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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艺术生具有普通大学生和艺术特长生的双重属性，因培养模式和培养周期的特殊性，他们有着比普通文理类学生更大的学习和经济压力。但是，从国家的精准资助工作的目标与要求看来，目前的艺术专业学生精准资助工作存在认识偏差、精准度低、管理缺位等问题。为了改进这项工作，建议构建政府、学校、家庭多主体联动的工作方法;设置差异化的评选过程与标准;加强对受助学生的诚信、感恩、励志教育，真正实现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物质与精神双脱贫，从而提升资助育人的实效。
关键词：艺术生;精准资助;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8-0107-03
一、艺术类贫困生情况概述
以宁夏大学音乐学院为例，学院主要专业有音乐和舞蹈两大类，全院学生生源集中于宁夏、甘肃、内蒙、山西、河北、山东六省，西北部省份生源居多。从学生填写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父母收入一栏来看，宁夏、甘肃农村户籍学生的经济困难程度相对较高。艺术类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对于专业的学习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小因兴趣爱好而选择学习钢琴、声乐、舞蹈等艺术课程，这部分学生以城镇户籍居多，大多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但培养艺术人才是一项连续性的工程，学习周期长、培养成本高，所以，一些经济达到小康水平的家庭也常因家里有艺术生，生活水平多年无明显提高。进入高校艺术专业的另一部分学生则是因高考艺术类文化课成绩低，初级艺术专业入门速度快，从而在高二、高三时才选择走上艺术专业的道路。这部分学生大多是父母或学生本人临时起意，把学艺术作为进入大学校门的有效捷径，[1]对艺术专业的培养成本却不够了解。
艺术类高考生在每年全国艺术联考之前，绝大部分要经过市场上各类艺术培训班的集中培训。本研究发放的600份调查问卷数据显示：75.5%的学生在近半年的“艺考集训”中花费在5万元以上，19.2%学生花费在3—5万元之间，5.3%的学生花销为3万元以下，这其中还不包括一些学生单独请高校教师、教学名师上的“小课”，每一节小课（45分钟或1个小时不等）的费用多在400—800之间，一些知名度较高的老师，收费更高。
艺术专业学生大学期间的学费属于高收费的专业范围，就宁夏地区来说：宁夏大学音乐学院学生每年学费8800元，宁夏大学新华学院音乐系每年学费20000元，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分校）艺术类学费30000元左右。除了学费、住宿费、基本生活费，艺术类学生还常常面临乐器、演出服装和道具的购买、租赁和维护，参加各类比赛、考级等费用支出。
贫富差距大是艺术类专业学生的又一特点。家庭富裕的学生从小学习艺术，有扎实的童子功，平时的吃穿用度也注重品质，较为优渥。而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学生无论是兴趣使然还是因分数优势而选择学习艺术，常常背负巨大的经济压力，导致心理负担过重，加之与周围同学的比较，容易出现厌学、自卑、攀比心重、爱慕虚荣等不健康的心理问题。
艺术类贫困生普遍集中于大一年级，这一年他们刚刚经历了艺考，花费巨大。因专业能力相对薄弱，符合大一艺术生的兼职机会较少。相比于大一，高年级的艺术生大多具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多数学生生活费不再需要家里负担，他们会利用周末、假期在琴行等各种艺术培训班兼职，经济状况明显改善。但过早步入社会进行兼职不仅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且会分散精力，影响学业的顺利完成。
二、艺术生精准资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外界对艺术专业贫困生认识不足、存在偏差
艺术专业学生的培养成本高、周期长，光鲜亮丽的专业舞台特性，使其整体消费明显高于普通学生。也正是这一原因，致使很多人产生了“艺术生没有贫困生”“艺术生都是富人家的孩子”的片面认识，这些说法明显忽视了艺术生中的贫困生群体。尽管这部分学生占比不大，但却是真实的存在。在同等条件下，其贫困程度与生活压力往往更大。其中很多学生因高中时期文化课成绩差，家长为了让孩子有学上，在不是非常了解艺术生培养成本的情况下，临时起意，只看到了眼前的分数优势，忽视了艺术之路上培养人才的后期花费。
在本研究回訪的7名受资助学生中，有3名学生父母离异，孩子由母亲抚养长大。其中一名舞蹈生为低保户，学费每年依托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生活费主要依靠国家低保及其他社会性资助。另一名长笛专业学生的日常开销主要来源于母亲经营惨淡的小裁缝店，为了专业学习，该生在上大学后买了一万元左右的乐器，花费了母亲一年多的积蓄。还有一名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更加严峻，母亲残疾，髋关节坏死，手术、吃药靠国家医保政策解决了一部分花销，好在每月有一千多元的病退养老金，孩子的生活费节约一些还可以勉强维持，学费则主要靠亲戚朋友的接济救助。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艺术类特困生，然而在走进大学艺术专业的校门之后，高昂的学费、乐器的维护更新、演出服装购买或租赁等等合情合理的支出却让这些本就拮据的家庭更加捉襟见肘。
（二）艺术专业贫困生精准识别难度大、精准度低[2]
外界对艺术专业学生认识不全面，不充分，仅仅通过感官来断定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这是“他者”认识。反过来讲，因为艺术生需要购买高价乐器，需要漂亮的舞台礼服、妆容，导致艺术类贫困生具有隐蔽性的特点。在贫困认定时，学校坚持学生民主评议和学校评定相结合的原则。学生民主评议过程中，如果不是一个宿舍或者非常亲近的朋友，单从同学的外表来断定其家庭经济状况，往往出现偏差。
因艺术专业学生贫富差距较大，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学生便会产生自卑心理，在申请贫困认定和资助评选中显得过于敏感。或碍于面子，或虚荣心强，从而隐藏自己家庭贫困的实际情况，导致贫困识别难度加大。有的同学则在过度消费、金钱至上价值观的诱导下陷入盲目攀比陷阱，常常把助学金看得太重，不惜通过开虚假贫困证明等手段获得资助。在获得资助后，又不能合理利用，来减轻家里负担，反而用来购买一些自己平时买不起的高价消费品。 （三）艺术专业受助生后期教育管理缺位、不够充分
作为独生子女一代的在校大学生，“4-2-1”的家庭结构让这一代人始终处于备受宠爱的焦点。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现在的青年一代多了几分自信，少了几分感恩;多了几分理所应当的接受，少了几分自食其力的担当。从中小学起，这代学生就开始接受来自国家与社会的各种关爱与资助，免费早餐、营养午餐、爱心捐赠等各类民生工程逐步完善，从领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起，来自政府、社会、个人基金会的资助便会接踵而至。
一些艺术专业受助生大学期间长期接受多项资助，有的来自生源地教育部门，有的来自所在高校。许多的资助在资金及时到位后，相应的后期追踪、教育管理却相对缺位，不够充分，致使一些学生出现身受多项资助，却在大学里逃课上网;认为资助理所应当、缺乏感恩之心;挥霍助学金、购买高价品;有的同学在体会到不劳而获的快感之后，甚至不惜提供虚假的贫困证明来获取受助资格。
三、艺术类学生精准资助对策探讨
（一）从政府层面来讲，民政部门开具的贫困证明是进行贫困认定的有力支撑材料，是多类奖助学金评选的必备考量要素
在实际的资助工作中，由于当地民政部门对学生家庭情况或多或少缺乏深入了解，贫困学生家庭实际情况相对复杂，民政部门盖章缺乏一定的严谨性和真实性情况时有发生，[3]让高校的贫困认定变得被动。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不符合一般贫困认定的标准，但通过私人关系获得了与真实情况不符的虚假贫困证明。而另一些经济特别困难的家庭，却因为搬迁、户籍等原因，因为家里父母一方领有微薄的退休金等因素，从而忽视单亲、残疾、孩子学费高昂等真实情况，不予证明，从而导致高校贫困认定评估失准。
高校学生来自于五湖四海，即使在同一省份也不在同一地区，教师想要实地走访每一位困难学生的家庭不太现实。尤其在艺术类专业，单从学生日常的穿着打扮来断定其家庭经济条件，精准度并不高。这就要求政府民政部门强化责任意识，看到那一张薄薄贫困证明的分量，一份真实的贫困证明可以帮助一个贫困生解决一学期的生活费用，对于一个积贫积弱的家庭来讲就是雪中送炭。而给家庭经济条件尚好的学生出具虚假的贫困证明，势必违背了国家、政府设立资助的初衷，不能把有限的资助金用在最需要它的学生身上。
（二）从学校层面来说，无论艺术类贫困生还是其他普通文理类贫困生的资助工作都是一项长期的、需要深入了解、动态监管的重要工作
这就需要学校尽可能地保证负责学生资助工作及思想政治工作的辅导员队伍的相对稳定，确保资助工作的延续性与准确性，对资助工作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在艺术类贫困生中，许多低年级学生，在经过一两年扎实专业技能的学习后，大多会利用周末和假期在外兼职，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讲，一学年的助学金相当于他们一个月的兼职收入，在这些学生身上，资助育人的功能显然会被弱化。这就需要从事艺术类学生资助工作的教师队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通过日常管理及时了解学生的兼职状况，有针对性地对贫困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动态管理，把一些因突发情况致贫的学生及时增补到贫困档案里，帮助那些真正贫困的学生解决学习、生活的后顾之忧。
在进行贫困认定和资助评选的过程中，从政策标准的制定和资助等级的划分上，要实现精准资助，学校不得不考虑专业特性，进行差异化的设置，全面衡量资助政策在各专业的受众面与深入性，根据贫困生的分布特点和贫困程度的高低制定相对灵活的标准。
从评选时间上来看，每年的贫困认定和奖助学金评选都集中于9月份，这是一学年中学生工作最繁忙的阶段，迎新军训、入学教育、综合测评、推免保研、补考重修等等，在有限的时间内要完成很多项工作，势必会让许多教师在资助工作中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想工作干得好，要想资助更加精准，时间上的投入是必须的。如果能把除新生以外高年级学生的贫困认定与资助评选放在每学期的期末进行，适当前置，错开9月开学季，工作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效果可能会更好。将新生的贫困认定和家庭经济排摸放到入学通知中，在学生还没有来报到的情况下，从前置的入学信息中提前了解，可为开学后的评选做好准备工作。
在评选过程中，还应扩大家长的参与权与知情权，除了假期的家庭回访，利用发达的通讯工具，在贫困认定中，对于一些识别难度较大的学生通过与家长沟通，了解其真实情况，以达到精准资助的目的。在走访调研中发现，一些学生获得了助学金却对家长进行了隐瞒，有的获得的是一档助学金，告诉家长是二档，这样的情况下，助学金发放后，资金能否合理使用也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对受资助学生进行教育管理是提升资助育人功能不容忽视的重要途径。在资助工作中，重头轻脚、虎头蛇尾的问题也较为常见。资金发放到学生手里，似乎一年的资助工作就算完成，可能这仅仅实现了“资助”，“育人”的功能则需有进一步的动作。要适当开展受众广泛、时效性强、有针对性、学生积极参与的诚信、感恩、励志、自强为主题的育人实践活动;加大资助政策与优秀学生事迹宣传[4];进行师生“一对一”“小群体”谈心谈话、心理建设活動，扩大资助的实际意义，提升资助的育人功能。
参考文献：
[1]经曼，李爱彬.协同管理视角下高校艺术生精准资助对策研究[J].智库时代，2019（7）.
[2]闫晶.精准扶贫视角下艺术专业大学生资助工作的探索[J].现代经济信息，2019（10）.
[3]崔丽蓉.高校精准资助制度育人实现路径探究[J].大众文艺，2019（11）.
[4]杜明明.精准扶贫背景下高校精准资助工作长效机制研究[J].河南教育（高教），2019（12）.
作者简介：刘利宁（1991—），女，汉族，山西吕梁人，单位为宁夏大学音乐学院，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李直）
关键词：艺术生;精准资助;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8-0107-03
一、艺术类贫困生情况概述
以宁夏大学音乐学院为例，学院主要专业有音乐和舞蹈两大类，全院学生生源集中于宁夏、甘肃、内蒙、山西、河北、山东六省，西北部省份生源居多。从学生填写的《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父母收入一栏来看，宁夏、甘肃农村户籍学生的经济困难程度相对较高。艺术类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对于专业的学习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小因兴趣爱好而选择学习钢琴、声乐、舞蹈等艺术课程，这部分学生以城镇户籍居多，大多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但培养艺术人才是一项连续性的工程，学习周期长、培养成本高，所以，一些经济达到小康水平的家庭也常因家里有艺术生，生活水平多年无明显提高。进入高校艺术专业的另一部分学生则是因高考艺术类文化课成绩低，初级艺术专业入门速度快，从而在高二、高三时才选择走上艺术专业的道路。这部分学生大多是父母或学生本人临时起意，把学艺术作为进入大学校门的有效捷径，[1]对艺术专业的培养成本却不够了解。
艺术类高考生在每年全国艺术联考之前，绝大部分要经过市场上各类艺术培训班的集中培训。本研究发放的600份调查问卷数据显示：75.5%的学生在近半年的“艺考集训”中花费在5万元以上，19.2%学生花费在3—5万元之间，5.3%的学生花销为3万元以下，这其中还不包括一些学生单独请高校教师、教学名师上的“小课”，每一节小课（45分钟或1个小时不等）的费用多在400—800之间，一些知名度较高的老师，收费更高。
艺术专业学生大学期间的学费属于高收费的专业范围，就宁夏地区来说：宁夏大学音乐学院学生每年学费8800元，宁夏大学新华学院音乐系每年学费20000元，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分校）艺术类学费30000元左右。除了学费、住宿费、基本生活费，艺术类学生还常常面临乐器、演出服装和道具的购买、租赁和维护，参加各类比赛、考级等费用支出。
贫富差距大是艺术类专业学生的又一特点。家庭富裕的学生从小学习艺术，有扎实的童子功，平时的吃穿用度也注重品质，较为优渥。而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学生无论是兴趣使然还是因分数优势而选择学习艺术，常常背负巨大的经济压力，导致心理负担过重，加之与周围同学的比较，容易出现厌学、自卑、攀比心重、爱慕虚荣等不健康的心理问题。
艺术类贫困生普遍集中于大一年级，这一年他们刚刚经历了艺考，花费巨大。因专业能力相对薄弱，符合大一艺术生的兼职机会较少。相比于大一，高年级的艺术生大多具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多数学生生活费不再需要家里负担，他们会利用周末、假期在琴行等各种艺术培训班兼职，经济状况明显改善。但过早步入社会进行兼职不仅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而且会分散精力，影响学业的顺利完成。
二、艺术生精准资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外界对艺术专业贫困生认识不足、存在偏差
艺术专业学生的培养成本高、周期长，光鲜亮丽的专业舞台特性，使其整体消费明显高于普通学生。也正是这一原因，致使很多人产生了“艺术生没有贫困生”“艺术生都是富人家的孩子”的片面认识，这些说法明显忽视了艺术生中的贫困生群体。尽管这部分学生占比不大，但却是真实的存在。在同等条件下，其贫困程度与生活压力往往更大。其中很多学生因高中时期文化课成绩差，家长为了让孩子有学上，在不是非常了解艺术生培养成本的情况下，临时起意，只看到了眼前的分数优势，忽视了艺术之路上培养人才的后期花费。
在本研究回訪的7名受资助学生中，有3名学生父母离异，孩子由母亲抚养长大。其中一名舞蹈生为低保户，学费每年依托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生活费主要依靠国家低保及其他社会性资助。另一名长笛专业学生的日常开销主要来源于母亲经营惨淡的小裁缝店，为了专业学习，该生在上大学后买了一万元左右的乐器，花费了母亲一年多的积蓄。还有一名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更加严峻，母亲残疾，髋关节坏死，手术、吃药靠国家医保政策解决了一部分花销，好在每月有一千多元的病退养老金，孩子的生活费节约一些还可以勉强维持，学费则主要靠亲戚朋友的接济救助。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艺术类特困生，然而在走进大学艺术专业的校门之后，高昂的学费、乐器的维护更新、演出服装购买或租赁等等合情合理的支出却让这些本就拮据的家庭更加捉襟见肘。
（二）艺术专业贫困生精准识别难度大、精准度低[2]
外界对艺术专业学生认识不全面，不充分，仅仅通过感官来断定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这是“他者”认识。反过来讲，因为艺术生需要购买高价乐器，需要漂亮的舞台礼服、妆容，导致艺术类贫困生具有隐蔽性的特点。在贫困认定时，学校坚持学生民主评议和学校评定相结合的原则。学生民主评议过程中，如果不是一个宿舍或者非常亲近的朋友，单从同学的外表来断定其家庭经济状况，往往出现偏差。
因艺术专业学生贫富差距较大，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学生便会产生自卑心理，在申请贫困认定和资助评选中显得过于敏感。或碍于面子，或虚荣心强，从而隐藏自己家庭贫困的实际情况，导致贫困识别难度加大。有的同学则在过度消费、金钱至上价值观的诱导下陷入盲目攀比陷阱，常常把助学金看得太重，不惜通过开虚假贫困证明等手段获得资助。在获得资助后，又不能合理利用，来减轻家里负担，反而用来购买一些自己平时买不起的高价消费品。 （三）艺术专业受助生后期教育管理缺位、不够充分
作为独生子女一代的在校大学生，“4-2-1”的家庭结构让这一代人始终处于备受宠爱的焦点。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现在的青年一代多了几分自信，少了几分感恩;多了几分理所应当的接受，少了几分自食其力的担当。从中小学起，这代学生就开始接受来自国家与社会的各种关爱与资助，免费早餐、营养午餐、爱心捐赠等各类民生工程逐步完善，从领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起，来自政府、社会、个人基金会的资助便会接踵而至。
一些艺术专业受助生大学期间长期接受多项资助，有的来自生源地教育部门，有的来自所在高校。许多的资助在资金及时到位后，相应的后期追踪、教育管理却相对缺位，不够充分，致使一些学生出现身受多项资助，却在大学里逃课上网;认为资助理所应当、缺乏感恩之心;挥霍助学金、购买高价品;有的同学在体会到不劳而获的快感之后，甚至不惜提供虚假的贫困证明来获取受助资格。
三、艺术类学生精准资助对策探讨
（一）从政府层面来讲，民政部门开具的贫困证明是进行贫困认定的有力支撑材料，是多类奖助学金评选的必备考量要素
在实际的资助工作中，由于当地民政部门对学生家庭情况或多或少缺乏深入了解，贫困学生家庭实际情况相对复杂，民政部门盖章缺乏一定的严谨性和真实性情况时有发生，[3]让高校的贫困认定变得被动。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不符合一般贫困认定的标准，但通过私人关系获得了与真实情况不符的虚假贫困证明。而另一些经济特别困难的家庭，却因为搬迁、户籍等原因，因为家里父母一方领有微薄的退休金等因素，从而忽视单亲、残疾、孩子学费高昂等真实情况，不予证明，从而导致高校贫困认定评估失准。
高校学生来自于五湖四海，即使在同一省份也不在同一地区，教师想要实地走访每一位困难学生的家庭不太现实。尤其在艺术类专业，单从学生日常的穿着打扮来断定其家庭经济条件，精准度并不高。这就要求政府民政部门强化责任意识，看到那一张薄薄贫困证明的分量，一份真实的贫困证明可以帮助一个贫困生解决一学期的生活费用，对于一个积贫积弱的家庭来讲就是雪中送炭。而给家庭经济条件尚好的学生出具虚假的贫困证明，势必违背了国家、政府设立资助的初衷，不能把有限的资助金用在最需要它的学生身上。
（二）从学校层面来说，无论艺术类贫困生还是其他普通文理类贫困生的资助工作都是一项长期的、需要深入了解、动态监管的重要工作
这就需要学校尽可能地保证负责学生资助工作及思想政治工作的辅导员队伍的相对稳定，确保资助工作的延续性与准确性，对资助工作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在艺术类贫困生中，许多低年级学生，在经过一两年扎实专业技能的学习后，大多会利用周末和假期在外兼职，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讲，一学年的助学金相当于他们一个月的兼职收入，在这些学生身上，资助育人的功能显然会被弱化。这就需要从事艺术类学生资助工作的教师队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通过日常管理及时了解学生的兼职状况，有针对性地对贫困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动态管理，把一些因突发情况致贫的学生及时增补到贫困档案里，帮助那些真正贫困的学生解决学习、生活的后顾之忧。
在进行贫困认定和资助评选的过程中，从政策标准的制定和资助等级的划分上，要实现精准资助，学校不得不考虑专业特性，进行差异化的设置，全面衡量资助政策在各专业的受众面与深入性，根据贫困生的分布特点和贫困程度的高低制定相对灵活的标准。
从评选时间上来看，每年的贫困认定和奖助学金评选都集中于9月份，这是一学年中学生工作最繁忙的阶段，迎新军训、入学教育、综合测评、推免保研、补考重修等等，在有限的时间内要完成很多项工作，势必会让许多教师在资助工作中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想工作干得好，要想资助更加精准，时间上的投入是必须的。如果能把除新生以外高年级学生的贫困认定与资助评选放在每学期的期末进行，适当前置，错开9月开学季，工作可以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效果可能会更好。将新生的贫困认定和家庭经济排摸放到入学通知中，在学生还没有来报到的情况下，从前置的入学信息中提前了解，可为开学后的评选做好准备工作。
在评选过程中，还应扩大家长的参与权与知情权，除了假期的家庭回访，利用发达的通讯工具，在贫困认定中，对于一些识别难度较大的学生通过与家长沟通，了解其真实情况，以达到精准资助的目的。在走访调研中发现，一些学生获得了助学金却对家长进行了隐瞒，有的获得的是一档助学金，告诉家长是二档，这样的情况下，助学金发放后，资金能否合理使用也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对受资助学生进行教育管理是提升资助育人功能不容忽视的重要途径。在资助工作中，重头轻脚、虎头蛇尾的问题也较为常见。资金发放到学生手里，似乎一年的资助工作就算完成，可能这仅仅实现了“资助”，“育人”的功能则需有进一步的动作。要适当开展受众广泛、时效性强、有针对性、学生积极参与的诚信、感恩、励志、自强为主题的育人实践活动;加大资助政策与优秀学生事迹宣传[4];进行师生“一对一”“小群体”谈心谈话、心理建设活動，扩大资助的实际意义，提升资助的育人功能。
参考文献：
[1]经曼，李爱彬.协同管理视角下高校艺术生精准资助对策研究[J].智库时代，2019（7）.
[2]闫晶.精准扶贫视角下艺术专业大学生资助工作的探索[J].现代经济信息，2019（10）.
[3]崔丽蓉.高校精准资助制度育人实现路径探究[J].大众文艺，2019（11）.
[4]杜明明.精准扶贫背景下高校精准资助工作长效机制研究[J].河南教育（高教），2019（12）.
作者简介：刘利宁（1991—），女，汉族，山西吕梁人，单位为宁夏大学音乐学院，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