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龄、这年月，对官职和荣誉已没了兴趣。
　　但当拿到北京市公安文学艺术联合会颁发的首都警营文学艺术十佳作者证书时，还是有许多感触，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1981年底，我在张坊高中毕业了。由于不能适应补习、高考，高考、补习的学习方式，又回到了那个前面是山，后面是山，左面是山，右面还是山的家。
　　离家在外住宿上学5年时间，一下子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同学，离开了老师，好像失去很多东西。每天心里都是空荡荡的，时常惆怅，更时常痛苦不堪。
　　但静下心来，面对现实，还是自己要给自己找个出路！
　　我自认为在学校时，作文写得不错。自己也喜欢写写画画，抒发抒发自己的情感。
　　那时，山里听到外面世界的消息，只有半导体收音机。有时到大队部，也能看到报纸。那时报纸也是稀缺的东西，好多人看到报纸就装起来，回家糊窗户了。
　　我有几次拿到报纸，看着看着，就发现每篇稿子的后面都有一个名字。我想，写稿子的人是固定的，还是谁写就给谁登出来？我的名字什么时候也能刊登在报纸上，也能打成铅印的字？
　　处在那么偏僻的深山里，我竟想走文学之路，现在想起来真够天真的。别说是文字功底差，就连投稿的基本知识也不懂。
　　當时我听说六渡乡卫生院，有一位叫刘玉兰的大夫，为妇女接生走遍大山，没有不叫好的。我想她的事儿值得说，就写了一篇表扬她的稿。题目是《接生员刘玉兰 不畏艰险为山民》。
　　起初是把稿子写在白纸上，后来才知道要写在方格稿纸上。写在方格纸上，一是编辑好数字数，计算刊发版面和时间;二是按字数计算稿费，向作者发放。可到哪里去弄方格稿纸呢？跑到村里代销点儿去问，没有。到乡里去买，要走20多公里山路！
　　怎么办呢？毕竟天下事难不倒有心人，我便买来白纸和直尺，用铅笔画格子，先自造出稿纸，然后写文章。很多时候，画稿纸的时间要比写文章的时间长得多。
　　自造出了稿纸，要找个地方写文章，也是相当不容易。家中条件差，连个桌子都没有，我只好趴在炕沿上写东西。往往从晚上开始爬格子，一直爬到“半夜鸡叫”，煤油灯把鼻子熏得一团漆黑。
　　画好格子，写满格子，要寄出这些“格子”，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那个小山村实在太偏僻了，邮递员十天半个月也难得光顾一次。为了方便自己投稿，我找村党支部书记，义务当了村团支部的图书借阅员。每月步行百余公里，到十渡乡文化站为村里的青年借阅图书。写了稿子顺便送到乡广播站。
　　那时山村没有电视，收音机也很少，但家家都有一个与大队部和乡政府连接着的小喇叭。乡广播站的小喇叭一天广播3次，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
　　在我的第一篇稿件送到乡广播站的第3天，与乡广播站连接的小喇叭里传来播音员的声音：下面播送师永祥写来的广播稿，题目是……我把耳朵紧紧贴住小喇叭，恐怕听不见，等我听完自己写的稿子，乐得蹦了好几个高儿。
　　稿子播出后，我成了村里的“小名人”，村里有事儿写东西都找我。从那天起，我便与写稿结了缘。
　　我写的稿件，送到六渡乡广播站采用广播后，乡党委书记刘德朝听了，问乡宣传委员，写稿件的是谁呀？
　　那一年，我被调到乡政府，当了宣传报道员。从在家里务农，到乡政府当职员，这是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到了乡里上班，稿纸充足了，投稿更方便了，写作素材也多了。有时还用打字机打稿子，用油印机印稿件。
　　那时，我采写的稿件，六渡乡广播站先播发，然后寄往房山县广播站。寄到房山县广播站的稿件，都是一位叫吴吉平的记者编辑播发。吴吉平也几次到六渡采访，我俩还住在一个屋子里。我从此和吴吉平有了交往，有了向他学习的机会。
　　那时，农村青年投稿都知道《北京日报》郊区版。我平时也搜集素材，尝试着给报社投稿。1983年2月，我终于在投稿第十篇时，在《北京日报》郊区版上刊登了一篇不到100字的小消息。编辑稿件的是刘炳增老师，稿件的题目是《王老铺村赵国着发羊财》。从此，我的名字真的上了报纸，真的成了铅印的字。

　　1984年，刚改革开放后的几年，我发现六渡乡王老铺村，有20多户人家买了汽车、拖拉机，搞运输发家致富。还有的拉着小毛驴车贩运农副产品，就感到这是好事儿，封闭了多年的山里人头脑开化了。就连续写了两篇稿子：《王老铺村运输专业户多》《穆志金拉着毛驴车》，寄给了报社。寄到了《北京日报》郊区版后，编辑部感到稿件内容好，适合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报社指派记者刘炳增，亲自到王老铺采访。
　　那天，刘炳增老师是从永定门坐火车，到十渡火车站下车的，然后步行到了六渡。到六渡乡政府已经中午12点了，他在乡政府的伙房简单吃了几口饭，我俩就奔王老铺去了。 　　我俩边走边聊，15公里的路程没有感觉到很远。从那天起，我认识了刘炳增老师。
　　那天采访，刘老师找到了村党支部书记师有平，又和拉小毛驴的穆志金进行了长谈。根据采访的素材，我俩合写了3篇稿件：消息《王老铺村出现20个运输专业户》，介绍了全村开展专业运输的情况;通讯《长途贩运记》，说的是村民穆志金拉驴车搞运输的事;短评《正确对待长途运输》，批驳了当时一些人认为搞长途运输不是正道儿的错误认识。
　　这3篇稿件在1984年8月17日的头版头条刊出，几乎占了一个版面。这组稿件，有力地宣传了1984年中央1号文件中指出的：“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出现的专业户……是农村发展中的新生事物”的精神，宣传了房山改革开放的好形势，澄清了一些人的模糊认识，促进了山区专业户的发展。对深化农村改革，支持新生事物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作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读者的好评和报社领导的表扬。
　　1985年初，《北京日报》社开展短新闻竞赛。我写了一篇《有钱不忙置高档 家中多添猪牛羊》的稿件，寄往《北京日报》社，参加报社举办的短新闻竞赛。那年，我认识了著名记者李培禹老师。李老师给我编辑了稿件，使我的稿件在评比中获得二等奖。这篇稿件还在房山县宣传部举办的短新闻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另一篇《养蜂人辗转千里 六渡亲吻荆花香》获《北京日报》短新闻竞赛三等奖，房山县宣传部举办的短新闻竞赛二等奖。
　　那一年，李培禹老师亲自到六渡指导我写作，我和李培禹老师合写了长篇通讯《拒马河听我对你说》，在《北京日报》第二版整版刊登。很多人看到了稿件，为我表示祝贺，说在《北京日报》刊登这么长的稿件不容易。其实，这都是李培禹老师指导帮助的结果。
　　又是那一年，房山县广播站记者吴吉平为我找了工作。我从六渡到房山上班儿了，也真的离开了大山，也真的飞出了大山！
　　在房山上班的单位是一个建筑总公司，公司领导非常重视宣传工作。我的第一篇稿子，写的是韩村河建筑公司经理田雄，带领本村建筑工人建设北京紫玉饭店，受到市政府表彰的事。这篇稿件，也成了介绍韩村河村的第一篇稿件。现在进了韩村河村的展览室里。
　　1989年，北京市委宣传部开展国庆40周年征文比赛，我的散文《奔腾的拒马河》获了三等奖。那一年，我的好事连连，我参加了房山公安局新民警招录考试，光荣地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1989年12月，我的两篇稿件，分别获房山国庆40周年征文比赛一等奖、二等奖。由于我正在参加房山公安局新警培训，房山公安局政治处干部黄维彤、王井天两位老领导为我领了奖。
　　培训结束后，我留在房山公安局政治处搞宣传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十几年间，我宣传报道了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二等功、三等功荣立者，见义勇为好卫士，在平凡岗位上踏实工作的民警100多人。宣传报道了房山公安局获得全国、市级、区级先进集体20多个。
　　1994年，我写了《痕迹检验专家李玉芬》，李玉芬在全国出了名。她获得了全国警界女十杰、全国二级英雄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光荣称号。她获得的荣誉，在首都警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首都警界搞宣传的同行们说，女民警以后不好写了，怎么写也超不过房山的李玉芬啦。
　　1995年，我和房山的同行们合著了散文集《十渡风情》，十渡有了第一本介绍景区风土人情的书籍;1998年，我主编了房山公安先进人物集《为警徽增光》，分局有了第一本先进人物事迹汇编;2004年，我出版了个人散文集《我从山中来》，我也是房山公安分局第一個出散文集的民警;2009年，我出版了个人报告文学集《拒马警魂》，宣传了十渡拒马河流域警察的英雄事迹。
　　2009年，我被吸收为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公安文学艺术联合会会员，并被选为北京市公安局文联文学创作协会理事。
　　2012年7月，房山遇罕见大暴雨，洪水冲毁了堤坝，冲毁了民宅。我作为河北派出所所长，带领派出所民警们恪尽职守，勇于牺牲和奉献。我写的《见证7·21大暴雨》获房山区有奖征文一等奖、获《北京纪事》杂志社年度优秀作品一等奖。还被评为年度最佳作者。
　　回想起从写第一篇稿件，被乡广播站广播;从给报社投稿第十篇，才被报社采用。35年来，我写的稿件超过百万字，我的作品获得各种奖项近百个。
　　回想35年来，我与写作不离不弃，这条路真是走对了。35年来，我的进步与发展与写作是分不开的。
　　前半生，我用手中的笔讨饭、赚钱、养家、晋级、提干。
　　后半生，我还要用这支笔回忆过去，书写未来。
　　笔在心中转动，目标在笔下行走，理想在笔中实现。
　　写作，给我带来快乐！
　　写作，真的其乐无穷！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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