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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伤·奇迹·新生
——汶川地震三周年特别报道
汶川地震三周年，怀念那些逝去的人们最好的方式，是告诉他们，这三年来活着的人们做了什么。
在彭州市白鹿镇、在广元县青川镇，最有特色的民居，最安全的学校，最现代的医院都在告诉我们，这里已经焕然一新。
不止是物质家园的重建，还有精神家园的重构。无论是九零后姑娘橙子，还是更多摄影师纪录下来的笑容，都在平静中蕴育着撼动人心的力量！
那是坚韧、忍耐、乐观、刚强不屈的精神所在。
白鹿镇一村民集中居住点，村民们在白墙上画满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机器猫、粉色的小鹿、蓝色的小熊⋯⋯充满童话色彩。而另一集中居住小区，外貌却更像欧洲小镇。在灾后重建和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成都市建立和实施了乡村规划师制度，这里演绎着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最真实的历史
新人们身着白纱，身后的百年教堂四分五裂。笑容在瞬间凝固在脸上。
摄影师抓拍到的这个“5·12”地震中的时刻，令四川之外的更多中国人知道了白鹿镇这个地方。三年后，这个小镇有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风景。
震前，白鹿镇拥有历史悠久的法国风情上书院和古朴的川西民居，地震把一切摧毁后，百废待兴。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0年9月，成都市在全国率先建立实施乡村规划师制度，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征集乡村规划师，为全市所有196个乡镇配备共计150名乡村规划师。重要乡镇“一镇一师”，一般乡镇按片区配备。按照设定，成都市将实现乡村规划师全域满覆盖。
白鹿镇，只是其中一个乡镇之一。
“种玫瑰”还是“种韭菜”？
乡村规划师走进乡村的过程，演绎着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最真实的历史。
在一个村子，村民们希望把房子修在路边，但居住区紧挨高速路会留下诸多隐患，对村民身体也不好。挨家挨户了解村民意愿后，规划师们在露天召开了村民大会，拿着大喇叭向村民宣讲，苦口婆心讲道理。
技术方面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比如起初的乡村规划基本照搬城市规划，但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城市完全不同，城市有很多公共活动空间，但传统农村的公共配套是缺失的。如果把农村规划成城市的样子，是不合理的。即使把城市最好的房子建给农民住，农民还是会很不适应。
四川三众建筑设有限公司规划师肖玺和董玉林在多地调研后得出结论：村民不喜欢楼房，村民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喜欢大空地，大的储藏间，而不是城里人习惯的洁净分区，所以在微观规划中要改变户型平面设计；另外，村民希望公共活动空间能够尽量与生产结合起来。
比如，规划师们曾经在第一批的部分安置房的房前屋后种上了观赏用的绿草和玫瑰，而村民们对这种“中看不中用”的城市景观并不买账。
规划图上的绿草和玫瑰在一周后被连根拔起，种上了韭菜。
与村民之间出现的审美冲突，在经过一番辩驳后，最终会找到一些解决办法。规划师们在第一批安置房的外观设计中使用的是淡雅的色彩，以黑白灰为主比如雅灰；而村民在灾后喜欢大红大绿，明亮的颜色让他们觉得心情比较好。所以，白鹿镇的一处村民集中居住小区，村民们在白墙上画满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机器猫、粉色的小鹿、蓝色的小熊……从外表看有点像城市幼儿园。但在另一集中居住小区，外貌更像欧洲小镇。
董玉林看到这些“作品”，无奈中也挺高兴。“至少农民也开始懂规划和设计了，这是他们自己思考后所作出的决定。”
乡村规划师们“下乡”上岗
“一个农户都不好说服，何况是一座县城？！”肖玺和董玉林常常感慨，日常工作中的一些障碍，主要是非技术因素造成的。
村民、企业甚至政府等各方观点如何平衡，在具体规划的时候，都必须纳入考虑范围，这也是规划师们要面对的现实。
一方面要考虑当地经济发展，需与当地领导积极沟通；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征求村民意见。因为一些村级公共设施的修建，规划方案最终取决于村民们的意见。规划师有充分建议权，但村民议事会才是最高决策机构。
规划师刚刚进驻村里的时候，村民们开始都会产生本能的抵触和怀疑，所以规划师反复向村民强调自己的第三方身份。
有时候，规划师如何行使建议权，需讲究一些技巧。去年一个村子因面临地质灾害风险，计划搬迁。在征求民意阶段，全村500户村民里只有100户愿意按照规划图的计划搬迁。当时形势急迫，就先把这100户搬到了第一批灾民安置点。剩下的400户怎么办？
讲大道理，村民可能听不懂。遇到这种情况，肖玺和董玉林就用传统的规划理念给他们沟通。比如给他们讲风水。“你原来的房子确实是上风上水，但在我们的整体规划里，要在你房子前面修一片房子，这样你的风水就被破了。”肖玺说这种方法更容易获得村民理解。
“乡村规划师既是城乡统筹发展、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先进理念的宣传员，又是乡镇规划建设实物决策的参与者，更是乡镇规划编制的技术把关人。”成都市规划局局长张樵说。
根据《成都市乡村规划师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规划师们的工作成效应体现出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建设的“四性”原则和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九化理念”，并结合地方实际积极塑造乡村特色。
张樵说，实践中，成都要求农村住房重建要兼顾近期需要和长远发展，统筹安排生产生活设施，发展特色产业。紧密结合实际，充分利用自然地貌和民俗文化，在建筑形态、环境等方面塑造特色，避免千村一面，形成“村落有不同，院落有差异，单体有个性”的多样化乡村形态。体现与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的相融与延续，既要 “显山亮水”，保护自然生态和林盘资源，又要延续历史文脉，注重建筑与自然、人文环境的和谐相融性。
在探索阶段，目前的乡村规划师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机构志愿者，如三众公司，是成都市政府指定的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机构；二是通过社会招聘的全职规划师，政府提供事业编制和年薪十万元的薪资，规划师全职进行乡村规划工作；三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社会志愿者，原则上无偿为政府提供服务，政府提供津贴补助。
首批50名乡村规划师启动以后，第二批65名、第三批91名乡村规划师派驻工作将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10月底前完成。
尽管乡村规划师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很多细节仍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但成都对于规划师们的工作成绩仍然提出了“严格要求”，每年度还将进行业务考核：其中年度考核优秀和合格者，将获得业绩奖金2万元人民币，优秀者还将被推荐为成都市优秀乡村规划师；而年度考核不合格者，则不发放业绩奖金，甚至被予以辞退或免职。
于是突破与创新，成为了乡村规划师工作内容的关键词。建筑布局怎样既节约土地又错落有致，建筑风格怎样既继承传统又有创新，建筑色彩怎样既有特色又适应当地气候，户型设计怎样既满足生产要求又满足生活要求，道路设计怎样经济适用、一二三产业怎样互动发展……广阔的规划空间为乡村规划师们提供了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
与成都市委、市政府领导一起分享他们对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规划的理解，聆听国内权威专家讲解新农村建设、村镇规划和城乡统筹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实地考察、参观新农村规划建设的优秀案例和灾后重建乡镇……首次集体亮相的50位成都乡村规划师进行了集中培训。为帮助规划师们尽快熟悉乡情镇情，同时也提高基层干部对乡村规划的认识，14个对口接收派驻的镇(乡)党委书记与规划师们一起参加了培训。
“开展培训就是要通过理论政策学习和实践观摩让大家统一认识，正确理解成都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和理念，以更好立足当地实际开展工作。”成都市规划局局长张樵透露，“让乡村规划师从示范线着手规划，来实现田园城市的理念和做法，乡镇和规划师的配对工作，将从这里开始。”
田园城市的规划与现实
规划师们给乡村带来的变化，处处可见：原来每家每户散养牲畜的习惯已经改变了——养猪场现在集中在村民居住区的下风向；村里的小路都不用水泥，而是采用当地碎石，就地取材，节省成本，尽量用当地材料和人工，这样造价都落入当地人口袋，肥水不流外人田。
当然，有时候，乡村规划师们在面对乡村实际情况时，最理想的规划方案，如何与当地实际很好融合，仍是一种考验。
“灾后重建让大家深深体会到了规划的重要性。乡镇干部虽然工作有经验、有激情，但没有专业的规划知识，还不太适应成都城乡统筹发展要求。”彭州市白鹿镇党委书记高天成对《小康》记者说，乡村规划师的到来正好解决了乡镇领导干部不懂规划、规划滞后的难题。
乡镇政府和规划师的具体对接，貌似容易，但灾后重建三年来，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磨合过程。
作为国内首批乡村规划师，肖玺在一年多的工作中，经历了大大小小数十个项目从规划设计到最终建成的全过程。
肖玺为记者举例说，在整体规划蓝图确定后，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会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规划师们希望设计出最美的建筑，居民居住小区、厂房应该在空间上实现最科学的布局。但理想的方案和乡村实际如何结合，受多个环节影响。
比如，在一个村庄修建一栋公共建筑时。规划师提出使用一种比较坚固耐久的材料，但村民议事会研究后认为，考虑到经济实力，建议使用质量合格但并非最好的材料。面对图纸与现实的落差，规划师是选择微调方案还是坚持理想化的蓝图？肖玺慢慢学会了在这二者中间找到微妙的平衡，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折中点。
在一些项目实施中，到底谁说了算？
“在理论上，我们有审核权、建议权、决定权；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尽量在尊重镇上领导的前提下，找到空间，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和沟通。”肖玺说，在乡村规划师制度实施之初，有些基层官员对这些规划师们没有足够重视，“现在我们至少有一点点话语权了，由单向指令转为双方有一些互动了。现在地方政府的观念还有需要提高之处。他们应该明确：规划是法律，不是图纸。而让这种观念真正落地，还任重道远。”
150名乡村规划师的工作在两年后完成，他们的“田园理想”在与当地居民融合的过程中，会渐渐显现其带来的影响。“当前成都统筹城乡规划已走在全国前列，做了大量的探索，为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李兵弟看来，乡村规划师制度能解决农村发展中规划短缺、规划管理人员不足甚至有些规划失位的问题。
“规划是动态的，要预留一些空间给不断变动中的现实。要考虑各种可能性。所以现在我们做的都是开放式的规划、科学的、有机生长的规划。”肖玺说，虽然在与政府、村民的沟通中，有时不得不放弃最理想的规划方案，但看到自己的工作正在改变着农村的面貌、改善了村民的生活，心里觉得很踏实。
——汶川地震三周年特别报道
汶川地震三周年，怀念那些逝去的人们最好的方式，是告诉他们，这三年来活着的人们做了什么。
在彭州市白鹿镇、在广元县青川镇，最有特色的民居，最安全的学校，最现代的医院都在告诉我们，这里已经焕然一新。
不止是物质家园的重建，还有精神家园的重构。无论是九零后姑娘橙子，还是更多摄影师纪录下来的笑容，都在平静中蕴育着撼动人心的力量！
那是坚韧、忍耐、乐观、刚强不屈的精神所在。
白鹿镇一村民集中居住点，村民们在白墙上画满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机器猫、粉色的小鹿、蓝色的小熊⋯⋯充满童话色彩。而另一集中居住小区，外貌却更像欧洲小镇。在灾后重建和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成都市建立和实施了乡村规划师制度，这里演绎着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最真实的历史
新人们身着白纱，身后的百年教堂四分五裂。笑容在瞬间凝固在脸上。
摄影师抓拍到的这个“5·12”地震中的时刻，令四川之外的更多中国人知道了白鹿镇这个地方。三年后，这个小镇有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风景。
震前，白鹿镇拥有历史悠久的法国风情上书院和古朴的川西民居，地震把一切摧毁后，百废待兴。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0年9月，成都市在全国率先建立实施乡村规划师制度，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征集乡村规划师，为全市所有196个乡镇配备共计150名乡村规划师。重要乡镇“一镇一师”，一般乡镇按片区配备。按照设定，成都市将实现乡村规划师全域满覆盖。
白鹿镇，只是其中一个乡镇之一。
“种玫瑰”还是“种韭菜”？
乡村规划师走进乡村的过程，演绎着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最真实的历史。
在一个村子，村民们希望把房子修在路边，但居住区紧挨高速路会留下诸多隐患，对村民身体也不好。挨家挨户了解村民意愿后，规划师们在露天召开了村民大会，拿着大喇叭向村民宣讲，苦口婆心讲道理。
技术方面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比如起初的乡村规划基本照搬城市规划，但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城市完全不同，城市有很多公共活动空间，但传统农村的公共配套是缺失的。如果把农村规划成城市的样子，是不合理的。即使把城市最好的房子建给农民住，农民还是会很不适应。
四川三众建筑设有限公司规划师肖玺和董玉林在多地调研后得出结论：村民不喜欢楼房，村民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喜欢大空地，大的储藏间，而不是城里人习惯的洁净分区，所以在微观规划中要改变户型平面设计；另外，村民希望公共活动空间能够尽量与生产结合起来。
比如，规划师们曾经在第一批的部分安置房的房前屋后种上了观赏用的绿草和玫瑰，而村民们对这种“中看不中用”的城市景观并不买账。
规划图上的绿草和玫瑰在一周后被连根拔起，种上了韭菜。
与村民之间出现的审美冲突，在经过一番辩驳后，最终会找到一些解决办法。规划师们在第一批安置房的外观设计中使用的是淡雅的色彩，以黑白灰为主比如雅灰；而村民在灾后喜欢大红大绿，明亮的颜色让他们觉得心情比较好。所以，白鹿镇的一处村民集中居住小区，村民们在白墙上画满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机器猫、粉色的小鹿、蓝色的小熊……从外表看有点像城市幼儿园。但在另一集中居住小区，外貌更像欧洲小镇。
董玉林看到这些“作品”，无奈中也挺高兴。“至少农民也开始懂规划和设计了，这是他们自己思考后所作出的决定。”
乡村规划师们“下乡”上岗
“一个农户都不好说服，何况是一座县城？！”肖玺和董玉林常常感慨，日常工作中的一些障碍，主要是非技术因素造成的。
村民、企业甚至政府等各方观点如何平衡，在具体规划的时候，都必须纳入考虑范围，这也是规划师们要面对的现实。
一方面要考虑当地经济发展，需与当地领导积极沟通；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征求村民意见。因为一些村级公共设施的修建，规划方案最终取决于村民们的意见。规划师有充分建议权，但村民议事会才是最高决策机构。
规划师刚刚进驻村里的时候，村民们开始都会产生本能的抵触和怀疑，所以规划师反复向村民强调自己的第三方身份。
有时候，规划师如何行使建议权，需讲究一些技巧。去年一个村子因面临地质灾害风险，计划搬迁。在征求民意阶段，全村500户村民里只有100户愿意按照规划图的计划搬迁。当时形势急迫，就先把这100户搬到了第一批灾民安置点。剩下的400户怎么办？
讲大道理，村民可能听不懂。遇到这种情况，肖玺和董玉林就用传统的规划理念给他们沟通。比如给他们讲风水。“你原来的房子确实是上风上水，但在我们的整体规划里，要在你房子前面修一片房子，这样你的风水就被破了。”肖玺说这种方法更容易获得村民理解。
“乡村规划师既是城乡统筹发展、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先进理念的宣传员，又是乡镇规划建设实物决策的参与者，更是乡镇规划编制的技术把关人。”成都市规划局局长张樵说。
根据《成都市乡村规划师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规划师们的工作成效应体现出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建设的“四性”原则和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九化理念”，并结合地方实际积极塑造乡村特色。
张樵说，实践中，成都要求农村住房重建要兼顾近期需要和长远发展，统筹安排生产生活设施，发展特色产业。紧密结合实际，充分利用自然地貌和民俗文化，在建筑形态、环境等方面塑造特色，避免千村一面，形成“村落有不同，院落有差异，单体有个性”的多样化乡村形态。体现与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的相融与延续，既要 “显山亮水”，保护自然生态和林盘资源，又要延续历史文脉，注重建筑与自然、人文环境的和谐相融性。
在探索阶段，目前的乡村规划师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机构志愿者，如三众公司，是成都市政府指定的独立于政府的第三方机构；二是通过社会招聘的全职规划师，政府提供事业编制和年薪十万元的薪资，规划师全职进行乡村规划工作；三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社会志愿者，原则上无偿为政府提供服务，政府提供津贴补助。
首批50名乡村规划师启动以后，第二批65名、第三批91名乡村规划师派驻工作将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10月底前完成。
尽管乡村规划师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很多细节仍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但成都对于规划师们的工作成绩仍然提出了“严格要求”，每年度还将进行业务考核：其中年度考核优秀和合格者，将获得业绩奖金2万元人民币，优秀者还将被推荐为成都市优秀乡村规划师；而年度考核不合格者，则不发放业绩奖金，甚至被予以辞退或免职。
于是突破与创新，成为了乡村规划师工作内容的关键词。建筑布局怎样既节约土地又错落有致，建筑风格怎样既继承传统又有创新，建筑色彩怎样既有特色又适应当地气候，户型设计怎样既满足生产要求又满足生活要求，道路设计怎样经济适用、一二三产业怎样互动发展……广阔的规划空间为乡村规划师们提供了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
与成都市委、市政府领导一起分享他们对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规划的理解，聆听国内权威专家讲解新农村建设、村镇规划和城乡统筹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实地考察、参观新农村规划建设的优秀案例和灾后重建乡镇……首次集体亮相的50位成都乡村规划师进行了集中培训。为帮助规划师们尽快熟悉乡情镇情，同时也提高基层干部对乡村规划的认识，14个对口接收派驻的镇(乡)党委书记与规划师们一起参加了培训。
“开展培训就是要通过理论政策学习和实践观摩让大家统一认识，正确理解成都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和理念，以更好立足当地实际开展工作。”成都市规划局局长张樵透露，“让乡村规划师从示范线着手规划，来实现田园城市的理念和做法，乡镇和规划师的配对工作，将从这里开始。”
田园城市的规划与现实
规划师们给乡村带来的变化，处处可见：原来每家每户散养牲畜的习惯已经改变了——养猪场现在集中在村民居住区的下风向；村里的小路都不用水泥，而是采用当地碎石，就地取材，节省成本，尽量用当地材料和人工，这样造价都落入当地人口袋，肥水不流外人田。
当然，有时候，乡村规划师们在面对乡村实际情况时，最理想的规划方案，如何与当地实际很好融合，仍是一种考验。
“灾后重建让大家深深体会到了规划的重要性。乡镇干部虽然工作有经验、有激情，但没有专业的规划知识，还不太适应成都城乡统筹发展要求。”彭州市白鹿镇党委书记高天成对《小康》记者说，乡村规划师的到来正好解决了乡镇领导干部不懂规划、规划滞后的难题。
乡镇政府和规划师的具体对接，貌似容易，但灾后重建三年来，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磨合过程。
作为国内首批乡村规划师，肖玺在一年多的工作中，经历了大大小小数十个项目从规划设计到最终建成的全过程。
肖玺为记者举例说，在整体规划蓝图确定后，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会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规划师们希望设计出最美的建筑，居民居住小区、厂房应该在空间上实现最科学的布局。但理想的方案和乡村实际如何结合，受多个环节影响。
比如，在一个村庄修建一栋公共建筑时。规划师提出使用一种比较坚固耐久的材料，但村民议事会研究后认为，考虑到经济实力，建议使用质量合格但并非最好的材料。面对图纸与现实的落差，规划师是选择微调方案还是坚持理想化的蓝图？肖玺慢慢学会了在这二者中间找到微妙的平衡，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折中点。
在一些项目实施中，到底谁说了算？
“在理论上，我们有审核权、建议权、决定权；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尽量在尊重镇上领导的前提下，找到空间，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和沟通。”肖玺说，在乡村规划师制度实施之初，有些基层官员对这些规划师们没有足够重视，“现在我们至少有一点点话语权了，由单向指令转为双方有一些互动了。现在地方政府的观念还有需要提高之处。他们应该明确：规划是法律，不是图纸。而让这种观念真正落地，还任重道远。”
150名乡村规划师的工作在两年后完成，他们的“田园理想”在与当地居民融合的过程中，会渐渐显现其带来的影响。“当前成都统筹城乡规划已走在全国前列，做了大量的探索，为成都市统筹城乡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李兵弟看来，乡村规划师制度能解决农村发展中规划短缺、规划管理人员不足甚至有些规划失位的问题。
“规划是动态的，要预留一些空间给不断变动中的现实。要考虑各种可能性。所以现在我们做的都是开放式的规划、科学的、有机生长的规划。”肖玺说，虽然在与政府、村民的沟通中，有时不得不放弃最理想的规划方案，但看到自己的工作正在改变着农村的面貌、改善了村民的生活，心里觉得很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