触描写变异后动植物生存的艰辛和心灵的苦痛。在除旧迎新的大年夜，蜗师感叹“家家痛饮团圆酒，世人欢笑我孤独”⑩，将人类的“欢笑”与动植物的“孤独”形成对比，在对比中完成批判——非理性的人类发展是建立在其它物种的痛苦之上的，人类欢笑的背后是其它物种的心灵痛楚。在城市的改造和扩建中，“周围的樟树兄弟一个一个被砍倒了，我听到了一阵一阵撕心裂肺的声音，可惜这声音人类听不到”。{11}小说借动植物之口道出了人类在现代化发展中的盲目和恣意妄为，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人类对无所不能的现代化的虚妄自信。这种批判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工业化与科技的优势和弊端，有利于引领人们朝着既发展自身又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之路前行。
其二，对现代性引入的“新的风险景象”的疏离和抗拒。安东尼·吉登斯曾指出：“粗略一看，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生态危险似乎与前现代时期所遭遇的自然灾害相类似。然而，一比较差异就非常明显了。生态威胁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结果，是通过工业主义对物质世界的影响得以构筑起来的。它们就是我所说的由于现代性的到来而引入的一种新的风险景象。”{12}对现代性引入的“新的风险景象”，小说表现出一种理性的疏离和抗拒。这种疏离首先表现在对集中反映现代性成果的都市的描写及其惜墨，并且以一种俯视和远观的姿态，冷静审视，与对乡村、天空、高山、大海等的泼墨描画形成对比来凸显。小说没有都市觥筹交错生活的描写，也没有都市繁华热闹场面的刻画，而是将笔力放在现代性渗透较弱的乡村和自然世界的描写上，赞美白云“翩然的姿态、豁达的胸怀、超凡脱俗的境界”{13}，欣赏“千奇百怪，五光十色”{14}的大海，以一种自然美景涤荡、净化心灵后的喜悦、激动和感恩，抵制都市文明对人的精神的束缚和压抑。其次，这种疏离还表现在对“新的风险景象”描写的省略和艺术处理上。小说写到生态灾难地震，但对地震带来的恐怖场景有意跳过，将镜头对准积极参与救灾的动植物，以它们善良、勇敢的行为，消除灾难带给人的恐怖和阴影。描写对象和重点的选择，表明了作者鲜明的立场。对“新的风险景象”的抗拒主要表现在对都市“物”的厌倦与抛弃。在作者的眼里，“一汪扇形的湖水，水质浑浊，湖面上漂浮着一些白色垃圾……四周都是高大的建筑群，靠东面还有几幢楼房正在封顶。在高楼的包抄和威压下，公园更加显得小家子气和衰败不堪了”{15}。应该充满生机的公园在“物”的威逼下走向落寞和衰败，这一描写呈现了现代化胜利后的自然走向自身反面的可怕后果，隐含着对现代性的高度警惕。“四周密布的楼房像火柴盒，像搭建的积木玩具；街道仿佛是一棵参天大树的枝枝桠桠，潮水一样的车子像虫子在枝桠间慢慢爬行，而人似乎是静止的叶子。”{16}现代化抽空压扁了都市和人的血肉，科技理性的骨架搭建的是一具空无所有的窄逼的“火柴盒”，物质性的景观充塞都市，人也变成了“静止”的缺少血肉的物质，喻示了都市生活中“物”对于人及其生存空间的占领和主宰。这些都市的物质景观既是外在的它者，同时又以主体身份吞噬着人的自然本性。小说对现代性“物”的批判没有长篇叙写和高谈阔论，是以对都市简洁的客观描写为表现形式的，其理性和深刻给读者留下思索空间。
其三，以动植物健康积极的精神状态，批判颓丧与失落的人类精神，寻找精神还乡之途。马克思曾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7}马尔库塞也认为，技术的解放力量带来了物的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使人工具化，成为心灵空虚的单向度的人{18}。现代文明的畸形发展，给部分人带来物质消费快感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人性的阴影。自私、冷漠、仇恨，远离自然的人们在丧失自由本性的时候也面临着愈加深重的心态失衡、人性沉沦。小说没有直接写人，讲述的是一群被迫改变族类属性、异变为弱小者的动植物的故事，对人的内在精神颓废与溃败的批判，是在表现动植物在生命异化的境遇中与命运抗争、在异族鄙视的目光下挺直脊梁、在其他生灵遭受灾难时舍身相助所展示出的顽强意志、磊落情怀和大无畏精神的参照和衬托下完成的，使读者在对比中反观，在反观中反省，为主体精神失落的人们指明了精神突围的出口。
三、展望：人类自我拯救之可能
亚里斯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19}生态危机不仅仅是由于自然界本身的缘故而向人类发出的失衡讯号，更是由于人类活动而导致的人与自然之间出现的严重裂痕。从生态的角度审读《幻变》，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导致的生态失衡的可怕后果，更让我们对人的理智、对世界的健康充满信心。《幻变》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批判，对人的非理性进行无情鞭挞，但并没有从事物的一端走向另一端，从而否定人的意志，将人视为自然物的奴隶，而是点燃了我们还自然世界之秩序、走向人与自然和谐之可能的希望，为人类自我拯救提供了思索方向。 《幻变》中，作者运用丰富的想象设计的“感应服饰”，探索了一条科技与文化结合的通道，打开了一扇科技与优秀文化融合的窗子，以“感应服饰”的灵验和热销，说明现代科学技术与优秀文化结合的美好前景。但是，“感应服饰”毕竟只是“提供一种文化信息，一种观念引导，一种选择的可能性，还需要人用自身的文化素养、价值观和道德观去迎合与碰撞，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然后做出抉择和处置”{20}，因为任何时候，“都是人的心性和智慧起决定性的作用”{21}。那么，如何让人在关键时候做出正确选择呢？文学艺术是有效的途径之一。蜗师为净化社会环境，和谐人际关系，著书立说，通过艺术的方式感染人、教育人，提升人的文明素养和道德操守，只有人的素质提升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才有可能缓解。小说结尾，由鸽子变为蜗牛的蜗师回到了“甚至比原来更美好”的生活，有力地证实了生态恢复的可能，更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用理智节制心灵长河的涌动，“不让心灵之潮漫溢而出”{22}的能力。《幻变》展示的人与生态紧张对峙局面的和解，为人类走出生态困境提供了一条路径——用技术与文化的合力化解生态矛盾。
降低物质欲望，充盈内心，保持内心的空明澄澈。阿尔贝特·史怀泽说：“我们文化的灾难在于，它的物质发展过分地超过了它的精神发展。它们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了。”{23}“在不可缺少强有力的精神文化的地方，我们则荒废了它。”{24}生态失衡很大程度上是精神失衡导致的。人的幸福感除了物质和物理的外部尺度，还有属于精神与心理领域的内部尺度，这是人不同于其它生物的优越之处，也是困难之处。在一个物质极度繁盛的消费时代，人类要秉持简单生活的理念，控制对物质的占有欲望，减少对自然物质的依赖，用信仰的力量、内在精神的充实，消减外在物欲的追求，以精神能量的提升替代物质能量的流通，用内心的宁静抵挡外在的喧嚣，以内在的热情抵御世俗的寒流，坚守用正直、善良、自信、自尊、热情、忠诚、崇高构建的精神领地，保有精神世界的丰富与高贵，通过精神的重建握手自然。《幻变》通过物质生活简朴、精神世界富足的蜗师形象的塑造，为人类化解生态危机竖起了一面精神大旗。蜗师忠贞于爱情，友爱于朋友，位卑不自卑，具有远大的理想、百折不挠的意志、舍生忘死的英雄主义气概，它在物质的滔滔洪流中高举起的精神火炬，足以暗淡披戴着商品与金钱的华裳粉墨登场的主儿们的光辉，为人类维护精神的平衡、情感的丰富、心灵的纯洁、信仰的纯真点亮灯火。小说在描写“蜗牛协会”成立时，其章程中制订的“义务”，与其说是动植物界协会的义务，不如说是人类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家园的义务，表达了作者重建丰满圆融、空明澄澈的人类精神世界的美好希冀和坚定信心，这种希冀与信心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对人的理性充满期待，为摆脱精神危机指出了可行之径——怀揣美好理想，重拾价值理念。
注释：
①②李培超：《自然的伦理尊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142页、第94页。
③{23}{24}阿尔贝特·史怀泽著，陈泽环译：《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第44页、第47页。
④⑤⑩{11}{13}{14}{15}{16}{20}{21}{22}张文刚：《幻变》，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第49页、第13页、第22页、第106页、第110页、第32页、第112页、第141页、第141页、第115页。
⑥大卫·雷·格里芬著，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⑦{12}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第96页。
⑧ 大卫·雷·格里芬著，马季方译：《科学的返魅》，江怡：《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606页。
⑨{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19页、第78-79页。
{18} 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19}亚里斯多德著，罗念生译：《诗学》，《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8页。
（作者单位：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