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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诺贝尔文学奖创办至今，每次颁奖，几乎都会引发一场不小的口水战。达里奥·福和赫塔·米勒得奖的时候，众文青面面相觑，心里暗暗嘀咕：此等大佬，何方神圣？然后喜欢以阴谋论视之的一群人又要大做文章，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西方政治势力攻击中国的砝码啦，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文坛操纵的游戏啦，不一而足，且颇有市场。
今年可好，还没颁奖，力挺派和拍砖派早已争得面红耳赤。力挺派觉得，莫言是像鲸鱼一样的作家，其文风汪洋恣肆天马行空，想象力上可入天揽月，下可探海擒鲨，而且精力旺盛，居然44天就写成50万字的《生死疲劳》，乃中国文学中最有可能得诺奖者；拍砖派则以许纪霖教授为代表，即使在莫言获得诺奖大众热情高涨莫言一书难求时，他还是要指责他：“如果莫言只是孤案，其实他不值得认真对待，可悲的是他代表了当今知识分子的主流，我称之为‘平庸的乡愿’。”
尘埃落定，2012年10月11日晚7点，瑞典文学院宣布，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而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重口味诺奖的史诗情怀
争议恐怕难免，但诺奖还是业界标杆，无人可以撼动。
近20年来，虽然文学在世界范围内都面临读者流失的普遍困境，但是诺贝尔文学奖凭借其百年老字号的良好口碑依然可以笑傲江湖。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人气，不管最终得主你是否听说过，每年10月的这一天，世界文学爱好者翘首以待，都会为这个全球最重要的文学奖最终花落谁家而狂喜或吐槽。
君特·格拉斯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成名已久，在文学界如日中天的地位无人可撼，在得奖之前，关于他们的介绍评论文章早已汗牛充栋，他们获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一点都不让人意外。托妮·莫里森、多丽丝·莱辛、萨拉马戈、奈保尔、勒·克莱齐奥，刚得奖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对于中国普通读者来说可能陌生，但是在文学圈里，各种翻译类的文学期刊，早就有过介绍和翻译，只是说没有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而已。
早在1992年，花城出版社就出版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作家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一本蓝封面的小册子，作为《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的一种。纳博科夫《洛丽塔》的首译者于晓丹是这本书的校对，也是这套书的编委之一，这套书，因为最早在中国翻译介绍阿赫玛托娃、帕斯、热内、巴别尔等重要作家，以其独到眼光在近年逐渐成为文青们热衷于搜集的口碑之作，但在当时，《米格尔大街》只印了区区的1500册。
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早在1992年就作为安徽文艺出版社“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的一种出版（主编是著名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当时的译者是许钧。1998年，译林出版社再版《诉讼笔录》，译者换成了李焰明和袁筱一，许钧先生担任校对，这么晦涩难懂的所谓新寓言体小说当时显然不会有太大的市场，但并不表示克莱齐奥的重要性被我们忽略了。
而另一类获奖者真的只能用另类来形容了。波兰诗人维斯瓦娃·辛波丝卡（又译希姆博尔斯卡），一生不过写了200多首诗，得奖之前在波兰以外没什么国际影响，尽管激发了几米绘出《向左走，向右走》，但其实力恐怕无法与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众多伟大的诗人——艾略特、叶芝、希尼、埃利蒂斯、圣·琼·佩斯、帕斯——相提并论。
当然，这样的情况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璀璨群星中确属罕见，而且，文学审美总是见仁见智，与译者的水准也有很大的关联，辛波丝卡的诗歌，台湾陈黎、张芳龄的译本就要比大陆林洪亮的译本更胜一筹，诗意的呈现，在于选词与韵律的结合，在这方面，台湾同行似更踩在诗歌的鼓点上。
没听说过不等于就是垃圾货。2009年得主赫塔·米勒的出现不要说中国文学界，就是德国文学界都为之一惊，这是从石头缝里跳出来的大神吗？不过翻阅中译本的赫塔·米勒，除了诗歌不忍卒读之外，她的小说用词简洁有力，叙述不落俗套，常有惊人之语，确属神品。在非线性的迷幻故事中，赫塔·米勒用她对文字的控制力牢牢掌握，让人感动、战栗、心碎，这是文学的力量，而不是名声的力量。
从赫塔·米勒的获奖也可以看到，瑞典文学院选择获奖者的标准，只在于文学本身，在于作家对人性的挖掘与体验。当然了，从诺奖颁发之日起，诗人和史诗性的小说家，就颇受评委的青睐。略萨和托马斯·曼的作品一样常常厚如砖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虽然有游戏的成分，但从家族的百年变迁来折射哥伦比亚的国族命运，显然正中诺奖评委的心意。这一次，法国普罗旺斯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诺埃尔·杜特莱就这样评价莫言的《丰乳肥臀》：“这是一部宏大的史诗般的小说，足可以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马尔克斯的作品媲美。”史诗性，一直是诺奖最具标志性的评奖标准之一。
与此同时，近20年来，个性昭彰的作家开始越来越多地走上历史舞台。但那并不表示诺奖开始从重口味走向小清新，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写的就是一个性变态女教师的故事，这似乎非常另类，不该为那些年过花甲的高龄评委所喜，但你要知道，魔幻现实主义、法国新小说、存在主义、新寓言派、结构主义现实主义……各种实验潮流或多或少都能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舞台上找到它们的代言人。大江健三郎，简直就是法国存在主义老法师在日本的入室弟子，哈罗德·品特的实验性读过他剧本的应该都感同身受，毋须在此多言。
就具体的流程而言，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之前接受采访时介绍说：“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初评委员会由院士中的5位组成，他们的工作量巨大，要看很多作家的书，眼睛都快读伤了。自2月至5月，先从全国200位被提名作家中选出20多人，5月底再筛选出5个决选名额，通常这5个作家来自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大洲。而这5个人的名字，只有18位读者知道，我们必须小心地守住秘密。当9月再次开会时，所有院士都已看过作品了，经过3周激烈讨论，最后由全体院士投票决定今年的获奖者。”
所以，理论上，公众不太可能知道谁被提名，也不可能在事先知道今年最终的获奖者，但今年居然有大批媒体堵在莫言山东高密的老家，是押宝押对还是有人透风？外人不得而知。 中国的诺奖情结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风起云涌之时，多少人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汪国真不是曾经在高校演讲中说“我愿意为诺贝尔文学奖做出自己的努力”？不是有作家每年颁发诺奖时都守着自家电话机前，等待某位陌生的老外告诉他获得诺奖的喜讯？
笑谈也好，做梦也罢，今日莫言梦想成真，成就中国人百年文学梦，实在是可喜可贺。
追溯起来，第一位与诺奖擦肩而过的是鲁迅。埃斯普马克和另一位瑞典文学院院士斯图·阿伦合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叫《诺贝尔文学奖简介》，其中就提到，瑞典文学院曾经考虑提名鲁迅，结果鲁迅一口回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927年来到中国，与刘半农商议后决定提名鲁迅参选诺奖，想征求鲁迅的意见，结果鲁迅回信一口回绝：“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不过马悦然的说法是，瑞典文学院从来不会因为作家本人的意愿而改变评审结果：“我跟老一辈的中国作家交情最深的是艾青和老舍。鲁迅的情况纯粹是他的译文跟译本出版非常晚才出现。一直有谣言说鲁迅拒绝提名，瑞典学院因此不给他奖，这个说法完全违反常理。鲁迅自己不肯提名，据鲁迅所留下的文字可能是真的，但瑞典学院从来不问任何一名作家愿不愿意接受提名。”
斯文·赫定——这位马原最崇拜的探险家——是中国通，他可能太爱中国了，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他又向文学院推荐林语堂，但评委们通读过林语堂的作品后觉得他的写作在“精准的人物描写”和“力量与深度”方面尚有欠缺，遂作罢。
这一时期，最接近诺奖的，当数沈从文。马悦然每次接受采访几乎都要提到：“如果沈从文1988年5月没有去世，肯定能得奖。”马悦然是沈从文的骨灰级粉丝，他对沈从文非常着迷，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将沈从文的作品翻译成瑞典语，他还让他的同事们一定要读沈从文，即使一开始别的院士还不能完全接受，他也没有灰心，而是苦口婆心说服和他一样顽固的老先生们，并让沈从文的名字连续五年都在候选人的名单上。最后一年铁定是沈从文，可是，他等到的却是沈从文已于1988年5月10日病逝于北京的消息，事实上，在他的晚年，即1949年之后，他再也没有写过一篇小说，甚至很多中国人已经不太知道，还有一个叫沈从文的小说家写过如此出色的作品。
和沈从文情况类似的是老舍。2001年，老舍先生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舒乙向外界披露：“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老舍得到。”舒说，在入围者到了最后5名时还有老舍，最终，秘密投票结果的第一名就是老舍。那年，瑞典方面通过调查得知老舍已经去世，于是日本的川端康成获奖。这一说法并未得到瑞典方面的证实。
美国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曾推选中国著名作家巴金角逐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称赞巴金“为中国当代最为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享誉世界崇高声望和国际文化界尊崇的优异基础，他对人性和人类尊严的执著探讨和神圣理解，已经被载入了当代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史册”。北岛、李敖和王蒙都被曝曾经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说法真假难辨，因为诺奖评审有极其严格的保密制度，只能权且一听而已。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误读和顾彬的激烈批评，我们还是要感谢汉学家翻译中国文学将他们的作品介绍到西方。葛浩文是莫言英文译本的翻译者，之前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向记者介绍他当初翻译《红高粱》的情景：“我有一个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朋友，他有一年给我寄了一份中国内地文学刊物，上面刊登了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他说这是我应该注意的作家。我开始读，我很惊讶，他能有这样的热情来写这样一部小说，其中，既有恨，又有爱。我说我一定要翻！我就写信给莫言，莫言回信说他很高兴我能翻译他的著作。有一天，我到了台北，我忽然觉得很不舒服，在家休息。我问台北的朋友，有什么好书吗？他说有一个大陆作家写的书叫《红高粱》。我拿来看了起来，没看多少，我就坐不住了，我决定暂时放弃《天堂蒜薹之歌》，先翻这部作品。这绝对是一个突破！我马上跟莫言说：‘《天堂蒜薹之歌》是很了不起，但是这本书恐怕更值得我做！’我翻译莫言的第二本就是《天堂蒜薹之歌》、第三本是《酒国》、第四本《丰乳肥臀》、第五本短篇小说集、第六本《生死疲劳》。我买了一本《生死疲劳》的英译本，这本书是我翻译的，但是我还是买了一本，以示对作者的看重。”
虽然葛浩文告诉记者，这些译本在海外的发行量并不大，但是中国作家仍希望翻译家的工作能让西方更了解他们的写作并帮助他们获得诺奖，旅加作家薛忆沩认为，中国人还是有一种诺奖情结的：“诺贝尔文学奖至今仍然是困扰中国文坛的一种‘情结’。人们通常觉得，与诺贝尔奖无缘如果不是中国文学的不幸，也至少是中国文学的遗憾。”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在一部分中国作家中间蔓延，更多的，则是对诺奖的艳羡，像汪国真这样口出狂言的未必有很多，但在私底下暗暗较劲的，至少在80年代，可不在少数。这其实也无可厚非，诺奖，作为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在中国作家乃至全球大众的心目中，都有着很高的地位，这一点从莫言获奖后《纽约时报》、《朝日新闻》等众多世界重量级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就可以看出来。
抢购狂潮之后
高粱红了，中国大地一片欢腾。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对此的看法独树一帜：“莫言获奖是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个大战略，可以看出诺贝尔委员会是从全球格局和视角下考虑看待这个事情的。这次获奖可以视作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
他的评点招致非议，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陈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不认为莫言获奖是对中国作家整体水平的肯定：“没有，毫无用处！诺贝尔文学奖奖给的是个人，不是集体。莫言得奖并不表示中国整体的文学成就已经居于世界之巅，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道路仍任重道远。当然了，我们身边的中国本土作家能够拿到这么重要的文学奖项，仍然值得我们为之高兴和鼓舞。” 这种鼓舞有没有可能落到实处？莫言获奖之后，国家的投入会不会可能加大？多少年铁打不动的文学期刊稿费标准会不会提高？对文学新人的帮助会不会更加给力？应该来说，这些潜在的可能性估计会往积极的方向走，虽然，中国能否产生第二位诺奖得主，还得看个人造化。
莫言16卷文集的策划人、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对本刊记者说：“莫言的获奖肯定会提升华语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也会提升本土作家的文学自信心，原来读者老是抨击中国文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可能更为宽容地看待中国文学。而且，莫言得奖会让更多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走到严肃文学的创作中来，不再将赚钱或快餐文学作为自己的文学目标，也会在一段时间内使普通读者加大对原创文学的关注。”
莫言得奖的喜讯一经传出，莫言的书籍就成了香饽饽，一书难求。诺奖颁发的第二天，上海书城开门仅5分钟，所有莫言书籍被抢购一空，预订者铺天盖地，记者在上海书城看到，底层大厅醒目位置贴着红纸，上写：“莫言作品已售完，最快将于下周到货，请至上海书城淘宝店预订，或直接在服务总台预订。”
孔夫子旧书网上，莫言的签名本被热炒到最高198888元（最高成交价已飙升至9900元，是一本作家出版社2006年1版1刷的《生死疲劳》）。曹元勇对记者透露，莫言图书的码洋现在已经突破3000万元，订单更如雪片般飞来，他们加班加点加印20万套以满足现在读者的需求，“像《蛙》、《丰乳肥臀》、《红高粱》这样的莫言代表作，很可能在短期内突破百万册的销量，《蛙》之前已经有20万的销量，《红高粱》如果从上世纪80年代的初版算起，销量又何止百万？莫言获得诺奖之后，他的作品肯定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大众追逐的热点。”
假设莫言的16卷文集每本都能突破百万，这将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带来超过5亿元的码洋收入（利润有可能超过1亿元），曹元勇对记者透露，文艺社开给莫言的版税，按照销售册数分等级，最低不低于12%，如果以现在莫言小说的热销程度，莫言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买一套大房子的愿望将很快得以实现。但是趋之若鹜的购书者们真的能理解莫言吗？在新浪的调查“之前你认识莫言吗”中，至10月14日21点，选择“看过《红高粱》知道作者是莫言”选项的仅为4224人，而“嘿嘿，说实话不知道莫言是谁”的居然高达18105人。在购买预订莫言全集的读者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读者表示，之前从未阅读过莫言作品，这次因为莫言获了这么大的文学奖，他们才要一睹为快。
莫言说莫言热可能一个月后就会复归平静，那么到那个时候，严肃文学的冬天是否又要来临？我们希望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会为中国文学带来一些真正的改观，一切向钱看的文学市场化潮流让位于文学本身，那才是文学幸甚，中国幸甚！
诺贝尔文学奖创办至今，每次颁奖，几乎都会引发一场不小的口水战。达里奥·福和赫塔·米勒得奖的时候，众文青面面相觑，心里暗暗嘀咕：此等大佬，何方神圣？然后喜欢以阴谋论视之的一群人又要大做文章，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西方政治势力攻击中国的砝码啦，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文坛操纵的游戏啦，不一而足，且颇有市场。
今年可好，还没颁奖，力挺派和拍砖派早已争得面红耳赤。力挺派觉得，莫言是像鲸鱼一样的作家，其文风汪洋恣肆天马行空，想象力上可入天揽月，下可探海擒鲨，而且精力旺盛，居然44天就写成50万字的《生死疲劳》，乃中国文学中最有可能得诺奖者；拍砖派则以许纪霖教授为代表，即使在莫言获得诺奖大众热情高涨莫言一书难求时，他还是要指责他：“如果莫言只是孤案，其实他不值得认真对待，可悲的是他代表了当今知识分子的主流，我称之为‘平庸的乡愿’。”
尘埃落定，2012年10月11日晚7点，瑞典文学院宣布，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而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重口味诺奖的史诗情怀
争议恐怕难免，但诺奖还是业界标杆，无人可以撼动。
近20年来，虽然文学在世界范围内都面临读者流失的普遍困境，但是诺贝尔文学奖凭借其百年老字号的良好口碑依然可以笑傲江湖。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人气，不管最终得主你是否听说过，每年10月的这一天，世界文学爱好者翘首以待，都会为这个全球最重要的文学奖最终花落谁家而狂喜或吐槽。
君特·格拉斯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成名已久，在文学界如日中天的地位无人可撼，在得奖之前，关于他们的介绍评论文章早已汗牛充栋，他们获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一点都不让人意外。托妮·莫里森、多丽丝·莱辛、萨拉马戈、奈保尔、勒·克莱齐奥，刚得奖的时候。他们的名字对于中国普通读者来说可能陌生，但是在文学圈里，各种翻译类的文学期刊，早就有过介绍和翻译，只是说没有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而已。
早在1992年，花城出版社就出版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作家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一本蓝封面的小册子，作为《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的一种。纳博科夫《洛丽塔》的首译者于晓丹是这本书的校对，也是这套书的编委之一，这套书，因为最早在中国翻译介绍阿赫玛托娃、帕斯、热内、巴别尔等重要作家，以其独到眼光在近年逐渐成为文青们热衷于搜集的口碑之作，但在当时，《米格尔大街》只印了区区的1500册。
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早在1992年就作为安徽文艺出版社“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的一种出版（主编是著名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当时的译者是许钧。1998年，译林出版社再版《诉讼笔录》，译者换成了李焰明和袁筱一，许钧先生担任校对，这么晦涩难懂的所谓新寓言体小说当时显然不会有太大的市场，但并不表示克莱齐奥的重要性被我们忽略了。
而另一类获奖者真的只能用另类来形容了。波兰诗人维斯瓦娃·辛波丝卡（又译希姆博尔斯卡），一生不过写了200多首诗，得奖之前在波兰以外没什么国际影响，尽管激发了几米绘出《向左走，向右走》，但其实力恐怕无法与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众多伟大的诗人——艾略特、叶芝、希尼、埃利蒂斯、圣·琼·佩斯、帕斯——相提并论。
当然，这样的情况在诺贝尔文学奖的璀璨群星中确属罕见，而且，文学审美总是见仁见智，与译者的水准也有很大的关联，辛波丝卡的诗歌，台湾陈黎、张芳龄的译本就要比大陆林洪亮的译本更胜一筹，诗意的呈现，在于选词与韵律的结合，在这方面，台湾同行似更踩在诗歌的鼓点上。
没听说过不等于就是垃圾货。2009年得主赫塔·米勒的出现不要说中国文学界，就是德国文学界都为之一惊，这是从石头缝里跳出来的大神吗？不过翻阅中译本的赫塔·米勒，除了诗歌不忍卒读之外，她的小说用词简洁有力，叙述不落俗套，常有惊人之语，确属神品。在非线性的迷幻故事中，赫塔·米勒用她对文字的控制力牢牢掌握，让人感动、战栗、心碎，这是文学的力量，而不是名声的力量。
从赫塔·米勒的获奖也可以看到，瑞典文学院选择获奖者的标准，只在于文学本身，在于作家对人性的挖掘与体验。当然了，从诺奖颁发之日起，诗人和史诗性的小说家，就颇受评委的青睐。略萨和托马斯·曼的作品一样常常厚如砖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虽然有游戏的成分，但从家族的百年变迁来折射哥伦比亚的国族命运，显然正中诺奖评委的心意。这一次，法国普罗旺斯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诺埃尔·杜特莱就这样评价莫言的《丰乳肥臀》：“这是一部宏大的史诗般的小说，足可以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马尔克斯的作品媲美。”史诗性，一直是诺奖最具标志性的评奖标准之一。
与此同时，近20年来，个性昭彰的作家开始越来越多地走上历史舞台。但那并不表示诺奖开始从重口味走向小清新，耶利内克的《钢琴教师》写的就是一个性变态女教师的故事，这似乎非常另类，不该为那些年过花甲的高龄评委所喜，但你要知道，魔幻现实主义、法国新小说、存在主义、新寓言派、结构主义现实主义……各种实验潮流或多或少都能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舞台上找到它们的代言人。大江健三郎，简直就是法国存在主义老法师在日本的入室弟子，哈罗德·品特的实验性读过他剧本的应该都感同身受，毋须在此多言。
就具体的流程而言，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之前接受采访时介绍说：“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初评委员会由院士中的5位组成，他们的工作量巨大，要看很多作家的书，眼睛都快读伤了。自2月至5月，先从全国200位被提名作家中选出20多人，5月底再筛选出5个决选名额，通常这5个作家来自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大洲。而这5个人的名字，只有18位读者知道，我们必须小心地守住秘密。当9月再次开会时，所有院士都已看过作品了，经过3周激烈讨论，最后由全体院士投票决定今年的获奖者。”
所以，理论上，公众不太可能知道谁被提名，也不可能在事先知道今年最终的获奖者，但今年居然有大批媒体堵在莫言山东高密的老家，是押宝押对还是有人透风？外人不得而知。 中国的诺奖情结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风起云涌之时，多少人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汪国真不是曾经在高校演讲中说“我愿意为诺贝尔文学奖做出自己的努力”？不是有作家每年颁发诺奖时都守着自家电话机前，等待某位陌生的老外告诉他获得诺奖的喜讯？
笑谈也好，做梦也罢，今日莫言梦想成真，成就中国人百年文学梦，实在是可喜可贺。
追溯起来，第一位与诺奖擦肩而过的是鲁迅。埃斯普马克和另一位瑞典文学院院士斯图·阿伦合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叫《诺贝尔文学奖简介》，其中就提到，瑞典文学院曾经考虑提名鲁迅，结果鲁迅一口回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927年来到中国，与刘半农商议后决定提名鲁迅参选诺奖，想征求鲁迅的意见，结果鲁迅回信一口回绝：“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不过马悦然的说法是，瑞典文学院从来不会因为作家本人的意愿而改变评审结果：“我跟老一辈的中国作家交情最深的是艾青和老舍。鲁迅的情况纯粹是他的译文跟译本出版非常晚才出现。一直有谣言说鲁迅拒绝提名，瑞典学院因此不给他奖，这个说法完全违反常理。鲁迅自己不肯提名，据鲁迅所留下的文字可能是真的，但瑞典学院从来不问任何一名作家愿不愿意接受提名。”
斯文·赫定——这位马原最崇拜的探险家——是中国通，他可能太爱中国了，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他又向文学院推荐林语堂，但评委们通读过林语堂的作品后觉得他的写作在“精准的人物描写”和“力量与深度”方面尚有欠缺，遂作罢。
这一时期，最接近诺奖的，当数沈从文。马悦然每次接受采访几乎都要提到：“如果沈从文1988年5月没有去世，肯定能得奖。”马悦然是沈从文的骨灰级粉丝，他对沈从文非常着迷，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将沈从文的作品翻译成瑞典语，他还让他的同事们一定要读沈从文，即使一开始别的院士还不能完全接受，他也没有灰心，而是苦口婆心说服和他一样顽固的老先生们，并让沈从文的名字连续五年都在候选人的名单上。最后一年铁定是沈从文，可是，他等到的却是沈从文已于1988年5月10日病逝于北京的消息，事实上，在他的晚年，即1949年之后，他再也没有写过一篇小说，甚至很多中国人已经不太知道，还有一个叫沈从文的小说家写过如此出色的作品。
和沈从文情况类似的是老舍。2001年，老舍先生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舒乙向外界披露：“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老舍得到。”舒说，在入围者到了最后5名时还有老舍，最终，秘密投票结果的第一名就是老舍。那年，瑞典方面通过调查得知老舍已经去世，于是日本的川端康成获奖。这一说法并未得到瑞典方面的证实。
美国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曾推选中国著名作家巴金角逐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称赞巴金“为中国当代最为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享誉世界崇高声望和国际文化界尊崇的优异基础，他对人性和人类尊严的执著探讨和神圣理解，已经被载入了当代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史册”。北岛、李敖和王蒙都被曝曾经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说法真假难辨，因为诺奖评审有极其严格的保密制度，只能权且一听而已。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误读和顾彬的激烈批评，我们还是要感谢汉学家翻译中国文学将他们的作品介绍到西方。葛浩文是莫言英文译本的翻译者，之前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向记者介绍他当初翻译《红高粱》的情景：“我有一个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朋友，他有一年给我寄了一份中国内地文学刊物，上面刊登了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他说这是我应该注意的作家。我开始读，我很惊讶，他能有这样的热情来写这样一部小说，其中，既有恨，又有爱。我说我一定要翻！我就写信给莫言，莫言回信说他很高兴我能翻译他的著作。有一天，我到了台北，我忽然觉得很不舒服，在家休息。我问台北的朋友，有什么好书吗？他说有一个大陆作家写的书叫《红高粱》。我拿来看了起来，没看多少，我就坐不住了，我决定暂时放弃《天堂蒜薹之歌》，先翻这部作品。这绝对是一个突破！我马上跟莫言说：‘《天堂蒜薹之歌》是很了不起，但是这本书恐怕更值得我做！’我翻译莫言的第二本就是《天堂蒜薹之歌》、第三本是《酒国》、第四本《丰乳肥臀》、第五本短篇小说集、第六本《生死疲劳》。我买了一本《生死疲劳》的英译本，这本书是我翻译的，但是我还是买了一本，以示对作者的看重。”
虽然葛浩文告诉记者，这些译本在海外的发行量并不大，但是中国作家仍希望翻译家的工作能让西方更了解他们的写作并帮助他们获得诺奖，旅加作家薛忆沩认为，中国人还是有一种诺奖情结的：“诺贝尔文学奖至今仍然是困扰中国文坛的一种‘情结’。人们通常觉得，与诺贝尔奖无缘如果不是中国文学的不幸，也至少是中国文学的遗憾。”
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在一部分中国作家中间蔓延，更多的，则是对诺奖的艳羡，像汪国真这样口出狂言的未必有很多，但在私底下暗暗较劲的，至少在80年代，可不在少数。这其实也无可厚非，诺奖，作为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项，在中国作家乃至全球大众的心目中，都有着很高的地位，这一点从莫言获奖后《纽约时报》、《朝日新闻》等众多世界重量级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就可以看出来。
抢购狂潮之后
高粱红了，中国大地一片欢腾。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对此的看法独树一帜：“莫言获奖是诺贝尔委员会的一个大战略，可以看出诺贝尔委员会是从全球格局和视角下考虑看待这个事情的。这次获奖可以视作是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崛起的肯定，是对中华文明、中国成就的肯定。”
他的评点招致非议，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陈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不认为莫言获奖是对中国作家整体水平的肯定：“没有，毫无用处！诺贝尔文学奖奖给的是个人，不是集体。莫言得奖并不表示中国整体的文学成就已经居于世界之巅，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道路仍任重道远。当然了，我们身边的中国本土作家能够拿到这么重要的文学奖项，仍然值得我们为之高兴和鼓舞。” 这种鼓舞有没有可能落到实处？莫言获奖之后，国家的投入会不会可能加大？多少年铁打不动的文学期刊稿费标准会不会提高？对文学新人的帮助会不会更加给力？应该来说，这些潜在的可能性估计会往积极的方向走，虽然，中国能否产生第二位诺奖得主，还得看个人造化。
莫言16卷文集的策划人、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对本刊记者说：“莫言的获奖肯定会提升华语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力，也会提升本土作家的文学自信心，原来读者老是抨击中国文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可能更为宽容地看待中国文学。而且，莫言得奖会让更多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走到严肃文学的创作中来，不再将赚钱或快餐文学作为自己的文学目标，也会在一段时间内使普通读者加大对原创文学的关注。”
莫言得奖的喜讯一经传出，莫言的书籍就成了香饽饽，一书难求。诺奖颁发的第二天，上海书城开门仅5分钟，所有莫言书籍被抢购一空，预订者铺天盖地，记者在上海书城看到，底层大厅醒目位置贴着红纸，上写：“莫言作品已售完，最快将于下周到货，请至上海书城淘宝店预订，或直接在服务总台预订。”
孔夫子旧书网上，莫言的签名本被热炒到最高198888元（最高成交价已飙升至9900元，是一本作家出版社2006年1版1刷的《生死疲劳》）。曹元勇对记者透露，莫言图书的码洋现在已经突破3000万元，订单更如雪片般飞来，他们加班加点加印20万套以满足现在读者的需求，“像《蛙》、《丰乳肥臀》、《红高粱》这样的莫言代表作，很可能在短期内突破百万册的销量，《蛙》之前已经有20万的销量，《红高粱》如果从上世纪80年代的初版算起，销量又何止百万？莫言获得诺奖之后，他的作品肯定会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大众追逐的热点。”
假设莫言的16卷文集每本都能突破百万，这将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带来超过5亿元的码洋收入（利润有可能超过1亿元），曹元勇对记者透露，文艺社开给莫言的版税，按照销售册数分等级，最低不低于12%，如果以现在莫言小说的热销程度，莫言在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买一套大房子的愿望将很快得以实现。但是趋之若鹜的购书者们真的能理解莫言吗？在新浪的调查“之前你认识莫言吗”中，至10月14日21点，选择“看过《红高粱》知道作者是莫言”选项的仅为4224人，而“嘿嘿，说实话不知道莫言是谁”的居然高达18105人。在购买预订莫言全集的读者中，也有相当一部分读者表示，之前从未阅读过莫言作品，这次因为莫言获了这么大的文学奖，他们才要一睹为快。
莫言说莫言热可能一个月后就会复归平静，那么到那个时候，严肃文学的冬天是否又要来临？我们希望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会为中国文学带来一些真正的改观，一切向钱看的文学市场化潮流让位于文学本身，那才是文学幸甚，中国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