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个乡镇办公室写材料。每到半年或是年终，在（半）年度总结中都会有大量的“投资XX万建设xx养殖场”、“投资xx万建设xx加工厂”等经济成绩。一次打印店的老板很瞧不起地对我说：“那是你们干的吗，那都是私人做的，你们把它揽到了自己名下。”我想反驳他却找不到词，因为多少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当时，全镇发动群众大种果树搞山地综合开发，好多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在会上就提出，“要种什么要想好，以前叫我们种这种那，结果出不了效益，山变成了运动山”。
　　自上世纪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基层领导致力于修公路、搞项目，推动农村经济飞速增长。但久而久之，一些乡镇出现经济思维过度化的倾向。比如，现在很多干部们评价领导是不是能干，私下里仍以这位书记或是镇长争取到了多少钱或是多少个项目为标准。
　　在这种经济思维过度化的行政方式驱动下，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后果：一是钱都争着拿去开发经济，造成当前乡镇负债庞大。有资料表明，我国负债运营的乡镇已经超过三分之二。二是一些乡镇为农民生产服务的诸如农科站、农机站、水利站等七站八所处于空置状态；三是教育、卫生、农村社保等公共领域投入偏少，发展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所必须达到的配套规模，农民负担加重；四是行政直接干预农民生产严重，有时连农民做什么、在多少时间内必须造出多少亩果园都有规定，否则就要罚款。
　　建设新农村，必须对这种经济思维过度化进行反思。打印店老板的一句话，实际上是道出了一个要害：要怎么致富农民自己知道，有了钱农民种什么他们自己知道。政府的职责是为农民生产服务。在建设社会义新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政下，政府的职责是做好农村公共服务，干部的权力到此边界就可以了。
　　半年前，我与某县一位物价局局长交谈时，谈了以上我的观点。这位局长沉思一会儿，用条理清楚、语重心长的声音，历数农民孩子读书要花钱、看病要花钱、父母养老要花钱……所以，他认为政府有钱还是要用来发展经济。
　　的确，有这么多的地方要花钱，而恰恰就是这些地方，暴露出农民公共利益被忽视的现实。
　　今年“两会”对建设新农村已有更清淅的阐述，各级干部不妨先暂时停下来反思一下，而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及高校，不妨多些培训班，以帮助基层干部认真领会中央文件精神，切实转变工作思路，摒弃经济思维过度化影响，谋定而后动，建设和谐的新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