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是传统中国的生存样态，是传统社会超稳定的结构，使中国呈现出费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的特征。现代文明的莅临，全球化的席卷，改变了乡村的面貌，使之难免走向沦陷和疼痛。新文化运动的一代体验和书写着这一乡土经验和沦陷之痛，构成现代文学的一大母题。时至今日，作家们的乡土情结与乡愁感受更为浓烈，在评论界引起的关注与反响，也是与日俱增的。
　　乡村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自然空间，它历来都是一个文化空间，也是一个文学空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与熙攘纷扰的都会相比，乡村给人们留下了山高水长、清静自然、闲情野趣、远离喧嚣，成为人们天然的心灵栖居。耕读传家、诗书继世，渊源深厚的农耕文明和乡村文化，为后世留下了历久弥新的话题。只要对文学史进行一个简单的检视，就能够发现文学中乡村的无以抗拒的人文价值，把它放置在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嬗递的历史进程中，乡村就不惟具有持久的文学史意义，更成为一个急需表达的文学诉求。
　　南鸥作为诗人，敏锐地意识到了乡村的文学价值与艺术魅力，并且意识到它是一个取之不竭的创作资源，为此在他的《乡村抒写与历史进程中的整体经验》一文中，他对“乡村抒写与历史进程”这一主题，展开了自己的思考。
　　在这里，我首先看到的是南鸥对乡村在文学史上留下的辉煌背影的遥望和挽留，也能感受到他对乡村文学空间缺失所造成的诗意匮乏的隐陇，发起一个饶有意味的文学话题：乡村抒写的整体经验。自然这并不是原创的话题，而是一个经历了不同研究者思考和沉淀了的集体共名，但是此文南鸥强调的是“历史进程中的整体经验”，我想这个全新的“历史进程”，也许就是南鸥撰写此文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
　　南鸥深知，自我国转型巨变以来，特别是近年国家实施脱贫攻坚的国家战略以来，以撕掉数千年贫困标签的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发生了深刻的巨变，南鸥目睹了历史的巨变，发现了数千万乡村民众生存状态与生存心理的巨大变化，并以这种巨变的深刻性与丰富性作为当下乡村抒写的现实基础与精神背景。南鸥从现实语境与文学生态出发，想到了陶渊明，想到了田园诗派，也想到了当下的乡村书写状况。尤为可贵的是，南鸥还留心到了乡村与民问、底层、草根、弱势人群等等的深刻关联，因而，他所主张的“整体经验”里，对于社会底层的热情关注，对于弱势群体的注目与观照，其悲悯的姿态，成为非常醒目的精神标记。
　　南鸥展开思考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在当下的现实语境中，对文学史上乡村文化的丰厚资源进行不遗余力地开掘。国家层面上三农问题、扶贫攻坚等政策的提出，以及新农村建设、复兴乡村文化等大政方针的实施，为文学上进行乡村书写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借助这一新的历史进程的机遇，南鸥首先对百年新诗的历史语境进行了一个梳理，企图表达在网络时代的崭新语境下、乡村抒写的紧迫性与可能性，从而为当下文学的发展找到意义的生发点。对此，南鸥把乡村整体抒写与决战脱贫攻坚与反贫困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对接，诚如他所说的，“在不同的时代，诗歌与一个时代的关系有着不同的主体内容”，这一观点，颇合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传统。就文学文以载道的传统和实用功能而言，南鸥的这一说法无疑是成立的，不过窃以为，乡村整体抒写在强烈的现实意义之外，应该有着更为宏大广阔的、更具有精神价值的永恒取向，而不能仅限于此。而且，乡村文化的价值固然值得揄扬，但对于传统乡村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仍然不可摒弃。这里，既关涉到乡村文化的傳统资源的问题，又关涉到对这些传统资源如何以扬弃的态度，实现现代转化的问题。
　　南鸥所述“对现代性的反抗”“对乡村的无限挽留”“精神皈依”的本质内涵，其实质是对这一历史进程中所蕴藏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深度思考，是于现代性对乡村的不可抗拒的碾压理性上的深刻反思与情感上的哀叹，是对城市与乡村的隔膜、对峙的高度关切。我们看到南鸥对历史与现实既深藏一种悲悯的情怀，又拥有理性的力量，而这正是一位严肃的诗人难能可贵的人文品格。
　　南鸥提出的第三个诗学命题是“整体经验的三个基本点与当下性重构”的问题，这是他“乡村整体经验”的核心思考。同南鸥本人的诗歌一样，他的评述也洋溢着激情表达的浪涛，荡漾着抒情的气息，同时闪烁着思想的火焰。乡村与“大地”之间的无穷关联是一言难尽的，大地上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太过宽泛广阔，乡村书写可能难以穷尽其丰富的表达空间，但至少可以说，乡村书写在其中必须占据一个重要的板块。这点我是非常钦佩南鸥的敏锐与使命担当的，文学为社会服务，在改造人性的同时，也应该起到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给人们带来现实的福祉。值得指出的是，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加速，与乡村书写相对的都市文学日益强大，即使乡村叙写的某些作品，也都有一个城市的隐约存在，或者干脆就是农民进城、农民工的城市体验之类的作品。这类作品大行其道，日渐削弱真正重心在乡村的叙述的存在，于是，乡村的消失就不仅仅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而且也存在于文学作品中，这也是乡村书写的迫切性之所在。
　　另外，南鸥还谈到了当下写作的有效性问题，这也是颇有意义的一个话题。确实，在各种写作铺天盖地、鱼龙混杂和泥沙俱下的时代，写作的有效性显得无比重要，关系到其“合法性”的问题。我记得2008年，南鸥就谈到了“有效的表达与表达的有效性”，这个话题南鸥在其他的文论中有着精细的论述。在南鸥看来，这个话题的核心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我们不能将日常生活的常识当作文学创作中的认知经验来处理，二是我们文本的认知经验必须获得一种从个性到共性的上升与超越。显然南鸥在本文中强调的是第二个观点，就是我们必须对历史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最新经验进行精准的概括，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呈现，这确实是我们创作中必须深度把握的一个基本点。
　　谈到这个话题，我一直以为，写作的有效性是要靠诗人的良知和精神的涵泳，以及敏锐的直觉、技艺的磨砺等等来实现的，这需要长期的沉潜和寻找突破的契机，而这些要求都体现在“精准的概括与有效的表达”上。历史进程所赐予的最新经验，确实为乡村抒写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知点，而且很是接地气。必须指出，南鸥这种乡村抒写更侧重其整体性，也就是他强调的本体意义上的生存状态、生存心理乃至文化心理，而不是对这一诗学命题的割裂与肢解，从而造成阐释的混乱与歧义丛生。
　　当然，南鸥所谓“一个时代整体的存在经验”还是一个有待不断展开和深度阐释的诗学概念，而且，如何完成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不仅是一个文学命题或者诗学命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命题。在当下的文学中，复兴乡村文化、乡村文学应该是基于乡村的重新审视、重新发现、重新书写直到精神重塑。换句话说，乡村抒写是在现代性的烛照下，书写乡村所呈现出来的迥异面貌。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主题需要发掘，有许多价值可以重新估定，这也许才是乡村抒写的精髓和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