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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万历援朝御倭之战，是全球化开端时代东亚史上首次大规模国际战争。明代白银货币化是全球史的一部分，张居正改革之后，明廷财政与白银密不可分，明朝财政体系处于由实物和力役为主向白银货币为主的急剧转型之中，却突如其来地遭遇了一场不在本土进行的对外战争，这一战争是对明廷财政的极大挑战。本文尝试以白银货币为中心，剖析战争财政问题，从战争发展过程考察明廷财政的战争投入实态，揭示这场战争明廷财政的白银投入粗估达到2000万两以上，对这场战争取得最终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万历；援朝之战；明廷财政；白银；战争投入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3.011
万历援朝御倭之战，朝鲜称为壬辰、丁酉之战，日本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在时间上，这场战争是全球化开端时期东亚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在空间上，这场战争是东亚历史大变局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在诸多方面凸显了时代的过渡特征。中国、韩国、日本学者对这场战争皆已做了大量研究，然而对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明朝财政投入及白银的作用，迄今鲜见有所揭示。明代中国出现白银货币化，上上下下产生对白银的巨大需求，而国内银矿资源不足，于是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走向海外，惟求白银，直接引发了日本银矿的大开发。1当时，来自中国福建漳州、泉州和廣东、浙江的船只到日本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取白银。这在中国史料和朝鲜王朝文献中都有确切记载。同一时期，葡萄牙人也积极投入到白银贸易之中。日本金银矿开采，则在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上半叶突飞猛进。兵库县生野银矿在1542年投资开采，产量不断增加，到16世纪末，向丰臣秀吉缴纳的银课达到每年1万公斤。岛根县岩美银矿中仅一个矿坑在16 世纪末向德川家康缴纳的银课高达每年1.2万公斤。佐渡的银矿产量，据估计已达到每年6万至9万公斤之间。2日本研究金银贸易史的专家小叶田淳认为，从16 世纪中叶开始到17世纪前半期的一百年，是明治以前日本金银产额最多的时代，白银是16世纪后半叶日本输出品中有独占地位的产品。3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银矿的开采数量激增对海上国际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倭寇海盗对中国沿海的侵扰，日本不能与中国进行直接港口贸易，只能通过
他国获取中国商品，日本和葡萄牙、荷兰、英国之间的贸易，实际上是日本的白银和中国的商品如生丝之间的交易。甚至认为：16世纪中期以后的一个世纪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开始超过墨西哥而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1实际上，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与稍晚来自美洲的白银，成为中国白银货币化进程中巨大白银需求的两个重要来源。白银在16世纪连接起了一个国际贸易的全球网络，2全球化开端就这样出现了。
伴随银矿的大开发和工商业的发展，白银开始在日本作为货币流通，乃至被用作战争经费及付给大名的报酬而大量使用。大名们向丰臣秀吉的进献，无疑构成了丰臣秀吉统一和稳定日本本土，并拥有经济实力进行对外扩张战争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白银贸易也使得东亚海上从此失去了平静，战事迭起。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朝鲜独自抗战乏力，明代中国援朝势在必行。万历援朝之战正是16世纪全球化开端时期发生的一场牵涉东亚三国的大规模国际战争，明朝财政所应对的因而也就是一场全球化大转型时代的国际军事突发事件。
战争时期，明朝正处于中国古代向近代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从财政角度说，从古代以实物和劳役为主向近代以货币为主转型；从军事角度说，从世兵制向募兵制过渡转型，以白银雇佣军队，形成巨大的财政开支；从兵器角度说，从冷兵器向热兵器转变，火器大量用于战争，增加了战争的技术含量和财政对于武器装备的投入。在这一大转型时代的战争中，不仅调兵遣将需要白银，技术含量高的火器等制造需要白银，其他军事物资包括粮食、马匹、草料、车辆、船只等，也大多需要首先筹集白银招商或采集，白银在战争经费中占主导地位。战争之初，明朝原打算支付白银到朝鲜购买粮食以供应军队，但当时朝鲜商品货币经济未达到与中国相当的程度，并非用白银即可置办一切，因此只能运输实物粮草、马匹、军械供应军队。这从表面上看似乎决定了这场战争中军饷的实物为主特征，但如深入考察可知，明朝在张居正改革之后，白银已经全面渗透到整个国家与社会，所有财政支出无不与白银货币发生关联。所以，存世明代文献中关于这场战争的经费，几乎都是以白银作为计算单位记载的，凸显出白银担当支付巨额军费的重要角色，也清楚地反映出明朝人的财政理念已经发生变化。这正是笔者采用以白银为中心考察这场战争期间明廷财政实态的缘故。
明朝人就曾以白银为单位对这场战争的经费做出估计，但由于明廷财政处于转型之中，头绪纷纭，总体估算难度极大，数字始终莫衷一是。而国内外关于这场战争的研究，长期以来忽视了白银这一重要历史事实，对这场战争的明廷财政投入主要聚焦在粮草实物上，3缺乏对白银货币估算的整体研究。因此，本文从白银货币化切入，采用以白银为中心的新视角，在绵长的历史发展脉络中重新审视万历援朝之战的明廷财政运行，以期形成较为完整的认识，尚祈方家教正。
一、战争第一阶段的明廷财政调度
这场战争的第一阶段（1592—1593年），朝鲜称为壬辰倭乱，其后是一个和谈中间期，然后是第二阶段（1597—1598年），朝鲜称为丁酉倭乱。和谈期虽然也有财政支出，但除了留守朝鲜军队外，均不是直接的战争经费支出，因此这里按照战争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的发展进程，依次探讨明廷财政支出的实态。
万历二十年（1592年）五月，明朝收到朝鲜战报，“朝鲜国王咨称倭船数百直犯釜”，明神宗即诏“辽东、山东沿海省直督抚道镇等官，严加整练防御，无致疏虞”。1六月初二，“令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枝，应援朝鲜。仍发银二万，解赴彼国犒军；赐国王大红纻丝二表里慰劳之；仍发年例银二十万给辽镇备用。”2这是正式的应援参战了。首先给朝鲜犒军银2万，并促发辽东镇年例银20万，是明朝财政投入的开始。所谓“精兵二枝”，即游击史儒和副总兵祖承训的先锋部队3000人，这是明朝最早的战争兵员投入。 最终，明朝没有派遣官兵16000人留守，而是以刘綎所率川兵5000人作为留守。查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刘綎已被任命为临洮总兵官，2则他实际留戍朝鮮两年。如果按照每名每月3.6两计算，5000人24个月总计饷银43200两，这里还没有把将领以及千把总等官的廪银，以及马匹应支草料银估算在内。3宋应昌详细记录了当时明朝犒赏银的发放情况：
今念尔辈从征劳苦，将及一年，兹当撤归，特加犒赏，以示优恤。议定将领俱照先次过江宴赏事例，军士每名给衣鞋银一两，饭食银三钱。其关西将士路经广宁，俱聴该道动支马价给散；其在辽镇者，俱各回营聴该道查明转解本管兵道给散。故示。4
其中将节次给赏过官军家丁银两、牛酒、食盐、兀喇达靴，各自数目详细开示于后。现特撮要如下：
头次钦赏银10万两，2万两留天津道，2万两留蓟州道，赏防海官军；6万两到辽阳，解至李提督（如松）军前，寄发义州。至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内，由经略手下赞画发放过官军银351123两，王通判给放官军共银8939.9两，剩银15948.1两。阵亡官9员，指挥2员，每员银10两；千总2员，每员银8两，内杨虎路远，加银2两；把总2员，每员6两，百总3员，每员5两。军丁1232名，每名银3两。川将刘綎官军50名，虽系后到，但起身在先，程途万里，隆冬在路辛苦，应与大军一体给赏，共享银5152两。辽东游击高贞所统官军，虽系续调，久住外国，相应量给一半，共享银566两，还有补赏宋大斌等统领辽东续到，并被伤详允未领银1804两。见在剩银4665.1两，银少军多，零星难散，所以剩银解发刘綎部，以犒赏留守官兵15000名之用。
二月，一次犒师以励勇敢事，动支马价银2100两，牛210只，又用银100两买盐20万斤，三协官军每协银700两、牛70只。千总每员折酒银2钱，把总每员折酒银1钱，管贴队军丁每名折酒银5分，牛肉、食盐尽数俵散。同月，还曾动官银易买兀喇达靴，由李提督禀称“各军涉历山险屡经血战，泥水浸湿，鞋袜敝坏，跣足不堪”，故“牌行守廵海盖三道分买”，解到李提督处33659双给赏。
五月，一次犒劳官军事，李提督就近借动马价银2400两，分别解牛260只至李提督军前，照依前次折酒数目犒赏三协并刘綎官军。
七月，一次犒师以励勇敢事，发银1万两，给赏扼守全罗追剿倭奴官军。一解到银10万两，内钦赏三协官军，发银41000两，官军家丁俱照前次数目听三协将官分给；刘綎营官军共发银5270两。一官军功次，每倭级一颗赏银50两。平壤城1285颗，城外362颗，开城165颗，碧蹄167颗，活倭6名，共享银99250余两。
此外，宋应昌还专门有《奏缴支存马价册籍疏》、《奏缴钦赏册籍疏》，5均为战后整理财政簿册基础上的财政支出报告，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分别列表了。前者是对明廷兵部投入的马价银65万两，钦赏银10万两另册开报外，其余55万两在各地各部门的分配花费和剩余情况，用银名目一一在册。后者是对于前者提及的钦赏银10万两的另外开报。虽然有剩余银两，实际根据上述所引，马价銀发出后的剩余没有回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仅给出了兵部马价银的数字，户部投入的数字不在其列。
如果依据当时明朝给军月饷“户七兵三出办”的规定比例，则户部所出应更多。
万历二十一年，户部尚书杨俊民疏查九边军饷，其中云：嘉靖以前九边年例银止100万有奇，至隆庆初年280余万，至万历二十年，增至343万，比隆庆时又增60余万。万历二十一年又有增加。其中，辽东镇“该镇主客年例旧额”经万历六年加添，也就是311278两，到万历二十一年则“发过年例并征倭银738400余两，比旧多费银427100余两”，1应该说这比旧多费银即是征倭银42余万两。疏中云：当时永平镇，又增海防兵3000人，岁增饷5.4万；万历二十年战事起后，天津新募海防兵3000，月饷每人1两；力士500人，月饷每人1.5两，不到一年，就花费太仓银59950余两；而又调遣浙直南兵，岁费月饷行粮20余万，这些均与东征战事投入有关的军饷，粗估达到了31.4万以上，加上辽东的42万，增加的岁费即达73.4万两。还有万历二十一年易州镇也增出108900两，疏中明言：“盖因倭警召募兵勇、预备料草、阅视简练，总兵游击等官各带标营奇兵往来天津，廪给行粮，月费数千余两。”73.4万两加108900两，已达842900两。而且这里还仅是户部尚书杨俊民查核九边的数字，并不是战事第一阶段户部投入的全面统计。仅以此数字加上兵部的65万，总计约155万两白银。需要说明的是，限于资料，这是一个非常不完整的数字。
迟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初一，明廷对东征将士大加赏赐，为战争第一阶段画上了句号。《明实录》记载：“兵部叙覆东征功，上命升宋应昌为右都御史、李如松太子太保，加给禄米一百石，各赏银币。其文武吏士升赏有差，石星赐蟒，并赏杨俊民银币。”2这些赏赐白银，按例出自皇帝内库。
二、战争第二阶段及善后期间的明朝财政调度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和议失败，丰臣秀吉再度起兵，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二月，明廷已有备战集议，决心应援朝鲜。朝堂上有云：“议援必议调兵，议兵必议运饷，议兵饷必议设官。”廷议援兵于宣大、蓟辽挑选7000名；浙江招募3700余名，令督臣即于本镇募用，以省劳费；省直水兵陆续调发，行、月二粮折色，取给中国本色折办；朝鲜设海防司道一员，专管防倭事务；择历练知兵者速往朝鲜，料理该国兵食策应戍守事宜；并择一骁将领辽镇西兵3000名，同往朝鲜。神宗下旨：
今倭情可疑，朝鲜告急。兵食将吏等，既经多官集议，宣大、蓟辽备兵俱照数挑选。增募调发应用各省直水兵，行彼处斟酌议处。粮饷折色，户兵二部处给。本色令朝鲜备办。海防司道官及备倭总兵宫，吏兵二部推用，游击以下，听督抚坐名咨请。管粮官，吏部速行选补。其战守救援缓急进止，俱听督抚总兵相机行事，不许纵敌贻患，亦不许轻动损威。沿海地方，该部严行防守，毋致疏虞，勿以虚文搪塞，及怠缓误事，违者，科道官参治。3 起初，明朝征兵并不顺利。三月，明朝任命蓟辽总督邢玠为经略，统率明军援朝御倭。邢玠甫上任，就上疏选调兵马，督运粮饷。当时的情况是，督臣孙圹所征南北官兵只有19000余名，不及战争第一阶段经略宋应昌往援兵马的1/3。4
五月，明朝发太仆寺马价银257000两，“以备水陆各兵三月粮饷及防倭官兵犒赏”。5五月下旬，邢玠到达辽阳，上报军情，选调明军38000人，命陆续抵达朝鲜。由于首批明军只有总兵麻贵部17000名，邢玠疏请募兵四川、浙江，并调蓟、辽、宣、大、山、陕兵力援朝。6
七月，日军进攻南原、全州，明军失利。九月，稷山一战，明军获胜，日军退守釜山一带沿海，于是邢玠上奏增派水军援朝，凸显了战争第二阶段水战上升为主的特征。明廷起陈璘为副总兵，统领广东营兵5000人赴朝鲜。1
十—月，经略邢玠上奏：“以倭夷遁据釜山，拟调兵马十万，于今冬进剿。”计算来年调兵10万，需要粮饷80万石，10万石取办朝鲜，70万石派到山东、辽东、天津。2
此后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明、朝联军在邢玠的统帅下，兵分三路，会战于蔚山：
左协军：明将李如梅部12000人、朝鲜忠清道兵使李时言部4000人；右协军：明将李芳春部11600人、朝鲜庆尚道左兵使郑起龙部3300人；中协军：明将高策部11700人，朝鲜庆尚道右兵使成允门部5200人。经理朝鲜军务杨镐、总兵麻贵分别统率左、右协。3
以上所见蔚山会战合计兵力48200人，明军共35700人，朝军12500人。
蔚山战役失利，明朝联军与日军进入对峙阶段。邢玠急忙上疏朝廷增调水军，明廷派都督陈璘率广兵、邓子龙率浙、直兵共13000余名水兵赴朝；刘綎率川兵、董一元率北方各镇兵各1万名陆军，也抵朝鲜。总计明军在7万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万历二十六年正月，明廷发生了多起有关军饷之事：明廷以“东征又以捷闻，诏赉总督抚镇诸臣邢玠、杨镐、麻贵等白金有差，并发太仆寺马价银五万两犒将士”；4
兵部请发太仆寺常盈库草料166200余，解赴通州给发川兵安家银，每名5两，“并解蓟辽总督军前支用。报可；”5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太仆寺言兵部寺库情况已到极限：“历查先年寺库聚积四百余万，自东西一役之兴，一切军饷取足兵部，该部必取诸寺库，于是支发若流，迄今于东封竣事费三百万，所存者止百余万矣。使从此积贮不支，犹可待用。乃自东征议起，今日解发朝鲜，明日解发天津，今日支饷川兵，明日支饷广兵，多者二十余万，少者不下数万，俱出年例之外，各边年例又不少减，于是百余万之积俱空。马价不足，借支草料；草料不足，借支子粒；而所存者不过子粒、桩棚等银十余万而已。虽有旧库一区加隆以来，封识惟谨，即使春运尽完，不过十余万金，仅供年例耳。矧本寺寄养马之额，当岁足二万匹；今岁取折色，则本色派征甚少，而东征调兑尤多，通计不满万匹，是本色亦消耗极矣。”章下兵部后，“于常盈库内姑借五十万两，另收新库，以备急用。”6同月，兵部复朝鮮监军御史陈效条上八议，其中根据战事的持续发展，陈效提出“宜多调船兵，设奇以待”，更提出“东征兵饷，岁费八十余万，脱或倭不即平，其何能继，宜开赎罪、援纳、通商之利，以裕接济”。7无论是犒军、军兵安家、以及各项军务，白银的开销数目极大，为此陈效提出了为战争经费开源之法：“赎罪、援纳、通商。”
上述陈效提出为战争经费开源之法：“赎罪、援纳、通商”，其实明朝战时财政来源早已多元化，主要采取的各种举措如下。
援例上纳之例：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五月，户部题：“辽镇一隅，购银有限，经费不足，合将见行事例款内摘其便于广纳者，行该镇抚无拘土著及各省流寓、随任经商人等，该镇告纳，并附近北直水平、蓟州、山东登、莱等府米谷饶裕处，照依后开各项银数，自运米豆等粮，径赴辽东管粮衙门，告投分拨各缺粮仓口上纳，其载运脚价，在山东登、莱等府航海者，递减脚价，其山海管关立事听该部札付，凡遇运纳人员到被验实放行，每月终将放过人役姓名、其所运粮石开送管粮司官，亡紧催纳，以杜奸人影冒，及出关玩法之弊。报可。”8
动用地方财政开支：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户部言：“辽东所积米豆及朝鲜见报粮数止十二余万石，恐经用不足。请行山东公帑三万金委官买籴，运至登、莱海口，令淮船运至旅顺，辽航运至朝鲜；又借临、德二仓米各二万，运至登、莱转运。”得旨：“事关军机，不许延误。”9
召商增盐引税收：万历二十五年九月，户部奏：“辽镇岁额淮盐六万三千九百二引二十斤，每引官价五钱，召商中纳。万历二十二年议加四万四百三十三引八十斤，二十四年复停增引。今议照旧开中，海盐各开一万五千引，召商上纳本色，以备御倭之用。报可。”1
召募海商运输：万历二十五年九月，经略邢玠请借发临、德仓米及召买粮石，并于天津堆放。“募沿海商吴淞、淮浙等船兼搭接运，以登、莱籴运价涌后时，不若天津至旅顺止隔一帆也。部复从之。”2
调拨辽东镇年例银与辽阳垦植：万历二十六年二月，户部言：“东师大集，需饷甚急。山东、天津、辽东岁运各二十四万石；山东、天津则海运，辽东则水陆并运。今饷臣张养蒙欲就近和籴短盘，更为省便，宜许该镇于部发年例银内动借三万两，差官赍赴宽奠、金复、辽阳、广宁、永平一带平籴，要在委任得人，无侵尅，无抑勒，使不至困运以病民。”又言，鸭绿江边辽阳兵备道辖地沃饶，宜设法招垦，及时朽种，秋天收获就便平籴，以资转运，并优叙督星垦有功者。还规定为运输可以扣留解京银为运费。3
卖官鬻爵与铸钱，都是明廷财政开源的重要措施。万历二十四年，万历皇帝诏令吏部开鬻爵事例。4至二十七年（1598年）四月宝源局开始铸钱。5
增加赋税。军费负担出自财政，财政出自赋税。万历二十七年十月，吏部等衙门尚书李戴等言：“臣观天下赋税之额，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殷实之户，比二十年以前十减其五，东征西讨，萧然苦兵。”6
关键词：万历；援朝之战；明廷财政；白银；战争投入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3.011
万历援朝御倭之战，朝鲜称为壬辰、丁酉之战，日本称之为文禄、庆长之役。在时间上，这场战争是全球化开端时期东亚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在空间上，这场战争是东亚历史大变局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在诸多方面凸显了时代的过渡特征。中国、韩国、日本学者对这场战争皆已做了大量研究，然而对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明朝财政投入及白银的作用，迄今鲜见有所揭示。明代中国出现白银货币化，上上下下产生对白银的巨大需求，而国内银矿资源不足，于是私人海外贸易蓬勃兴起，走向海外，惟求白银，直接引发了日本银矿的大开发。1当时，来自中国福建漳州、泉州和廣东、浙江的船只到日本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取白银。这在中国史料和朝鲜王朝文献中都有确切记载。同一时期，葡萄牙人也积极投入到白银贸易之中。日本金银矿开采，则在16世纪40年代到17世纪上半叶突飞猛进。兵库县生野银矿在1542年投资开采，产量不断增加，到16世纪末，向丰臣秀吉缴纳的银课达到每年1万公斤。岛根县岩美银矿中仅一个矿坑在16 世纪末向德川家康缴纳的银课高达每年1.2万公斤。佐渡的银矿产量，据估计已达到每年6万至9万公斤之间。2日本研究金银贸易史的专家小叶田淳认为，从16 世纪中叶开始到17世纪前半期的一百年，是明治以前日本金银产额最多的时代，白银是16世纪后半叶日本输出品中有独占地位的产品。3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银矿的开采数量激增对海上国际贸易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倭寇海盗对中国沿海的侵扰，日本不能与中国进行直接港口贸易，只能通过
他国获取中国商品，日本和葡萄牙、荷兰、英国之间的贸易，实际上是日本的白银和中国的商品如生丝之间的交易。甚至认为：16世纪中期以后的一个世纪里，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开始超过墨西哥而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1实际上，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与稍晚来自美洲的白银，成为中国白银货币化进程中巨大白银需求的两个重要来源。白银在16世纪连接起了一个国际贸易的全球网络，2全球化开端就这样出现了。
伴随银矿的大开发和工商业的发展，白银开始在日本作为货币流通，乃至被用作战争经费及付给大名的报酬而大量使用。大名们向丰臣秀吉的进献，无疑构成了丰臣秀吉统一和稳定日本本土，并拥有经济实力进行对外扩张战争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白银贸易也使得东亚海上从此失去了平静，战事迭起。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朝鲜独自抗战乏力，明代中国援朝势在必行。万历援朝之战正是16世纪全球化开端时期发生的一场牵涉东亚三国的大规模国际战争，明朝财政所应对的因而也就是一场全球化大转型时代的国际军事突发事件。
战争时期，明朝正处于中国古代向近代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从财政角度说，从古代以实物和劳役为主向近代以货币为主转型；从军事角度说，从世兵制向募兵制过渡转型，以白银雇佣军队，形成巨大的财政开支；从兵器角度说，从冷兵器向热兵器转变，火器大量用于战争，增加了战争的技术含量和财政对于武器装备的投入。在这一大转型时代的战争中，不仅调兵遣将需要白银，技术含量高的火器等制造需要白银，其他军事物资包括粮食、马匹、草料、车辆、船只等，也大多需要首先筹集白银招商或采集，白银在战争经费中占主导地位。战争之初，明朝原打算支付白银到朝鲜购买粮食以供应军队，但当时朝鲜商品货币经济未达到与中国相当的程度，并非用白银即可置办一切，因此只能运输实物粮草、马匹、军械供应军队。这从表面上看似乎决定了这场战争中军饷的实物为主特征，但如深入考察可知，明朝在张居正改革之后，白银已经全面渗透到整个国家与社会，所有财政支出无不与白银货币发生关联。所以，存世明代文献中关于这场战争的经费，几乎都是以白银作为计算单位记载的，凸显出白银担当支付巨额军费的重要角色，也清楚地反映出明朝人的财政理念已经发生变化。这正是笔者采用以白银为中心考察这场战争期间明廷财政实态的缘故。
明朝人就曾以白银为单位对这场战争的经费做出估计，但由于明廷财政处于转型之中，头绪纷纭，总体估算难度极大，数字始终莫衷一是。而国内外关于这场战争的研究，长期以来忽视了白银这一重要历史事实，对这场战争的明廷财政投入主要聚焦在粮草实物上，3缺乏对白银货币估算的整体研究。因此，本文从白银货币化切入，采用以白银为中心的新视角，在绵长的历史发展脉络中重新审视万历援朝之战的明廷财政运行，以期形成较为完整的认识，尚祈方家教正。
一、战争第一阶段的明廷财政调度
这场战争的第一阶段（1592—1593年），朝鲜称为壬辰倭乱，其后是一个和谈中间期，然后是第二阶段（1597—1598年），朝鲜称为丁酉倭乱。和谈期虽然也有财政支出，但除了留守朝鲜军队外，均不是直接的战争经费支出，因此这里按照战争第一、第二两个阶段的发展进程，依次探讨明廷财政支出的实态。
万历二十年（1592年）五月，明朝收到朝鲜战报，“朝鲜国王咨称倭船数百直犯釜”，明神宗即诏“辽东、山东沿海省直督抚道镇等官，严加整练防御，无致疏虞”。1六月初二，“令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枝，应援朝鲜。仍发银二万，解赴彼国犒军；赐国王大红纻丝二表里慰劳之；仍发年例银二十万给辽镇备用。”2这是正式的应援参战了。首先给朝鲜犒军银2万，并促发辽东镇年例银20万，是明朝财政投入的开始。所谓“精兵二枝”，即游击史儒和副总兵祖承训的先锋部队3000人，这是明朝最早的战争兵员投入。 最终，明朝没有派遣官兵16000人留守，而是以刘綎所率川兵5000人作为留守。查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刘綎已被任命为临洮总兵官，2则他实际留戍朝鮮两年。如果按照每名每月3.6两计算，5000人24个月总计饷银43200两，这里还没有把将领以及千把总等官的廪银，以及马匹应支草料银估算在内。3宋应昌详细记录了当时明朝犒赏银的发放情况：
今念尔辈从征劳苦，将及一年，兹当撤归，特加犒赏，以示优恤。议定将领俱照先次过江宴赏事例，军士每名给衣鞋银一两，饭食银三钱。其关西将士路经广宁，俱聴该道动支马价给散；其在辽镇者，俱各回营聴该道查明转解本管兵道给散。故示。4
其中将节次给赏过官军家丁银两、牛酒、食盐、兀喇达靴，各自数目详细开示于后。现特撮要如下：
头次钦赏银10万两，2万两留天津道，2万两留蓟州道，赏防海官军；6万两到辽阳，解至李提督（如松）军前，寄发义州。至万历二十一年二月内，由经略手下赞画发放过官军银351123两，王通判给放官军共银8939.9两，剩银15948.1两。阵亡官9员，指挥2员，每员银10两；千总2员，每员银8两，内杨虎路远，加银2两；把总2员，每员6两，百总3员，每员5两。军丁1232名，每名银3两。川将刘綎官军50名，虽系后到，但起身在先，程途万里，隆冬在路辛苦，应与大军一体给赏，共享银5152两。辽东游击高贞所统官军，虽系续调，久住外国，相应量给一半，共享银566两，还有补赏宋大斌等统领辽东续到，并被伤详允未领银1804两。见在剩银4665.1两，银少军多，零星难散，所以剩银解发刘綎部，以犒赏留守官兵15000名之用。
二月，一次犒师以励勇敢事，动支马价银2100两，牛210只，又用银100两买盐20万斤，三协官军每协银700两、牛70只。千总每员折酒银2钱，把总每员折酒银1钱，管贴队军丁每名折酒银5分，牛肉、食盐尽数俵散。同月，还曾动官银易买兀喇达靴，由李提督禀称“各军涉历山险屡经血战，泥水浸湿，鞋袜敝坏，跣足不堪”，故“牌行守廵海盖三道分买”，解到李提督处33659双给赏。
五月，一次犒劳官军事，李提督就近借动马价银2400两，分别解牛260只至李提督军前，照依前次折酒数目犒赏三协并刘綎官军。
七月，一次犒师以励勇敢事，发银1万两，给赏扼守全罗追剿倭奴官军。一解到银10万两，内钦赏三协官军，发银41000两，官军家丁俱照前次数目听三协将官分给；刘綎营官军共发银5270两。一官军功次，每倭级一颗赏银50两。平壤城1285颗，城外362颗，开城165颗，碧蹄167颗，活倭6名，共享银99250余两。
此外，宋应昌还专门有《奏缴支存马价册籍疏》、《奏缴钦赏册籍疏》，5均为战后整理财政簿册基础上的财政支出报告，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分别列表了。前者是对明廷兵部投入的马价银65万两，钦赏银10万两另册开报外，其余55万两在各地各部门的分配花费和剩余情况，用银名目一一在册。后者是对于前者提及的钦赏银10万两的另外开报。虽然有剩余银两，实际根据上述所引，马价銀发出后的剩余没有回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仅给出了兵部马价银的数字，户部投入的数字不在其列。
如果依据当时明朝给军月饷“户七兵三出办”的规定比例，则户部所出应更多。
万历二十一年，户部尚书杨俊民疏查九边军饷，其中云：嘉靖以前九边年例银止100万有奇，至隆庆初年280余万，至万历二十年，增至343万，比隆庆时又增60余万。万历二十一年又有增加。其中，辽东镇“该镇主客年例旧额”经万历六年加添，也就是311278两，到万历二十一年则“发过年例并征倭银738400余两，比旧多费银427100余两”，1应该说这比旧多费银即是征倭银42余万两。疏中云：当时永平镇，又增海防兵3000人，岁增饷5.4万；万历二十年战事起后，天津新募海防兵3000，月饷每人1两；力士500人，月饷每人1.5两，不到一年，就花费太仓银59950余两；而又调遣浙直南兵，岁费月饷行粮20余万，这些均与东征战事投入有关的军饷，粗估达到了31.4万以上，加上辽东的42万，增加的岁费即达73.4万两。还有万历二十一年易州镇也增出108900两，疏中明言：“盖因倭警召募兵勇、预备料草、阅视简练，总兵游击等官各带标营奇兵往来天津，廪给行粮，月费数千余两。”73.4万两加108900两，已达842900两。而且这里还仅是户部尚书杨俊民查核九边的数字，并不是战事第一阶段户部投入的全面统计。仅以此数字加上兵部的65万，总计约155万两白银。需要说明的是，限于资料，这是一个非常不完整的数字。
迟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初一，明廷对东征将士大加赏赐，为战争第一阶段画上了句号。《明实录》记载：“兵部叙覆东征功，上命升宋应昌为右都御史、李如松太子太保，加给禄米一百石，各赏银币。其文武吏士升赏有差，石星赐蟒，并赏杨俊民银币。”2这些赏赐白银，按例出自皇帝内库。
二、战争第二阶段及善后期间的明朝财政调度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和议失败，丰臣秀吉再度起兵，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二月，明廷已有备战集议，决心应援朝鲜。朝堂上有云：“议援必议调兵，议兵必议运饷，议兵饷必议设官。”廷议援兵于宣大、蓟辽挑选7000名；浙江招募3700余名，令督臣即于本镇募用，以省劳费；省直水兵陆续调发，行、月二粮折色，取给中国本色折办；朝鲜设海防司道一员，专管防倭事务；择历练知兵者速往朝鲜，料理该国兵食策应戍守事宜；并择一骁将领辽镇西兵3000名，同往朝鲜。神宗下旨：
今倭情可疑，朝鲜告急。兵食将吏等，既经多官集议，宣大、蓟辽备兵俱照数挑选。增募调发应用各省直水兵，行彼处斟酌议处。粮饷折色，户兵二部处给。本色令朝鲜备办。海防司道官及备倭总兵宫，吏兵二部推用，游击以下，听督抚坐名咨请。管粮官，吏部速行选补。其战守救援缓急进止，俱听督抚总兵相机行事，不许纵敌贻患，亦不许轻动损威。沿海地方，该部严行防守，毋致疏虞，勿以虚文搪塞，及怠缓误事，违者，科道官参治。3 起初，明朝征兵并不顺利。三月，明朝任命蓟辽总督邢玠为经略，统率明军援朝御倭。邢玠甫上任，就上疏选调兵马，督运粮饷。当时的情况是，督臣孙圹所征南北官兵只有19000余名，不及战争第一阶段经略宋应昌往援兵马的1/3。4
五月，明朝发太仆寺马价银257000两，“以备水陆各兵三月粮饷及防倭官兵犒赏”。5五月下旬，邢玠到达辽阳，上报军情，选调明军38000人，命陆续抵达朝鲜。由于首批明军只有总兵麻贵部17000名，邢玠疏请募兵四川、浙江，并调蓟、辽、宣、大、山、陕兵力援朝。6
七月，日军进攻南原、全州，明军失利。九月，稷山一战，明军获胜，日军退守釜山一带沿海，于是邢玠上奏增派水军援朝，凸显了战争第二阶段水战上升为主的特征。明廷起陈璘为副总兵，统领广东营兵5000人赴朝鲜。1
十—月，经略邢玠上奏：“以倭夷遁据釜山，拟调兵马十万，于今冬进剿。”计算来年调兵10万，需要粮饷80万石，10万石取办朝鲜，70万石派到山东、辽东、天津。2
此后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正月，明、朝联军在邢玠的统帅下，兵分三路，会战于蔚山：
左协军：明将李如梅部12000人、朝鲜忠清道兵使李时言部4000人；右协军：明将李芳春部11600人、朝鲜庆尚道左兵使郑起龙部3300人；中协军：明将高策部11700人，朝鲜庆尚道右兵使成允门部5200人。经理朝鲜军务杨镐、总兵麻贵分别统率左、右协。3
以上所见蔚山会战合计兵力48200人，明军共35700人，朝军12500人。
蔚山战役失利，明朝联军与日军进入对峙阶段。邢玠急忙上疏朝廷增调水军，明廷派都督陈璘率广兵、邓子龙率浙、直兵共13000余名水兵赴朝；刘綎率川兵、董一元率北方各镇兵各1万名陆军，也抵朝鲜。总计明军在7万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万历二十六年正月，明廷发生了多起有关军饷之事：明廷以“东征又以捷闻，诏赉总督抚镇诸臣邢玠、杨镐、麻贵等白金有差，并发太仆寺马价银五万两犒将士”；4
兵部请发太仆寺常盈库草料166200余，解赴通州给发川兵安家银，每名5两，“并解蓟辽总督军前支用。报可；”5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太仆寺言兵部寺库情况已到极限：“历查先年寺库聚积四百余万，自东西一役之兴，一切军饷取足兵部，该部必取诸寺库，于是支发若流，迄今于东封竣事费三百万，所存者止百余万矣。使从此积贮不支，犹可待用。乃自东征议起，今日解发朝鲜，明日解发天津，今日支饷川兵，明日支饷广兵，多者二十余万，少者不下数万，俱出年例之外，各边年例又不少减，于是百余万之积俱空。马价不足，借支草料；草料不足，借支子粒；而所存者不过子粒、桩棚等银十余万而已。虽有旧库一区加隆以来，封识惟谨，即使春运尽完，不过十余万金，仅供年例耳。矧本寺寄养马之额，当岁足二万匹；今岁取折色，则本色派征甚少，而东征调兑尤多，通计不满万匹，是本色亦消耗极矣。”章下兵部后，“于常盈库内姑借五十万两，另收新库，以备急用。”6同月，兵部复朝鮮监军御史陈效条上八议，其中根据战事的持续发展，陈效提出“宜多调船兵，设奇以待”，更提出“东征兵饷，岁费八十余万，脱或倭不即平，其何能继，宜开赎罪、援纳、通商之利，以裕接济”。7无论是犒军、军兵安家、以及各项军务，白银的开销数目极大，为此陈效提出了为战争经费开源之法：“赎罪、援纳、通商。”
上述陈效提出为战争经费开源之法：“赎罪、援纳、通商”，其实明朝战时财政来源早已多元化，主要采取的各种举措如下。
援例上纳之例：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五月，户部题：“辽镇一隅，购银有限，经费不足，合将见行事例款内摘其便于广纳者，行该镇抚无拘土著及各省流寓、随任经商人等，该镇告纳，并附近北直水平、蓟州、山东登、莱等府米谷饶裕处，照依后开各项银数，自运米豆等粮，径赴辽东管粮衙门，告投分拨各缺粮仓口上纳，其载运脚价，在山东登、莱等府航海者，递减脚价，其山海管关立事听该部札付，凡遇运纳人员到被验实放行，每月终将放过人役姓名、其所运粮石开送管粮司官，亡紧催纳，以杜奸人影冒，及出关玩法之弊。报可。”8
动用地方财政开支：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户部言：“辽东所积米豆及朝鲜见报粮数止十二余万石，恐经用不足。请行山东公帑三万金委官买籴，运至登、莱海口，令淮船运至旅顺，辽航运至朝鲜；又借临、德二仓米各二万，运至登、莱转运。”得旨：“事关军机，不许延误。”9
召商增盐引税收：万历二十五年九月，户部奏：“辽镇岁额淮盐六万三千九百二引二十斤，每引官价五钱，召商中纳。万历二十二年议加四万四百三十三引八十斤，二十四年复停增引。今议照旧开中，海盐各开一万五千引，召商上纳本色，以备御倭之用。报可。”1
召募海商运输：万历二十五年九月，经略邢玠请借发临、德仓米及召买粮石，并于天津堆放。“募沿海商吴淞、淮浙等船兼搭接运，以登、莱籴运价涌后时，不若天津至旅顺止隔一帆也。部复从之。”2
调拨辽东镇年例银与辽阳垦植：万历二十六年二月，户部言：“东师大集，需饷甚急。山东、天津、辽东岁运各二十四万石；山东、天津则海运，辽东则水陆并运。今饷臣张养蒙欲就近和籴短盘，更为省便，宜许该镇于部发年例银内动借三万两，差官赍赴宽奠、金复、辽阳、广宁、永平一带平籴，要在委任得人，无侵尅，无抑勒，使不至困运以病民。”又言，鸭绿江边辽阳兵备道辖地沃饶，宜设法招垦，及时朽种，秋天收获就便平籴，以资转运，并优叙督星垦有功者。还规定为运输可以扣留解京银为运费。3
卖官鬻爵与铸钱，都是明廷财政开源的重要措施。万历二十四年，万历皇帝诏令吏部开鬻爵事例。4至二十七年（1598年）四月宝源局开始铸钱。5
增加赋税。军费负担出自财政，财政出自赋税。万历二十七年十月，吏部等衙门尚书李戴等言：“臣观天下赋税之额，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殷实之户，比二十年以前十减其五，东征西讨，萧然苦兵。”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