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普·坤那（Tep Khunnal）曾担任波尔布特（Pol Pot）的个人秘书多年，一心效忠于这位极具魅力的超级共产主义领袖，即使在1990年代末红色高棉运动覆灭时也依然忠诚。
　　波尔布特去世后，他被迫改头换面、逃到了位于柬泰边境的马来区，开始追随另一位风格完全不同的大师：澳裔美国人、管理学理论家、商业咨询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
　　他说：“我发现南美、日本等国家的人都在学习德鲁克，而且运用它的思想让自己的国家富强了起来。”
　　这个尘土飞扬、熙熙攘攘的小镇上的居民几乎都是以前红色高棉的士兵、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但他们拥抱自由市场的热情，几乎也和当年奋斗着砸烂阶级差别时一样高涨。
　　坤那引领了这股潮流。在成为马来区区长之前，他曾创立了一家农业出口公司，以及一家面向农民的小型微金融银行。就任区长之后，他鼓励所辖地区的人们效仿他。
　　当地市场门口挂着一幅电信公司的广告，亮绿色的背景上面飘洒着美元。这个市场由一家属于一群前红色高棉官员所有的股份制公司经营。受到坤那最初开办的农民银行的启发，马来区现在有6家类似的银行。
　　坤那的农业出口公司成功催生了十几家木薯出口公司，它们大多由前红色高棉的士兵或者追随者所有。每个工作日的下午，镇上的主街都会被一排涂成鲜亮颜色的卡车堵个水泄不通，车上装的都是要运到边境去的木薯。
　　65岁的丁·索（Dim Sok）在1970年成为了革命者，当时他几乎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民，跟着夺取政权之前的红色高棉在丛林里打了6年仗。
　　为了把柬埔寨重塑成一个农业乌托邦，红色高棉政府把城市里的人都赶到了乡下，让他们当了农民，并且砸烂了银行和学校。
　　1979年被驱逐的时候，他们和数千名士兵和支持者一起，退到了柬埔寨西部边境像马来区这样的地区。尽管波尔布特继续限制他所辖地区内的自由经济，但从1990年代开始，马来的居民就可以开展贸易、积累个人资产了。
　　1996年，为了逃避波尔布特再次“共产”资产的努力，马来区脱离了红色高棉。不久之后，数千名曾经的共产主义者便通过成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钱建了个市场。
　　42岁的盖特·沙洛恩（Nget Saroeun）当了20年的兵，主要是在马来区附近的山上打游击。虽然因为踩到地雷丢了一条腿，但他今天作为一个富足的农民，依然能绕着自己的农田一瘸一拐地巡视。他现在是英国球队阿森纳的球迷，还喜欢查看大宗商品价格，以及在智能手机上学习新的农业技术。
　　他表示：“以前在这儿生活很艰难，到处都是森林。现在这里全都是混凝土的房子。”
　　他赞扬了坤那，说他通过种植木薯等新作物教会了农民们“满足市场的需求”。木薯是一种块茎类作物，可以加工成淀粉浆或者动物饲料。
　　1998年坤那刚到马来区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疟疾横行的丛林堡垒。当时和他一起来这里的波尔布特的遗孀，也在不久之后成为了他的妻子。
　　坤那和從前当过兵、几乎没上过什么学但很精明的苏姆·尹（Soom Yin）一起，从银行贷了一些钱来实践他的一些想法。公司买了马来区第一台玉米干燥机、从泰国引进了可以防日晒的玉米新品种，还为在他们仓库存放的玉米和木薯建立了一套质量控制体系。
　　现在，尹拥有当地最大的出口公司。他说，每到有空闲的时候便会阅读管理学方面的书籍。

　　67岁的坤那在几年前从政府和商界退了休，现在他的时间都用来在全国传播德鲁克的思想。他在邻近省的大学里给人上课，还把德鲁克的著作翻译成了高棉语。他甚至把他最喜欢的德鲁克的思想汇编成了一本小手册。
　　他说：“我敢肯定，如果柬埔寨接受了德鲁克的理念，这个国家一定会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坤那拒绝谈论自己的财务状况，但他住在一个有大门、被茂密的花园包围的大院子里。当他的继女、波尔布特唯一的孩子2014年结婚时，他为她举办了一场超级奢华的宴会，用的酒都来自法国，粉白相间的帐篷里还有好几盏水晶大吊灯。
　　坤那表示，他是1980年代在联合国担任红色高棉公使期间开始读经济学书籍的。尽管他曾经喜欢过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科学管理先驱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但最吸引他的还是德鲁克坚定的思想：企业成功最核心的要素是员工。
　　他说：“20世纪初泰勒讲的是效率，而德鲁克讲的是效果。”
　　在最近的一次讲座上，坤那让他的学生们记住，好的管理和好的创意同样重要。
　　当问到波尔布特是不是个好的管理者时，这个他曾经的助手拒绝回答。坤那说：“我不想就此作任何论断，让历史来评判吧。我想的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