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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一月，上海的关键词是外滩。一大清早，官员们的处分建议就被无数手机传阅。立明用拇指斜拉完整的十一人名单，心情忐忑，仿佛那是明日亚洲杯中澳生死战的首发阵容。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然后就被新涌的人潮冲垮了。身旁的姑娘，方才还擎着手机看偶像剧呢，边看边痴笑，现在，笑容被车门玻璃压成一张手抓饼。立明挣扎着抬起头，瞥见门外一位男士正用肩膀撞击人堆往车厢里挤，心里满是怜悯。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日。如果不是客户着急开会，立明此刻应该在宽松的大床上，而不是如此拥挤的地铁车厢里。早餐一般发生在十点，到了白领的午餐时间，他开始准备出门，去公司晃一圈，若是一切正常，回到家里，太阳还没下班。
他此行的目的地位于浦东一条不知名的马路。开完会，立明的心情指数升了一些。他有信心拿下这个项目。新项目的特殊意义，他很清楚。这几年，他的工作就是替各区县制作宣传册，旅游的、招商的、文化的。他的上一本作品，以豫园的元宵灯会开篇，外滩的跨年迎新收尾，原定年初付印，因为外滩那场突发事故，正在推倒重做。
最头痛的是后续影响。如果事件持续发酵，最大的客户或许就此垮台。局面会有多惨，立明不敢去想。所以，昨天进公司之后，他赶紧指挥美编设计一些洋气的版式。他必须趁现在还有新项目向自己招手，赶紧抱住新的大腿。可是，这条大腿来得也太仓促了。今天招标，后天就得交策划书。如果比稿赢了——走流程而已，上回领导把他叫到局里开会，已经表明了态度，大家合作那么久了，很欣赏你们提供的产品，但是流程是必须的——即便比稿赢了，制作周期还是只有四周。那么短的时间，他需要对付新旧两个工程，撰稿、摄影、排版、送审、翻译、校对、送印——哪步都得亲自过问，肯定来不及。可惜没有同事搭手。他所在的广告公司，前身是H周报的编辑部，停刊之后，留下一间办公室、两个人。
充分评估之后，立明下了决断，他打算主攻新项目，把返工的烂摊子交给纬静。
他已经七年没见纬静了。思忖再三，他拨通了电话。彩铃响起的时候，纬静刚巧在气头上。中午起床，她发现自己的书房地板上堆满了杂志，她惊呆了。看着这些过期的杂志，投入过心血的杂志，她想起那天大扫除，怎么整饬自己的职业生涯，把它们安置在丈夫的书房（主要是法律类的工具书，书架上还有一些空位）。于是，她拿起手机，向正在上班的丈夫发了一通火。电话那头认为，这些过于精美过于笨重的时尚杂志富于异味，你可以舍不得丢，但不该去危害别人的健康。“是什么异味你告诉我？”纬静反驳道，“搞了半天，我在这个家里一点权利都没有，难道就因为房产证上没我的名字？”丈夫听了暴怒，呛了几句，又说：“现在谁还看杂志啊？公众号都看不完，印刷品还污染环境，早该淘汰了。”他说得轻巧，忘了妻子供职的D杂志新近停刊。“对了，”他赶紧温和一下语调，“忘记告诉你了，今天我不回家，单位年会，我们会在朱家角住一天，要帮你带一点扎蹄吗？”接着，通话就断了。纬静挂了电话，恼怒地凝视着地上的杂志，攥在掌心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她想当然地选择了挂断，挂的时候，方才意识到屏幕上跳出的是立明的名字，但是手已经划上去了。
2
《恐怖分子》是纬静常看的一部电影。她坐在94路公车上，目的地是静安寺。她和立明约在百乐门隔壁的那家麦当劳。车外的夜色时断时续地挪动，头顶的空调热风倾斜着劲吹，她把脸贴上凉爽的窗玻璃，脑子里突然兜起《恐怖分子》的一幕：金士杰和缪骞人靠躺在床上，倾吐心声。聊天在这里扮演的是偷情的后戏。金士杰的左手枕在脑后，一撮腋毛和裸露的半身一样醒目。“立中不知道我们从前那些事情？”他问缪骞人。得到一声“嗯”后，他加快了语速：“从前的事你没跟他提起过？”“他从来没有问过我。”“那他很信任你了。”说时，金士杰的左手放了下来，高过右手，刚巧遮住所有的敏感部位，并露出肘部的几块结痂，形似地图上的一个岛群。
纬静还记得最初看《恐怖分子》的情景。是在立明的办公室，一个周六的黄昏，散发着印刷品的独特气味。结束了下午的采访，立明一反常态，提出想先回编辑部，把录音倒出来，免得晚上泡吧玩嗨了，出什么纰漏。社里空无一人，包括门卫室，老师傅大概去上厕所了。进了编辑部，立明也不开灯，开锁之后，旋即又把大门合上，径直走向黑暗中的电脑。回溯往事，纬静觉得这都是立明的刻意安排，在来的路上，甚至来之前，他就已经筹划好了，一切都在计划之内。
编辑部里一片漆黑。少许昏暗的光束穿透窗帘，勉强有一定的照明作用。纬静面对的是一个布局庞大的办公室。她熟悉这里，有四个月的实习经验，时常坐在立明的对面，听女导师布置任务。她帮那位时尚条线的名记跑场子，收集车马费。这不是她喜欢的角色。
“要不，我们先看个电影。”录音倒完，立明抬头招呼，“刚才Eleven给我发了短信，说晚上十点去DKD。”
“哦。”
“人呢？”
一个面具怪物冲了出来，隔着两台电脑屏幕舞爪咆哮。立明起身，看到纬静跪在对面的办公桌上，花裙子被大腿撑成漂亮的扇面，小腿勾连。纬静戴的那张面具，是某次拍大片的道具，后来编辑部遣散那天，立明看到它躺在地板上。他想起纬静，想起看的那部电影，看之前，怎么把她抱到自己的座位。他的双臂起初扮演纬静的围脖，安分了许久，左手才顺着她的锁骨往下探。电影当时放到哪里，他已经忘了，只记得纬静缺乏表情的脸，侧转之后，贴上他的鼻尖。
长久以来，反刍这一幕，更多的是苦涩滋味。但是，立明并不后悔。他抱守着一个心理事实，自己不知道纬静有男友。所以，当那个在纬静的嘴里糟糕透顶的前男友，以短信的方式复活，并且向他发出严正警告的时候，他也震惊，也愤怒，也把对方视为恐怖分子。
3
七年了，立明已经能够平静地面对这一切，把罪责全揽在自己身上。H周报停刊一周年的聚餐会，他就是被告的腔调。他和纬静的暧昧被前同事们归入编辑部笑话，仿佛蘸料，一经推出，每张嘴都有想法。 大家提起纬静是因为D杂志倒了。消息率先在朋友圈传开。带过纬静的女导师，说纬静的漂亮全靠化妆。摄影师朱彬问她，是哪个女的，怎么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
“这嘛，侬应该问Seven呀。”女导师说。
老资格的同事都笑了，晚一辈的等待开蒙。
摄影师和女导师，还有立明几个，都是H周报的老臣，并非开朝元老，但都为这份报纸奉献了青春。前面七八年和睦共处，不想晚景凄惨，上峰的态度，狂风雷雨闪电，霎时翻脸。当年，经营者使手段逼走了几个老员工，剩余听话的、意志品质坚强的，折磨他们大半年，发足了全额遣散费。但是，遣散费没拿全的现在混得更好，H周报有个定律，那些不欢而散被迫离开的，出去之后，生活都会上了一层楼，收入和地位比先前要高，只是更为辛苦，累死累活。
立明上个月因为静安区的一本别册，急用化妆师，朱彬在微信上向他推荐了一个老朋友。他怯懦地打去电话，心想好几年不联系了，黎晓燕大概早把自己忘了，不想对方还记得。
“不好意思，事体比较急，不晓得侬今朝下半天有空吗？”
“有啊，”黎晓燕说，“阿拉多少年没碰头啦，正好也碰碰头——是朱彬来拍吗？”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她的声音更兴奋了。立明不晓得接着该怎么提酬劳的事。五百块太寒酸了，这是好几年前的友情价，现在再报这个数字，他很为难，可是，又非报不可。
“不搭界的，”黎晓燕说，“老朋友了，正好也碰碰头。”
后来，他们在一家高档餐厅的豪华包房，等那位香港影星从对面的波特曼大酒店过来。这一段半公里的路程，他们等了近一个小时。他们倒没有埋怨，似乎早把下午的封面拍摄给忘了。服务员给他们倒足了茶水，还备了一些粤式点心，仿佛旧友的下午茶聚会。朱彬说起这一年来卖鹅蛋的经历。他和几个朋友在崇明包了一块地，养鹅，鹅蛋是季节性产品，卖完，鹅也完了，五百八十块一只。黎晓燕的摄影棚还开着，不仅开着，规模还从两个楼面扩充到四个楼面，她说她为了老公的摄影艺术梦真是倾尽了所有，搞得现在像个瘪三，到处帮人家化妆，想尽办法赚钱。除了房租，她和丈夫的摄影棚还养了五个人，算上房租，每个月睁眼闭眼就是九万块的债。她这样说，听得立明很内疚，俨然是被谴责了，拍个封面，发型和化妆二合一，只给五百块的报酬。
“哎哟，不搭界的呀，”黎晓燕拍拍立明的肩膀，嗤笑道，“老朋友碰碰头，靠这点化妆钞票我要赚到啥辰光才好把这房租赚出来啊。阿拉现在调方向了，如果还是借给媒体拍大片，拍拍婚纱照，老早关掉了。”然后，她掰着手指列举那些倒掉的市区摄影棚，还有那些曾经合作过的报纸杂志，基本上也都停刊了。
或许是这次还不错的朋友叙旧，让立明和朱彬萌生了聚餐的念头，把H周报的前同事们召集起来，就像同学会那样。起初，大家对着美食，捧着酒杯，嘴里剩余的空间都在怀旧，以前采访过的明星，或死了，或红了，或因为吸毒被抓了，聊那些报上没发表过的花絮。到后来，大家七嘴八舌，开始审问立明，索要他和女实习生谈恋爱的真相。立明大方承认了，自己追过纬静。对一个单身男性来说，这不丢脸，编辑部这些年进进出出多少女性，他就下过一次手。
“这我就搞不懂了，为啥偏偏是她呢？”女导师问。对于立明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当年他的好友Eleven也这样提审过他。聚餐会一结束，立明拨通了Eleven的电话，约他出来喝一杯。Eleven以空气太差为由，坚持把酒局改在他家里。他刚和女友拗断，屋里乱稻草一样，洋酒和唱片码在一起，压得书架有了弧度。
他们喝到凌晨，若非第二天立明要去浦东一条不知名的马路开会，他们可能会回到往昔。那几年，他们在淮海路的几家Club，夜生活的标准是晚上十点至凌晨两点。太久没碰酒精，让立明的记忆产生了轻微断裂。印象中，Eleven不知为何提到了纬静，随后，立明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就这个名字作些补充。对话低调而露骨，普通话的声调赋予庄严的反思精神，在Eleven，这是他听过的关于纬静的最全洁本。
“你其实还是很在意她的。”Eleven总结道。
“没有没有。”立明说，“情况是这样，我觉得自己当时犯了几个错误……比如她第一次提分手的时候，我应该更果断一些……我是后来才这样觉得。你看一些文艺作品，挺美好的男女主角，然后有第三者强势插入，他觉得自己是正当竞争，但是，作为观众，你会很厌恶他。”
“所以，你当时强势插入了？”
“侬瞎无聊！”立明有点恼了。
“问题是他们并不美好啊。”Eleven喝酒的时候嘴角还在上扬，“听你说的，我觉得她对那个男的很失望。起码曾经是这样。如果是我，有个女的一直在我旁边抱怨自己的男人，我会觉得她是在激励我解救她。”
“你会救她吗？”
“不会。”
“为什么？”
“等我去救的人太多了。”Eleven说，“而且，她有点高冷，让我想起外滩的酒吧，比如说Lounge 18。”
4
上海的酒吧种类驳杂，Eleven把它们分为三层。第一层，外滩周边的，包括其他区域五星级酒店的，颜值环境消费多项参数超标，老外比国人多，女性比男性多，香槟比烈酒多；第二层，淮海路沿线的，大型Club为主，常有世界排名前一百的DJ献艺，土豪小开撑场面，老外基本瘪三，卡座上的整瓶洋酒无所谓品牌，但必须有脉动或者绿茶助兴；第三层，其他。
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Eleven的这种分法具有白皮书意义。各层的卖点，他有个人解读：第一层的关键词是腔调，第二层是音乐，第三层是主题。主题的范围很自由，体育同志摇滚雪茄爵士，等等。有一些靠捞偏门，已成历史的CD是Eleven爱举的例子，他常常教育新人：
“C，Chicks；D，Ducks。”
纬静上过Eleven的夜店课。她最早听说Eleven这个名字是在创意园区M50，当时她在H周报的实习刚刚提前终止，换了笔名，潜伏（后败露于财务小黄的无心提醒）在立明责编的版面里。她的每篇文章好似琴弓，能在立明绷紧的神经上奏出音乐，但立明还是不放心，每次采访都要督阵。也是熟了，纬静问他： “你为什么要叫Seven？”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叫Eleven。”
“前女友？”
“不是，是我的大学室友。”
后来，她开始跟着立明混夜店。都是Eleven拉场子，订卡座。那几年，上海的生活时尚类报刊有夜生活版面，Eleven就是今天说的KOL意见领袖。太多夜店巴结他，送他消费卡，两三千一张，够挥霍一晚上。有一晚，她大声问（动作近似吻）Eleven：
“你为什么要叫Eleven？”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叫Seven。”
和多数人一样，纬静误以为他们是某便利店的粉丝，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三冠王时期的曼联队，左右两翼的主力边锋，一个穿十一号，另一个披七号。
Club的吵闹是窒息式的。当晚的DJ叫石野卓球，擅长刚猛的techno舞曲。要把这些误会解释清楚，Eleven的嘴和纬静的耳朵还需要亲昵半分钟。这是Eleven难以接受的，虽然平日里他很享受和美女攀话，尤其是在泡吧的时候。他看到立明从厕所回来，顺势把难题踢了过去。
“当时幸亏你回来了。”Eleven回忆道，随后叫立明拿书架上那瓶喝了一半的黑方。Eleven接过酒，帮立明倒了半杯，给自己添满。
“当时坐在你旁边的，是Angel吧？”立明说。
“有吗？我怎么记得我和她已经分手了。”
“你们分手了，又复合过一次。对的，肯定是Angel。我记得我们从DKD出来，在天桥下面吃羊肉串，然后，你拦了一辆强生车，带她回家了。”
“你记性真好……是○六年的夏天？”
“对的，”立明说，“那天下午我去M50做了一个采访。”
“○六年啊，M50已经很商业了，不好玩了。”
“是呀，很多北京的画廊过来开分店，然后零八年金融危机，关了一大片。”
“上海的夜生活也是○八年开始走下坡路的。”Eleven猛喝一口，说，“酒商不烧钱请DJ了，Club Bon Bon关了，DKD被MT并掉之后就彻底废掉了，还有G Plus。”
“现在想想，○八年之前的三四年，真是上海夜场的黄金时代。”
“也是媒体行业的黄金时代。”
5
H周报是立明的第一份工作。他从大三起就在这里实习，跟着前辈扫街。大四寒假一过，前辈被一家新创的杂志挖走了，提前解救了他——是继续实习等待名分，还是去别处当开国元勋。当时的上海，每季度都有一两家媒体问世，如果算上DM读物、VIP内刊，行业流动仿佛地铁的转换乘。
刊物多，实习生更多。立明留意纬静不是因为他们的校友关系，也不是因为她的鼻子英挺，鼻根与眉毛之间有东欧风情。他是被这位新实习生手里的杂志吸引住了。他一抬头，瞥见对面站着的女生，腋下夹了一本《看电影·午夜场》，然后才有了上述的两点发现。此后的情报显示，纬静在编辑部表现为一个乖学生，认真听女导师布置任务，搭话不多，情绪不高，来去好比消声手枪。她好像选错了条线，应该去文化、城事这些版面找找感觉。导师对纬静唯一的肯定是，姑娘文笔很好，经常拿一些濒危的字词考验她的耐心。
“没有，我的简历写得很清楚，最喜欢时尚，其次是文化和美食。”纬静后来和立明重提旧事，把问题指向导师的心机，故意给她小鞋穿。“反正她就是不喜欢我。”纬静说，向身旁的立明投去亟待被安慰的一瞥。这是她第二次接受立明的约稿。上次是一篇软文，应酒商客户的要求，采访一位抽象画家。项目定得仓促，软文编辑碰巧去度蜜月了。“谁能赞助我一个实习生？”立明向同事们求助。手头有一堆内稿要编，一堆匿名外稿要写，他不能吐尽心声。然后就听到女导师报纬静的电话，用的是数来宝的轻快节奏。软文采访意料之外的顺利，立明当晚加了纬静的MSN。对话框里的纬静鬼马活泼，画风大变。单独见面的次数多了，这种错觉如烟似云，化作交汇的身影，在宜昌路顺着苏州河蔓延，在南汇数着桃花游荡，在文庙被周日书市的摊位裁剪，在幸福路被华山绿地的昏黄路灯越拉越长。那是中国电影票房的蛰伏期，银幕却不因黑黢黢的空空落落而罢工。随意选一个工作日，午后的阳光为即将步入冷门影院的观众备了一份厚礼，一种包场的仪式感。他们常去的上海电影院，离立明的住处（纬静不肯去）和单位都近，三个地方如果两两画直线，会为地图增添一个小三角。上海电影院一三年停业，拆毁之前，上档慢，观众少。小厅最是冷清，因为银幕迷你。前几排是情侣座，中间不设扶手。起初，他们坐第一排，银幕上下，各演各的，为了营造氛围，选片日趋低俗。《皇家赌场》这类口味重、动静大、时间长的，一看再看。片场也换了，搬到中间那排家庭座，一个长条，仿真的皮沙发，防震效果一流。好在纬静“摆大巴”，摆出足球比赛弱队踢强队的死守态势，任由立明狂轰乱炸，字幕走完，比分还是零比零。灯亮了，清扫的阿姨打着哈欠收拾残局，两位观众不卑不亢、脚步含蓄地跑厕所。
真是好姑娘。立明有感于她的操行，一边自惭，一边加大追求力度。可怜电话，每到深夜都会被他打到发烫。他聆听那些温润软语，想象对方正躺在被窝，和自己一样，渴望一个拥抱，正如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缱绻决绝，《指环》的冗长缠绵。电话一断，只能勾起他的离愁别绪，数十次的送别情景。夜里过了十点，纬静就不回宿舍了，她在上海居然有房子。立明谨遵约定，出租永远停在胶州路口，不许跟踪，折返回家。一个外省学生，能在长寿新村有一套住房，被她解释为父亲的投资意识。
热情的夏天快要燃尽，有一晚，立明摊开收藏的出租发票，吓了一跳。
6
立明参与别册制作是在○六年的秋天。抛开新闻理想，服侍企业或机关，定制宣传册，无非是钱的问题。那年岁末，他做了个统计，底薪、浮动、车马费，再加上外稿，自己的年收入接近十五万。这个数字对工龄三年的小编还是可观的，够立明和纬静在外面潇洒。此后，他的年收入仿佛中国的GDP年增幅，稳中有降，而物价迄今已翻了两倍多。 只要一涉及别册，他的工作就进入喜怒无常的状态。偶尔，也向纬静诉苦，无谓而无尽的修改如何荒诞。对象通常是企业，因为有比较，机关的形象衬得高大伟岸。他很享受去机关开会，在那里，他觉得自己是个人，而不是乙方，会议语言也从纯粹的国语改为上海话辅助。好些领导只长他十来岁，却仿佛相隔一个世纪，他们的浓郁乡音非常亲切，逻辑也是沪语的。或许，这也是立明能够坚持下来的理由，从传统媒体转入新媒体。当身边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改行，他还在跟稿件谈恋爱，还在用键盘描绘上海。
从Eleven家买醉而归，立明以洗澡的方式醒酒。他有睡前读几页书的习惯，这个习惯还包含了阅读的随机性。今天，他照旧扫视书架，结果抽出一本《Madame Bovary》，然后上床，双腿缩进羽绒被子，背靠床头读。书是多年前淘的，扉页印有“上海外国语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资料”的字样。书的作者在小说里大量使用“未完成过去时”，强调习惯或者某个状态。立明读得很痛苦，不久就迎来了睡意。他合上书，用拇指完成了一次飞快的翻阅。有东西卡在后面，被他挑了出来——两张《通天塔》的票根。都忘了这电影在国内公映过。他留意票券时间，确定当时还和纬静在一起。这样的罪证还有很多，在立明搬离南昌路之前，被安置进了某个铁盒子。东西应该躲在安置过期杂志的书柜里。
多年的暌隔，记忆女神依然能歌善舞。顶着盖子的，是一根奶茶吸管，塑封还在；一张百盛的购物发票，品目注明隐形文胸，金额二百五；两张从南昌寄来的春节明信片，邮戳时间相隔三天，一张写着：
2006年，我开始相信星座一说。
小狮子vs白羊！
另一张只写了一句法语：
“C’est la faute de la fatalite”（错的是命）
一包葡京茶餐厅的纸巾——立明抽出一张闻，想起咖喱牛腩牛筋煲的香味。纬静的必点菜。他们但凡去万裕看晚场电影，就会下到负一层的葡京用晚餐，然后逛旁边的Chaterhouse（外版书要价比外文书店贵，胜在品种和环境）。除了万裕，另两家店都消失了，曾经和立明在负一层对着白墙小便的前申花球星也变成了囚星。
一张对折的信笺，打开：
Seven：
这是偶从大连带回来的。
名字叫“万宝螺”，呵呵，据说是世界四大名螺哟！
找不到合适的盒子，又怕压坏，结果就装在我的眼镜药水盒里来。哈丑！
如果有咸咸的腥味，那可是大海的味道！不要嫌臭哦，嘿嘿！
落款是○七年的九月六日。工作才几个月，她应该是公差去大连采访。海螺呢？他四处翻找，像个落魄的小偷，最后放弃了。铁盒子里还有一堆票券，电影、话剧、音乐会、演唱会、出租车，数目惊人。立明感觉腿麻了，眼睛快瞎了，情绪已经满溢。于是，懒得整理，统统塞回去。
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它们会被保留，像爱情的尸体，制成一具一具标本，这样残忍。他想到明早为它们预备的火刑，烤火的姿势提前了，内心涌起一股暖意。可这暖意并不持久，仿佛严冬户外呵在掌心的一口热气，瞬间雾化。他舍不得，俨然烧的不仅是回忆，还有他这个人。那一刹那，他想起纬静的一段话：
“我不能和他分手。虽然我爱你。我和他在一起六年多了，如果分手了，就是对我的彻底否定。这个代价太大了。”
当时她在电话里哭得快要窒息，连咳带嗽，一再拒绝向立明提供地址。时至今时，他才真正做到了理解，或许说，谅解。
7
电话拨通的等待音一响起，立明就后悔了。这样是不是太鲁莽了？明明新的别册项目还没拿下。比稿万一神奇地输了怎么办？无非是多出几千块钱的稿费，纬静还未必看得上呢！
“喂。”听到纬静的声音，立明冷静了下来，一如往昔采访那些大人物。他简叙了来电原因、当前困境，只字不提比稿之事，又强调稿期短，敦请纬静尽快答复。
“可是我连东西都还没看到啊，”纬静说，“我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帮到你？”
“内容基本上是推倒重做，不过结构没变，你往里面填就是了。”立明说，“方便的话，给我一个地址，我把上一稿的彩样全部快递给你。”
“地址啊……”她放慢了语速，“还是这样吧，晚上我请你吃饭，你把资料带过来吧。”
“哦，那也行，不过晚饭还是我来请吧，本来就是托你帮忙。那么，我们约在哪里？”
几十回合之后，立明同意了纬静的建议：晚上七点，百乐门旁边的麦当劳。
关于这家快餐店，立明有很多回忆。如果是好几年前，排在前列的是彻底分手的郁悒，然后是对某些老头的质疑，最后才是一批快乐的约会情景。随着时间的激流，头尾两部分江河汇海，倒是那些老头，顽石一般，梗在意识的浅滩。每回路过静安寺，望见百乐门，立明都会问自己：
“那些老头到底是干吗的？”
他们身着西服，或深或黑，样式统一，年龄都在五六十岁左右。没有一个人点餐。隔壁便利店买的桶装泡面，酱蛋丢进去，再闷一会儿；自带的炒货，瓜子在蜡黄的牙齿上劈啪作响，小核桃被钳子夹成两半；豆浆粉倒进保温杯的杯盖，热水冲调，调羹不忘在舌头上做一些体操动作。他们谈天说地，霸占一片区域，好些举着托盘等待落座的食客见了，乖乖往地下室走。也没有服务员过来收拾、劝止。起初可不是这样的。立明和纬静进来的时候，只有两三个老头缩在角落，帮派聚会的味道是一点点积聚的，进入午夜，气氛变了，场面失控。立明和纬静已经被一群老年人团团围住。立明根本没有心情探讨这群人在此集会的真相，不过，他是一个明白人，知道感情上的顽固抵抗只会让彼此更痛苦。
“可能是明天久光有活动，黄牛提前来排队。”
“黄牛没必要穿那么正式吧。”纬静嘀咕的同时，有一个打了耳钉的娘娘腔在沪剧的伴奏下，跳起了独舞。
“对了，别忘了旁边有百乐门，应该是去跳舞的。” “你觉得他们舍得买票在百乐门跳舞吗？”
“兴许和唱K一样，凌晨跳舞比较便宜。”立明说，“要不就是请来撑场面的，酒吧不是也花钱请公关嘛。”
“说不定是群众演员。”纬静说，“比如拍老上海的影视剧，有一场跳舞的戏，需要在百乐门取景。”
“现在这种戏在车墩就能一条龙搞定，没必要老远跑到市区来。”
他们就这样窃窃议论，在对方的推理里寻找漏洞，以为能够远离分手所引起的烦恼。到了十一点半，进来一个导游模样的男人，背双肩包，举一面小红旗。他用北方口音问：
“人都到齐了吗？”
娘娘腔答道：
“还差两个人，刚刚发过短消息了，讲还在夜宵车上。”
随后，“导游”吩咐了几句，走了。
“看来，是我猜对了。”纬静俏皮地说。
“未必吧，”立明凝视着纬静，“不到真相揭晓，你怎么知道自己的选择肯定是对的。等下我们跟着他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Seven，我很累了，我想回家。”
“那我送你回家吧。”
纬静沉默了。立明追问道：
“我可以送你回家吗？”
8
纬静不是社会学系的。大三的暑假一结束，她就为自己不是社会学系而遗憾。她的遗憾并不等于她想换专业，或者说，对自己的专业缺乏热情。她有遗憾，只是因为如果选了社会学，毕业论文会更精彩。她不是预言家，填志愿的时候，没想过本科的最后一年沐浴着夜色。她对上海的夜店生态、泡吧文脉有充足的观察，这种体验与阅历通常发生在步入中年的男性身上，事业有成，家庭不幸。所以，当她必须为毕业论文选一个方向的时候，她被不幸的遗憾攫住了，最后，作出了妥协。尽管如此，导师还是有被《上海媒体报道夜生活的发展趋势研究》这个标题惊到。“蛮朴素的，也蛮特别的。”导师鼓励道。这就等于给了她和立明证件，正大光明地在一起。
上海媒体，当时有固定版面报道夜生活的有几十家。最纯粹的是两本中文DM：《生活在high》和《Buzz八夜》（都已停刊），广告以洋酒品牌和酒吧活动为主。英文杂志：《That’s Shanghai》、《TimeOut Shanghai》、《City Weekend》以及《Shanghai Talk》（发行量都锐减到几乎消失）最受欢迎。网站方面，本地人倾向Shanghaining，老外只用SmartShanghai。此外，还有一堆城市类、风尚类、潮流类的画报杂志（或已停刊，或已取消相关版面）。
这些名字，Eleven几乎都有人脉。纬静还记得，酒吧当时做一场活动，公关手里的媒体名单要两三张A4纸，每页十几条，每条两个签名栏：编辑记者、摄影摄像。
立明总是贴在她左右。通常，他们的夜生活是从大时代广场（如今的连卡佛）开始的。在葡京或者其他餐厅用一顿并不简单的简餐，然后上到万裕，看七点多的那场电影，散场近十点，逛淮海路，一站路的距离，就到了DKD；照例，Eleven正和姑娘们拼酒，纬静会点上一杯加冰块的Cointreau（销魂的橘皮香，立明送过一大瓶，是她泡咖啡的伴侣之一）；他们会赶在911路（曾经是上海最后一条双层巴士公交线路）停运之前暂时离开，去别处调研，开在防空洞的C’s Pub，见证了她吐的第一轮烟圈，撤离幸福路之前的LOgO，给了她一次被摇滚乐手搭讪的奇遇。他们还去过百乐门，有一阶段，台湾商人把这里改造成了Club，狂乱的红绿激光，喧闹的嘻哈说唱，一切都在和经典、圣地、怀旧这些词汇道别。
这样好吗？某晚，纬静问立明：
“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规划？”立明不懂她问的是什么。如果是工作，那很简单，编辑，资深编辑，老编辑，退休；如果是人生，那更简单——说着，他用双臂替纬静的腰肢围一个唇形的环护。纬静怕他求婚，伸手封他的口。两个人四目对峙，立明的嘴唇少许偏斜，仿佛边路的一次突破，把正面防守甩在脑后。她放弃了，闭上双眼。双层巴士停了，楼下的车门啪嗒啪嗒，开了又关。
纬静的论文后来得了A-。私底下，导师夸奖她，说她的田野调查是博士论文一级的，但是审题能力还不及初中生。怎么可能呢？她会不明白，自己的论文严重偏题，她会不明白，自己真正想写的是什么。为了不为难自己，她写了两篇论文，把大的那篇塞进小的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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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静的公车堵在路面的时候，立明正在地下挤地铁。为免迟到，他连出租都不敢坐。缩在车厢里面，贴在他背上的姑娘问：“下车吗？”没有空间转身回答，他只好点点头，也问前面：“下车吗？”
静安寺是个大站，所以他是被人潮裹挟着冲撒到了车外。路面上也都是人。等纬静找到立明，见面说的第一句是：
“不好意思迟到了，没想到那么堵。”
立明买了三个套餐。纬静把外套脱在邻座。两人面对面坐下，借着静默，彼此细细打量，献上微笑。
“我以为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联系我了。”
“太夸张了，”立明说，“现在不是又见面了嘛。”
“你这样吧，让我想起你们上海人的一句话，叫——”纬静学讲沪语，“有事有人，无事无人。”
“真这样我们早见面了，因为我总有大堆的麻烦要人帮忙。这次不是听说你们停刊了嘛。我想你大概有空，就……”
“好啊，原来你是在等我失业啊。好救死扶伤对吗？”
立明轻声念纬静的名字，念了两次：“你以前可没这样刻薄。那时的你吧，如果不是一只鸳鸯，起码也是一只鹌鹑，很小巧，很Q的。”
“算了，你还是说我像个鸽子吧。”
两人呵呵笑了，改对付套餐，半小时里，抽空聊点别册修改的事宜。细节临近讲完，立明的电话响了，铃声是萨克斯的冷艳独奏。立明接听，敷衍几句。纬静喝着饮料，等电话一挂，说：
“你变了。”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日。如果不是客户着急开会，立明此刻应该在宽松的大床上，而不是如此拥挤的地铁车厢里。早餐一般发生在十点，到了白领的午餐时间，他开始准备出门，去公司晃一圈，若是一切正常，回到家里，太阳还没下班。
他此行的目的地位于浦东一条不知名的马路。开完会，立明的心情指数升了一些。他有信心拿下这个项目。新项目的特殊意义，他很清楚。这几年，他的工作就是替各区县制作宣传册，旅游的、招商的、文化的。他的上一本作品，以豫园的元宵灯会开篇，外滩的跨年迎新收尾，原定年初付印，因为外滩那场突发事故，正在推倒重做。
最头痛的是后续影响。如果事件持续发酵，最大的客户或许就此垮台。局面会有多惨，立明不敢去想。所以，昨天进公司之后，他赶紧指挥美编设计一些洋气的版式。他必须趁现在还有新项目向自己招手，赶紧抱住新的大腿。可是，这条大腿来得也太仓促了。今天招标，后天就得交策划书。如果比稿赢了——走流程而已，上回领导把他叫到局里开会，已经表明了态度，大家合作那么久了，很欣赏你们提供的产品，但是流程是必须的——即便比稿赢了，制作周期还是只有四周。那么短的时间，他需要对付新旧两个工程，撰稿、摄影、排版、送审、翻译、校对、送印——哪步都得亲自过问，肯定来不及。可惜没有同事搭手。他所在的广告公司，前身是H周报的编辑部，停刊之后，留下一间办公室、两个人。
充分评估之后，立明下了决断，他打算主攻新项目，把返工的烂摊子交给纬静。
他已经七年没见纬静了。思忖再三，他拨通了电话。彩铃响起的时候，纬静刚巧在气头上。中午起床，她发现自己的书房地板上堆满了杂志，她惊呆了。看着这些过期的杂志，投入过心血的杂志，她想起那天大扫除，怎么整饬自己的职业生涯，把它们安置在丈夫的书房（主要是法律类的工具书，书架上还有一些空位）。于是，她拿起手机，向正在上班的丈夫发了一通火。电话那头认为，这些过于精美过于笨重的时尚杂志富于异味，你可以舍不得丢，但不该去危害别人的健康。“是什么异味你告诉我？”纬静反驳道，“搞了半天，我在这个家里一点权利都没有，难道就因为房产证上没我的名字？”丈夫听了暴怒，呛了几句，又说：“现在谁还看杂志啊？公众号都看不完，印刷品还污染环境，早该淘汰了。”他说得轻巧，忘了妻子供职的D杂志新近停刊。“对了，”他赶紧温和一下语调，“忘记告诉你了，今天我不回家，单位年会，我们会在朱家角住一天，要帮你带一点扎蹄吗？”接着，通话就断了。纬静挂了电话，恼怒地凝视着地上的杂志，攥在掌心的手机不合时宜地响了，她想当然地选择了挂断，挂的时候，方才意识到屏幕上跳出的是立明的名字，但是手已经划上去了。
2
《恐怖分子》是纬静常看的一部电影。她坐在94路公车上，目的地是静安寺。她和立明约在百乐门隔壁的那家麦当劳。车外的夜色时断时续地挪动，头顶的空调热风倾斜着劲吹，她把脸贴上凉爽的窗玻璃，脑子里突然兜起《恐怖分子》的一幕：金士杰和缪骞人靠躺在床上，倾吐心声。聊天在这里扮演的是偷情的后戏。金士杰的左手枕在脑后，一撮腋毛和裸露的半身一样醒目。“立中不知道我们从前那些事情？”他问缪骞人。得到一声“嗯”后，他加快了语速：“从前的事你没跟他提起过？”“他从来没有问过我。”“那他很信任你了。”说时，金士杰的左手放了下来，高过右手，刚巧遮住所有的敏感部位，并露出肘部的几块结痂，形似地图上的一个岛群。
纬静还记得最初看《恐怖分子》的情景。是在立明的办公室，一个周六的黄昏，散发着印刷品的独特气味。结束了下午的采访，立明一反常态，提出想先回编辑部，把录音倒出来，免得晚上泡吧玩嗨了，出什么纰漏。社里空无一人，包括门卫室，老师傅大概去上厕所了。进了编辑部，立明也不开灯，开锁之后，旋即又把大门合上，径直走向黑暗中的电脑。回溯往事，纬静觉得这都是立明的刻意安排，在来的路上，甚至来之前，他就已经筹划好了，一切都在计划之内。
编辑部里一片漆黑。少许昏暗的光束穿透窗帘，勉强有一定的照明作用。纬静面对的是一个布局庞大的办公室。她熟悉这里，有四个月的实习经验，时常坐在立明的对面，听女导师布置任务。她帮那位时尚条线的名记跑场子，收集车马费。这不是她喜欢的角色。
“要不，我们先看个电影。”录音倒完，立明抬头招呼，“刚才Eleven给我发了短信，说晚上十点去DKD。”
“哦。”
“人呢？”
一个面具怪物冲了出来，隔着两台电脑屏幕舞爪咆哮。立明起身，看到纬静跪在对面的办公桌上，花裙子被大腿撑成漂亮的扇面，小腿勾连。纬静戴的那张面具，是某次拍大片的道具，后来编辑部遣散那天，立明看到它躺在地板上。他想起纬静，想起看的那部电影，看之前，怎么把她抱到自己的座位。他的双臂起初扮演纬静的围脖，安分了许久，左手才顺着她的锁骨往下探。电影当时放到哪里，他已经忘了，只记得纬静缺乏表情的脸，侧转之后，贴上他的鼻尖。
长久以来，反刍这一幕，更多的是苦涩滋味。但是，立明并不后悔。他抱守着一个心理事实，自己不知道纬静有男友。所以，当那个在纬静的嘴里糟糕透顶的前男友，以短信的方式复活，并且向他发出严正警告的时候，他也震惊，也愤怒，也把对方视为恐怖分子。
3
七年了，立明已经能够平静地面对这一切，把罪责全揽在自己身上。H周报停刊一周年的聚餐会，他就是被告的腔调。他和纬静的暧昧被前同事们归入编辑部笑话，仿佛蘸料，一经推出，每张嘴都有想法。 大家提起纬静是因为D杂志倒了。消息率先在朋友圈传开。带过纬静的女导师，说纬静的漂亮全靠化妆。摄影师朱彬问她，是哪个女的，怎么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
“这嘛，侬应该问Seven呀。”女导师说。
老资格的同事都笑了，晚一辈的等待开蒙。
摄影师和女导师，还有立明几个，都是H周报的老臣，并非开朝元老，但都为这份报纸奉献了青春。前面七八年和睦共处，不想晚景凄惨，上峰的态度，狂风雷雨闪电，霎时翻脸。当年，经营者使手段逼走了几个老员工，剩余听话的、意志品质坚强的，折磨他们大半年，发足了全额遣散费。但是，遣散费没拿全的现在混得更好，H周报有个定律，那些不欢而散被迫离开的，出去之后，生活都会上了一层楼，收入和地位比先前要高，只是更为辛苦，累死累活。
立明上个月因为静安区的一本别册，急用化妆师，朱彬在微信上向他推荐了一个老朋友。他怯懦地打去电话，心想好几年不联系了，黎晓燕大概早把自己忘了，不想对方还记得。
“不好意思，事体比较急，不晓得侬今朝下半天有空吗？”
“有啊，”黎晓燕说，“阿拉多少年没碰头啦，正好也碰碰头——是朱彬来拍吗？”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她的声音更兴奋了。立明不晓得接着该怎么提酬劳的事。五百块太寒酸了，这是好几年前的友情价，现在再报这个数字，他很为难，可是，又非报不可。
“不搭界的，”黎晓燕说，“老朋友了，正好也碰碰头。”
后来，他们在一家高档餐厅的豪华包房，等那位香港影星从对面的波特曼大酒店过来。这一段半公里的路程，他们等了近一个小时。他们倒没有埋怨，似乎早把下午的封面拍摄给忘了。服务员给他们倒足了茶水，还备了一些粤式点心，仿佛旧友的下午茶聚会。朱彬说起这一年来卖鹅蛋的经历。他和几个朋友在崇明包了一块地，养鹅，鹅蛋是季节性产品，卖完，鹅也完了，五百八十块一只。黎晓燕的摄影棚还开着，不仅开着，规模还从两个楼面扩充到四个楼面，她说她为了老公的摄影艺术梦真是倾尽了所有，搞得现在像个瘪三，到处帮人家化妆，想尽办法赚钱。除了房租，她和丈夫的摄影棚还养了五个人，算上房租，每个月睁眼闭眼就是九万块的债。她这样说，听得立明很内疚，俨然是被谴责了，拍个封面，发型和化妆二合一，只给五百块的报酬。
“哎哟，不搭界的呀，”黎晓燕拍拍立明的肩膀，嗤笑道，“老朋友碰碰头，靠这点化妆钞票我要赚到啥辰光才好把这房租赚出来啊。阿拉现在调方向了，如果还是借给媒体拍大片，拍拍婚纱照，老早关掉了。”然后，她掰着手指列举那些倒掉的市区摄影棚，还有那些曾经合作过的报纸杂志，基本上也都停刊了。
或许是这次还不错的朋友叙旧，让立明和朱彬萌生了聚餐的念头，把H周报的前同事们召集起来，就像同学会那样。起初，大家对着美食，捧着酒杯，嘴里剩余的空间都在怀旧，以前采访过的明星，或死了，或红了，或因为吸毒被抓了，聊那些报上没发表过的花絮。到后来，大家七嘴八舌，开始审问立明，索要他和女实习生谈恋爱的真相。立明大方承认了，自己追过纬静。对一个单身男性来说，这不丢脸，编辑部这些年进进出出多少女性，他就下过一次手。
“这我就搞不懂了，为啥偏偏是她呢？”女导师问。对于立明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当年他的好友Eleven也这样提审过他。聚餐会一结束，立明拨通了Eleven的电话，约他出来喝一杯。Eleven以空气太差为由，坚持把酒局改在他家里。他刚和女友拗断，屋里乱稻草一样，洋酒和唱片码在一起，压得书架有了弧度。
他们喝到凌晨，若非第二天立明要去浦东一条不知名的马路开会，他们可能会回到往昔。那几年，他们在淮海路的几家Club，夜生活的标准是晚上十点至凌晨两点。太久没碰酒精，让立明的记忆产生了轻微断裂。印象中，Eleven不知为何提到了纬静，随后，立明就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就这个名字作些补充。对话低调而露骨，普通话的声调赋予庄严的反思精神，在Eleven，这是他听过的关于纬静的最全洁本。
“你其实还是很在意她的。”Eleven总结道。
“没有没有。”立明说，“情况是这样，我觉得自己当时犯了几个错误……比如她第一次提分手的时候，我应该更果断一些……我是后来才这样觉得。你看一些文艺作品，挺美好的男女主角，然后有第三者强势插入，他觉得自己是正当竞争，但是，作为观众，你会很厌恶他。”
“所以，你当时强势插入了？”
“侬瞎无聊！”立明有点恼了。
“问题是他们并不美好啊。”Eleven喝酒的时候嘴角还在上扬，“听你说的，我觉得她对那个男的很失望。起码曾经是这样。如果是我，有个女的一直在我旁边抱怨自己的男人，我会觉得她是在激励我解救她。”
“你会救她吗？”
“不会。”
“为什么？”
“等我去救的人太多了。”Eleven说，“而且，她有点高冷，让我想起外滩的酒吧，比如说Lounge 18。”
4
上海的酒吧种类驳杂，Eleven把它们分为三层。第一层，外滩周边的，包括其他区域五星级酒店的，颜值环境消费多项参数超标，老外比国人多，女性比男性多，香槟比烈酒多；第二层，淮海路沿线的，大型Club为主，常有世界排名前一百的DJ献艺，土豪小开撑场面，老外基本瘪三，卡座上的整瓶洋酒无所谓品牌，但必须有脉动或者绿茶助兴；第三层，其他。
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Eleven的这种分法具有白皮书意义。各层的卖点，他有个人解读：第一层的关键词是腔调，第二层是音乐，第三层是主题。主题的范围很自由，体育同志摇滚雪茄爵士，等等。有一些靠捞偏门，已成历史的CD是Eleven爱举的例子，他常常教育新人：
“C，Chicks；D，Ducks。”
纬静上过Eleven的夜店课。她最早听说Eleven这个名字是在创意园区M50，当时她在H周报的实习刚刚提前终止，换了笔名，潜伏（后败露于财务小黄的无心提醒）在立明责编的版面里。她的每篇文章好似琴弓，能在立明绷紧的神经上奏出音乐，但立明还是不放心，每次采访都要督阵。也是熟了，纬静问他： “你为什么要叫Seven？”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叫Eleven。”
“前女友？”
“不是，是我的大学室友。”
后来，她开始跟着立明混夜店。都是Eleven拉场子，订卡座。那几年，上海的生活时尚类报刊有夜生活版面，Eleven就是今天说的KOL意见领袖。太多夜店巴结他，送他消费卡，两三千一张，够挥霍一晚上。有一晚，她大声问（动作近似吻）Eleven：
“你为什么要叫Eleven？”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叫Seven。”
和多数人一样，纬静误以为他们是某便利店的粉丝，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三冠王时期的曼联队，左右两翼的主力边锋，一个穿十一号，另一个披七号。
Club的吵闹是窒息式的。当晚的DJ叫石野卓球，擅长刚猛的techno舞曲。要把这些误会解释清楚，Eleven的嘴和纬静的耳朵还需要亲昵半分钟。这是Eleven难以接受的，虽然平日里他很享受和美女攀话，尤其是在泡吧的时候。他看到立明从厕所回来，顺势把难题踢了过去。
“当时幸亏你回来了。”Eleven回忆道，随后叫立明拿书架上那瓶喝了一半的黑方。Eleven接过酒，帮立明倒了半杯，给自己添满。
“当时坐在你旁边的，是Angel吧？”立明说。
“有吗？我怎么记得我和她已经分手了。”
“你们分手了，又复合过一次。对的，肯定是Angel。我记得我们从DKD出来，在天桥下面吃羊肉串，然后，你拦了一辆强生车，带她回家了。”
“你记性真好……是○六年的夏天？”
“对的，”立明说，“那天下午我去M50做了一个采访。”
“○六年啊，M50已经很商业了，不好玩了。”
“是呀，很多北京的画廊过来开分店，然后零八年金融危机，关了一大片。”
“上海的夜生活也是○八年开始走下坡路的。”Eleven猛喝一口，说，“酒商不烧钱请DJ了，Club Bon Bon关了，DKD被MT并掉之后就彻底废掉了，还有G Plus。”
“现在想想，○八年之前的三四年，真是上海夜场的黄金时代。”
“也是媒体行业的黄金时代。”
5
H周报是立明的第一份工作。他从大三起就在这里实习，跟着前辈扫街。大四寒假一过，前辈被一家新创的杂志挖走了，提前解救了他——是继续实习等待名分，还是去别处当开国元勋。当时的上海，每季度都有一两家媒体问世，如果算上DM读物、VIP内刊，行业流动仿佛地铁的转换乘。
刊物多，实习生更多。立明留意纬静不是因为他们的校友关系，也不是因为她的鼻子英挺，鼻根与眉毛之间有东欧风情。他是被这位新实习生手里的杂志吸引住了。他一抬头，瞥见对面站着的女生，腋下夹了一本《看电影·午夜场》，然后才有了上述的两点发现。此后的情报显示，纬静在编辑部表现为一个乖学生，认真听女导师布置任务，搭话不多，情绪不高，来去好比消声手枪。她好像选错了条线，应该去文化、城事这些版面找找感觉。导师对纬静唯一的肯定是，姑娘文笔很好，经常拿一些濒危的字词考验她的耐心。
“没有，我的简历写得很清楚，最喜欢时尚，其次是文化和美食。”纬静后来和立明重提旧事，把问题指向导师的心机，故意给她小鞋穿。“反正她就是不喜欢我。”纬静说，向身旁的立明投去亟待被安慰的一瞥。这是她第二次接受立明的约稿。上次是一篇软文，应酒商客户的要求，采访一位抽象画家。项目定得仓促，软文编辑碰巧去度蜜月了。“谁能赞助我一个实习生？”立明向同事们求助。手头有一堆内稿要编，一堆匿名外稿要写，他不能吐尽心声。然后就听到女导师报纬静的电话，用的是数来宝的轻快节奏。软文采访意料之外的顺利，立明当晚加了纬静的MSN。对话框里的纬静鬼马活泼，画风大变。单独见面的次数多了，这种错觉如烟似云，化作交汇的身影，在宜昌路顺着苏州河蔓延，在南汇数着桃花游荡，在文庙被周日书市的摊位裁剪，在幸福路被华山绿地的昏黄路灯越拉越长。那是中国电影票房的蛰伏期，银幕却不因黑黢黢的空空落落而罢工。随意选一个工作日，午后的阳光为即将步入冷门影院的观众备了一份厚礼，一种包场的仪式感。他们常去的上海电影院，离立明的住处（纬静不肯去）和单位都近，三个地方如果两两画直线，会为地图增添一个小三角。上海电影院一三年停业，拆毁之前，上档慢，观众少。小厅最是冷清，因为银幕迷你。前几排是情侣座，中间不设扶手。起初，他们坐第一排，银幕上下，各演各的，为了营造氛围，选片日趋低俗。《皇家赌场》这类口味重、动静大、时间长的，一看再看。片场也换了，搬到中间那排家庭座，一个长条，仿真的皮沙发，防震效果一流。好在纬静“摆大巴”，摆出足球比赛弱队踢强队的死守态势，任由立明狂轰乱炸，字幕走完，比分还是零比零。灯亮了，清扫的阿姨打着哈欠收拾残局，两位观众不卑不亢、脚步含蓄地跑厕所。
真是好姑娘。立明有感于她的操行，一边自惭，一边加大追求力度。可怜电话，每到深夜都会被他打到发烫。他聆听那些温润软语，想象对方正躺在被窝，和自己一样，渴望一个拥抱，正如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缱绻决绝，《指环》的冗长缠绵。电话一断，只能勾起他的离愁别绪，数十次的送别情景。夜里过了十点，纬静就不回宿舍了，她在上海居然有房子。立明谨遵约定，出租永远停在胶州路口，不许跟踪，折返回家。一个外省学生，能在长寿新村有一套住房，被她解释为父亲的投资意识。
热情的夏天快要燃尽，有一晚，立明摊开收藏的出租发票，吓了一跳。
6
立明参与别册制作是在○六年的秋天。抛开新闻理想，服侍企业或机关，定制宣传册，无非是钱的问题。那年岁末，他做了个统计，底薪、浮动、车马费，再加上外稿，自己的年收入接近十五万。这个数字对工龄三年的小编还是可观的，够立明和纬静在外面潇洒。此后，他的年收入仿佛中国的GDP年增幅，稳中有降，而物价迄今已翻了两倍多。 只要一涉及别册，他的工作就进入喜怒无常的状态。偶尔，也向纬静诉苦，无谓而无尽的修改如何荒诞。对象通常是企业，因为有比较，机关的形象衬得高大伟岸。他很享受去机关开会，在那里，他觉得自己是个人，而不是乙方，会议语言也从纯粹的国语改为上海话辅助。好些领导只长他十来岁，却仿佛相隔一个世纪，他们的浓郁乡音非常亲切，逻辑也是沪语的。或许，这也是立明能够坚持下来的理由，从传统媒体转入新媒体。当身边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改行，他还在跟稿件谈恋爱，还在用键盘描绘上海。
从Eleven家买醉而归，立明以洗澡的方式醒酒。他有睡前读几页书的习惯，这个习惯还包含了阅读的随机性。今天，他照旧扫视书架，结果抽出一本《Madame Bovary》，然后上床，双腿缩进羽绒被子，背靠床头读。书是多年前淘的，扉页印有“上海外国语大学职业技术学院资料”的字样。书的作者在小说里大量使用“未完成过去时”，强调习惯或者某个状态。立明读得很痛苦，不久就迎来了睡意。他合上书，用拇指完成了一次飞快的翻阅。有东西卡在后面，被他挑了出来——两张《通天塔》的票根。都忘了这电影在国内公映过。他留意票券时间，确定当时还和纬静在一起。这样的罪证还有很多，在立明搬离南昌路之前，被安置进了某个铁盒子。东西应该躲在安置过期杂志的书柜里。
多年的暌隔，记忆女神依然能歌善舞。顶着盖子的，是一根奶茶吸管，塑封还在；一张百盛的购物发票，品目注明隐形文胸，金额二百五；两张从南昌寄来的春节明信片，邮戳时间相隔三天，一张写着：
2006年，我开始相信星座一说。
小狮子vs白羊！
另一张只写了一句法语：
“C’est la faute de la fatalite”（错的是命）
一包葡京茶餐厅的纸巾——立明抽出一张闻，想起咖喱牛腩牛筋煲的香味。纬静的必点菜。他们但凡去万裕看晚场电影，就会下到负一层的葡京用晚餐，然后逛旁边的Chaterhouse（外版书要价比外文书店贵，胜在品种和环境）。除了万裕，另两家店都消失了，曾经和立明在负一层对着白墙小便的前申花球星也变成了囚星。
一张对折的信笺，打开：
Seven：
这是偶从大连带回来的。
名字叫“万宝螺”，呵呵，据说是世界四大名螺哟！
找不到合适的盒子，又怕压坏，结果就装在我的眼镜药水盒里来。哈丑！
如果有咸咸的腥味，那可是大海的味道！不要嫌臭哦，嘿嘿！
落款是○七年的九月六日。工作才几个月，她应该是公差去大连采访。海螺呢？他四处翻找，像个落魄的小偷，最后放弃了。铁盒子里还有一堆票券，电影、话剧、音乐会、演唱会、出租车，数目惊人。立明感觉腿麻了，眼睛快瞎了，情绪已经满溢。于是，懒得整理，统统塞回去。
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它们会被保留，像爱情的尸体，制成一具一具标本，这样残忍。他想到明早为它们预备的火刑，烤火的姿势提前了，内心涌起一股暖意。可这暖意并不持久，仿佛严冬户外呵在掌心的一口热气，瞬间雾化。他舍不得，俨然烧的不仅是回忆，还有他这个人。那一刹那，他想起纬静的一段话：
“我不能和他分手。虽然我爱你。我和他在一起六年多了，如果分手了，就是对我的彻底否定。这个代价太大了。”
当时她在电话里哭得快要窒息，连咳带嗽，一再拒绝向立明提供地址。时至今时，他才真正做到了理解，或许说，谅解。
7
电话拨通的等待音一响起，立明就后悔了。这样是不是太鲁莽了？明明新的别册项目还没拿下。比稿万一神奇地输了怎么办？无非是多出几千块钱的稿费，纬静还未必看得上呢！
“喂。”听到纬静的声音，立明冷静了下来，一如往昔采访那些大人物。他简叙了来电原因、当前困境，只字不提比稿之事，又强调稿期短，敦请纬静尽快答复。
“可是我连东西都还没看到啊，”纬静说，“我怎么知道自己能不能帮到你？”
“内容基本上是推倒重做，不过结构没变，你往里面填就是了。”立明说，“方便的话，给我一个地址，我把上一稿的彩样全部快递给你。”
“地址啊……”她放慢了语速，“还是这样吧，晚上我请你吃饭，你把资料带过来吧。”
“哦，那也行，不过晚饭还是我来请吧，本来就是托你帮忙。那么，我们约在哪里？”
几十回合之后，立明同意了纬静的建议：晚上七点，百乐门旁边的麦当劳。
关于这家快餐店，立明有很多回忆。如果是好几年前，排在前列的是彻底分手的郁悒，然后是对某些老头的质疑，最后才是一批快乐的约会情景。随着时间的激流，头尾两部分江河汇海，倒是那些老头，顽石一般，梗在意识的浅滩。每回路过静安寺，望见百乐门，立明都会问自己：
“那些老头到底是干吗的？”
他们身着西服，或深或黑，样式统一，年龄都在五六十岁左右。没有一个人点餐。隔壁便利店买的桶装泡面，酱蛋丢进去，再闷一会儿；自带的炒货，瓜子在蜡黄的牙齿上劈啪作响，小核桃被钳子夹成两半；豆浆粉倒进保温杯的杯盖，热水冲调，调羹不忘在舌头上做一些体操动作。他们谈天说地，霸占一片区域，好些举着托盘等待落座的食客见了，乖乖往地下室走。也没有服务员过来收拾、劝止。起初可不是这样的。立明和纬静进来的时候，只有两三个老头缩在角落，帮派聚会的味道是一点点积聚的，进入午夜，气氛变了，场面失控。立明和纬静已经被一群老年人团团围住。立明根本没有心情探讨这群人在此集会的真相，不过，他是一个明白人，知道感情上的顽固抵抗只会让彼此更痛苦。
“可能是明天久光有活动，黄牛提前来排队。”
“黄牛没必要穿那么正式吧。”纬静嘀咕的同时，有一个打了耳钉的娘娘腔在沪剧的伴奏下，跳起了独舞。
“对了，别忘了旁边有百乐门，应该是去跳舞的。” “你觉得他们舍得买票在百乐门跳舞吗？”
“兴许和唱K一样，凌晨跳舞比较便宜。”立明说，“要不就是请来撑场面的，酒吧不是也花钱请公关嘛。”
“说不定是群众演员。”纬静说，“比如拍老上海的影视剧，有一场跳舞的戏，需要在百乐门取景。”
“现在这种戏在车墩就能一条龙搞定，没必要老远跑到市区来。”
他们就这样窃窃议论，在对方的推理里寻找漏洞，以为能够远离分手所引起的烦恼。到了十一点半，进来一个导游模样的男人，背双肩包，举一面小红旗。他用北方口音问：
“人都到齐了吗？”
娘娘腔答道：
“还差两个人，刚刚发过短消息了，讲还在夜宵车上。”
随后，“导游”吩咐了几句，走了。
“看来，是我猜对了。”纬静俏皮地说。
“未必吧，”立明凝视着纬静，“不到真相揭晓，你怎么知道自己的选择肯定是对的。等下我们跟着他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Seven，我很累了，我想回家。”
“那我送你回家吧。”
纬静沉默了。立明追问道：
“我可以送你回家吗？”
8
纬静不是社会学系的。大三的暑假一结束，她就为自己不是社会学系而遗憾。她的遗憾并不等于她想换专业，或者说，对自己的专业缺乏热情。她有遗憾，只是因为如果选了社会学，毕业论文会更精彩。她不是预言家，填志愿的时候，没想过本科的最后一年沐浴着夜色。她对上海的夜店生态、泡吧文脉有充足的观察，这种体验与阅历通常发生在步入中年的男性身上，事业有成，家庭不幸。所以，当她必须为毕业论文选一个方向的时候，她被不幸的遗憾攫住了，最后，作出了妥协。尽管如此，导师还是有被《上海媒体报道夜生活的发展趋势研究》这个标题惊到。“蛮朴素的，也蛮特别的。”导师鼓励道。这就等于给了她和立明证件，正大光明地在一起。
上海媒体，当时有固定版面报道夜生活的有几十家。最纯粹的是两本中文DM：《生活在high》和《Buzz八夜》（都已停刊），广告以洋酒品牌和酒吧活动为主。英文杂志：《That’s Shanghai》、《TimeOut Shanghai》、《City Weekend》以及《Shanghai Talk》（发行量都锐减到几乎消失）最受欢迎。网站方面，本地人倾向Shanghaining，老外只用SmartShanghai。此外，还有一堆城市类、风尚类、潮流类的画报杂志（或已停刊，或已取消相关版面）。
这些名字，Eleven几乎都有人脉。纬静还记得，酒吧当时做一场活动，公关手里的媒体名单要两三张A4纸，每页十几条，每条两个签名栏：编辑记者、摄影摄像。
立明总是贴在她左右。通常，他们的夜生活是从大时代广场（如今的连卡佛）开始的。在葡京或者其他餐厅用一顿并不简单的简餐，然后上到万裕，看七点多的那场电影，散场近十点，逛淮海路，一站路的距离，就到了DKD；照例，Eleven正和姑娘们拼酒，纬静会点上一杯加冰块的Cointreau（销魂的橘皮香，立明送过一大瓶，是她泡咖啡的伴侣之一）；他们会赶在911路（曾经是上海最后一条双层巴士公交线路）停运之前暂时离开，去别处调研，开在防空洞的C’s Pub，见证了她吐的第一轮烟圈，撤离幸福路之前的LOgO，给了她一次被摇滚乐手搭讪的奇遇。他们还去过百乐门，有一阶段，台湾商人把这里改造成了Club，狂乱的红绿激光，喧闹的嘻哈说唱，一切都在和经典、圣地、怀旧这些词汇道别。
这样好吗？某晚，纬静问立明：
“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规划？”立明不懂她问的是什么。如果是工作，那很简单，编辑，资深编辑，老编辑，退休；如果是人生，那更简单——说着，他用双臂替纬静的腰肢围一个唇形的环护。纬静怕他求婚，伸手封他的口。两个人四目对峙，立明的嘴唇少许偏斜，仿佛边路的一次突破，把正面防守甩在脑后。她放弃了，闭上双眼。双层巴士停了，楼下的车门啪嗒啪嗒，开了又关。
纬静的论文后来得了A-。私底下，导师夸奖她，说她的田野调查是博士论文一级的，但是审题能力还不及初中生。怎么可能呢？她会不明白，自己的论文严重偏题，她会不明白，自己真正想写的是什么。为了不为难自己，她写了两篇论文，把大的那篇塞进小的肚子里。
9
纬静的公车堵在路面的时候，立明正在地下挤地铁。为免迟到，他连出租都不敢坐。缩在车厢里面，贴在他背上的姑娘问：“下车吗？”没有空间转身回答，他只好点点头，也问前面：“下车吗？”
静安寺是个大站，所以他是被人潮裹挟着冲撒到了车外。路面上也都是人。等纬静找到立明，见面说的第一句是：
“不好意思迟到了，没想到那么堵。”
立明买了三个套餐。纬静把外套脱在邻座。两人面对面坐下，借着静默，彼此细细打量，献上微笑。
“我以为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联系我了。”
“太夸张了，”立明说，“现在不是又见面了嘛。”
“你这样吧，让我想起你们上海人的一句话，叫——”纬静学讲沪语，“有事有人，无事无人。”
“真这样我们早见面了，因为我总有大堆的麻烦要人帮忙。这次不是听说你们停刊了嘛。我想你大概有空，就……”
“好啊，原来你是在等我失业啊。好救死扶伤对吗？”
立明轻声念纬静的名字，念了两次：“你以前可没这样刻薄。那时的你吧，如果不是一只鸳鸯，起码也是一只鹌鹑，很小巧，很Q的。”
“算了，你还是说我像个鸽子吧。”
两人呵呵笑了，改对付套餐，半小时里，抽空聊点别册修改的事宜。细节临近讲完，立明的电话响了，铃声是萨克斯的冷艳独奏。立明接听，敷衍几句。纬静喝着饮料，等电话一挂，说：
“你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