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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反腐,“打虎拍蝇”,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监督,而人民群众最常见的监督渠道就是向党和国家有关部门进行信访举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不仅出台了一系列信访工作的法律法规,而且每年都派出多批巡视组巡视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国家机关、央企和高校,其目的就是寻找和发现腐败问题线索,形成反腐威慑。中央纪委大张旗鼓地向人民群众宣传反腐倡廉的同时,不断加强信访举报工作,不仅机关人员认真受理群众电话、信函、来访举报,而且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开通了中央纪委举报网站和微信、短信平台。此举极大地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称赞,然而也有少数人对此抱有偏见。
世上许多东西都是隔行不隔理,古人早有医病寓政之说。执政者对于举报,犹如人体对于“痛感”,是矛盾事物的两个方面。深刻认识“痛感”的机理,对于我们消除对举报认识上的褊狭,能起到一定的矫正作用。
对于“痛感”的解析,美国著名手外科专家布兰德在其《疾病:无人想要的礼物》一书中列举了一个例子:1885年的一天早上,夏威夷神父达米安在刮胡子时,不小心将一杯滚烫的开水溅到了自己的脚上,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感觉到疼痛。就在这一瞬间,神父确定自己得了可怕的麻风病。布兰德以此例分析说,当多数人寻求医生减轻痛感的时候,麻风病、糖尿病、神经紊乱等病人却因缺乏痛感而生活在经常的危险之中。因此,他告诉我们,痛感是“人类卓越的特权”。
我们每个人都经受过痛感的折磨。对于痛感的态度,脆弱者会急于止痛,或许认为消除了痛感就是战胜了痛感,甚至于使用非常危险的麻醉剂;而坚强者则藐视痛感,对痛感表现出不以为然或不屑一顾的态度,有时甚至认为痛感也许就是一小撮敌人。无论是脆弱者,还是坚强者,都厌恶痛感。然而,一般健康人都以自己有没有痛感作为健康的第一标志,而一般病人对于康复的判断也首先归之于痛感症状的消减程度。因此说,痛感是我们发现受伤或病变的第一信号。
痛感不但提醒我们什么时候受伤了,同时会阻止我们受到更大的伤害;痛感不仅会告诉我们正处在或大或小的病变危险之中,同时也引导医生用最恰当的方式去解除这种危险。无痛病人之所以是危险的,因为这不但会使病人自己失去警觉,而且会使医生丧失寻常的审慎。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痛感是一种危险“信号”的话,那么无痛就是一种无信号的“危险”。
对痛感应有一种“敬畏”态度。因为痛感可以使我们产生警觉,而快感则可以让我们忘乎所以。毒品所引起的“幸福感”使人迅速上瘾,不能自拔;艾滋病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杀手,也源于人们对“简单快感”的一味顺从和无节制。医学证明,肺部或胸部深处的一些癌症之所以更为致命,是因为它们所在的身体部位痛感不强,等到它扩散到一些敏感部位产生痛感时,局部治疗已经达不到效果了。
自古以来,大凡开明的治国理政者,都深谙人体痛感机理,能够正确看待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两千多年前古人专门为民众设立的纳谏柱子华表,至今仍屹立在北京天安门前。我们共产党人是体察民众“痛感”的楷模,始终把民众的需求作为决策第一信号。早在延安时期,当毛泽东同志听到一位乡村妇女因不堪交公粮重负而发出“毛泽东咋不遭雷劈”的诅咒时,毛泽东同志为之警醒,于是在八路军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向全党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命题,并进一步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说什么都行。只要说的对,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就按他们说的办。”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非常重视信访工作,他强调:“我们党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应该让老百姓有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一个诉求的地方。如果老百姓有了意见、有了要求、有了冤屈,诉告无门,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就根本谈不上人民当家做主,根本谈不上代表人民的利益。”历史证明,真正的执政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和处置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痛感”。
我痛,故我在。失去痛感,就隐藏着失去自己的危险。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就是铁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务必汲取这一惨痛教训。
(作者系辽宁省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主任)
世上许多东西都是隔行不隔理,古人早有医病寓政之说。执政者对于举报,犹如人体对于“痛感”,是矛盾事物的两个方面。深刻认识“痛感”的机理,对于我们消除对举报认识上的褊狭,能起到一定的矫正作用。
对于“痛感”的解析,美国著名手外科专家布兰德在其《疾病:无人想要的礼物》一书中列举了一个例子:1885年的一天早上,夏威夷神父达米安在刮胡子时,不小心将一杯滚烫的开水溅到了自己的脚上,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感觉到疼痛。就在这一瞬间,神父确定自己得了可怕的麻风病。布兰德以此例分析说,当多数人寻求医生减轻痛感的时候,麻风病、糖尿病、神经紊乱等病人却因缺乏痛感而生活在经常的危险之中。因此,他告诉我们,痛感是“人类卓越的特权”。
我们每个人都经受过痛感的折磨。对于痛感的态度,脆弱者会急于止痛,或许认为消除了痛感就是战胜了痛感,甚至于使用非常危险的麻醉剂;而坚强者则藐视痛感,对痛感表现出不以为然或不屑一顾的态度,有时甚至认为痛感也许就是一小撮敌人。无论是脆弱者,还是坚强者,都厌恶痛感。然而,一般健康人都以自己有没有痛感作为健康的第一标志,而一般病人对于康复的判断也首先归之于痛感症状的消减程度。因此说,痛感是我们发现受伤或病变的第一信号。
痛感不但提醒我们什么时候受伤了,同时会阻止我们受到更大的伤害;痛感不仅会告诉我们正处在或大或小的病变危险之中,同时也引导医生用最恰当的方式去解除这种危险。无痛病人之所以是危险的,因为这不但会使病人自己失去警觉,而且会使医生丧失寻常的审慎。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痛感是一种危险“信号”的话,那么无痛就是一种无信号的“危险”。
对痛感应有一种“敬畏”态度。因为痛感可以使我们产生警觉,而快感则可以让我们忘乎所以。毒品所引起的“幸福感”使人迅速上瘾,不能自拔;艾滋病之所以成为人类的杀手,也源于人们对“简单快感”的一味顺从和无节制。医学证明,肺部或胸部深处的一些癌症之所以更为致命,是因为它们所在的身体部位痛感不强,等到它扩散到一些敏感部位产生痛感时,局部治疗已经达不到效果了。
自古以来,大凡开明的治国理政者,都深谙人体痛感机理,能够正确看待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两千多年前古人专门为民众设立的纳谏柱子华表,至今仍屹立在北京天安门前。我们共产党人是体察民众“痛感”的楷模,始终把民众的需求作为决策第一信号。早在延安时期,当毛泽东同志听到一位乡村妇女因不堪交公粮重负而发出“毛泽东咋不遭雷劈”的诅咒时,毛泽东同志为之警醒,于是在八路军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向全党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命题,并进一步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说什么都行。只要说的对,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就按他们说的办。”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非常重视信访工作,他强调:“我们党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应该让老百姓有一个说话的地方,有一个诉求的地方。如果老百姓有了意见、有了要求、有了冤屈,诉告无门,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就根本谈不上人民当家做主,根本谈不上代表人民的利益。”历史证明,真正的执政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和处置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痛感”。
我痛,故我在。失去痛感,就隐藏着失去自己的危险。苏共丧失执政地位就是铁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务必汲取这一惨痛教训。
(作者系辽宁省纪委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主任)