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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旗里教育机构改革，我被派到顺利村东鸡点学校当一名小学教师。
第一次带着行李走进东鸡小学，是春季开学的第一天。不用说，心情是抑郁的。撇家舍业不用说，但看校园的环境，就有一种苍凉。学校仅有六七十名学生，一幢六间的石头红瓦房，除了中间稍大的一间作为教师的办公室外，其余五间分做一至五年级的教室。办公室向外又接了个偏厦子，中间间壁开，分做教师的宿舍与厨房。校园四周是石头围墙，围墙外便是本组的居民。穿过这些居民区向东，便是那座被写进本地抗日历史的鸡冠山了。
比我们早到东鸡小学的还有两名教师，分别是姜官仁与陈佰林。当时他俩只有三十岁左右，都是编制在小学，借调在中学的教师。他们是比我和张老师早一年到这里的。点校长是家在本村的孙义庆，是位年近五十、热情而又幽默的老同志。他虽为点校长，却和我们一样担任一个班的教学。我说他热情，是因为他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给我们修灶台、钉窗户纸。说他幽默，是因为他总喜欢说笑话。比如他说有一天晚上，有人找他打麻将，打了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沿着昨晚的脚印，他发现他输的钱都在一座坟地上用石头压着的。他还说，这个校园里有女鬼，有人在晚上看到她打着灯笼进了厕所。这话听去很吓人。那时，除了我之外的那三位住宿教师都有摩托，通常只有我一个人在此住宿。好在我八字里带有甲，所以魍魉之事一次也没撞上。
张普奇老师当时也有五十岁左右，他在成教工作之前，曾在村校当过村校长，教学自然是把好手。而姜、陈两位教师，因为都曾在中学教过学，教学能力强，又善于和本地学生家长打成一片，因此我们在点校还是颇受欢迎的。
张、姜、陈三位教师都好饮。那时我们个人开伙，个人购米面粮油，个人做吃。而每晚只要他们不走，他们三个都要喝上半斤八两的。喝完了酒，也不影响打扑克，呼哈的，一打就是半夜。也有不打扑克的时候，那时，张老师则弹脚踏琴，姜老师则唱歌，陈老师则一顿乱舞。或许都想在苦中作乐，因此看去没心没肺。老实说，从城里到镇里再到乡下，我们的心情都不是很好。
我被村校长安排到仅有13名学生的二年级当班主任。
初次站到讲台上，当村校长把我介绍给学生，我竟激动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好在顺利村是个村风淳朴的地方，乡下的孩子也不因为我低能而小看我，在我刚和他们结识不几天，他们就拿出接纳最尊贵朋友的标准接纳我，不断地给我带糖果、鸡蛋等食品，虽然我三令五申禁止他们这样做，可我说归说，他们总有办法把东西送到我的面前。为此，我学了悬鱼太守的办法，把他们的食品吊在门外的小树上，以此来禁绝他们对我的好意。
初为人师，虽然觉得这项工作很琐碎，可我却也受到了许多的启发，我甚至有种荒谬的想法，我想，一切不管是从事技术工作，还是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在走向社會之初，都应当去当两年教师。我认为在教学的过程中，不光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教师也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锻炼或提升了自己诸如品德、语言等多方面能力。
我对孩子不敢有丝毫疏忽，每天七节课，几乎是节节不落。然而，我也有不足之处，为了急功近利，我曾体罚过学生，因为成绩，我曾罚过他们站，还打过他们的手板，这其中虽不乏对他们的拳拳之心，然而，也不排除自私，因为那时学校对老师的考核还局限于以学生的成绩定教师的业绩，还有教师的年末的末位淘汰。因为离家有三十多里路，中午家住在镇里的四名老师午餐一定要在学校吃，为此，我们四名老师分成两组，一组一个星期轮流做饭。晚上除了我因为腿病必住在学校之外，其他三名老师大多骑摩托回家。但到天冷的时候，他们一般也住在学校。
住宿的生活自然不如在家舒服，学校条件有限，冬天我们取暖和学生一样用火炉。因为我们住的炕不好烧，孙校长给我们买来了鼓风机，可尽管如此，遇到风不顺的时候，屋里还是满屋烟。孙校长为此扒过炕，打过烟囱，可是依旧找不出毛病。
到了杀年猪的时候，这里的学生家长习惯找我们这些“跑退子”到家里吃杀猪菜，他们的那种待客的热情之心至今想起来还让我感动。那年冬天，据胖老姜（姜教师昵称）统计，我们共吃了学生家长的杀猪菜48顿，虽然这说起来有些违反教师禁令，可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本地百姓对我们的认可。
这年冬天，12月10日傍晚，我们四个“跑腿子”从学生家吃完杀猪菜回来，借着酒兴，我们又在屋里打开了扑克。大约晚上十一点，陈佰林饿了，又热了点饭吃，吃完后我们就睡了。也就是刚躺下，我便发出了可怕的呻吟声，挨着我睡的姜老师以为我魇着了，用力掐我的脚跟（我和他是一颠一倒睡的），可是掐了半天，我还没反应。姜老师知道不好，让睡在炕头的老张打开灯。老张闻讯打开灯凑过来，先是大呼小叫，见我依旧不醒，用手掐我的人中，还是不行，情急之中，他用嘴咬。这下好了，我总算醒过来了，然而刚张开眼，却又闭上了，这时老张又想起了新办法，他开始不停地扇我的嘴巴子，直到我不再闭眼为止。
我总算是活了过来，大家松了口气，这时他们才发现我尿了床。姜老师想起给我倒水杯，可刚到办公室，他就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陈佰林见了，要过去抢救，他刚到厨房也栽倒了。这下可忙坏了老张，咬完了这个人的人中，又紧跟着去咬下一个，忙活得天快亮了，我们总算是都活过来了。
“中邪了，一定是中邪了。”苏醒后的姜老师道。
“要不要去烧点纸。”陈老师应和道。
“你们不要胡来，我们一定是煤烟中毒了。”还是老张遇事有主见。
“那怎么办？”
“打开门，通会儿风，一会儿好了。”
因为屋里冷，我们又偎在炕上，并且盖上了被，然而屋里屋外的门却全都打开了。一会儿我的病又发作了，不停地哆嗦，呕吐，好不容易我们坚持到孙校长到校。他见状，雇了一辆车把我们送到了旗医院。
因为姜、陈两位检查后症状较轻，也没住院。而我在旗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的院，也没把这次事故当成一回事。可出院后不久，我便发现，我的左耳的听力明显降低了，发展到今天，几乎近于半聋。
第二学期，我从村校回到了镇小学，那段生活也结束了。
责任编辑：子非
美术插图：段明
第一次带着行李走进东鸡小学，是春季开学的第一天。不用说，心情是抑郁的。撇家舍业不用说，但看校园的环境，就有一种苍凉。学校仅有六七十名学生，一幢六间的石头红瓦房，除了中间稍大的一间作为教师的办公室外，其余五间分做一至五年级的教室。办公室向外又接了个偏厦子，中间间壁开，分做教师的宿舍与厨房。校园四周是石头围墙，围墙外便是本组的居民。穿过这些居民区向东，便是那座被写进本地抗日历史的鸡冠山了。
比我们早到东鸡小学的还有两名教师，分别是姜官仁与陈佰林。当时他俩只有三十岁左右，都是编制在小学，借调在中学的教师。他们是比我和张老师早一年到这里的。点校长是家在本村的孙义庆，是位年近五十、热情而又幽默的老同志。他虽为点校长，却和我们一样担任一个班的教学。我说他热情，是因为他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给我们修灶台、钉窗户纸。说他幽默，是因为他总喜欢说笑话。比如他说有一天晚上，有人找他打麻将，打了一宿，第二天早晨起来，沿着昨晚的脚印，他发现他输的钱都在一座坟地上用石头压着的。他还说，这个校园里有女鬼，有人在晚上看到她打着灯笼进了厕所。这话听去很吓人。那时，除了我之外的那三位住宿教师都有摩托，通常只有我一个人在此住宿。好在我八字里带有甲，所以魍魉之事一次也没撞上。
张普奇老师当时也有五十岁左右，他在成教工作之前，曾在村校当过村校长，教学自然是把好手。而姜、陈两位教师，因为都曾在中学教过学，教学能力强，又善于和本地学生家长打成一片，因此我们在点校还是颇受欢迎的。
张、姜、陈三位教师都好饮。那时我们个人开伙，个人购米面粮油，个人做吃。而每晚只要他们不走，他们三个都要喝上半斤八两的。喝完了酒，也不影响打扑克，呼哈的，一打就是半夜。也有不打扑克的时候，那时，张老师则弹脚踏琴，姜老师则唱歌，陈老师则一顿乱舞。或许都想在苦中作乐，因此看去没心没肺。老实说，从城里到镇里再到乡下，我们的心情都不是很好。
我被村校长安排到仅有13名学生的二年级当班主任。
初次站到讲台上，当村校长把我介绍给学生，我竟激动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好在顺利村是个村风淳朴的地方，乡下的孩子也不因为我低能而小看我，在我刚和他们结识不几天，他们就拿出接纳最尊贵朋友的标准接纳我，不断地给我带糖果、鸡蛋等食品，虽然我三令五申禁止他们这样做，可我说归说，他们总有办法把东西送到我的面前。为此，我学了悬鱼太守的办法，把他们的食品吊在门外的小树上，以此来禁绝他们对我的好意。
初为人师，虽然觉得这项工作很琐碎，可我却也受到了许多的启发，我甚至有种荒谬的想法，我想，一切不管是从事技术工作，还是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在走向社會之初，都应当去当两年教师。我认为在教学的过程中，不光是向学生传授知识，教师也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锻炼或提升了自己诸如品德、语言等多方面能力。
我对孩子不敢有丝毫疏忽，每天七节课，几乎是节节不落。然而，我也有不足之处，为了急功近利，我曾体罚过学生，因为成绩，我曾罚过他们站，还打过他们的手板，这其中虽不乏对他们的拳拳之心，然而，也不排除自私，因为那时学校对老师的考核还局限于以学生的成绩定教师的业绩，还有教师的年末的末位淘汰。因为离家有三十多里路，中午家住在镇里的四名老师午餐一定要在学校吃，为此，我们四名老师分成两组，一组一个星期轮流做饭。晚上除了我因为腿病必住在学校之外，其他三名老师大多骑摩托回家。但到天冷的时候，他们一般也住在学校。
住宿的生活自然不如在家舒服，学校条件有限，冬天我们取暖和学生一样用火炉。因为我们住的炕不好烧，孙校长给我们买来了鼓风机，可尽管如此，遇到风不顺的时候，屋里还是满屋烟。孙校长为此扒过炕，打过烟囱，可是依旧找不出毛病。
到了杀年猪的时候，这里的学生家长习惯找我们这些“跑退子”到家里吃杀猪菜，他们的那种待客的热情之心至今想起来还让我感动。那年冬天，据胖老姜（姜教师昵称）统计，我们共吃了学生家长的杀猪菜48顿，虽然这说起来有些违反教师禁令，可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本地百姓对我们的认可。
这年冬天，12月10日傍晚，我们四个“跑腿子”从学生家吃完杀猪菜回来，借着酒兴，我们又在屋里打开了扑克。大约晚上十一点，陈佰林饿了，又热了点饭吃，吃完后我们就睡了。也就是刚躺下，我便发出了可怕的呻吟声，挨着我睡的姜老师以为我魇着了，用力掐我的脚跟（我和他是一颠一倒睡的），可是掐了半天，我还没反应。姜老师知道不好，让睡在炕头的老张打开灯。老张闻讯打开灯凑过来，先是大呼小叫，见我依旧不醒，用手掐我的人中，还是不行，情急之中，他用嘴咬。这下好了，我总算醒过来了，然而刚张开眼，却又闭上了，这时老张又想起了新办法，他开始不停地扇我的嘴巴子，直到我不再闭眼为止。
我总算是活了过来，大家松了口气，这时他们才发现我尿了床。姜老师想起给我倒水杯，可刚到办公室，他就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陈佰林见了，要过去抢救，他刚到厨房也栽倒了。这下可忙坏了老张，咬完了这个人的人中，又紧跟着去咬下一个，忙活得天快亮了，我们总算是都活过来了。
“中邪了，一定是中邪了。”苏醒后的姜老师道。
“要不要去烧点纸。”陈老师应和道。
“你们不要胡来，我们一定是煤烟中毒了。”还是老张遇事有主见。
“那怎么办？”
“打开门，通会儿风，一会儿好了。”
因为屋里冷，我们又偎在炕上，并且盖上了被，然而屋里屋外的门却全都打开了。一会儿我的病又发作了，不停地哆嗦，呕吐，好不容易我们坚持到孙校长到校。他见状，雇了一辆车把我们送到了旗医院。
因为姜、陈两位检查后症状较轻，也没住院。而我在旗医院住了一个星期的院，也没把这次事故当成一回事。可出院后不久，我便发现，我的左耳的听力明显降低了，发展到今天，几乎近于半聋。
第二学期，我从村校回到了镇小学，那段生活也结束了。
责任编辑：子非
美术插图：段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